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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中午，原计划当天出国考察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改变行程，从北京飞往广州。记者当天在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南海本田）门口看到，下午4时左右，常凯赶至该厂，携带两名助手匆匆进入厂区。此次，他是作为工人代表委托的法律顾问参加这场劳资谈判。
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判，当日晚上近9时，劳资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结束谈判后，常凯给在厂门外守候许久的记者打来电话说，“谈判圆满结束，厂方同意将工人工资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35%，劳资双方据此签订了协议。”他认为，这是一个“三赢”的结果。
不过，工人的另一诉求“重整工会”，在这次谈判中少有涉及，尚无结果。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劳资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在广东佛山、河南平顶山和北京等地，均出现了工人自发集体停工来表达相关利益诉求的事件。而此前，身为《劳动合同法（草案）》专家起草组组长的常凯曾预言：《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会涌现工人要求集体协商工资的诉求。
种种情势表明，无论是在沿海新兴外向型产业带，还是在传统工业基地，原有的劳资关系都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政府、企业、工会以及工人如何秉承理性法治精神，存异求同，平稳度过劳资关系转型期，将决定中国劳资关系的未来。
南海本田事件刚刚落幕之际，盘点有关各方在事件演进过程中的纵横捭闔与进退得失，或可为各利益群体今后理性应对类似事件提供镜鉴。
工人：从自发到自为
5月17日，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上百名工人停工要求加薪，将人们的视线迅速从深圳富士康工人“N连跳”事件中转移过来。
当日早晨刚一上班，在变速箱组装科工作的两名青年工人就放弃生产，并提议生产线上的工人停工。上百名一直对工资待遇颇感不满的工人情绪被点燃，纷纷来到厂房外的操场上，以停工散步的形式要求厂方加薪。
僵持几个小时之后，厂方承诺一周之内给予员工答复，工人随即复工。
然而还没等到一周时间，5月21日，工人中有传言厂方加薪很少，并有辞退停工者的意图，部分班次的数百名工人再次停工。
5月20日和21日，劳资双方展开了两次谈判。工人提出的薪资目标为，不管实习生还是正式工，工资均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未来工资年度增幅不低于15%。
5月29日，南海本田狮山广场实习生宿舍内几名工人对记者说，“我们的决心是，不涨800元就不复工。”800元涨幅的参照标准之一是，广汽本田正式工工资都超过2000元。而南海工人给记者提供了4月的工资支付明细表，表上显示实发工资1120元。
从5月22日到6月1日，公司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到后期才有部分班组零星复工。受南海本田零部件厂工人停工的影响，广汽本田、东风本田等四家在华整车组装厂也被迫停产。
其间，员工们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工人要求》，诉求共六点：主要包括工资提高800元、追加工龄补贴、事后不解雇员工、“重整工会”等。停工伊始，工人的行动只是自发进行，只重薪酬诉求；发展到后期，工人开始更加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在薪酬之外，加入了“重整工会”等要求。
南海本田停工事件的平稳“着陆”，为各利益群体冲突的妥善解决提供了参照先例。图为2010年5月31日，工人走出车间，以“停工散步”的方式等待资方回应其合理要求。
6月1日，他们进一步成立了16名工人组成的谈判代表团，并发出一封《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信中工人代表理性地表示，“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名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
有劳资专家对记者表示，看到工人发出的公开信内容颇为触动，“没想到他们小小年纪，竟能以这样理性的思路和得体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诉求。”据了解，南海本田目前拥有一线员工1800人，多为20岁左右，年龄大者也只有二十三四岁。
资方：前倨后温
工人停工之后，劳资双方便展开了长时间的“你来我往”。厂方根据事态发展几次提出新的薪酬标准，工人则长时间盯住“工资提高800元”的目标不放。
5月24日，厂方给出答复说，只能在原来的生活补贴上增加55元；5月27日，厂方公布工资调整方案，员工工资每月增加340元至477元不等；5月28日，新方案则改为，实习生干满两个月后工资就可以涨477元，到第三个月可涨634元。
5月22日下午1时多，工厂广播通知说将两名停工工人开除。有工作人员逼着两人在辞退书上签名，并威吓说：“你们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签和不签你们都不是本田人了。”工资结算到当天，公司没有给予额外的补偿。其后，公司派车将“闹事”的两人送回宿舍。当停工的工人得知此事，纷纷要求厂方收回辞退书。停工规模由此扩大，所有班次工人停工，全厂停产。
除开除停工者，厂方还采取了传统的“分化瓦解”攻势。从5月28日起，厂方开始向员工宿舍发放一种承诺书。
记者5月29日在狮山广场员工宿舍看到此承诺书。其内容为：“我自愿留在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继续工作／实习绝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不参与未经公司事先许可的集会等任何违反《就业规则》、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及消极社会影响的任何活动。如有违反，自愿接受公司按照公司《就业规则》规定及劳动合同／实习协议约定的处理。”
纸张下方为签字区，员工必须写上名字、工号和所属科班，实习生还要写明所属学校。承诺书下方没有单位落款，只有日期：2010年5月27日。
“没有人在上面签字。”一名老员工对记者说。
几天之内始终没有人在上面签字，厂方随后下发了一份承诺书回收通知，要求工人在5月31日上午9时之前，把签名后的承诺书放到回收箱里。
5月29日在狮山广场宿舍，记者看到门口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把椅子上放有一个纸箱，上书红色大字“承诺书回收箱”。进入宿舍楼后，多处墙体上都贴有一张空白承诺书，在一张承诺书之上，写着用笔描粗的几个大字：是中国人就千万不能签！其中的感叹号被描绘得尤为粗壮。其下还有一行小字：为了大家，也是为了自己。从字体看，显然是复印件。这些标语都是28日晚上，员工悄悄贴在各个地方的。
出宿舍楼后，记者向承诺书回收箱里看了看——空空如也。
如果没有后来资方高层的直接介入，劳资双方这种僵持状态或许将持续更长时间。6月1日，广汽集团高层“意外”出现在停工队伍面前，南海本田停工事件由此出现转机。
当天，广汽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庆洪来到南海本田，承诺3天后下午3时会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前提条件是工人必须尽快复工生产。现为广汽总经理的曾庆洪，此前曾做过广汽本田公司的总经理。广汽本田1998年成立，是由广汽集团与日本本田组建的合资公司，双方各占50%股份。
曾庆洪是在当天下午召开的400名工人大会上做出以上承诺的。在召开大会之前，曾庆洪曾在中午与16名工人代表座谈。
400人会议从下午3时多开始，一直持续到4时40分左右。当天上午，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等人，与两三百名早班工人分批次进行了会谈。
6月1日曾庆洪现身的当晚，一名工人在佛山市一个网络论坛上，对曾庆洪的出现表示欢迎，还称其是停工工人的“自己人”。
政府：温和旁观
在劳资双方你来我往的博弈过程中，南海本田公司所在地政府始终没有进行直接干预。对记者的采访要求，政府部门也一直三缄其口，既不支持工人一方，也不偏袒企业一方。
当地政府并没有将此次停工视为“突发性事件”或“不稳定事件”，进而强力介入，也没有简单宣布“工人违法”并直接干涉工人的行动，而只是将这一事件作为一种因工资问题引发的劳资冲突，希望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矛盾。
“政府始终站在第三方的中立立场，是此次停工能够持续多日的前提条件之一。”常凯表示。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将双方的冲突限定在劳资关系的范畴之内，才避免事态恶化并蔓延。
广汽集团高层的介入调解，被普遍视为停工事件出现转机的肇因。当地消息人士推测，此举的促成似乎不乏当地政府的居间撮合。
另外，5月31日发生肢体冲突的当天，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之下，下午4时左右，公安和特警人员一度赶到本田工厂前的公路两侧维持秩序。记者在现场目击，特警人员先是戴着头盔在路边站成一排，后来可能考虑到影响，又坐回了车内。5时半，公安和特警人员即离开。在维护现场秩序的过程中，公安和特警始终站在公路两侧，而公路距离工厂大门至少有200米远。
在工人停工期间，南海区委宣传科科长伍新宇对媒体表示，事实上停工事件与政府无关，没有违反法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事双方。
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季化对记者表示，工人自发采取行动表达诉求值得肯定，这也与中央“不断增加一线劳动者的报酬，让群众体面劳动”的要求相呼应。有中央的精神指引，地方政府对此不应打压，而应该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
5月29日，南海本田停工事件正处僵持状态之时，律师季化向本田公司伊东孝绅社长致送了一份《律师紧急建议专函》。季化在专函中表示，工人要求分享企业利润增长带来的财富，是公平合理的诉求。工人提出的包括提高工资在内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厂方应化被动为主动，给予理解和满足。
劳资专家：第三方斡旋
6月4日，南海本田劳资双方之所以最终达成协议，劳资专家的适当介入也至为重要。
由于害怕遭受报复及能力见识所限，工人方面无法形成自己公开的领袖人物，难以与资方形成对等关系，甚至很难形成劳资方面的有效对话。这种情况，使得事件的处理面临困境。
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出现工人集体行动，通常要由劳方和资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组织或人物来进行斡旋和调解，比如美国和英国都有这样的组织与专职调解员。然而，中国目前缺乏这种集体争议的调解机制。
在相关人士的牵线搭桥之下，工人代表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取得了联系。6月3日，工人代表提出，希望他作为工人的法律顾问参加第二天关键性的劳资谈判。为此，工人专门将一份委托书传真给身在北京的常凯。
6月4日下午4时，常凯匆匆赶至该厂参加谈判，其身份就是工人代表的法律顾问。
记者了解到，谈判由南海区劳动部门负责人主持，劳资双方分别选派代表参加，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以第三方的身份出现在现场。而工会方面没有人参会。
谈判在当晚将近9时结束，双方达成协议，工人工资在现行基础上增加35%。一级普通工人工资将由目前的1510元增加到2044元，其中增加的300元加入工人的基本工资当中。协议中还特别写入一条：对参与停工的工人不得追究责任。谈判结束后，双方代表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这是一个‘三赢’的结果，工人赢了，厂方赢了，政府也赢了。”常凯对记者说。但也有一些工人在网络论坛上表示对谈判结果不甚满意。此前，工人一直强调的加薪要求是全体员工增加基本工资800元。
对此常凯表示，劳资双方中只满足一方的诉求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工人也要做某些让步。“谈判本来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劳资双方都作出妥协才是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
对于这次工人停工事件的结果，常凯在6月3日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停工必须结束，但结束停工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停工工人的合理要求得到解决，是结束停工的法律条件。”
工会：失位与错位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冲突中，常处最显著位置的工会，在此次事件发生之初不见踪影，继而倒向资方，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险令事态扩大。
《工会法》第27条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在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发生初期，并无工会出面代表职工进行协调。工人们对此曾表示不满，“我们每个月都交5元钱工会费，但工会对我们来说只是个摆设。按理说，工会的作用应该是为员工争取利益。”
记者在南海本田采访时发现，其公司门口的厂名之下，赫然挂着两块铜牌，其中之一即为公司工会委员会的牌子。
5月31日，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终于出面，但他们的介入却令停工事件第一次出现了肢体冲突。
当天上午，厂方在不同的厂房位置，召集不同生产线的早班工人开会，动员他们开工；但没有提出新的调薪方案。12时50分左右，一名实习工人对守在工厂门口的记者介绍说，车间内发生了肢体冲突，有工人被打。下午1时多钟，四五十名身穿工服的工人从厂房涌出。工人到大门口后表示，他们都来自变速箱组装线，已经被口头“开除”。被“开除”之后，狮山镇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便给他们照相，他们上前要求删除照片，从而发生肢体冲突。
上述四五十人向守在门口的媒体介绍完情况后，在附近坐了半小时，由于天气炎热，想回车间附近的背阴地带休息。在回厂房的路上，至少150名头戴黄帽子的“工会人员”截住这些工人，围着他们向后退，工人被迫退回到厂门口。之后，肢体冲突再次发生。一名工人一侧脸颊被抓伤，两名工人被拉拽倒地。
事发后，工人们上前理论，要求工会交出打人者。现场冲突后的空地上，散落着五顶被踩脏的工人工帽，一顶工会人戴的黄帽子。
下午5时左右，不少于六辆大巴，满载头戴黄帽子的工会人员离开厂区。
第二天，在曾庆洪出面调停之下，即6月1日下午5时，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发出一封致本田员工的公开信。两工会在公开信中表示，在与40多名员工的对话过程中，大家一度发生了误解及言语上的互相顶撞，个别员工因情绪激动而与工会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该事件在员工中造成不良影响，并有部分员工得知消息后存在误解，认为工会偏帮资方。“出现昨天的事件，是我们预想不到的。如果在该事件中存在让大家难以接受的方式，我们表示歉意。”
对此，工人表示，工会显然缺乏诚意。常凯也认为，工会的辩解更清晰地表明，工会当天所有举动的出发点就是让工人尽快复工，并未站在工人角度解决问题。
在曾庆洪作出承诺之后，6月2日上午，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全线复工。
次日，南海本田停工工人谈判代表团发出一封《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称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6月1日发出的“道歉信”不负责任并扭曲事件。该信称， “我们坚持，工厂的基层工会必须是由一线工人选举产生的。”
工会改革刻不容缓
多位劳动经济学专家均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工人为提高自身福利而进行的集体维权活动可能进入一种常态化阶段。有关各方应采用积极的互动方式以应对这一趋势。
常凯认为，南海本田事件中当地政府的处置方式是“理性对待、法治解决”，这对于今后此类事件的处理具有借鉴意义。
同时，专家们希望政府除了不干预和压制工人的行动，还应通过协调各种关系，尽快在解决职工合理要求的基础上让公司恢复生产，使停工行为在法制轨道上得到处理。这其中，工会应充分发挥在劳资双方之间折冲樽俎的作用。
《工人日报》前总编辑张宏遵指出，工会就是一个劳动关系的产物，天生就要代表劳工利益，而劳资谈判的方式却是可以多元化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劳资合作远远超过了劳资对立。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工会已经不会轻易组织工人罢工，因为组织工人罢工对劳工利益损失太大。
但中国现实的情况是，地方工会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下，地方政府往往对国家提高工人权益的政策和全国总工会的指导意见充耳不闻，而工会的经费也主要来自企业主，因此工会大多成为帮助资方管理工人的机构。
工会组织程度低，运作不独立，是制约其履行为工人利益代言使命的瓶颈。
多位劳动经济学专家表示，在经历了南海本田事件等近期一系列劳资冲突后，有关各方应力避以“一事一议”的心态来被动应付劳资冲突，而需转以更具建设性和制度性的方式适应劳资关系的转型。各级政府的中立克制，真正具独立性、代表性的工会的居间协调，劳资双方的理性妥协退让，应成为解决劳资歧异的常态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