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反主体性的三维批判_主体性论文

现代社会反主体性的三维批判_主体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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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主体本是内在关联的。马克思说:“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①而“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②可是,历史发展却表明,社会和主体的一体化和同一性并没有真正实现,现代社会不仅没有带来主体的现代化,反而把主体置入工业文明的高压之下,致使主体发展受到严重阻隔、主体价值遭到严重贬损。历史似乎从来没有象现代社会那样表现出与主体的严重对抗和矛盾冲突,即反主体性。

这里的“现代社会”主要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空间概念,涵指以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现代社会可理解为资本主义在现时代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相比于它之前的社会给主体的发展提供过最多的契机,但资本主义以往的历史却依旧是对社会发展主体向度的极大否定,而资本主义现时代的发展更是把主体发展带进深刻的危机之中。经典作家早就预言,资本主义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③的确,现代社会和人处于高度紧张的关系之中,现代社会是一个反主体性的社会,人往往沦为现代社会的附属物甚至牺牲品。在现代社会中人感受到的是社会发展的压迫而不是馈赠,是恐惧而不是舒心。对社会生活无比强烈的恐惧是现代人不祥的伴侣。恐惧无处不在,似乎一切都蒙上了恐惧的色彩。现代社会的统治把人摧残成了永不能摆脱生活恐惧的生存者,并且这种对生活的恐惧还在不断加剧。

现代社会典型地表现为技术社会。技术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发达工业文明的统治基础,成为现代社会唯一真实的表象。技术取代了昔日的宗教,成为现代的新宗教。技术在西方社会已经发展成一种独立运动、自行组织、自行调节的系统,形成了对社会和人的技术专制、技术统治。技术的盲目发展、盲目推崇、盲目信仰最终走向了技术异化。技术异化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最典型地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反主体性倾向。异化是指主客体关系的实际颠倒,技术异化是人和技术关系的实际颠倒。技术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可是现代社会中技术却变成了一种独立于人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剥夺人的自由,使人沦为工具,受到奴役,失去批判性和反抗性,成为单面人。

技术异化说到底是人的异化。透过技术异化的表层,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社会反主体性的实质,这可从三方面来分析:

从自然方面看,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发展拓展了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伟力,但同时也破坏了人和自然原有的和诣关系,导致了人对自然的粗暴干涉和掠夺性开发,导致了环境危机与生态失衡,使人陷入“生物圈”与“技术圈”的深刻矛盾中,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征服与自然对人的报复的恶性循环,并且自然恶毒地报复人类的程度随人类疯狂地征服自然的程度同步增长。汤因比指出,人类对自然“尊严”的侵犯最终就是侵犯人类自己的尊严。池田大作说过,人类损害了自然就是损害了人本身。破坏了地球就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根基,因为地球就是人类的家园。技术异化表明“随着人类愈益成为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④

从社会方面看,技术使现代社会畸形化,成为单面社会,现代社会中由于技术无所不在的统治操纵着社会的各个方面。致使一切社会都变成了单一的技术关系。技术俨然充当着社会的极权主义者,人成为社会的奴隶。社会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化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副产品,科技把社会变成了一架庞大的机器,人只不过是这机器的仆人、零件,至多是高级材料。池田大作说:“所谓现代国家,可以将其叫作所有部门用合理性贯穿而成的一个复合的巨大机器。也可以说这是一架以人们的欲望,尤其以物质需求为能源而驱动着的机器。”⑤社会这架机器及其各机构都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转着,人只得服从和听命于这机器的逻辑,失去了生命的乐趣和个体的自由,现代人颇似蜘蛛的命运,必须时刻面对自己为自己编织的巨大的机器网络,眼睁睁地看着社会这架机器张开血盆大口来把自己的生命内容吸干。现代人不可避免地成为这巨大的网络系统的牺牲品。

从主体方面看,现代社会的反主体性最为直接、最为明显。现代社会由于理性主义发展模式的误导而陷入畸形化,现代社会带来了物质的丰厚却夺走了精神的家园、加剧了身心的病痛,池田大作说:“在现今的社会管理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与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给人们造成压力,并在身心两方面出现了症状。”在身体方面,成人病和心身症剧增;在精神领域,神经症(神经衰弱)或精神病在增加。几乎所有的学者一致指出:“这些忧郁症、神经衰弱的精神分裂症,皆与充满肉体或心理压力的现代社会密切相关。”⑥社会的畸形发展带来的是人的畸形发展、精神恐惧、心理孤独、人格分裂。由于技术的自主化,人愈来愈丧失自由而无所作为,人愈来愈丧失个性而走向平均化、标准化、普遍化。人作为生命体被极端的物质化,精神个性被埋没在抽象化、大众化的一般生命概念中,情感体验失去独创性而蜕变为“普通话”、“流行曲”。正因如此,奥伯廷认为技术的最终含义乃是人的个性的毁灭,汤因比认为技术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人的生命的符号化,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时代的显著特征是人无可弥补地失去他的本质。另外,现代社会借助高科技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缺少亲情与爱意、理解与信赖、交往与关怀,人际关系变得功利化、经济化、冷漠化、疏离化、商品化、非人道化。

面对技术异化带来的现代社会的反主体性倾向,西方学者走向了三种立场:

悲观主义立场认为,人类自打开新技术革命的潘多拉魔盒以来,便不断陷入技术带来的困境与危机之中,现代社会的反主体性和异化现象只不过证实了人类社会将要崩溃,世界末日就要来到。悲观主义立场认为,技术进步并不能创造出一个完善的世界,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不可避免地把新的难题摆到人的面前,致使人陷于深深的困扰中。它们大都对科学进步缺乏好感,对人类和社会前景缺乏信念。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倡导技术悲观主义,主张实行经济的“零增长”,视科学如仇雠,呼吁停止科技的进步,以阻止技术异化带来的现代社会反主体性倾向,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生态学悲观主义学派”认为,人类前景不容乐观,现代社会的非主体性是历史无可回避的灾难。期宾格勒是西方文明没落的著名预言者,他断言历史根本就不存在进步或进化的可能性,世界都市的繁华只是文明没落的表征,现代社会的矛盾对抗性预示了世界末日即将来到和西方文明即将死亡的命运。

乐观主义立场认为,技术异化及其现代社会反主体性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加以解决。乐观主义代表人物卡恩在“大过渡”理论中指出,现代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刚露头,困扰人类的问题将会通过科学的发展加以克服和解决。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中满怀信心地指出,人类资源没有尽头,生态恶化是暂时的,科技潜力无穷无尽,人类前景无限美好。尽管现代社会反主体性现象十分突出,但这是可以完全避免的,人类远远没有“山穷水尽”。托夫勒说:“世界并没有面临末日,人类的历史刚刚开始,世界在混乱骚扰底下,蕴藏着惊人的希望和前景。”⑦乐观主义者对科技充满了崇敬和信任之情。

中间主义立场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可能起积极作用,也可能起消极作用。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并不取决于科技自身。维纳说过:“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但是,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为人类造福的时期。新工业革命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地发展到这个地步。”⑧这就表明,现代科技革命包含了两种可能性:它既可能为人的解放和幸福创造前提,促进现代社会向主体化方向发展;也可能为人的奴役和压抑创造前提,促进现代社会向反主体化方向发展,这关键取决于人类能否合理地利用和对待科学技术。如果人类能够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人类就会面临乐观主义者所向往的美好未来;如果人类不能够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人类就会面临悲观主义者所预言的世界末日。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时代的良心,面对现代社会反主体性现象,必须高扬自己的批判意识。马克思说:“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⑨哲学不做时代的旁观者,批判精神是哲学的基本精神。马克思哲学就是批判哲学,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的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⑩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反主体性现象进行彻底的哲学批判。但与现代西方哲学家囿于技术范围的批判不同,我们主张开展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和社会建制三维批判和整体调治。

其一,科学技术批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本是一体的,但在人类文明史上却被片面地孤立地加以发展,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二元分裂,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分裂愈益加重,人文精神愈益受科学精神的冲击。但哲学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这种二元分裂现象和科学精神恶性发展的批判。人文精神愈益受科学技术冲击的过程也就是技术愈益受到人文精神批判的过程。胡塞尔反省欧洲文明的现实困境时认为,正是实证主义科学精神抹煞了情感价值和生存意义,造成了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偏执和西方人的精神倦怠以及现代社会的危机,为此他主张返回到前科学(前逻辑),把自然科学(实证科学)加上括号,通过高扬人文精神来唤醒生命意蕴。技术批判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核心,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时代是世界之夜,是贫乏的时代,晚年的海德格尔大声呼吁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他认为正是作为“框架”(Gestell)、“限定”(Stellen)、“强求”(Herausforden)的技术把自然对象化导致对大地(地球)的严重破坏和人类生存的深刻危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强调的是目的理性,致使价值理性日益萎缩,导致了非理性和新野蛮,它把科技当作现代社会的新的控制形式及现代社会反主体性的根源来批判。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政治意向性和意识形态功能,技术在现代社会构成了人对人统治的基础,技术创造了一个极权社会,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为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中预先封闭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维持了现存制度的连续性,泯灭了人们的批判意识或否定功能,从而使社会沦为单向度的社会,主体成为单向度的人。面对科学之光对人的精神生命的剥夺,西方思想家大力开展技术批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地简单地否定科技,而在于重建理性精神和文化传统,重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联系,结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和二元分裂局面。SIS运动的先驱C.P.斯诺在1959年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讲演讲中指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精神的长期对抗致使西方人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念,产生了普遍敌视科学与理性的情绪。为此,他强烈呼吁加强两种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现代社会、技术时代呼唤科学文化接纳人文主义,也呼唤人文文化接纳科学精神。萨顿说:“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即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这是一种科学人文主义,它将围绕科学而建立,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同时“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11)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事业。费耶阿尔本德直率地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由波普尔开始的科学哲学变革的宗旨在于复归人文主义。波普尔在为中文版《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撰写的前言表白:“我们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瓦托夫斯基认为“达到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目标。

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观展示出高度的辩证精神。他说:“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12)他又说:“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进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13)显然马克思并不笼统地反对科技。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技术异化是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分不开的,必须从技术批判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马克思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他看到了科学精神(自然科学)和人文精神(人的科学)的内在统一性,而不是武断地用一方去克服掉另一方。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4)“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5)这种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进一步地表达:“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6)我们认为,技术批判不是或主要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文化问题。因此技术批判与其说是反对科学,不如说是反对科学中心论或技术统治论,向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揖别,重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互为一体的整体的文化精神。

其二,发展模式批判。批判现代社会的反主体性不得不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展模式,因为正是这样的模式使现代社会步入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误区,导致对人文精神的扭曲、主体价值的遗忘。理性主义经典发展模式认为,社会发展就是知识的进化、理性的进步的单线运动;经典发展模式习惯于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人的问题,结果把人变成了机器,把社会变成了一架大钟表,走向社会生物主义;经典发展模式对社会前景充满盲目乐观精神,回避了社会发展的矛盾对抗性;经典发展模式盲目崇拜科学,陷入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泥潭。本来,理性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象征,理性地筹划社会生活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但是如若把理性工具化、权威化,使之成为我们行为的唯一根据乃至新的宗教,人类理性势必走到自己的反面,造成人的情感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巨大牺牲。按理性主义发展模式,社会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物质丰富、货币增值。这种模式注重的是消费价值、经济价值、失去的是对主体的生命内核和社会发展的文化意味、精神品位的真切关心。这种模式使“历史的文明和文化脱离了它们的根,沉浸在技术经济的世界中,沉浸在空洞的理智活动中。”(17)这种模式使现代社会缺乏对立体人格的终极关怀,唯独崇尚GNP(国民总产值)。对此,池田大作提出过严厉警告:“经济的极大发展,已经使人类社会的整个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崩溃着。只要放任这种经济的孤立发展,就会导致人类在地球上丧失生存权利。我们必须立即改变优先发展经济的想法,站在经济从属文化、教育的立场上,始终不懈地为建立富有人性的文化社会而倾注全力。在这种高度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也就会为提高人的思想,为发挥人的创造性,而起到基础或润滑剂的作用。”(18)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经济和生产力,但不同于经济主义。马克思认为,发展经济和生产力本身并不是目的,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发展主体,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曾猛烈批判私有制社会和国民经济学片面追逐经济利润而遗忘了主体价值。社会发展不能没有物质丰富性的占有,但又不能一味地追求物质主义,因为“对于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性比面包还重要。”(19)社会发展是多指标的综合的概念。社会健康发展并不能仅靠经济的单一发展来保证,并不能简单地和物质(经济)的发展划等号。因此必须批判经典的理性主义发展模式,告别“见物不见人”的社会发展观,建构一种充满人文精神、充分关注主体的发展模式和辩证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从客体和主体两个层面来把握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认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既是发展物质、经济,也是发展精神、主体、并且从深层意义上看发展物质、经济也还是为了发展主体自身。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极力张扬人的主体创造力,始终为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申辩,确证了社会发展的主体向度,反对了“敌视人”的发展模式,充满了对社会发展深刻的人文关切。社会发展不仅意味着物的指标的扩大、GNP的增加,更意味着主体素质的提升、个体人格的独立、感性丰富性的占有。批判现代社会反主体性,必须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古典的社会发展模式,确立社会发展的双向目标结构,调整社会发展的模式,确保社会发展的人文性、持续性,提高社会发展的文化含量、人文品位以及质量,重构社会发展的新内涵。

其三,社会建制批判。面对现代社会反主体性现象,西方学者往往局限于技术批判,并从技术批判走向“道德的义愤”,而回避了对技术背后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其实,技术是中性的,只有不合理的制度,没有不合理的技术。造成现代社会反主体性的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技术背后的社会建制。因此仅仅着眼于技术批判,“发泄高尚的义愤”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进行制度批判,从根本上否定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西方学者拒绝从社会建制这个维面进行批判,结果不能触及现代社会反主体性的症结。我们认为探讨现代社会的反主体性问题必须立足于社会建制的分析与批判。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剖析过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人性。但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辩证地指出资本主义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多还大的生产力,创造了空前普遍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扫除了一切封建宗法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和宗教的灵光,较之以前的社会为主体价值的确立提供了最大可能性。然而资本主义毕竟是属物而非人的世界,在那里人与物的关系是全然颠倒的,人从属于他的创造物,人没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出卖他的劳动力的“自由”,只有选择奴役和剥削的“自由”。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作为资本主义在现时代的高度发展,尽管采取了一些福利政策来缓和日益激化的种种矛盾,但从根本上却不能改变自身反主体性的必然性和作为剥削制度的实质。相比于“个人的独创的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共产主义,现代社会毕竟只是处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身处“史前时期”的现代社会的人当然也只能是处于人类发展的“史前时期。”因为社会发展程度与主体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0)当社会发展水平局限于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本能的物质生产活动时,主体“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当社会发展水平还处于“史前时期”时,主体也只能是生存于必然王国,既受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又受经济必然性的纠缠;只有社会进展到共产主义阶段,“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21)进入“大写的人”时期。

显然,从社会建制这一维面考察,现代社会必然构成对主体价值的极大否定。而要根除现代社会的反主体性的本质,就必须根除现代社会制度本身。只有超越不合理的社会建制,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反主体性。换言之,只有拥有了合理的社会建制,才能拥有社会发展的主体向度。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唯一合理的社会建制。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唯一合理的社会建制,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就是要扬弃异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实现“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如果说共产主义之前的历史是对主体的否定,那么共产主义是对此前的历史的否定,是社会发展主体向度的占有,是社会发展客体向度(非主体性)的扬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制度将使人成为自然社会、人自身的主人即自由人。只有“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2)只有这种制度才使社会发展与主体价值第一次真正统一起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3页

④(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第4页

⑤⑥《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与哲学——寻求新的人性》第41页。第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⑦《第三次浪潮》第3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⑧《人有人的用处》第131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第416页

(11)《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124-125页,华夏出版社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7页

(14)(15)《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4页、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第42页

(17)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第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8)《展望二十一世纪》第112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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