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言的冲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底层表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底层论文,冲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8）05-0048-04
一、底层表述：代言的冲动
高等教育研究总是无法与价值判断无涉。很多时候，一些普适性价值如平等、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就成为研究者选题的潜在依据。在每一个有无数可能性因而难以选择的瞬间，或者相反，在每一个没有选择余地的极限状态，这些背景价值图式无疑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为底层代言则是其起作用的具体表征。
有必要对“底层”这个概念进行再概念化。这里所说的底层，不意味着经济上的绝对贫困，它的含义更加宽泛，也更加去意识形态化，其重要特征是遭遇压抑。既然是遭受压抑，那么底层一定是流动的变化的，其界定和转换有赖于具体语境。在不同的结构视野中，都能找到底层。
这有助于解释一些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兴奋点为何总是游移不定：在高校与学生之间，学生是底层，研究者呼吁高校管理制度的人性化——尊重学生的权益，建立学生申诉制度和法律救济，由此就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屡屡被突破；在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教师是底层，大学治理已逐步成为具有确切内涵、被广泛使用的核心词汇；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是底层，研究者于是呼唤生命化教学、呼唤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在招生考试领域中，农村学生相对于城市学生无疑是底层，而城市学生，如果不出生在上海或北京，就可能成为另一类底层。
但是在实力相差悬殊的领域，底层往往是固定的。比如，在民办高校—政府、民办高校—公办高校等诸种关系之中，民办高校皆毫无例外地属于底层。既是底层，为之代言的冲动便难以遏制。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对民办高校的同情与辩护专一而持久。
另一个专一而持久的代言领域是在高校与政府之间。这种代言的冲动在本科教学评估中，体现为强调高校的自我评估；在高校定位方面，体现为主张高校的自发秩序（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学科专业目录的争论中）；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对垒中，体现为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执著追求。
总而言之，底层的利益有待捍卫或争取，而非底层则需要反思和调整。在某种意义上，为底层代言，意味着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对公平和正义的伸张——谁能否认关怀底层的巨大现实意义？不过，这种关怀别走得太远。如果为底层代言发展成某种类似“政治正确”的东西，就很值得怀疑。
意味深长的是，美国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和中国的“底层”概念的兴起都始自20世纪90年代。“政治正确”是一种在公共领域反对各种歧视的话语姿态。这种话语姿态要求研究者在涉及种族和性别差异、环境生态、发达世界和第三世界差距，以及强势与弱势、多数与少数等议题上，永远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即你要么保持缄默，要么就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话，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1]。
事实上，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底层代言，已经基本接近于“政治正确”的精神气质。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将底层关怀异化为一种思维定势或者强制性期待，以至于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选择好自己的阵营，然后再为自己的选择寻找理由。
二、自我想象、媚俗以及羸弱
显然，为底层代言的冲动不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特例，甚至也不是中国学术界的特例，那么，我们首先要询问的是：这种代言的冲动是出于何种原因？它是如何形成的？它可能的后果又是什么？
大学理念研究是底层代言的重灾区，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众多表述中，研究者往往抑科学教育，扬人文教育；抑专业教育，扬通识教育；抑功利的应用研究，扬为知识而知识和纯粹的基础研究；抑政府与市场的渗透，扬自由与自治；抑“社会服务站”，扬“象牙塔”。总而言之，大学的理想就在于它的人文性、通识性、非功利性、自治性与精英性[2](P57)。在今天，无论是对于大学还是国家，这都是一个“挟泰山以超北海”的苛求。这种僵化逻辑源于一个既定的西方中世纪大学想象，或者，干脆就是一种遥不可及的语言幻觉，是一种历史神话的后期追加。这类研究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将大学近千年的演变压缩到平面的叙述中，有一种把血肉的历史放置于抽象价值之下的乌托邦倾向。这类研究，偶尔抒发，对于平衡大学内部生态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大学理念研究仅仅停留于怀旧层面，在全球化的今天，就有丧失时代感和历史感的危险。
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理念的神话式书写以及类似的底层代言冲动，耦合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自我的一种想象和建构。如果说面对90年代之初的社会现实，标榜“纯学术”和“非官方”，是一无可奈何的挣扎，是为固守住知识分子的操守，那么在随后发生的不断去政治化的过程中，“纯学术”和“非官方”成为超越的标准，并催生出浓郁的、集体性的道德自恋。非官方、反体制、坚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就是英雄，反之就是小人，而从不问反的是何种官方，坚持的是什么学术，又处于如何的历史语境。从对经典大学理念的坚守到对民办教育的同情，再到本科教学评估中对政府的不信任，一以贯之的恰是类似的逻辑。
对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底层代言现象的另外一种解释，是研究者出于取巧和偷懒的动机。向来是关怀弱势易，挑战强势难，但是在明确无误的安全范围内，挑战强势却可能是一个取巧的好办法。借此，研究者在行自身便利的同时，获取道义上的优越感。为底层代言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对强势的有限反抗，以及向底层示好和撒娇的姿态，其实就是媚俗。
为底层代言，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研究者自身思想的浅薄性、视野的局限性或者根本就不了解现实情况。这些都使研究者容易被煽动，成为代言人。在某种意义上，为底层代言看似立场明确、思想炽热，但往往表态多于探究，以至于用表态代替了艰苦细致的研究。事实上，我们从这类媚俗的背后，总能感觉到研究者的底气不足。换言之，狐狸就是想猎取大象，也做不到。研究者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深入研究，只是以代言的名义换取一些文化资本。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底层的消费，借此，可以大大简化分析的厚度，同时掩饰自身的无知和无趣。研究者自身的羸弱，可能更能贴切地解释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底层代言现象。
三、代言和不言
上述对高等教育研究中底层代言倾向的原因分析，更多是从研究者个人动机的角度，可能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是，我们宁愿相信，研究者为底层代言冲动，是出于对底层的深切关怀，是本着伸张正义追求自由的内心冲动。如果是这样，底层代言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通往地狱之路往往由善意铺设，代言行为恰恰对底层不利。因为只要是代言，异化就不可避免。它至少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使现实问题被放逐和遮蔽；二是对高等教育研究带来损害。
在大学和政府之间，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为旗帜，对政府的讨伐总是首先进入人的眼帘，惹人注目。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一切的过失与不对，都源于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只要体制一改变，行政权力一收缩，大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大学自身的过失和责任以及能动作用，则被轻易放过。
但是，在这种二元对垒中，大学所面临的危机难道只是外来的吗？大学自己的立场和地位又在哪里？“我们可以就‘官本位’在大学的无孔不入，问责于社会，但是，大学该主要问责于自己。大学让自己的行政权力漫无边际地延伸到了何种程度，难道自己不负主要责任吗？谁叫你这样蔓延的？由此而造成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大量自我丢失，大学能把责任推诿于他人吗？”“本没有多少，还从多个方面去丢失它，岂不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吗？多方面的丢失，是不是首先从根治自我丢失着手呢？”[3](P5) “能够赋予学者以更大自由的大学，是更高水平的大学。大学的学术自由，很多情况下是自我丢失的。丢失的原因既有观念方面的，心理方面的，方法论方面的，也有自身体制方面的。最珍贵的没有被珍贵，最不该丢失的被我们自己丢失了，问责于谁？”[3](P1)
当代言底层成为集体无意识之际，这类诘问足以振聋发聩。不过，要彻底走出底层代言的模式，首先须抛弃其赖以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把大学底层化，这样一种本质主义幻觉包含了二元对立。不难发现，在这种幻觉中，现实图景通常是静止的。但这种静止的图像常常遇到一个难题：无法兼容持续运动的现实。事实上，各国的政府和大学之间，莫不都进行一种拉锯式的权衡、试探、进退，由此明晰各自的底线和需求。将大学底层化恰恰遮蔽了大学和政府之间存在的灰色地带以及多重可能性。
因此，更有意义的问题莫若是：大学是否真的是一个固化的底层？大学和政府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倚重的权力关系网络？在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的刻板印象下，是否运行着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中国大学是否已经进入了某种程度的仪式化生存状态，其表现形式又是如何？
如此看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个被惯用的口号就显得空洞而肤浅，无法触及问题的实质。事实上，这类对行政权力的声讨往往是廉价而且有害的，它与现实之间没有实质性的交锋，因此也难以展开透彻的讨论。这决定了代言姿态绝非底层的福音。为底层代言表面上打着代言的旗帜，但实际上却妨碍底层状况的有效改善。换言之，为底层代言，是以关怀研究对象的名义逃避了对研究对象的关怀，以代言的名义和姿态彻底放逐了代言的可能。准确地说，这一类一厢情愿的“代言”，其实就是“不言”。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这种代言，甚至还要为之喝彩，全然不会意识到自己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如此来看，代言底层可能是一种既没有头脑也没有良心的研究模式。
四、田园将芜，胡不归？
可见，过于强烈的道德关怀会使研究异化为某种苦难叙事或控诉文字。在这种叙事图景中，大学和政府往往被简化为两个相对立的价值体系，大学在现实世界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被演绎为一曲曲经典大学理念遭到毁灭的挽歌。这不免让人感到惋惜：一个鲜活的研究被形式化了，研究的智识旨趣黯淡无光，视野局促狭隘。
无论是中式为底层代言，还是美式的政治正确，这种贴标签式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学院左派学术生产的通病。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先于分析，表态先于研究；先是选择队列，然后调整自己的步伐；只满足于为先前所选择的立场寻找佐证，而不肯去思考自身立场本身。这样的研究，大概只反映了研究者裁剪佐证的结果，而并不证明事实本身就是如此。
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因此而成为思想的滑铁卢。像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学术权力一行政权力等等，类似种种价值问题皆无黑白分明的答案，也因此更富于挑战性，需要无止境地寻求答案的智慧与勇气。但是，旷日持久的表态几乎没有促进经验主义的研究，没有建立以经验为根据的富有成果的研究结果；在自我给定的框架前提下讨论，难以进行多角度探索，研究必然是乏味无趣、毫无悬念。当思想的无趣和思想的偷懒互为因果时，就不再值得期待。如此研究的最大意义，不过是又做了一遍广播体操而已。
有效的研究传统无法建立，相反，研究走向荒芜。按照这种研究模式，研究者可能涉及了相当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提议，同时又以底层代言的姿态消解了这些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来说，值得反思的是，现实的派别性和阵营性是否可以直接应用于学术生产？反过来说，强调学术的现实关怀，是否意味着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和对等的？
对于研究者而言，“为了真理的探求，无论对象是魔鬼还是蛇蝎，该走的程序都要走，该看的东西都要看，该听的也必须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不要靠学问立身处世。”为底层代言研究模式的不足，首先在于学术前提。这是学术生产所要求的精神创造自由与代言底层之间的最大区别。精神创造自由意味着在进行价值判断之前，先进行一视同仁的分析，无论是敌是友。这种一视同仁的分析将充分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不确定性，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并对其做出恰当的评价。
只有在这种学术前提下，才不至于把学术行为简化为现实社会关怀，把精神生产的复杂性简化为非此即彼的单纯问题，把学者的责任直接等同于社会责任；才可能对现实的流动性保持高度敏感，找出充满不确定性因而充满转化的契机，并力求确认理性的转化要素。
田园将芜，胡不归？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研究者的社会责任都无可厚非，不过在强调这些之前，需要先找回学术的尊严和学者的责任。本文力图呈现的，正是高等教育研究中为底层代言的集体无意识，以及这种代言背后的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
收稿日期：2008－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