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关系研究*
黄顺菊1 刘 晓2
【摘 要】 有关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之间关系密切。在校园欺凌中，欺凌直接参与者包含欺凌者、受害者、欺凌受害者，非欺凌直接参与者包括旁观者和局外人，不同角色的父母教养方式不同，即父母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有着直接的影响。家庭教养方式还能通过一些中介因素间接对校园欺凌产生影响，其中主要的中介变量包括自尊、情感与文化价值观、道德推脱与同伴交往。
【关键词】 家庭教养方式；校园欺凌；关系研究
校园欺凌亦称校园欺侮、校园霸凌等，是欺凌者故意反复地、持续地对欺凌对象造成伤害或不适，是一种力量不平衡、权利不对称的权力滥用行为，被欺凌者往往难以反抗，并对欺凌行为感到无奈。欺凌参与者包括直接参与者和非直接参与者。欺凌直接参与者包括欺凌者（欺凌他人的人）、受害者（被欺凌的人）和欺凌受害者（既欺凌他人又被他人欺凌的人）。非欺凌直接参与者包括旁观者（在欺凌情境中未直接参与欺凌的人）和局外人，本文将非欺凌直接参与者统称为非欺凌者。育儿方式是儿童社会性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儿童与同伴之间的互动模式反映了他们在家庭中感受到的父母教养方式，因此，对校园欺凌的研究必然少不了探究家庭教养方式产生的影响。
修改的内容包括要素的名称、描述、属性、几何制图表示以及要素关系等。对于要素名称，主要进行了扩充；将要素描述修改得更准确，并与GB/T 20257.1保持一致；对要素属性进行了扩充和修正；对几何制图表示进行了修正，并与GB/T 20257.1保持一致；对要素关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此次修订共修改要素86个。
一、父母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的关系
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卷入校园欺凌的状况有显著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中父母的态度和行为与孩子在学校的攻击性活动显著相关，孩子在学校所表现出的欺凌和攻击行为，通常是受到不良教养方式或家庭环境的影响。笔者在阅读有关文献后，归纳总结了不同欺凌角色相关的父母教养方式。（见下页表1）
即将到来的更深层次的课程改革提出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重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数学学科的六大核心素养可从三个维度来阐释：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的思维分析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我们深信，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更多的需要“授人以渔”，而不仅仅“授人以鱼”，这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追求．我们应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数学教育，发挥数学的育人功能，培养学生数学的看、想、说，让思维真正主导课堂，才能彰显数学教学的本色．当教育教学真正成为教师个体充满智慧的活动，我们也会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会鼓励学生大胆的求同、求异、求变思维，才会欣喜地企盼“雪融化之后是——春”的精彩的课堂．
首先，是德行的培养。人若无德，与禽兽无异。德行，是一个人在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的前提条件。一个有德无才的人，我们可以培养他的才能。但一个有才无德的人，带来的危害却是巨大。
1.欺凌者的父母教养方式。
有研究发现，打骂虐待的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会增加孩子成为同伴受害者的可能性。受打骂虐待的孩子在家庭中可能采取顺从和迎合父母的姿态，以努力维持他们在暴力或混乱的家庭中的安全。同样，这些孩子在同伴互动中认为无法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因而在面对欺凌行为时产生了无助感，同时也更容易成为欺凌对象。同时，专制的父母教养方式也是孩子成为校园欺凌中受害者角色的危险因素，这些父母更容易忽视自己的孩子，并且通常不给孩子表达自己的机会，孩子长大之后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更容易成为受害者的原因。此外，有些受害者的父母与孩子之间有较为亲密的情感联系，但对孩子过分保护和过分干涉。与其他教养方式相比，过度保护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受害对象，父母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不安与焦虑敏感度很高，所以，当父母认为孩子碰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会过度参与孩子的活动，以补偿孩子的社会缺陷，或者通过其他方式避免孩子遇到此类冲突，但这很可能会妨碍孩子有效解决冲突能力的发展，使孩子成为同龄者的欺凌对象。更重要的是，当受害者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可能出现过度保护教养方式的代际循环。
表1 不同欺凌角色相关的父母教养方式
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及其在父母心中的地位在孩子个性化发展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孩子的积极自尊将在实现这一发展作用中发挥支持性作用。纪艳婷在对中学生校园欺凌及其与家庭教养方式、自尊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拒绝和过度保护等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中学生的自尊，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自尊，自尊与校园欺凌存在显著负相关，并且在教养方式和受欺凌之间中介效应显著。王欣等人也认为父母给予孩子的情感温暖理解，对孩子的自尊有着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
2.受害者的父母教养方式。
研究表明，欺凌行为与独裁专制、冷漠、拒绝或过度保护等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其中独裁专制最能预测欺凌行为。父母教养方式消极，过度保护或冷漠拒绝，对孩子关注过少，对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督与指导，都会导致孩子更容易出现欺凌行为。
3.欺凌受害者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采用宽容这一教养方式的子女更少地参与欺凌。何丹等人在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影响时发现，更多感受到父母情感温暖的孩子更少参与网络欺凌，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网络欺凌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同伴依恋显著相关，从而降低了孩子成为欺凌者和受害者的风险，并增强了他们的社会适应性。父母适度的参与和支持、温暖和亲切的亲子关系，最有可能保护孩子免受同伴伤害。其次，良好的家庭沟通和监督也是孩子免受欺凌的保护因素。权威的父母教养方式被认为是校园欺凌的一种保护性因素，它包含对孩子的高接受度、良好的监督，并给予孩子心理上的自主权，这意味着鼓励孩子以自己独立的方式成长和发展，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同时提供支持和指导，使孩子在学习和困难中获得成长，发展社会技能，学习适应性应对策略，从而免受校园欺凌的伤害。
4.非欺凌参与者父母教养方式。
相比之下，欺凌受害者与父母的互动模式更复杂，他们认为父母对自己的监控和情感温暖最少，同时表现出更多的过度保护和忽视，是一种没有情感温暖调节的不一致的教养方式。他们将世界视为充满敌意和不可信赖的，因此，当面对模棱两可的社会挑衅情境时，如打打闹闹的游戏行为，他们会假设该行为具有攻击性，并做出相应的反应。父母不一致的教养方式，如一个高度忽视的父亲和一个高度控制的母亲，是孩子成为校园欺凌受害者的危险因素，因为他们更可能把这种矛盾的方式运用到自己的同伴交往中。此外，欺凌受害者的父母对孩子有更多的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倾向。
二、家庭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的中介变量
许多有关家庭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教养方式不仅对校园欺凌有直接影响，还能通过一些中介因素间接对其产生影响，其中主要的中介变量包括自尊、情感与文化价值观、道德推脱与同伴交往。
1.自尊。
有学者认为，欺凌者的父母更多采用忽视放纵的教养方式，放纵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在控制冲动侵略性方面存在困难；父母虐待、忽视或敌对的教养方式容易形成父母对孩子的偏见，如认为自己的孩子反社会、离经叛道，从而使孩子也把自己看作一个反社会的形象。长时间暴露于父母的敌意与拒绝中的孩子，容易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模仿父母的行为互动模式，导致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缺乏同理心，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Patterson等人强调了教养方式中父亲的重要性，他发现，与其他孩子相比，那些有攻击倾向的被社会排斥的孩子，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情感、陪伴和满足感最少。罗贵明在对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得出，父亲惩罚、父亲拒绝、父亲偏爱、母亲拒绝这4个因子与大学生的攻击行为显著相关，父亲教养方式对于攻击行为的影响显著区别于母亲，特别强调父亲更应该重视教育方式，过分严厉或过分宽松的教养方式都容易导致孩子未来的攻击行为。曹薇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欺凌者很少得到父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父母也更多采用惩罚、拒绝与否认的教养方式。欺凌者的父母与非欺凌者的父母相比，更喜欢采用惩罚和矛盾的教养方式，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父母习惯于采用责骂和体罚，孩子的欺凌行为与父母对孩子的暴力冲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欺凌者的父母通常是更加暴力的，在家庭中经历过暴力和攻击并受其影响的孩子，也更容易采用生气或紧张这种情绪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在处理社会信息方面存在困难，常常把他人的行为解释为敌对的，并在生活中通过侵略性表现出来，从而更容易卷入欺凌行为。
2.情感与文化价值观。
有研究认为，特定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的文化价值观有关，儿童的文化价值观又与其欺凌或受害参与有关，并且文化价值观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欺凌参与中起中介作用。儿童在童年早期发展中所形成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决定了他们今后成为欺凌者、受害者或欺凌受害者的可能性，父母和其他重要他人将正确或错误的观念传递给发展中的儿童，从而对儿童情感价值观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同文化环境背景下的儿童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看法与理解不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儿童认为父母控制是积极的教养方式，把父母的控制看作父母对他们爱与关注的标志；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儿童则认为父母控制是消极的。此外，Sutton等人认为，文化价值观在欺凌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欺凌者所表现出来的攻击性不是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物质和心理结果的安慰，而是受到不准确的社会推理的影响，并认为这些不准确的社会推理来自一种基本的道德和情感不对称，情绪过程中的个体差异（如情绪控制、情绪调节和同理心）可能会导致儿童青少年对潜在冲突情况的思考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应对方式，包括攻击性和欺凌。情绪性和情绪调节相互作用产生了社交功能的方方面面，攻击行为是高负性情绪强度和情绪调节不足的产物，攻击者的情绪很容易被唤起（即使是小事件），并且更有可能通过愤怒的爆发或侵犯行为表现出来。
学校需要更新办学理念，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企业的作用，通过企业掌握更多市场信息，进一步调整专业结构，改进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实用型和技能型人才。要改变目前校企合作中“学校热、企业冷”的状况，进一步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重视企业利益诉求，制定出有利于促进校企合作的政策，建立起一套较为合理的校企合作利益分配机制、动力驱动机制、奖励激励机制和沟通协调机制，使企业在校企合作中获得利益。
3.道德推脱。
社会认知理论的提出者班杜拉将道德推脱定义为一种内部心理认知过程，指一个人通过自我调节机制来为自己的不道德或攻击行为辩护，从而消除自我谴责，使个人责任最小化，并证明自己有害行为的正当性。有研究表明，父母过度保护与儿童道德推脱、攻击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并对其有正向预测作用，且道德推脱在父母过度保护与儿童攻击行为之间中介效应显著，这说明父母教养方式可以部分通过儿童道德推脱间接影响其攻击行为。孙颖等人的研究表明，父母的情感温暖能够有效抑制孩子道德推脱的形成，促使其形成良好的道德认同，从而提高孩子的利他动机，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而母亲拒绝过高则会促进个体道德推脱的形成，阻碍道德认同的培养。拒绝型父母经常会对自己的拒绝行为进行辩解，而这些又正被孩子模仿学习，从而对其攻击行为产生影响。
4.同伴交往与社会能力。
同伴交往是儿童社会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Darling和Steinberg认为父母能够通过多种社会化策略影响孩子的同伴关系，家庭对孩子社会能力的影响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并间接影响了孩子的社会接受度。父母过分干预，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提供更多更具体的建议，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导致他们不善于处理同伴关系和解决同伴冲突，因此可能更容易遭受到同伴之间的负面互动。宋明华在对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攻击性行为的研究中发现，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通过越轨同伴交往对孩子的攻击行为产生影响。Healy等人在对父母教养方式、子女同伴关系与校园欺凌的相关研究中提出了“促进式教养方式”的概念，认为促进式教养方式是一种温暖与响应性相结合的育儿方式，它鼓励独立（而不是过度指导），支持孩子同伴关系的发展，并指导传授孩子问题解决的社会技能。受欺凌的孩子与不受欺凌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同伴关系更差，在面对同伴挑衅的假想情况下，他们的攻击性更强，而被社会接受并且同伴关系良好的孩子，欺凌参与率则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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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18年度研究课题“职业院校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机制及应对策略”（项目编号：2018SCG246）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G4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09（2019）40-0018-05
【作者简介】 1.黄顺菊，浙江工业大学（杭州，310023）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2.刘晓，浙江工业大学（杭州，310023）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
标签：家庭教养方式论文; 校园欺凌论文; 关系研究论文;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