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慈善事业应注意的几个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应注意论文,慈善事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2.1；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2008）03-0046-04
慈善事业是一个能够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实践问题，但是深入地看，它更关涉到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现世政治理论问题。因此说，发展慈善事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复杂性，并不仅仅指慈善救助的对象、慈善施与的主体、慈善行为的法律和法规以及慈善政策和制度的繁多与庞杂，关键则在于社会慈善事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深层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问题。这一问题，决定着慈善事业在一个国家存在的命运以及其发展的程度和限度。我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实践以改革开放为分期，呈现出一个此伏彼起的生存态势，并且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七大，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战略步骤。虽然，慈善事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从实践层面再到政治领域已经出现变化和松动，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慈善事业的批判与抑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慈善事业的特殊性问题等都对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深深地施加着影响，这些都是需要从理论层面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即从社会主义慈善事业这一特定概念入手，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初步探讨其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的特殊性所在。
我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慈善事业能否实现友好又快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以下几个理论问题。
一、慈善事业的社会性质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中，经典作家对慈善事业社会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截然对立的转变过程。新中国成立之时，存在于旧社会的慈善事业之所以没有得以延续，主要是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慈善事业性质的根本性否定和批判。马克思、列宁以及毛泽东，都认为慈善事业是统治阶级笼络和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是麻痹和消弭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重要手段，甚至还是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武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认识，主要是从阶级分析的视角，从财富的占有和对立这一主要社会矛盾出发而得出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慈善事业存在并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一是资本积累理论。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家绝对的致富欲望和资本主义竞争的需要，资本的增加和扩大就成为必然的事情。这时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无产阶级的贫困与资本家阶级的富裕就同时发生。“最后，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2](Vol.1,707) 二是资本的交际费用理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资本家的“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是，“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这里所谓的奢侈，除了指资本家的自身生活消费之外，还指这一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应付社会问题的手段。资本家通过资本的交际费用，举行慈善晚宴和慈善舞会，开办各类慈善公益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相背离，而实质上，它却成为资本家维持社会地位、赚取社会荣誉、扩大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的，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1](Vol.1,P651)
在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分析框架下，列宁将资本主义慈善事业的虚伪本性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认为慈善事业仅仅是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用以消弭阶级对立的工具，资产阶级的慈善目的就是消除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列宁在《资产阶级慈善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文中比较彻底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欺骗和虚伪本性。[2](Vol.26)
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认为慈善事业是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粉饰太平、缓和阶级矛盾以至进行精神侵略的方式和手段。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主要是对地主阶级的所谓慈善行为进行了抨击。[3](Vol.1,P41) 而当新中国成立前夕，妄想分裂中国并从中得利的美国通过艾奇逊之口大谈与中国的所谓“友谊”，其中的一些主要例证就是美国向中国“施与”的“慈善事业”。而毛泽东通过回溯中国近代的对外关系史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历次的所谓友谊和慈善事业，都是血淋淋的侵略行为，正是美国“将侵略写成了‘友谊’。”[3](Vol.4.P1525)
正是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以及长期的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新中国成立之后，慈善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以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慈善事业在新中国的命运，是与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新的发展之前，慈善事业就很难再次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和内涵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显得尤为突出。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始，围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这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逐渐涉及慈善事业问题。
邓小平从理论上基本扭转了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慈善事业的否定和批判态度，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给予了它应有的地位。小平同志对慈善事业的判断源自于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发展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理论。刚开始小平同志强调的是“先富”的示范和“后富”的学习效应，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小平同志再谈到先富带动后富问题时，则更多的是强调先富的人和地区通过多种方式来帮助和扶持落后地区和个人实现共同富裕，其中就包括慈善的方式。1985年3月7日，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4](Vol.3,P111)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涉及鼓励个人办慈善的谈话还有多次。
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将慈善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形式。他明确指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5](P39) 显而易见，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当中，慈善事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变迁过程；而在近二百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中，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慈善事业的否定和批判是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的，其影响是深远的、也是深入人心的，因此，在新时期我党提出发展慈善事业这一重要战略举措的同时，深入反思和宣传这一理论和政策的变迁过程，对于澄清人们的认识、破除理论禁区和理论误区、又好又快的发展慈善事业都是相当必要的。
二、慈善事业的中国特色问题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问题，主要是针对慈善事业非常广泛和普遍的存在状况而言的。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只要人类告别了野蛮状态而进入文明的历史，家庭、社区、地区、国家、国际之内与之间的友好、互助、协作、和谐的关系就持续不断，并成为社会所弘扬、讴歌的对象，化作道德、精神的典范。这一人类文明现象不受历史时期、社会制度、民族国家的限制。古今中外如此，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亦如此。前文已述，慈善事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领域，它不仅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深深折射出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因此，作为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且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问题，是否有别于我国封建社会时代的传统慈善事业、是否有别于民国资本主义时代的近代慈善事业、是否有别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慈善事业，这些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实践问题，而是一个必须从理论上进行阐明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更深层次看，还是一个经济问题。
首先要确定的是，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这一概念。其次要界定这一概念的内涵，指出它与我国历史时期以及当代国外资本主义慈善事业的异同。再次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进行准确定位，指出它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发展慈善事业所要达到的目标。最后是要借鉴古今中外，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发展道路。
我们认为，慈善事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而在社会和谐成为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的历史条件下，慈善事业的发展问题，就成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我国目前所大力倡导的慈善事业，也就成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国的慈善事业也就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另外，慈善事业归根结底可以看作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流动方式，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它虽不直接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和引导，但深层次看，也部分地遵循着市场经济的规律，或者最终仍然会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从这点来看，目前我国所发展的慈善事业也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从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范畴，因此它也就具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
三、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问题
慈善事业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是概念的隶属问题，最核心和本质的是它们之间的管理权统辖权问题，兼及财政资金的来源与分配问题，等等。在学术界和较高层次的慈善事业管理部门，他们对于慈善事业与后面两个概念的分野是明确的、清晰的，但是牵涉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则往往出现矛盾现象。就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概念而言，一般都是由政府制定并用财政支出来保证其运行的一系列制度。这里的制度是狭义的制度，专指政府所制定并负责实施的制度。而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看“制度”，这一概念则比较宽泛，可以说是广义的制度，它不仅包括政府制订的，还包括社会其他行为主体实施的约定俗成的一些行为规范。因此可以说，广义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基本是一致的。
由于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在救助对象和实施目的上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都将慈善事业视作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而现实社会中的社会保障部门也确实在执行着社会慈善事业的大部分工作。但是，慈善事业是民间行为，其资金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当然不排除政府捐赠），其实施救助的全过程完全是自主决定的。而社会保障制度则是政府行为，依靠财政支出来进行。因此，慈善事业并不从属于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其管理的权限也是独立于政府的，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但是，从慈善事业的对象和目的来看，由于它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致性，因而使其归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范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如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问题上，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这里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合力建设的社保体系。从内容看，社保体系包括三大板块，就是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这是中国社保体系的基础；而作为由中国政府主导并负责实施的属于社保制度范畴的内容则主要包括基本养老制度、基本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它们构成我国社保体系的重点；另外，由市场主导的商业保险和由社会主导的慈善事业则是我国社保体系的补充形式，它们都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旨归。
四、慈善事业的财富分配层次问题
慈善事业作为财富流动和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对它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性质的科学划分，可以充分调动不同经济主体投身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矫正慈善事业宣传中的误区，可以保障慈善事业资金的供应。
目前学术界以及慈善管理部门基本都认为，慈善资金的获取与发放属于社会第三次分配范畴。而关于慈善事业属于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则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最先提出的。他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认为，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公平和效率原则，通过财政收支而实现的再分配；第三次是按照道德原则通过人们自愿捐赠而实现的分配。但是，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唐均就认为慈善事业不应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从理论上说，应该肯定社会捐款和慈善事业还是属于‘第二次分配’，并具有与纳税和公共福利支出同样的性质。”[7]
我们认为，在慈善事业的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和现代企业理论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将慈善事业归入第三次分配的分配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和说明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我们应从慈善事业的具体资金来源，也就是其不同的捐赠主体来判断其分配层次的隶属。
如前所述，由于目前我国所积极发展的慈善事业是由政府所主导，并且被纳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我国慈善事业中有不少资金都来自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由此来看，这一部分慈善事业就具有了二次分配的性质。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由多家组织调查发布的企业慈善排行榜，它反映了企业慈善捐赠意识的觉醒以及企业慈善捐赠资金在全社会慈善资金中比重的增大，而对于企业这一慈善资金捐赠主体来说，已经很难再用道德原则来解说它们的这种行为。最新的管理学和企业战略理论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就是与政府、社区、员工、供货商、分销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和谐关系，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的最佳途径，由此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实现其长远利益。也就是说，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也是为了企业发展的，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的，也是经受市场机制调节的，所以它应该属于初次分配的范畴。而对于占慈善捐赠最大比重的社会个人这一主体而言，很显然，他们捐赠与否主要受道德原则的约束，他们的财富也主要来源于初次或二次分配，所以，对于广大的个人来说他们的捐赠行为可以谓之第三次分配，而厉以宁所谓的第三次分配理论也主要是针对慈善捐赠者个人而言的。因此，对于慈善事业属于第几次分配的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笼统言之。
［收稿日期］2008-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