周恩来研究若干问题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由于受某些所谓披露“秘史”、还原“真相”的另类书的影响，学界对周恩来的看法比过去有更多歧见。对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见仁见智，不足为怪。但是那种非实事求是的倾向，即主要从个人之间的恩怨荣辱、利害得失，还有施展权谋之类来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决策和实践活动的做法和观点，笔者不能苟同。
这里，笔者归纳了非议周恩来的几种说法进行辨析，以切磋于学界。
一、关于所谓“愚忠”的问题
所谓“愚忠”，是非议周恩来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周恩来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的，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改变过这一信念。像他那样的忠诚，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也属罕见。他在逝世前110天作最后一次大手术，在上手术台前用力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这是他一辈子心声的倾诉，也是向培育他的党和人民作的最后话别。如果讲“愚忠”——实乃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忠”，这是其“忠”的思想中首要的、基本的内涵。他之所以能始终不渝地“相忍为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折不扣地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在于他坚守了这一点——对党、对人民“既忠且愚”，准确地说是“既忠且精”！它令人无限敬仰，也是“周恩来精神”之真谛所在。
在周恩来的“忠”里，是不是也包含对党的领袖有迷信，有守“君臣之道”的意味呢？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是不会随着封建制度被摧毁而在短时期内消逝的。在党内产生迷信思想，首先与党的领导体制不健全、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集体领导没能真正形成有密切关系。这就提供了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的条件。对周恩来而言，自遵义会议后，他已将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延安时期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对毛泽东的领导心悦诚服。不只是他一个人，全党高级干部均如此。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思想在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尽管此后周与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过不同意见，但周从未在政治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上怀疑过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包括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即使在“文革”期间，周对毛的忠诚也没有丝毫动摇。在党内产生对领袖个人的迷信和领袖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种现象，主要是领导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①若是客观地、全面地揭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将周对毛的态度的主导方面归咎于“君臣之道”的“愚忠”，因为“君臣之道”论完全将两个历史伟人的关系封建化了。
还应当指出的是，对周恩来与毛泽东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关系，既不能热衷于“君臣之道”的视角，也不能津津乐道于个人恩怨、权谋捭阖。主导党内人际关系和领导关系的绝非恩怨、权谋之类。若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毛与周，既不能正确地反映两位领导人的本质关系，也不能科学地说明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毕竟诞生在20世纪，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先进政党。它聚集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既接受过民主与科学思想的阳光沐浴，更具有宏大抱负和高尚的精神境界，不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且前仆后继和义无反顾地去奋斗献身。正因如此，这个党能够历经艰难险阻，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最后取得革命胜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的过程中，尽管遭受过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曲折，但它仍然坚如磐石，没有分崩离析。在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之后，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呈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怎么来解读这段历史呢？不讲理想信念，不讲奋斗宗旨，不讲革命精神……一言以蔽之，不讲共产党的那些基本原则，是不可能正确说明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发展历程的。
二、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和作用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作用，也有一些错误评论。这里首先有个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十年浩劫使党和国家遭受巨大破坏，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遭殃受罪。这是就结果而言。同时也不能不全面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发动起来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毛泽东来说，发动“文革”无疑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最根本的还是他认为要“反修防修”，这样才能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他要打倒的是那些被认为有可能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所谓“修正主义者”，从而严重地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是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和肯定“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错误的同时，还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对“四人帮”进行的批评和揭露，为后来党顺利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使我们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等等。“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所以1981年《历史决议》将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明确指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历史证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
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作用，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呢？经过历史的沉淀，还是《历史决议》、邓小平和陈云对周恩来的评价正确、客观。《历史决议》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② 陈云说得更直接： “没有周恩来同志，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③ 上述评价乃公道之论。
有一种议论认为，周恩来具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对这场灾难，难辞其咎；若没有他的实际运作和中和制衡，“文化大革命”早就破产了，他实际上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这种观点明显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实际，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仅凭抽象的逻辑推理，是难以得出科学结论的。具体说来：
第一，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是被动的，他始终不赞成“文革”的那些过火做法。人们对“文革”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回首40多年前，有几人能说他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先觉者极少。毛泽东本人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最后也只承认有三分错误，并认为这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周恩来最初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跟其他领导人一样也不理解，要求自己“紧跟、紧学”。尽管如此，他始终不赞成“文革”的混乱和过火行为，并努力加以约束和克服。林彪事件之后，他积极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是一次拨乱反正。对于“文革”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就全党来说，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通过了《历史决议》才形成的共识。对于“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以及那些触犯刑律者外，绝大多数人被卷入进去都不能说是参与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活动。他说过的一些错话，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政治背景。研究“文革”中的周恩来，应该对上述问题逐一做具体分析。
第二， “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是中央文革，而不是周恩来。这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中早有明确说法。当时，中央文革的实际地位远在周恩来之上，其成员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因此，简单地说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没有文件依据。当然，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存在“造乱”与“治乱”两种力量。中央文革就是不断“造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周恩来则是不断约束“造乱”，努力“治乱”，如《历史决议》所说的为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呕心沥血。也正因如此，他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与此相联系，那种认为周恩来在“文革”的“天下大乱”中充当了执行者和补救者“双重角色”的说法，同样是没有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凡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很清楚，这两个角色是分别以他们为代表的两种力量充当的。既然周恩来是“治乱者”，而不是“造乱者”，那么，怎能说他扮演了“双重角色”呢？“双重角色”论，实则在抹杀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上述“三个为”的主要作用。
第三，周恩来在“文革”中努力“治乱”，减少损失，绝非“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所谓“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的说法，只是假设推理，缺乏历史依据。研究历史只能从真实的历史出发，而不能从假设推理出发。“文革”的历史实际是：由于周恩来等的存在和所起的“治乱”作用，减少了“文革”造成的损失，减轻了历史的灾难，而不是延长了历史灾难。对于“文革”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和这样一段较长的重要历史，发生在我们这么一个大党大国，既有“造乱者”，就会有“治乱者”、抗争者。人民所拥戴的周恩来是抗争、治乱力量的代表。这种力量只能发挥减轻历史灾难的作用，而不可能起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发动“文革”时最初设定的时间是很短的，但这样全国性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治乱”工作接二连三，难以收拾。所以， “文革”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去世而结束。只是在粉碎“四人帮”这股“造乱”力量之后，才事实上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因此，说周恩来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有悖历史发展的实际逻辑。
三、关于所谓“表里不一”的问题
所谓“表里不一”是“贬周”论者又一个重要观点，这涉及对周恩来人品的看法，而周恩来的人格品德又恰恰为世人所景仰。因此，“表里不一说”，实际上旨在从根本上摧毁周恩来的形象。
首先，从周恩来的出身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看，不存在这个根基。他出身于衰败的、但仍讲忠孝信义传统文化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为人忠厚老实，生母慈祥、温柔、善良、大度，嗣母性情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他的性格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也使他在求学时期就十分注重道德修养。他在南开毕业时，《同学录》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他一生注重诚信，即使在延安整风中剖析思想、自我检讨时仍然认为：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文革”后期，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他赠与“言必信，行必果”六字。这既表明他作为政治家奉行的诚信原则，也反映了他为人处事的修养信条。对周恩来而言，所谓“表里不一”，与他的人生准则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从周恩来的革命操守和党性修养看，始终不齿于这种背离共产党人的道德。他在做青年学子时就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要为中华腾飞世界奋斗。在经受五四运动洗礼、考察日本和欧洲，经过对各种学说推求比较后，选择信奉马克思主义、献身共产主义和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最早的党员之一。自此以后，他就几十年如一日地按照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终身座右铭。在党内，他以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党性观念极强，不搞宗派，不拉山头，善于与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高度重视和努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而著称。在党内斗争中，他从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与人为善、循循善诱，开诚布公，热情帮助，因而深受各方面干部拥戴。毛泽东曾说：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周恩来的高尚品德堪称全党楷模。
其三，从周恩来同反动势力的斗争看，始终立场坚定、大智大勇。还在五四运动风暴中，他就指挥游行的数千学生同天津反动军警坚决斗争，曾被捕羁押半年。这监狱，既是他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理论的课堂，也是他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起点。此后，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深入虎穴谈判多么尖锐，面对之敌多么狡猾，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光明磊落、坚定沉着地进行斗争。延安整风时，他回顾历史写道：“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毛泽东也肯定他有三大长处：一是对敌斗争勇敢，二是对工作拼命，三是有广泛的群众联系。他在1972年6月作“六次路线斗争”报告（即《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时，尽管作了过头的检讨，但讲对敌斗争的情况时却毫不含糊地说：我入党50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1973年底，当江青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污蔑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一向很少发火的他，对江青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因此，所谓“表里不一”这样的帽子，是无论如何扣不到周恩来头上的。
其四，从周恩来长期从事的统一战线工作看，始终坚持坦诚相见、肝胆相照。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事业伟大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既有深刻的理论著述，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法和守则，强调要有坚定的立场和真诚的态度；要重实际、重信义。他的诚信深为与他接触过的人所敬仰。在重庆见过周恩来的蒋经国评论说：周恩来对人那么诚恳，这不全是做作，是出于他确有素养，周恩来做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蒋经国所言不虚。抗战时期，与他谈判的国民党代表是在1932年制造“伍豪事件”陷害过他的重要特务头目张冲。周恩来虚怀若谷、雍容大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坦诚态度尊重对方的“党见”，既坚持立场、坚守原则，又机动灵活、和而不同，使对方逐渐改变对共产党的偏见。谁能想到，经过几年坦诚相见的谈判，昔日仇敌居然成为“甘苦谁与共，安危忆同舟”的知交。他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的交往，都坚持坦诚相待，肝胆相照。“我看到周恩来先生，从他身上产生一种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④ 这说明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代表”。
其五，从周恩来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求真务实，反对虚假浮夸作风。还在青年时代，他就有一颗极盛的“求真的心”。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作风。作为开国总理，他更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努力工作。众所周知，上个世纪50年代，他是反冒进的主角，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搞建设做计划要考虑国家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从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对那些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指标不要乱提。他反对急躁冒进的努力尽管受到严厉批评，但是经过“大跃进”的灾难之后，毛泽东仍然肯定了他主持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⑤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时期，周恩来同其他领导人一起坚决贯彻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为使国家的经济尽快好转、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而殚精竭虑。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说假话、搞形式主义那套东西。在1963年学习雷锋的题词中，他突出了要学习雷锋“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也正因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所以他的工作作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不允许有半点马虎。这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赤胆忠诚。
其六，从周恩来的对外交往和国际活动看，始终坚持党、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从不拿原则做交易，既旗帜鲜明、光明正大，又通情达理、真诚待人，形成独具魅力的外交风格，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基辛格评论周恩来的外交风格说：周恩来是一个极具智慧的人。他明白，要同对方达成某项协议，就必须互相之间非常理解、非常诚实、以诚相待。所以他在同我们的交往过程当中，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态度。他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人，中国人民把他看作是中国很多优秀品质的代表。⑥ 日本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周恩来“是一个不管制度与立场如何，都能善于听取对方意见的人”。对世界来说，他“是中国的‘代表’，这个‘代表’已赢得了世界的信任与支持，把中国推向了大显身手的舞台”。⑦ 印度外交部亚洲司前司长白春晖说：“世界上有许多十分伟大的人，但是像他这样的，只有一个。”⑧
以上从诸多方面对周恩来叱咤风云半个世纪的活动进行了分析，不难看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说周恩来“表里不一”，都是毫无根据的。
周恩来既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世界。他逝世后，联合国曾为他降半旗致哀，那么多的人一直在怀念他，这说明他是世界伟人；也说明对他不仅是纪念，而且对他怎样成为世界伟人展开研究是有必要的。周恩来其人、其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丰厚精神资源，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周恩来是一个永久性的课题。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④ 参见《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⑥ 参见周尔均、周秉德主编《百年访谈周恩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282页。
⑦ 《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4页。
⑧ 邓在军、周尔均主编《百年恩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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