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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化研究， 长时间以来基本上是附着于秦史研究而进行的。 在70年代中期以来骤起的秦史热中，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特别是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秦文化研究逐步从秦史研究中分离出来，渐渐形成了新的独立研究分支。
此过程大约开始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时涌现出数量相当可观的三种类型的研究秦的论著：其一是围绕云梦秦简着重研究秦法律制度的〔1〕，其二是围绕秦陵兵马俑而探讨秦俑艺术、秦陶文、 秦俑制作工艺、秦兵器科技成就、秦俑服饰与彩绘等问题的〔2〕， 其三是研究以往很少有人涉足的秦制度如法官法吏制、仕进制度等专题的〔3〕。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原则上讲是应该归入秦史研究之列的，但实际上它们却对传统的秦史研究有所突破。其中一、二两类研究，虽然皆以考古资料为对象，但却又与单纯的考古研究有所不同。事实上，这些研究已经具备了秦文化研究的性质；这些论著的面世，实开秦文化研究之先河。
8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批研究秦祭祀制度、宗庙建筑制度、文化渊源、秦简《日书》、秦都城的论文和专著陆续发表、出版〔4〕。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这一研究更加深入。一方面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生育、婚姻、家庭、风俗以及鬼神观念等领域〔5〕；另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 这时研究者已明确提出了“秦文化”的命题，并对秦文化的特点、发展阶段、历史地位、对民族传统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6〕。 如是，秦文化的研究便不仅有其实，而且也有其名了。
由于陕西省在秦文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和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当秦文化研究昂首阔步登台出场后，陕西学术界不失时机地于1990年6 月成立了“秦文化研究会”。这是一个由从事秦文化研究的史学、艺术、文博、考古工作者组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研究会章程规定“其宗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团结从事秦史研究的考古、历史工作者，促进学术交流和深化秦文化的研究，为建设两个文明作出贡献”〔7〕。研究会推选石兴邦任会长，聘请史念海、武伯纶、 陈全方任顾问，并选出由19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会和由36人组成的理事会。该会具体挂靠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会址设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其主要任务：1、组织秦文化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2、开展省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增进与国内外有关秦文化研究的机构和同行的联系；3、出版秦文化研究的书刊、资料。 为了反映研究会成立的盛况及检阅秦文化研究的成果，《文博》杂志1990年第5 期专辟为“秦文化·秦俑研究特刊”，发表了提交给秦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学术论文51篇。秦文化研究成果得以如此集中展现，实属空前之举。
秦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促进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对秦文化的研究。1993年5月，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的《秦文化论丛》第1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集收录了陕西省学者已发表的研究秦文化的论文39篇（含已调离陕西学者在陕工作期间的成果），实际这也是对陕西学术界研究秦文化作出的一个总结。同年12月，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的《秦文化论丛》第2辑面世。 此辑发表了中外学者研究秦文化的论文29篇，书评2篇， 反映了近年秦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秦文化论丛》虽然是由秦俑博物馆编辑的，但实际上却发挥着秦文化研究会学术专刊的作用。她将以每年出版一辑的规模，成为海内外秦文化研究工作者发表成果的论坛、交流学术的阵地。目前，《论丛》的第3辑业已排印完毕，即将同读者见面。另外， 在研究会的组织安排下，陕西的《考古与文物》、《文博》两家杂志，经常地相对集中地刊登有关秦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为广大秦文化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
尽管秦文化研究从秦史研究中分离出来的时间不算太久，但已涌现出的论著数量却相当可观，其中亦不乏高质量的作品。由王学理主编、陕西省考古所秦汉研究室众多学者集体撰著的《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综合地展现了迄今为止有关秦考古工作已取得的成就，是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研究秦物质文化的专史，是一部集大成性的著作。全书由绪论和八章正文构成，分别就秦的农业和饲养业、手工业、都邑、军事、交通、生活用器、陵墓、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考古资料加以梳理，并结合有关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作出小结。其资料翔实，论证时有创见，语言流畅，图文并茂，是反映陕西考古所秦汉研究室这一群体秦文化研究水平的代表之作。但作为一部文化史专著，在理论总结方面，似仍有待提高。
有关秦器铭文和秦文字的著作在已出版的秦文化论著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同前，1989年）、袁仲一等《秦文字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两书分别对秦陶文和秦铜器铭文作了汇集整理与研究，后一书依据金文、陶文、简牍、刻石等资料，摹录秦文字5676个，是一部秦文字的分类总汇。三部书均具有工具书的性质与功能，不仅对研究秦文字、秦制度与秦社会生活以及整个中国文字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重要的秦书法艺术珍品。
秦俑博物馆在编辑《秦文化论丛》的同时，又编辑《秦俑·秦文化》丛书，计划自1992年开始，在5年内完成一套约30 本的大型丛书撰著工作。目前，丛书已出版了数种，其直名曰“文化”者如张仲立《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徐卫民、呼林贵《秦建筑文化》（同前）等等。前述之《秦文字类编》亦为其中的一种。这些著作的显著特点，在于立足秦陵、秦俑而向秦文化的各个领域辐射；当然，作为一套丛书，正如总序所预期的那样，其亦具有内容健康，可读性强，体现不同层次，适应更广泛读者层面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这套丛书的作者，多是秦俑馆的青年同志。他们是一批跨世纪的秦文化研究人才。他们所取得的成果表明，秦文化研究后继有人。希望他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风，尽快成熟起来，以不辜负时代的重托。
迄今为止，秦文化研究虽然不曾发生过特别大的争论，但分歧意见乃至小规模的争议还是存在的。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秦文化的渊源。
目前学术界对什么是秦文化，实际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秦文化只是春秋战国的秦国以及秦王朝文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秦文化应是秦族、秦国和秦朝文化的总和。秦文化渊源上的争论存在于持后一种观点的研究者之中。在这些学者看来，秦文化的渊源同秦族渊源是一致的。由于秦族渊源长期有着东来与西来两种主要争议观点，因而秦文化渊源也存在东来和西来两种不同看法。这里，考古学界根据考古资料而提出的一些见解，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例如邹衡认为，
，秦的祖先由东方迁到了西方〔8〕。俞伟超指出，秦墓所具有的屈肢葬、 铲形袋足鬲、洞室墓三大文化特征，皆“源自羌戎”，从而认为“秦人（至少其主体）是西戎的一支”〔9〕。 叶小燕还就秦人流行西向墓这一点提出“可能暗示了秦人是渊于西方的”〔10〕。韩伟通过分析秦墓葬资料指出：“秦人墓几乎都是屈肢葬的说法与事实有较大的距离”，“春秋秦的贵族采用直肢葬式，就是到了统一后，赢秦的宗室贵族也采用直肢葬式”；“铲形袋足鬲只是到了战国中或早期才在关中地区的秦墓中出现”，而且“也极不普遍”，“到了战国晚期就绝迹了”，“在春秋秦墓中，只有锥形实足鬲，而铲形袋足鬲至今尚未发现”；“陕甘两省可能属于春秋的秦墓中，均未见到洞室墓”。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认为：“屈肢葬、铲形袋足鬲、洞室墓不是秦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它们是随着甘青后进民族成员大批被俘获而融入关中地区的秦文化的；“秦与殷周文化属于同一体系”，“认为秦是西戎的一支，至少在目前还缺乏有力的证据”〔11〕。赵化成根据80年代所发现的甘肃甘谷县毛家坪和天水县董家坪两处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存，认为“秦人至迟在商代末年已经活动于甘肃东部，也就是说已经在西方了”；“秦人究竟是东来还是西来目前尚难以下结论，但可以肯定，一些人主张周公东征迁秦人于西方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12〕。以上列举的各种意见，对于深入研究秦文化渊源问题，显然大有裨益。近年有研究者还提出一种新看法：“也许东来说与西来说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反映事物的全貌”〔13〕。
其二，秦文化的特点及与其相关的若干问题。
关于秦文化的特点，或曰特征、特质，目前约有三种提法。一是李晓东等人从云梦秦简《日书》考察秦人鬼神观，然后再从鬼神观考察秦文化而得出的。认为“秦文化的特质则突出表现为重实效、重结果、重现实的功利主义”。指出“《日书》是一幅反映秦国社会生活的风俗画，从中可以看出，秦人所关心的问题，不是仁义的施废，礼乐的兴衰，而是攻城夺地、为官为吏、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饮食娱乐、牛羊马犬、耕耘稼穑、屋室仓廪等与人们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之事”，“这充分表现了秦人重实惠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14〕。二是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考察秦文化而提出的。认为在秦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支配下，秦文化的特点是“重功利、轻仁义”，不重宗法，唯“大”尚“多”〔15〕。三是黄留珠概括秦文化特点而提出的“三个主义”，即集权主义、拿来主义、功利主义〔16〕。这三种提法虽然都涉及到了功利主义，但对它是秦文化的一贯特点抑或是某一阶段的特点，看法都有分歧。李晓东等认为，“从秦建国到始皇统一天下，秦人津津乐道的问题都是农战、攻伐、垦荒、开塞、徕民、重本、抑末等对国计民生直接利害关系的事”〔17〕，十分肯定地表明了功利主义是秦文化一贯特点的意向。林剑鸣指出，“正是因秦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所以鼓励耕战的政策在这里很易见效，因为它与秦人的文化传统相适应。自春秋开始至穆公时代，以及自孝公变法后至秦统一，秦国奴隶制和封建制两次社会经济和物质文明的大飞跃就是证明”〔18〕。其论虽与前说不尽相同，但却同样肯定了功利主义是秦文化的一贯特点。黄留珠的看法与上述不同，认为“功利主义是秦文化价值层次所具有的特色，它形成于商鞅变法之后，是秦文化‘拿来’法家思想的结果”；并提醒人们特别注意贾谊描述秦人功利主义世俗那段话开头的“商君”二字，指出“它表明贾生所言之民俗非秦所固有，而是商鞅变法后新形成的”〔19〕。此外，在与秦文化特点有关的一些问题上，研究者的看法也存在不少分歧。例如对于功利主义与缺乏严格宗法制的因果关系，李晓东等认为“秦文化功利主义的特质与秦国缺乏严格的宗法制有直接关系”，“缺乏严格的宗法制是秦文化没有被周文化和齐鲁文化同化的重要社会根源”〔20〕。这里，功利主义是“果”，缺乏严格的宗法制是“因”。林剑鸣则认为“宗法制之所以在秦国根植不深，正是这种价值关系（即秦人功利主义价值关系——引者）所决定的”〔21〕。很明显，这里的因果关系与前者恰恰相反。再如关于秦未形成嫡长子继承王位制的原因，林剑鸣认为是秦人“重功利，不重视伦理”的结果〔22〕。黄留珠则认为长期战争的客观环境“不允许它严格执行这一制度”〔23〕。
除上述关于秦文化总体认识上的分歧外，在一些有关秦文化的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如关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社会、文化内涵，便是典型的一例。《日书》本是古代一种以时日推断吉凶的占验书。睡虎地秦简中，两种《日书》占有极大的比例（约1/3强）。 随着秦文化研究的深入，这部分资料越来越受到学人的重视，研讨中出现某些不同看法自然在所难免。李学勤认为，《睡》简《日书》中有“楚人语”和“源于楚人的部分”，其与秦、楚社会均有关，如反映“楚、秦在奴隶制关系上的不同”的内容就相当突出〔24〕。林剑鸣指导的《日书》研读班认为，《睡》简《日书》“是秦国社会历史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的反映”，“是公元前3世纪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25〕。 何双全在对比《睡》简与《放》简《日书》的基础上指出：“《放》简是纯秦《日书》，《睡》简是纯楚《日书》，尽管有秦的成分，但主体不同于秦，他代表的是秦代楚人的思想”〔26〕。黄留珠则认为：“整个《睡》简《日书》即一个秦楚文化皆混血儿。那种认为‘《放》简是纯秦《日书》’的观点，无疑是对的，而认为‘《睡》简是纯楚《日书》’的看法，恐怕就值得商榷了”〔27〕。
目前，秦文化的研究正蓬勃向前发展。1994年8 月召开的秦俑研究第四届学术讨论会〔28〕，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次讨论会，有中外学者、海峡两岸学者共百余人参加，收到论文99篇，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关于秦俑与秦文化研究的盛会。会上，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展示了研究中的新发现。对此，《文博》1994年第6期已发表了会议纪要，读者可参阅。这次讨论会的盛况， 使人深感秦文化研究底气很足，大有可为。当然，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秦文化研究虽获得长足进展，但其并非已经尽善尽美。总的来看，它尚处在浅层开发阶段，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层发掘。为了把秦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拙意以为，今后一方面应努力提高秦文化研究的理论水平，善于汲取、借鉴国外文化学、文化史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为我所用，另方面还要进一步提高驾驭使用资料（文献与文物两个方面）的能力，做到理论与资料更科学更完美的结合。再者，还应持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去研究秦文化，使之真正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让秦文化的研究，也像秦俑牵动着全世界亿万人的心那样，吸引世界上众多学者投身到研究的行列中来。
注释：
〔1〕此类论著如陈抗生：《秦法和秦人执法——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浅识》，《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 陈玉璟：《略论云梦“秦律”的性质》，《江淮论坛》1980年第1期； 黄展岳：《云梦“秦律”简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刘海年：《从云梦出土的竹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 高敏：《〈秦律〉所反映的诉讼、审讯和量刑制度》，《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 期；薛梅卿：《〈秦简〉中经济法规问题的探讨》， 《法律史论丛》1983年第3期；等等。
〔2〕此类论著如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 《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秦代的市、亭陶文》，《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秦民营制陶作坊的陶文》，《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王学理：《秦俑坑青铜兵器的科技成就管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秦俑侍卫甲俑的服饰与彩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制作工艺》，《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等等。
〔3〕此类论著如黄留珠：《略谈秦的法官法吏制》， 《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秦仕进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1期；等等。
〔4〕如黄留珠：《试论秦始皇对祭祀制度的统一》， 《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 《文物》1985年第2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文物》1986年第4期；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 《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日书》研读班（导师林剑鸣）：《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博》1986年第5期；王学理：《秦都咸阳》，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等。
〔5〕如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 《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日书〉与秦社会风俗》，《文博》1990年第2期；《论秦人多神崇拜的特点》，《文博》1992年第4期； 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等等。
〔6〕如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 《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李晓东、 黄晓芬：《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黄留珠：《秦文化琐议》， 《秦汉史论丛》第5辑；《秦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民族传统的影响》，《秦汉文化和华夏传统》，学林出版社，1993年；等等。
〔7〕见《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
〔8〕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0年。
〔9〕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 “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
〔11〕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文物》1986年第4期。
〔12〕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
〔13〕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1集，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14〕〔17〕〔20〕李晓东等：《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5〕〔18〕〔21〕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6〕〔19〕〔23〕黄留珠：《秦文化琐议》，《秦汉史论丛》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
〔22〕林剑鸣：《秦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统一》， 《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
〔24〕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25〕《日书》研读班：《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博》1986年第5期。
〔26〕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黄留珠：《秦文化的南播》，《秦文化论丛》第2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28〕秦俑研究第一、二、三届学术讨论会分别于1984、1986 、1990年在陕西临潼召开。在第二届讨论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秦俑学研究会”。该会对推动秦文化研究，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秦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是与秦俑研究第三届学术讨论会一起举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