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青年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人主义论文,精神论文,青年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有位作者为把青年毛泽东说成是由儒家伦理道德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断定青年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观是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尽管它有“个人主义”的名称，却始终贯穿着儒家的理学精神。
对此观点，理论界已从毛泽东思想与儒家思想有着根本区别的角度予以阐明，但从青年毛泽东之“精神个人主义”观与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有何基本区别的角度予以阐明，似乎注意不够。
一
最能高度体现儒家理学精神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先秦儒家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历史人物加以理想化，作为圣王的代表。这些历史人物的人格特质，是以极高尚的道德修养蓄于内为“圣功”，施于外为“王政”。
内圣外王之学奠基于孔子。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孔子忧思其故，认定此乃人心不古所致。因而不是主张改变礼制以适合人心，而是主张改变人心以复活礼制，提出“克己复礼”的命题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故“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信、非礼勿动。”①“仁”说即是内圣（克己）与外王（复礼）的结合。
《礼记·大学篇》代表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的一个综合和创新，提出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儒家不断予以丰富发展，诸如宋明理学的心性之说，清末曾国藩的“立言、立德、立功”的思想，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反映着儒家“天下为公”、“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哲学，陶冶着一代又一代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
青年毛泽东受过儒家思想比较系统的教育和影响。从他8岁进私塾读书发蒙，到25岁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了解是比较系统和深刻的。但是，同样应该指出，五四前期（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办至1919年5月爱国运动爆发），青年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接受，是沿着三个思路展开的：一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和自学（儒家思想发生和发展历史）、二是社会基层的思想影响和实践（社会基层贫民百姓和儒家思想的离合）、三是清末民初以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矛盾斗争。青年毛泽东作为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深受湖湘文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实践理性”思想影响的爱国主义者，三条思路的致思倾向和相互影响，必然促使他对儒家思想采取扬弃的态度和方法。如果说正统的儒家学说的学校教育，能使他加深对儒家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理解；非正统的社会基层意识和实践，能使他厌恶儒家思想的等级性和虚伪性，那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则能使他当时认识到儒家思想所以难以实践的致命弱点——以群体压抑个体。上述三种思路的相继展开和相互影响，使青年毛泽东能够为光大儒家伦理思想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重视思想理论与主体实践（道德行为）之能动性的观点，而扬弃儒家道德理想。
当然，应该明确指出，青年毛泽东之“精神个人主义”理想与儒家道德理想的扬弃关系，是建立在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因而两者具有若干基本原则的一致。主要是两点：
其一，两者都是道德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儒家道德理想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道德决定论。从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以来，儒家有关道德起源的学说，一般都是认为人性是道德的起源，人以道德为本体和主体，因而伦理道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改造社会，实现大同理想的根本动力。所谓“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即是这一根本动力的实现过程。这一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之合理因素，就是非常重视思想理论和主体实践的能动作用。
青年毛泽东当时从儒家思想与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的比较学习中，认定“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则表现为人的思想与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改造人类社会“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青年毛泽东的唯心史观与儒家道德理想的唯心史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它具有一种追求救国救民的思想真理的精神，因而含有自我否定的因素。
其二，两者都是圣贤创世的英雄史观。
儒家道德理想强调圣贤创世的英雄史观。孔子有“君子”“小人”之分，孟子有“劳心者”、“劳力者”“大我”、“小我”之说。儒家学说提出圣贤以“立言、立德、立功”为一有机整体，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与西方资产阶级英雄史观有所不同，它含有理论与实际、道德品质和创造才能的有机结合之合理因素。
青年毛泽东同样强调圣贤创业的英雄史观。他认为唯有圣贤才能探得宇宙“大本大源”，唯有圣贤才能担负改造人类社会的历史重任。“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比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②渴望能有圣贤“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③。青年毛泽东的英雄史观同样保持儒家英雄史观的合理因素，而且具有创新性，并非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守旧性。
“精神个人主义”道德理想与儒家道德理想上述基本原则即是一致又非一致。就一致性而言，青年毛泽东当时不但无法摆脱唯心史观的束缚，反而注重儒家唯心史观的积极进取的合理因素；就非一致性而言，青年毛泽东力图将这一合理因素奠定在行之有效的新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因此，“精神个人主义”理想又在众多基本原则上否定儒家道德理想。
二
青年毛泽东在以下三个基本原则上否定儒家伦理学说，以使“精神个人主义”理想能够实现。
第一，以主观道德律否定儒家的客观道德律。
儒家道德理想是以客观道德律来律道德主体的。“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强烈要求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但又在一系列泛道德主义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取向中，以“三纲”原则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从而使道德主体的意志行为服从于外在因素的他律。青年毛泽东则认定它“只可于无意识界求之，只可于死界求之。”④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以下简称《批语》）中写道：“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且即使世界上止有我一人，亦不能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⑤他认定唯有主观道德律才能保证思想意识和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不作任何妥协和服从，而最大限度的得以发挥。
同时，青年毛泽东又认定精神欲望的充分实现，是以物质欲望的适当调节为基础的。他在《批语》中写道：食色之欲必须计其“得当与否。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⑥如果不加调节，精神之欲将毁于纵情声色之中。儒家学说的客观道德律讲究为服从群体而节制个体的物欲，“精神个人主义”理想则强调为改造群体而节制个体的物欲。两者显然是有原则区别的。
第二，以“唯我论”否定儒家的“无我论”。
儒家的道德理想既想高昂人的道德主体价值，又要以“三纲”原则作为最高的价值判断原则，因而只能主张“无我论”。
青年毛泽东即是如此理解的。他在《批语》中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而推之也。”⑦我是宇宙的创造主体，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全依赖创造主体的意志和才能，从而一切道德规范的合理与否，应以能否发挥个体的创造才能为衡量标准。所以，毛泽东又写道：“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⑧
第三，以现实主义否定儒家的超现实主义。
儒家的道德理想是超现实主义的。所谓“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力图依靠一系列泛道德主义的价值体系，以实现“天下为公”、“天下归仁”的大同社会。这一道德决定论的唯心史观，必然导致超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既然伦理道德不能消除社会的竞争和抵抗，也就不能消除由社会矛盾所导致的儒家理想人格的内在分裂。先秦时期，荀子指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⑨
青年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伦理道德不能消除竞争与抵抗，开始怀疑道德决定论了。他在《批语》中，对泡尔生提出以道德消灭竞争，“使人类悉为神圣”的观点批驳道：“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依靠伦理道德实现大同只能是个梦想。“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绝无此境矣。”⑩梦想只会导致个体创造才能的萎缩或者异化。
因此，青年毛泽东极力反对超现实主义的思辩哲学，将现实主义作为“精神个人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之一。他在《批语》中写道：“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11)所谓“现实”，“乃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事实，所当尽力实现。”努力寻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以“实现自我”，“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12)至于功业名利思想，“绝不可存在其人主观之中”，以致图谋虚名而屈服妥协于严酷的现实。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留名者亦妄也。”(13)现实主义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的。现实主义伦理观是毛泽东追求真理，摆脱“道德决定论”唯心史观束缚的有力杠杆。
三
五四后期，毛泽东完全摆脱了各种假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实现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由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参与组织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从而能够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剖析“精神个人主义”理想和儒家道德理想，真正做到了承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确立了共产主义道德理想。
毛泽东首先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否定“道德决定论”的唯心史观。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是由剥削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历史证明“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人家来推翻，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14)因此，中国革命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5)
其次，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事业作为处理群体与个体关系的准则。五四后期，毛泽东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主体实践和思想理论如果离开人民群众斗争事业则将一事无成。“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国有很深的道理了。”(16)认定唯有“民众大联合”，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根本办法。
最后，毛泽东在建党工作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科学结论，开始着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规范的理论创造工作，至1929年10月《古田会议决议》发表时基本完成，使共产党员的道德理想高于普通的民众百姓和革命战士，而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奋斗终生。
综上所述，五四后期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经过“精神个人主义”理想的中介，才实现了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儒家道德理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道德理想的改造和创新。
注释：
①《论语·颜渊》。
②③《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89页。
④⑤⑥⑦⑧⑩(11)(12)(13)《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14、148、218、230-231、151-152、186-187、203、204、189页。
⑨《荀子·解蔽篇》。
(14)《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友》1920年12月1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150页。
(15)《毛泽东在新民学会1921年元旦长沙大会上的发言》，《新民学会资料》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