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还是沃尔夫森极化——收入分布趋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拐点论文,沃尔夫论文,刘易斯论文,趋势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就业状况变化较大，刘易斯拐点来临的说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是任何改革都是一种收入再分配，任何经济社会变迁也都是一场收入分布的变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刘易斯拐点会推动我国低收入群体的主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收入水平提高，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那么，刘易斯拐点到来后，收入分布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与多年来的差距扩大惯性相比，是缩小差距的力量强还是拉大差距的力量强？如果是继续恶化，是什么类型的恶化？值得关注。
关于我国收入分布状况的研究很多，如李实（2011）利用了帕累托分布修正住户调查抽样偏差对收入差距指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在收入分布现状的基础上分析近年来收入分配变化趋势的讨论主要有两类：一是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方法主要有核密度估计、累积分布函数、洛伦茨曲线、马尔可夫链等。如章上峰（2009）采用核密度估计、累积分布函数、洛伦茨曲线等方法刻画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动态演进，得出了高收入阶层和城市居民分享了更多的经济成果的结论。郭长安（2009）利用马尔可夫链对我国城乡居民各阶层在收入增长中的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状态趋向集中，且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而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布状态则趋向分散，无明显的等收入阶层，金江（2010）、张建升（2012）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二是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关于刘易斯拐点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出发，蔡昉（2007、2009、2010、2011）认为我国2009年进入了刘易斯拐点，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普通劳动者收入在增长，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也正在转变为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的公共服务，进而加强对城乡居民社会保护的激励。佟家栋（2011）等人也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王伟同（2012）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拐点的Romer经济增长“尾效”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但樊纲（2007）、崔传义（2011）、王金营等（2011）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张宗坪（2008）等不认为民工荒意味刘易斯拐点到来，翟振武（2011）则将民工荒解释为伊斯特林人口长波。
目前的研究存在如下问题：（1）针对刘易斯拐点到来后中国的收入分布变化趋势的研究不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中国的收入分布变化趋势以差距逐步扩大为主流，但刘易斯拐点到来后，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如何？刘易斯拐点的改善收入分配能力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惯性相比，哪一个力量更强些？以及这两种力量如何决定中国收入分布的未来走势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2）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惯性和收入极化的区别性研究不足。国内的许多研究将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极化视为同一问题，没有对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类型进行详细区分。一般意义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指差距的极度扩大，而收入极化则是针对总人口中穷人和富人都越来越多的情形，同样都是恶化收入分配状况，但特点不同政府治理对策亦不同，因此，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到底属于哪种类型还须予以厘清。（3）模型分析的数据比较粗糙，大多数基于省级数据或行业数据，严重影响了模型研究的质量和结论的可靠性。
为此，笔者收集了辽宁省大连市8100家单位的87万名职工在2007—2010年的工资收入及其变化情况；收集了2005年以来大连市劳动力供求变化情况；发放5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36份，并结合访谈和走访主管部门等形式调研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工资增长、工作动机、劳资纠纷解决形式等情况；运用刘易斯拐点、沃尔夫森极化、基尼系数和ER指数等分析模型，评估了我国劳动者报酬状况、变化趋势和各因素对收入分布的影响能力，从而判断未来的收入分布趋势是服从刘易斯拐点还是沃尔夫森极化，提出政府治理对策。本文的研究思路参见图1。
二、刘易斯拐点及其改善收入分布状况能力分析
阿瑟·刘易斯（1968）在阐释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时，将这一过程的终点设定为现代工业部门将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刘易斯拐点的特征条件包括：（1）由劳动力过剩变为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状态；（2）工资由原来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变为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趋于相等。这是两个显性特征，其实刘易斯拐点还有隐性的特征条件，则是：（3）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之间没有户籍、社保之类的体制障碍；（4）在城市经济的所有制成份间劳动力的就业竞争也是充分的，没有单位承担的社会保护差别（蔡昉，2011）。“体制内”与“体制外”单位职工工资水平接近，教育、性别、个人能力、党员身份等与个人素质关系密切的因素才是决定个人收入差距的主因，而不是由单位是否为国有经济、是机关事业还是企业单位等非个人素质决定。
（一）劳动力短缺问题开始出现
2009年，全国登记招聘人数超过登记求职人数240万人，缺口率（缺口人数/招聘人数）4%，且呈地区间的不平衡，北京缺口率67%，天津过剩率39%，上海过剩率225%，浙江缺口率37%，广东缺口率17%①。大连市近年来劳动力资源供求变化情况（见表1），也说明劳动力正在由过剩向短缺转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技能型人才缺乏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存，2009年的蓝领岗位人才缺口应该远大于240万人。
（二）刘易斯拐点对提高低收入人群工资收入的推动能力还很弱
1.收入仍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选择工作的首要指标。短缺可以推高价格，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笔者的调研和相关资料显示，劳动力短缺问题对工资增长的推动力很弱（见表2）。笔者对500名进城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进行调查，收回的436份有效问卷显示，84.3%被调查者的年收入在1万～3万元，64.6%年剩余资金在万元以下，其收入与消费水平在“500户居民家庭不同收入分组收支主要指标”处于较低20%和最低20%的家庭区间；受访者中，有24.1%的人回答有入不敷出时会向家里要钱，说明目前的第二、第三代农民工与第一代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回答外出打工的目的时，还有87.9%的人选择了多赚钱改善生活，86.3%的人把工资水平作为选择工作的最重要标准，只有12.7%的人选择了工作环境，说明资金仍是其重要的约束因素。在拒绝过某份工作的人中，67.7%月薪低于2000元，且只有15.7%因为工作时间过长而拒绝，说明工资收入仍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关注的主要因素。在回答企业是否随着物价上涨也给职工涨工资的问题上，回答“是”的只有54.3%，体现出工资增长的粘着性。表2的多项内容都显示，劳动力短缺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推动力有限。
2.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差别依然较大。调研资料显示，在企业用工问题上，有49.1%的人认为存在城市人员与农村人员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有56.1%的人认为住房是影响留城的最主要因素，在“期望政府在哪些方面给予帮助”一题中，43.4%的人希望能够获得低租金住房，40.6%希望能够允许购买限价房，反映农村人员在城市无法获得当地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问题，这应是城乡差距中最大的一项；另有15.2%的人认为养老等社会保障是城乡劳动力差距的重要因素，也说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尚未全部加入社会保障体系。在访谈中也了解到，从业于餐饮、美容美发等服务业的人员以农村进城人员为主，参与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的比率依然很低。
3.推动工资上涨的正常力量薄弱。在遭遇企业的不公正对待时，选择自己找老板或管理层谈判解决的有54.1%，有8.1%的人选择了与工友联合起来维护权益的方式，只有2%的人选择了工会这个最原始的解决劳资纠纷、推动工资水平提高的社团机构。按照博弈的一般原理，个人谈判适合解决个性的问题，在解决工资水平整体偏低的问题上，不会有明显效果，甚至根本就不能成为一个员工“遭遇企业不公正对待”的理由。在调研中还发现“影子工会”所推动的“停工事件”在推动工资上涨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影子工会”即类似工会功能的非正式的地下职工团体，他们在争取员工权利时没有传统工会的举动，往往只是待在工作岗位但不工作，只要老板答应要求马上复工。“影子工会”是正常工会在劳资问题缺位后的一种民间组织补充，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具备这种补充。
4.蓝领与白领间的认知差异大是结构性就业失衡的重要原因。我国劳动力供求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方面是蓝领岗位人才短缺，一定程度影响了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白领岗位人才待业多，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突出，其重要原因是蓝领与白领间的社会认知差异大，社会地位差距悬殊。访谈调研显示，蓝领岗位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均低于白领岗位，许多人将蓝领岗位与工作时间长、流水线上的机械性动作、工作环境差、遭受管理者训斥等负面词藻联系在一起，受访的蓝领也认为白领岗位的社会地位更高。大多数受访的正在等待白领岗位的年轻人也认为白领岗位更能锻炼人的能力，更能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可以为更好的升迁奠定基础，宁可等待也不考虑就职蓝领岗位。
5.“体制内”与“体制外”差距大。在白领岗位内部，也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差距大、工作待遇和社会地位悬殊的问题，造成了白领岗位就业目标严重分化。图3、图4显示属体制内的国有经济、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水平高于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体制内岗位为众多的年轻人所追逐，这又引起了白领岗位的结构性失衡。
（三）影响刘易斯拐点改善收入分布能力的因素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阶段，但尚处于初期且很“脆弱”，影响其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因素还有：
1.经济增长。如果经济能够保持持续的高增长，则刘易斯拐点的进程就要快些；反之则慢，甚至会发生逆转，将已经被吸纳就业的劳动力重新挤回市场，重新回到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状态。
2.经济结构。多年来我国第二产业发展迅速，尤其是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蓝领岗位。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速度下降，蓝领岗位的供给减少，也会减缓刘易斯拐点进程。而国内产业优化升级、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第三产业发展，面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就业岗位增加，大学生就业难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改善收入分布。
3.就业歧视。多年来我国单位招聘的“惯例”是要求年龄在35周岁以下，35周岁以上的人被排除就业市场。诚然，蓝领岗位的体力要求较高，受过专业培训的年轻人更能适应工作要求。同时，大工业的技术进步较快，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来的一些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无法达到要求，但这并不意味所有的35岁以上的人都达不到标准。随机调查显示，受调查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56%的人在35岁以下，35～50岁的占39.5%，说明就业歧视严重。如果消除就业歧视，各招聘单位放宽年龄限制并对新招聘人员进行适当的技能培训，劳动力供给就会增加。
上述分析可见，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劳动力短缺问题开始出现，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但刘易斯拐点推动工资上涨的能力有限。其中，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年龄放宽等因素会削弱其改善收入分配的能力，而经济结构调整会推动大学生就业，增强其改善收入分配的能力。
三、沃尔夫森极化及其恶化收入分布能力分析
（一）样本数据选择与模型分析
严格意义上的收入分布，是指包含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内的总收入的分布，受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将以职工工资收入分组变化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本文以基尼系数、沃尔夫森极化指数、ER指数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其含义如下：（1）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常用指标，这里用其评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惯性及4年来的扩大情况。（2）沃尔夫森极化指数（简称W指数）则是评价收入是否发生极化的重要指标。沃尔夫森（1994）认为两极分化不是收入水平在两极之间差距极度拉大，而是总人口中穷人和富人都越来越多。收入分配是否发生了沃尔夫森极化的标志包括3个方面：一是人们依据收入分化为富人和穷人，中间阶层减少直到消失；二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三是最终导致社会演化为一个漏斗状结构。像基尼系数一样，沃尔夫森极化指数也在0～1之间，0为收入完全平等分化，1为极度不平等。（3）ER指数是评价收入极化的另一重要指标。Esteban和Ray（1994）首先按照一定标准对所有成员进行分组，然后测定组与组之间的差异程度（疏远感）以及各个组内成员的相似程度（认同感），最后采用一定的形式构造测算指数。其中，认同感是组内人数的增函数，对任何组来说，同组的人数越多，他们的认同感就越强烈；而疏远感表示由于不同组之间收入不同产生的对抗，一个组与其他组的收入差距越大，疏远感就越强烈ER＜0.06时，两极分化不显著；0.06＜ER＜0.08时，两极分化较轻；0.08＜ER＜0.1时，两极分化较严重；ER＞0.1时，两极分化严重。上述3项指标，可以为判断收入分布变化情况是属于一般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还是出现了收入极化。
计算结果（见表3）显示：（1）沃尔夫森极化指数（W指数）上升的幅度最大。由2007年的0.25上升到2010年的0.32，上升了25.7%，说明收入极化的速度很快。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照此速度，W指数在2024年将会变成1，达到完全不平等状态。（2）ER指数小幅度下降，但一直处于极化严重的状态。ER指数由2007年的0.11下降到了2010年的0.10，下降了9.2%，但仍属于极化严重的状态。（3）基尼系数仍在扩大，由2007年的0.30上升到2010年的0.32，上升了9.0%，但保持在总体尚可的水平。
3项指标相比，沃尔夫森极化指数的变化幅度最大，速度最快。即近年来的收入分布状况变化，将以沃尔夫森极化为主要特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惯性要弱于收入极化的力度。
（二）沃尔夫森极化能力分析
1.工资总水平上涨但整体收入偏低的状况没有改变。图2可见，年收入6万元以下收入的职工比重由2007年的92%下降到了2010年的64%，减少了31%。年收入在1万～2万元的职工人数，由2007年的35%降低至2010年的24%，左偏峰由2007年1万～2万元的区间右移至2010年的2万～3万元，低收入者在总职工人数中比重有所下降。意味大部分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在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也有明显提高，有刘易斯拐点推动的作用。但工资收入整体仍以左偏峰为主，整体收入偏低的状况没有改变。这与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的总体形势有关，2010年，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只有12%，其中，北京最高为29%，江苏最低只有7%②。这意味着存在严重的初次分配失衡问题，也意味劳动力短缺问题并未严重到可以大幅度提高工资的程度，也意味推动工资上涨的正常机制缺失。
2.收入极化现象明显且国有经济是推动主力。图2显示，在左偏峰逐年降低的同时，右峰正在逐渐出现，从2008年的5万～6万元到2010年的7万～8万元，不仅是峰值提高，峰度也更加明显。在5万～8万元区间，2007年只有6.3%，2009年则达到了26.3%，增加了20个百分点，尤其是2010年的曲线，右峰非常明显且中间有凹处，明确地显示出工资收入的极化趋势，即正在由单一左偏峰型向左右双峰型转化，收入极化现象明显。在对收入分布进行分组分析（见图3、图4）不难发现，国有经济、行政事业单位是右峰形成的主力，也是推动收入极化的主力。
3.行业垄断程度与高收入人群比重高度相关。笔者选择了金融、电力、科技、信息和餐饮5个行业观察职工收入分布，利用转换成本和行业吸引力两个维度静态衡量客观垄断程度（张春龙，2006）。结果显示，在12万元以上人群占比的排序上，高收入者比例与垄断程度高度相关（见图5），但与行业的科技含量、行业创新要求及对从业者技能要求等因素的相关性却很低。就业人数多的制造、餐饮和建筑业工资增长缓慢，科技含量高的科学技术、信息产业增长幅度较大，且右峰阶段人数偏多，而金融业的增长幅度最大且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数最多。
（三）影响沃尔夫森极化的因素分析
收入极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收入变化趋势，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2012年9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在下降，2011年的年收入为50054美元，比2010年的50831美元下降了1.5%。美国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只占美国全国总收入的23.8%，是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③。这意味着中产阶级分化，部分中产阶级变成穷人。与西方国家由市场因素引起的极化问题不同，我国的极化更多是由于非市场因素引起的，且显示出强劲的极化能力。
1.国有经济职工收入稳定并增长势头强劲。在我国，国有经济职工与单位的经济效益关系较弱，即国有经济盈利下滑一般都不会影响职工工资水平，甚至还会有一定的增长。
2.推动高收入人群增加的产业发展强劲。金融业、科技与信息业等近年来职工收入高增长行业的发展，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推动工资上涨。尤其是我国的金融企业，以国有企业居多，受实体经济下滑的“拖累”少，在监管不力等多因素作用下，金融业完全可以追逐员工利益最大化，实现职工收入、高管工资独自增长而不须顾及经济效益的现实状况。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如下，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但受多方条件约束，刘易斯拐点对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的推动力还很弱；与此同时，沃尔夫森极化的速度却很快，并且极化能力强劲。如果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局限性和高低收入家庭间的财富差距，实际情况要比指数所显示的极化状况严重得多，这对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实现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从改善分配结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角度看，推动刘易斯拐点进程是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最佳举措。因此建议，政府应顺势而为，推动刘易斯拐点的进程，尽力消除影响进程的制度因素，加快拐点的推进速度，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要抑制收入极化，改善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政策环境。在政策思路上推动刘易斯拐点的进程和抑制收入极化双头并举，提低调高。
由于我国的收入极化更多是因非市场性因素引起，因此，缩小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关重要。首先，要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高国企尤其是垄断行业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将国有资源的“隐性租金”收归国库，用于社会福利。其次，要围绕实现公平分配目标，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统筹机关事业企业收入分配关系。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相关配套改革，规范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再次，加大住房保障投资力度，扩大住房保障受益范围。将住房保障目标由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需要向保障城市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转变，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新毕业大学生纳入住房保障范围，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此外，要推动工会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基本职能，回归工会的机构设定本位；通过“劳工赋权”等方式改善蓝领岗位工作环境，实现资本利益和劳工利益协调，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向蓝领岗位转移，均衡就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
①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整理而得，《中国统计年鉴2011》无此类数据，故无法更新。
②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有关数据直接计算，未转换口径。如将工资收入转为不变价格，这一比例会更低。
③引自“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表明美国贫富差距在扩大”.中国经济网.2012-09-30，http://intl.ce.cn/sjjj/qy/201209/30/t20120930_237257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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