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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大地震，超过170万名志愿者奔赴灾区。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5年后，芦山地震，“我必须去灾区”再一次成为志愿者前往灾区的动力，但更多的志愿者面临的是下一个问题：我能做什么？
“志愿者致交通拥堵、给灾区添乱”的声音背后，是志愿者如何变得更专业化、团队化，并与官方救援体系有效对接的理性思考。
志愿者，该如何组织起来？
4月20日芦山地震，让身在老家江苏徐州的程飞，觉得该去灾区做点什么。
5年前，程飞作为国家地震救援队队员，曾参与汶川大地震搜救。一年前，程飞退役，在老家做生意。虽然已没有5年前的组织背景，但程飞认为，以自己的专业救援能力，一定能在灾区发挥作用。
对于他来说，首要是如何组建一个团队。在网络时代，这难不倒程飞。21日早上，程飞在百度贴吧、QQ群里发布信息，招募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志愿者，拟往灾区救援。报名者很快便达到一百多人。程飞认为，报名的志愿者更多的是出于对其专业背景的信赖。
“做志愿者需要正规的救援方式，不能说一锅粥。”当过国家地震救援队队员的程飞深知一个团队组织性、纪律性的重要性，在选人方面也有自己的标准：一是要成熟、稳重，“我会在电话里问他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准备怎么干，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知，这样到了灾区不会添乱”。二是要有生活自理能力，有一定生存能力，要是真正想来服务的，而不是来想玩的。三是需要成年人，尽量避免学生，“大学生可以考虑，最好是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的。”
22日赶到芦山县城后，程飞一面召集陆续赶到的队员，一面寻找“组织”。目前的志愿者活动，从其参与主体来看，组织管理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种是由共青团组织发起与协调的志愿者行动；第二种是由非政府组织发起并招募的志愿者行动，自身组织负责活动的具体事务；第三种是大型企业组织开展的志愿者行动，其主要目的是加大企业宣传，这种志愿者行动主要由企业负责人进行管理与协调；最后一种是纯粹由个人自发地从事的志愿者行动。程飞显然属于最后一种，但前国家地震救援队队员的身份，让他选择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当地救援对接。
在芦山县公安局门前的迎宾大道路边，程飞发现了一排帐篷，上面贴着“四川青年志愿者”的标志，他得知，这里有多个团队，统一在“四川青年志愿者”的名义下，相互协作，并统筹派遣任务，其功能便是把零散的志愿者和团队整合，共同出力。程飞说，当天，他的团队先期赶到的50多人便在灾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分别在灾区帮助灾民搭建帐篷、卸货、搬运分发救援物资及调查灾区需求等。
政府，该为志愿者做些什么？
迎宾大道的一排“四川青年志愿者”帐篷，长五六十米，聚集了多个志愿者团队，有志愿者接收站、有派遣站，各团队根据自身的服务方向，也大体分出了不同的类型。
来自成都的志愿者闫琴是派遣站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时候，她拿着扩音器，根据前方需要的志愿者类型，大声对正在待命的志愿者派活。在派遣站旁边，是志愿者接收站，志愿者可以在此报名、进行登记，等待分派任务。
这里俨然成为一个志愿者的中枢机构。闫琴介绍说，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这里登记之后，区分本地和外地的，不同的地方来的志愿者，根据其工作经验和年龄层次，安排合适的岗位。比如，本地的志愿者对芦山很熟，适合为救援队伍带路，外地的可以卸货搭帐篷、搬运分发物资、环境卫生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可以做。”
几乎每个工作台上，都有一部台式电话机。闫琴说，在救援的一线，还有若干个志愿者工作站，电话号码向全芦山灾区公布，哪里需要哪一类的、做哪种工作的志愿者，需要多少人，都可以打来电话，然后，由派谴站分派人员和任务。
四川团省委学校部部长丁云说，“四川青年志愿者”是一个泛概念，认为“志愿者是团委管的”属理解偏差，事实上，团委与志愿者及其团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协助、协作和指导、帮助的关系。
在中国，对于青年志愿者的发动都是靠团委，这次也不例外。迎宾大道这一排帐篷，便是由团委组织搭建，给志愿者团队提供了一个场所。团委还在灾区成立工作中心，在县城设立了9个点，为志愿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团省委每天晚上也会组织不同的团队开协调会。好处是志愿者团队相对集中，可以做到资源和人力的共享，这个团队没有人了，可以从另外一个团队调人，兼顾秩序和效率。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芦山县县城参加救援的香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番林称，相关部门的志愿者之间需求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导致志愿者扎堆而后浪费的现象发生。关键是缺乏一个大的平台统筹志愿者的管理。
有评论据此认为，民间慈善面临“成长的烦恼”，亟待进行有效的自我规范，亟待与既有的救灾体制整合，使民间救援成长为国家救灾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还需要进一步构建统一的救灾资源调控平台，实现对于包括民间力量在内的物资、人员的有效调控。
志愿者，如何做到更专业？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志愿者的服务模式更合理，而志愿者总体上更年轻了。据北京平安星防震减灾教育中心副主任刘宝宗观察，在芦山的志愿者，90后占到了六成，是主力，80后是中坚力量，这些年轻人很多来自芦山周边和附近的学生、青少年。
“90后个性张扬，但公民意识很强。”刘宝宗认为，“他们有想法，知识面广，能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在一些项目操作中，往往能提供特别的点。”
刘宝宗认为，志愿者的自我防护和基本技能严重欠缺，去危险区域是非理性的表现。芦山地震后，经与四川团省委联系，北京平安星防震减灾教育中心副主任在“四川青年志愿者”帐篷中，设立了一个志愿者培训点，也让灾区首次有了对于志愿者服务和安全防范的培训。
刘宝宗表示，国家安全教育培训力度不够，尤其实务，缺乏经验，意味着志愿者应对灾害或突发事件的自我防护能力薄弱，因而，其在灾区对于志愿者的培训内容，除了志愿精神、志愿服务与志愿行为的区别、组织性与纪律性之外，还包括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简易包扎、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及余震时的防护动作等具体的实务。
“志愿者要理解的核心问题是，要控制非理性行为。”刘宝宗举例说，比如派出一个志愿者小组，需要匹配医生、退伍军人等不同类型的人，让一个小组具备较为完整的组织形态。
在记者采访的4月23日，刘宝宗的5人团队共培训了500多人次，现实状况很难让他的团队对每一个志愿者进行培训。刘宝宗认为这仍然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
汶川大地震后，舆论认为，在中国公民社会尚待成熟的条件下，政府应授权社会组织，让它们承担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让志愿者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到抗灾行动中。时至今日，志愿者服务模式初具体系，但还远没有成熟。刘宝宗认为，志愿者和政府的配合机制、政府对志愿者组织的授权、民间组织的专业能力等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