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与区域工业化——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鲁论文,新发展论文,要素论文,模型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专业化产业集聚所反映的劳动分工、要素流动与区域工业化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者、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亚当·斯密（1776）视技术进步源自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他在第一章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并紧接着用制造业的故事加以说明。杨格（1928）认为由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的报酬递增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水平的高低则是由个人专业化水平、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的种类数综合决定的。马歇尔（1890）直接提出了分工的“外部性”原理，并将它视为产业集群（产业区）形成的主要原因。虽然传统的分工理论对分工带来的“迂回生产”所引致的对其他行业分工的诱导性需求，促使了相关行业分工的深化和在空间上集中已有较为清楚的论述，但是其分工理论缺乏优美的数学智力均衡结构，并且也难以对“马歇尔困境”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在理论上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逐渐被排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轫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在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下处理产业空间矩阵的发展变化及其均衡问题，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专业化分工、产业集聚与区域工业化研究的兴趣，迎来了新经济地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的高潮，至今仍有方兴未艾的趋势。克鲁格曼（Krugman,1991）的中心—外围模型主要经济思想是，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集聚。虽然以克鲁格曼为代表发展的标准新经济地理模型对专业化分工、要素流动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其稳定状态的均衡结果有着丰富的经济学含义，但是其大多数结论建立在数字模拟的基础上，一些决定着经济活动空间分配的关键的内生变量不能用显性函数的形式加以表达，从而一些特定的参数值便决定了可能的均衡集，限制了CP模型在空间经济分析中的广泛应用。围绕中心—外围模型的可解问题，一些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Baldwin（1999）认为是资本积累，而不是要素流动引起的需求联系效应导致了产业的集聚，其模型的简洁性得出了许多可供分析的结论。Ottaviano等（2002）发展了利用二次效用函数和线性需求函数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从而经过简单的代数运算便得出了可分析的结论。朱希伟（2004）引入部门间人口流动成本和地区间技术差异，认为新兴制造业可以在外围地区形成，并缩小地区间差异，然而其模型忽视了现代工业生产专业化分工效应。在借鉴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尝试对专业化分工、要素流动与区域工业化关系进行有益探讨，从而演绎出了一个理论模型的发展动态，以期推进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发展。
二、模型的建立及其初始状态分析——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新发展①
（一）消费均衡。工人、农民的效用不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具有同样的瞬间效用函数，其效用函数形式如下：
（二）生产均衡。
1.工业厂商均衡。假设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需要有n种不同的中间投入品，并且其生产函数采取不变替代弹性形式：
根据一阶求导条件，可得出：
针对中间产品生产厂商来讲，要求在（10）式的约束下，其利润最大化，即（7）式取值最大化。假设中间产品的种类无限多，从而p（i）的变化对A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A为常数。根据一阶求导条件，可得出：
可见，边际产出与平均产出的比率为σ／（σ－1），边际产出高于平均产出，σ越小，其比率越大，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的程度就越大，因此，σ反映了企业规模收益递增的程度。根据D—S分析框架下的垄断竞争理论，每个企业在生产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具有规模经济而不具有范围经济，也就是说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产品种类数等于厂商数量，因此中间产品生产厂商数量，或者最优的中间产品种类数为：
2.农业厂商均衡。如前假设农产品的生产采取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其劳动的平均产出等于边际产出，农产品生产厂商面临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因此其生产函数可设为：
根据前面的推导，我们有：
（四）福利分析。由于最终产品及中间产品的生产厂商的均衡利润均为0，因此社会福利的总和等于消费者的福利总和，对消费者的福利分析即代表了对社会的福利分析。我们定义地区1和地区2的实际工资分别为：
三、要素流动、技术差异与区域工业化
为了集中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我们假设
，即消除了产品运输成本对相对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从而，地区间的名义工资率之比等于实际工资率之比，名义工资率高的地区意味着实际工资率也高。当农民转移到城市以后，由于技术溢出的地理邻近性，特别是隐性知识面对面交流的异常重要性，假设农民转移到城市经过一段时间的自觉学习后，掌握了与城市工人同样的现代工业生产的技术能力，当然，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认为非常短，以至于不会影响对本文问题的分析。另外，考虑到劳动力流动障碍，一部分农民也可以就地转移，成为农村工人，促进农村工业化。假设在中间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城乡之间存在技术水平差距，农村工业中间产品生产函数可设为：
（一）农民异地转移，城市产业集聚不断加强发展模式。仿前推导可得：
（28）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劳动力转移份额的增加，工人获得的相对福利水平在下降。这是因为，由于工业品生产的效率较低，而农业品生产的效率不变，工业品给城市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水平增加不及农产品减少带来的效用损失，从而造成城市消费者效用水平的相对下降，绝对效用水平越来越低于转移前的水平。
2.劳动力转移前后农民相对效用水平的比较。
，因此，转移后与转移前相比，农民的效用水平得到提高，劳动力转移得越多，剩余农民的效用水平越高。虽然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提高会带来农民相对效用水平的下降，但无论劳动力转移成本多高，只要有一部分农民能转移出去，剩余农民的效用水平就会比转移前高。
（36）
1.城市工人效用的比较分析。
（1）农村工业化城市工人的效用与初始状态的比较分析。
易知，
，因此农村工业生产越落后，与初始状态相比，城市工人所遭受的福利损失越大。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被用于低效的乡村工业生产，一方面，城市仍是农村工业品的主要供给者；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农产品相对供应不足，影响了城市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另外，我们也可发现，在劳动力转移量一定的情况下，工业产品运输成本越高，越有利于城市消费者。这是因为，随着工业产品运输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农村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从而城市消费者有机会消费更多的工业产品，自身效用随之提高。
（2）两种不同转移模式下城市工人效用的比较分析。
（39）
t对相对效用的影响与前面分析类似。 下面分析劳动力转移成本对相对效用的影响。
（40）
当
，因此，随着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提高，农业劳动者在本地转移与异地转移比较起来，给城市工人带来的相对福利水平在逐渐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提高，相对降低了城市劳动力的有效供给量，从而影响最终工业产品的产量，而就地转移不会降低工业劳动力的有效供给量；另一方面，由于最终产品工业品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的程度较大，随着劳动者在本地从事工业生产，农村工业品的自给能力得到增强，从而城市地区向农村地区出口更少的工业品，城市消费者有机会消费更多的工业品。
2.农村居民不同状态下效用的比较分析。
（41）
（42）
（43）
由（41）式知，随着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提高，农村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工业品运输成本的提高，农业劳动者倾向就地转移。另外，有
，因此，只要减少农民的数量，不管是通过异地转移或农村工业化的模式，都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效用水平。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理论与实践启示：第一，标准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空间成本的一个方面，即产品运输成本，而对空间成本的另一个方面，即要素流动成本重视不够，所得出的结论虽然能说明发达地区之间的产业集聚现象，但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却存在较大差距。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认为当运输成本较低时，区域产业活动趋于集聚。集聚主要源于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正因为存在这两种前后联系效应，一旦形成产业的空间集聚，则这种集聚将持续存在下去，从而在发达地区之间，将形成专业化分工现象，而与落后地区相比，将最终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因此，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诠释，降低贸易成本有利于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利于产业集聚，有利于各地区形成专业化分工现象，然而这种做法常常受到落后地区政府的反对，因为区域一体化过程常常意味着产业间贸易的过程，从而落后地区被锁定于传统产业，有沦为外围地区的危险。实际上，落后地区也正是这么做的。例如，全球化浪潮来势汹猛，但实际上遭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在我国内部也同样如此，改革开放近30年历程，也就是表现为破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樊篱，反对地方保护主义，促进统一市场形成的过程。然而，地区封锁、“诸侯经济”现象仍未根本消除，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抱有抵制心态。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地方法规与土政策或多或少地阻止了落后地区的人才或其他生产要素流失，虽然这不利于生产要素总体的优化配置，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它阻止了区域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提高了社会的稳定程度。第二，产业集聚与工业化是紧密关联的，犹如孪生兄弟的关系，工业化带来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促进了工业化。落后地区赶超先进地区的工业化、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过程，经常是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并存，人为通过行政手段拉平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既无必要也不可行，要想使落后地区加入“富人俱乐部”，我们除了通过产业政策加快先进地区适宜技术产业的转移和实行正确的贸易政策外，落后地区自身的努力也非常重要。因为地区落后虽然意味着后发劣势，但也有可能意味着后发优势。实际上，产业在一个地区的大量集中会导致不可移动要素价格的上涨，落后地区虽然没有产业集中，但是，其技术锁定的风险也较小，新技术采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只要落后地区善于利用其低要素价格，随着对新技术采用经验的积累，落后地区赶超先进地区并非没有可能。第三，从我国实践来讲，为了实现落后地区的工业化，防止区域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政府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技术支持，降低知识分享成本，促进区域间的知识流动，例如，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学或适宜技术、产业关联性强的开发区何尝不是有益的尝试。因此，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不仅仅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劳动分工不断深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只有落后地区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区域间的技术水平差距得到降低，才能更有利于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发达地区的产业顺利转移与升级。
注释：
① 考虑到文章篇幅，作者略去了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己查阅相关资料或来函与本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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