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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刘吉认为，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更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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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先生认为，中国许多经济现象是中国特有的，有些经济现象虽是世界共同的，但其原因完全不同于西方，也是中国特有的。要解决中国特有的经济问题，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从而找到正确对策。西方经济学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西方专家的观点也可以兼听，但是靠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则是不可能的。
刘吉分析了两个实例。一是困扰中央的打“白条”、“绿条”，它造成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强烈的不满，一时形成十分严重的不安定因素。虽然中央三令五申，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解决。目前一个直接的被广泛宣传和接受的解释是：钱是专款下达的，但被挪作其他用途了。例如钱被拿去搞开发区等基本建设投资去了。结果向农民收购棉粮只有打“白条”了。猛一听，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出现了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疑问：钱不管挪作什么它用，去基建，去买原材料，去发工资等，但钞票是不会留在单位、商店和个人手中的，顶多留一天两天又会存到银行里去的。只要钞票在银行，银行有现钞，何至于打“白条”呢？既然基本建设投资急用时可以挪用农业经费，那么农业收购急用时自可再挪回来嘛！把挪回来的钱支付了农民，第二天农民又会储入银行，无非是挪来挪去，“白条”何来之有？这并不需要什么经济学知识，只要生活的逻辑就可解决。可见原因不在于此。但实际情况是银行里确实没有可供支付的现钞！那么是钞票太少吗？可是我国的货币发行量却一直在增加，而且数量是以百亿、千亿计算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提高，本身要求更多的货币流通，而我们增加的货币发行量还不够，所以银行里无现钞，只能打“白条”。可是，现在已经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了，货币投放似乎已经过多了。因此，还必须另找原因。
刘吉认为，挪用农业经费去搞基本建设的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常有的事，何以过去没有出现过打“白条”，而现在是一年甚于一年呢？看来必须从这几年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中去找原因，必须从某种潜在的利益机制中找原因。一个原因就是银行和邮局的不正之风，为了自己单位的福利把钱压在自己手中，自己搞“三产”，或借贷给愿出高利息的企业。老实的农民好欺侮，打“白条”！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大量人民币在银行之外进行“体外循环”，这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由于数以万计的个体、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崛起，他们为了偷税，越来越多地进行现钞交易。而不通过银行支付。这种“偷税病”如今甚至已经传染到国有企业了。我们能不断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些供销人员或个体户遗失的提包内有几万几十万元，一些“雷锋”们拾金不昧又归还了他们。人们看了十分惊诧和感动，可是人们为什么不追问一句：他们随身带这些巨额现金干什么？在一些地区（例如苏南），一些百元大钞可以掉换11张十元人民币，以便携带方便。他们为什么不存银行，宁可不要利息（银行利息是否太低？）而直接现钞交易？为什么宁肯损失10%的利益去换百元大钞？因为不通过银行，就无据可查，就可以偷税，偷税的利益远远大于银行利息的损失，大于换钞的10%损失。现钞交易还可以增加小金库，乃至搞回扣贿赂交易。个人与企业得利！可是，国家损失了数以百亿计的税收，而银行却因为缺少现钞，又得打“白条”。全部问题症结在此，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没有论述的。
刘吉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对症下药。首先是立法，用重罚杜绝金融“体外循环”；同时推广信用卡制度，用科学办法防止“体外循环”和在途现金。但药方好开，疗效难讲，因为中国缺乏法治传统，农民几乎没有经济法规的概念，有法不依，法不治众，这又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了。还得从中国实际出发去解决。
刘吉分析的第二个实例是“三角债”问题。天下哪有借债不还的道理？自古没有。外国也没有。建国以来也没有。为什么这些年来出现了，而且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呢？刘吉曾与一位西方经济学家讨论过此事，他只是茫然地耸耸肩膀，既不知如何回答，又觉不可思议。
刘吉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年地方权力扩大了，形成了某种“诸侯经济”机制，地方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三角债”愈演愈烈正是这一情况的一个表象。一个地区欠债愈多，就意味着地方的占有资金愈多，即使存在银行里不动，银行利息就可构成它的一部分经济增长率，何乐而不为呢？
本来欠债可以直接通过银行清还，这也是银行的基本信誉。可是地方权力大了，地方银行听地方长官的。同时，“三角债”对地方银行本身的资金，乃至职工奖金都有利，银行也就不尽职了。
本来欠债还可以诉之法院。可是现在法院也“地方化”了。欠债地方的地方法院千方百计不受理，甚至被关系户收买了，你有冤无处诉。外地法院受理判决了，当地地方法院保护地方利益可以拒不执行，或者推三阻四拖上几年。外地法院去执行，但“强龙敌不过地头蛇”，你连人也找不到。
有种观点说，如果向企业讨还债，那个企业就要破产，职工失业，引起社会稳定问题。刘吉认为，姑且不论这实际是许多企业和地方的一种借口；退言之，即使如此，也应该由银行借贷来解决，而不应由债主企业来承担。企业之间“三角债”，使大家绑在一起都活不了，经济如何发展？借债不还，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会对法制建设造成怎样的破坏？这才真正是重大的社会稳定问题呢！
刘吉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实行政企分开。把经济权力交给企业，按照市场法规运行，构成充满活力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整体。国家机关作为公正的立法者、执法者，统一号令，保证全国统一的市场与经济运作。这样，经济发展了，政府的权威也加强了，中央的权威也必然加强。“三角债”问题也就自然化解了。
刘吉强调，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四高”——高发展速度，高货币增长，高居民收入和高通货膨胀，这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经济现象。这里有着深刻的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背景。所以千万不要被西方经济学搞晕了头，硬把中国经济发展纳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之中。西方经济学是发达经济学；即使讲发展经济学也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眼中看的脑中想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呼唤着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有志气拿下这个科学高峰。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人应该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