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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现在让我们记住涂尔干的假设，收益希望提高可能刺激不确定期望，结果更增加受挫感。为了在我们虚拟的实验模型的层面上再现这种情境，我们将假设，在第二种情境中，组织者向参加同一游戏的同一批人暗示中彩者将不是两人而是四人，该互动系统的其余方面一仍其旧。因此除了有关中彩人数的规则有变外，游戏结构保持不变。可能的游戏者与第一种情境中一样，对风险持有相同态度。这样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与表1（参见上期一编者注）类似的表2：
表2
如果至多还有另三个游戏者，我们的玩家将有2注的净收益。如果除他外还有四人玩，他的中彩希望等于1.40。实际上，他有4/5的机会赢得2注，1/5的机会损失1注，这等于：
2(4/5)+(-1)(1/5)=1.40
其他数据以同一算式得出。
那会发生什么呢？虽然游戏者的态度在同一游戏中的分布一如先前，这一次每一个人都将参加游戏。事实上，那更胆怯的五个人都相信这次他们将不再冒中彩期望为负值的风险。不论别人的行为如何，他们赢的希望实为正的。
这样，十个潜在的游戏者都参与了游戏。由于只有四个可能的赢家，另六个人将在博彩中徒劳下注，并失望而归。
简言之，游戏组织者增加了的慷慨对争取更多的游戏参与者发挥了基本的效果，因为赢家的数目增加了。换言之，该模型表明，构成这样一种情境是可能的，即给予每个人的流动机会、中彩机会或中彩可能性上升机会的增加，会导致一般受挫水平上升的后果。这种实验的模型从而让我们考虑涂尔干会在失范名目下概括在一起的某些机制。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引出什么教益？首先，完全没有必要将失范概念解释为栖身于社会层面的神秘力量——一种无须知晓人就可刺激个人的欲望，怂恿其误想的期望，从而使之遭受挫折，最后导致其绝望的力量。赫伯特—马尔库塞相信由“社会结构”发出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并且更像是以磁力作用于铁锉屑那样的方式影响个人的各种期望、愿望和渴望，马氏这样想是可能的。但涂尔干本人不大可能陷入这样一个可疑的范式中。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劳动分工论》的例子。斯宾塞认为劳动分工是人的意图的结果。涂尔干拒绝这一观点，他视这种分工现象为社会规模和密度增长激起的种种复杂变化的意外后果。但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涂尔干赋予社会学的人以一种被动身份。相反，他的理论设想劳动分工为有意图行动的一种复杂组合的意外后果。
若人们同意阿尔伯特视涂尔干为“实在论的关系论者”的看法，我们就可在涂氏的著作中读到社会学的基本志向之一：去分析由社会制度规定的各种互动系统之结构与行动者的期望、信念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以模型的方式对涂尔干失范理论的自由转译，其好处是它清晰地揭示了通过互动系统的结构而作用于行动者的因果过程的性质。它表明完全没有必要将社会行动者设定为是一个由社会力量摆布的被动存在。实际上，该模型通过使社会行动者成为一个努力利用他被置于其中的情境的决策者，而对《论自杀》的最自相矛盾也最有趣的结果（自杀率的增长不仅发生在萧条期也发生在经济繁荣之时等）提出了一种解释。当情境变化时，决策随之变化（至少对行动者群体是如此）。但情境的变化与行动者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若我们承认行动者为主动的实体时，才是可理解、可解释的并最终是可预测的。
尽管有一些用现代“社会学主义”的缺点来分析涂尔干的解释，人们仍可以正当地争辩，像《论自杀》或《劳动分工论》这样的著作以极大的深刻性表明了社会学的一项主要目的：研究互动系统的结构对于构成这些系统的行动者的行动和信念的复杂影响。
社会学家们纷繁的意图和社会学的对象
不论其所产生的种种困难，涂尔干和帕累托给出的社会学定义，肯定比其他学者更好地表述了大多数社会学家们纷繁多样的意图。因此他们可以引导我们达到对社会学志向的一种满意的描述。帕累托对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分表明，某些行动者虽然最终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但乍一看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如果人们在社会行动者被认为可清楚地看出他的利益所在处运用逻辑去发现他可以方便地得到实现他的目标的手段，并使自己可以权衡可选用手段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的话，那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选民屈从安纳托尔—法朗士之权威的行为就是不可理解的。简言之，帕累托的一个基本直觉是社会学家的工作是去精心阐述比经济学家所运用的行动理论更为普遍的行动理论。通过对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zwecrationalitat and wertrationalitat)的区分，马克斯—韦伯提出两种分析图式，其中，目的理性涵盖了帕累托的逻辑行动，而价值理性则特别用来解释显然出自任何目的的行动。
帕累托问题——提出一种可以思考非逻辑行动的独特的行动理论——当然表达了社会学的面相之一。我们将暂时满足于指出现代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已经远离帕累托和韦伯。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别，或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暗示某种二元论的存在，它现已不适于解释人类的行为。今天我们倾向于认为二元论是有待废弃的临时区分。这种区分更经常地只是存在于观察者的思想中。在那些他以为可直接理解别人行为的场合，他往往会为这种行为贴上逻辑的或目的理性的标签，或用他喜好的语言径直称其为“理性的”；而在那些别人的行为在他看来是不甚清楚的或不可理解的场合，他则倾向于将它解释为非逻辑的或非理性的。究竟为什么人们对法朗士有信心？如果设想同样是那些公民在商店购物时行为合乎逻辑，而在选择他们的国会议员时表现得不合逻辑，这似乎自相矛盾。这就要求一种二元论，但说得再轻点这种二元化也是可疑的。
事实上，第三共和国选民对法朗士的信心今天当然可以用所谓的普遍化的行动理论来解释：在政治事务上（以及在其他许多事务上），行动者往往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作决定的。两项政策P1和P2提供给选民：根据其支持者的判断，P1将产生结果Q1,Q2……Qk；而从其反对者看来，它将导致讨厌的结果R1,R2……Rm。选民如何“逻辑地”作出他的选择？如果他声称他将试验性地作决定，如他在购物时所做的那样，他肯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可比之于布里丹的驴子：他会迫不得已地说他无法作决定。而驴子的处境甚至更值得羡慕。它知道两袋燕麦彼此难以分出好坏。而对投票者来说，他只知道两派已经对分别位于右侧和左侧的两袋燕麦的每一袋都形成了对立的判断。但他却并未亲眼看到这些袋子。他该做什么？退出游戏吗？但他为什么要放弃政治结构允许他对很可能影响他未来的投票选择行使不完全的控制？设法通过想象某些精巧的迂回之路来看出燕麦袋的价值当然是更可取的。
对投票者来说，迂回的途径之一可以是通过“客观的”方法努力使自己相信P1必定导致（或不导致）Q1到Qk的结果，借助于一简化的模型，他判定这些结果都是合乎心意的（或令人讨厌的）。另一条迂回的途径是分析P1和P2提议者的动机和目的，并将这些设想的动机与他们赞同的价值相比较。这是一个理由，说明如果它改变了大批选民对于候选人动机所在的解释的话，电视镜头前的一个微笑或一个字为什么常常可能对候选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对动机的考察中，一种补充性的迂回的途径可能是依赖那些“人类灵魂的专家”，像法朗士这样的士林文人就是被人们如此信赖的。
我的目的并非试图使一种逻辑形式化，以便用它来考虑上述这样一类的事例。这样的意图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记下我试图建立的命题之一已经足矣，即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面相产生于在只许考虑逻辑行动的诸模型的语境中对一种普遍化的行动理论的探寻。
另一个基本面相可与涂尔干的工作相联系。它可以这样来概括：个人的行动只有联系个人被置于其中的社会背景，或更确切地说，只有联系个人参与其中的互动系统的结构时才能被理解。
让我们回到失范的例子。如果我处在一个赢家较少的竞争系统中，我会小心地限制我的经济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投注，这是社会机构要我作出安排以便确定我参与游戏的意向。如果获胜机会或流动机会增加，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被引诱到游戏中去。在每一种情形中，行动者的行为只在当人们首先使自己投身于他们所从属的互动系统中才是可理解的。这并不表明互动系统无论如何都决定他们的行为。每一个行动者，出于其个性、他对风险的态度、他的抱负、他对具体情境的信息（所有这些变量当然部分地依赖社会环境和行动者的个人历史），会努力采取最适于他的利益的、或他想象多少合乎其利益的行动。他的行为不是事先编程的。尽管如此，社会学家仍有一切权利去权衡互动系统的种种参数对于行动者行为的效果。
前文给出的简单模型显示，若所有情形都相等，当增加潜在竞争者的获胜机会时，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导致失败者数量的增加。当然，这样人们往往会强调互动系统的性质（及其变化）与行动者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与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要求不相容。相反，因果关系只有在当社会主体的行为被解释为一种行动时，更确切地说一种致力于实现某些目标的活动时才是可理解的。换言之，在互动系统的参数和行动者的行为之间被观察到的因果关系，只有在当人们将其当作自主行动者的目的论的（或有意的）行为的结果时才是可理解的。
虽然按照涂尔干的看法，“失范”或“唯我主义”的增长，会导致自杀率的增长，这并不意味着，无须知晓他们，社会就能导出社会主体的某些感觉和行为。但当失范增长时（如作为收益希望增加的一个结果），这种变化一般可能会导致心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过度投入。这反过来会增加每个行动者发现自己最终处于失望境地的可能性。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立场可据以提出一种定义，既使它不是被所有社会学家所同意的，至少也是关于众多社会学家们纷繁意图的定义。那就是尽管存在着诸如将“涂尔干的社会学”，“帕累托的社会学”或“韦伯的社会学”区分开来的明显的差异，在此表象之下，在这些作者和其他许多作者之间关于社会的性质与原则的基本一致是显而易见的。我将以下列三个命题描述这种一致的基础。
命题1 不论其论题如何多样繁复，社会学并不涉及那些不可弥合的异质的活动。社会学研究单一事实，统计概率的规则并力求强调一般关系等，但它极普遍地倾向于重视分析互动系统的各种性质，它们对于单一事实、规则和可观察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社会学家感兴趣的现象被认为可根据互动系统的结构来解释，这些现象就形成于这一结构中。
命题2 社会学分析的逻辑原子因此是个体行动者。当然行动者并不在一种制度的或社会的真空中行动。但是，他的行动在一系列约束条件的背景中，如在他必须接受作为强加于他的既有条件的各种要素的背景中展开，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应当作为这些约束条件的唯一结果来对待。约束条件只是可容我们理解个人行动的要素之一。先前的若干分析已暗示，社会学家在互动系统的性质与个人行为中揭示的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只是在当这种行为被视为赋有意义的行动时才是普遍可能的。
命题3 如帕累托的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别所提示的，社会学必须在大量的事例中运用较先前的、如经济学分析个人行动的更为复杂的框架。对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布里丹的驴子因死于饥饿而受到非难。对现代经济学家来说，他的满足的最大化可包括其决策成本的最小化：他可使自己任意投向两袋燕麦中的一个。而在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则会通过聚焦于基础性的动机（如右手的先在优势）尝试在两个袋子间作出区别，假如他不打算屈从挂这两个袋子的农夫的权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