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的深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4)10－0011－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大核心命题，是我们党和国家亟待解决和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解决中国近现代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理论需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主导中国封建社会2000余年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近现代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西方其他占主流的思潮中国化。任何思想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研究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要全面而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作深入分析。 一、近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困境及其独尊地位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与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及其对西方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近代国人是在剧烈的阵痛中开始审视中西文化的，首先是通过战争认识了西方文明，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使“学习西方”成为格外沉重的话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可以说是一路踉踉跄跄、断断续续。从最开始统治集团内部少许开明之士对西方的盲从认知，到后来实践层面的操作体认(大张旗鼓的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后的冷冷清清，再到后来对西学的理性感悟(严复译著的广泛影响)，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反复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始终纠缠着“中西古今”这个新鲜时尚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话题。思想就这样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连续性发生在受到外来的知识与思想剧烈冲击，习惯于历史传统的人们为应付变局，反身寻找自己原有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对新的知识与思想重新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时候。在这种理解和解释中，外来的知识与思想融入了传统也改变了传统，在看似‘断裂’中，知识与思想在延续着。”[1](P64)正是在关于“中西古今”的纷争中，思想得到了延续，文化得以传承。马克思主义从早期的传入中国到后来的广泛传播就是这种情形。当时国人用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就其所能了解到的方方面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种种理解和解释，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中国思想界，也使中国思想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后国人义无反顾地追随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因为当时国人在理解西方知识与思想的同时，需要一种可以帮助自己理解西方的资源，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恰好符合了这样一种资源需求。像当我们还沉湎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而不能自拔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阐释；像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但西方的“先生”却总是欺辱中国这个“学生”这样的困顿，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来解惑；当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踌躇满志、一往无前、急躁冒进的时候，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决不会”来理解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2](P33)当我们对革命裹足不前、故步自封、万念俱灰的时候。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来理解革命发生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样就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知识的理解，同时也改变了对西学的理解，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点，完成或行将完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现代的转型。 学者萧功秦曾指出：“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换言之，在19世纪后半期这样一个国际时代，人们仍然习惯于用传统的排斥旁门左道的方式，来实现民族自己的目标。由于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从而使近代儒家文化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3](P2－3)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2000余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充分适应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双重需求，既有效地维护了封建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又很好地维系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和谐与安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有序的缓慢式的递嬗进程，虽屡经内部数次调整，确保其高高在上的主导地位不变，但终因鸦片战争一役，中国再也无法按自己的规程在治乱相循的套路里生活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旧有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契机。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的制约，中国不但没有随着民国的建立而实现转型，反而是袁氏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的复古运动甚嚣尘上，社会处于“失范”和“脱序”状态，在政治—社会—道德方面出现严重的危机，中国社会处于“意识危机”之中。[4](P37)虽然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思想文化失去了往昔的权威和力量，但它并没有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崩溃而丧失。但也正是由于“复古运动”所带来的一系列思想文化的反思又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1915年以陈独秀《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理性反省与批判，这种反省与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 第一，终结了儒学在思想政治、道德伦理等诸领域的统治地位。这是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局面确立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规模的冲撞碰击，也是其丧失独尊地位的根本标志。这深刻表明，西方武力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冲击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更是在文化层面上给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以重创。辛亥革命后，陈独秀等人看到只搞政治革命不行，必须搞思想革命，就是建立民主主义思想。因此新文化运动期间批儒反孔的主要内容就是集中批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道德，以实现他们所期盼的西方民主政治。“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5](P107)陈独秀等人就是在当时帝制叫嚣十分猖獗的时候创办《青年》杂志的，他们以“个体人”的觉醒作为批判传统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也成了“五四”思潮批判传统伦理道德的一大特点。不仅如此，他们还注意从个体与群体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去论证个人本位，“把个人主义纳入民主与科学的理性的轨道，从而避免了个人本位导向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它预示着整个民族开始走向不同于古代道德文明的崭新的文明境地。”[6](P272) 第二，“百家平等，不尚一尊”的诸子学说与文化思潮的形成。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四大显学儒墨道法共同为结束当时礼崩乐坏的无序局面，使天下由“大乱”走向“大治”躬亲献策。西汉以后，儒学独尊，百家禁绝，儒家的官学地位牢牢稳固，其他学派则隐性发展。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时局的深刻变化及学术文化的自身发展，传统学术领域呈现出了新的态势，在“经世致用”之风气下，“子儒平等”等新思潮渐趋形成。当时李大钊就曾说：“杨朱为我之说，墨翟兼爱之旨，固二子所信为真理者也，而孟轲之徒，则距之辟之，不遗余力，以无父无君罪之为禽兽。然自今日视之，其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7](P447)其时，倡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推崇墨学，自由主义的胡适先生钟情老庄，文化保守主义的学人们更是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专心整理国故。这样，就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各家思想流派，不再以孔子、儒学的是非为是非，这就为进一步以科学、客观、合理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条件。 历史证明，晚清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对儒学合理思想内核的抹煞，更不意味着儒学在近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彻底消除。恰好相反，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却早已溶入到国人的伦理道德、政治思想、行为习惯等方方面面。在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指导思想，并已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对待儒学不能再采取简单的否定和教条主义态度，当务之急应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传统儒学进行合理扬弃，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二、西方思潮的传播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儒学不能等同于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就是儒学。近代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如果没有西学的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衍变显然大不一样。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方面，我们要反对两种有害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一种是历史复古主义。这两种看似相左的观点，实质上都是对中西文化冲突中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没能很好把握的体现。虽然现在持这两种观点的人数不多，但其影响还是存在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就是在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中不断深化和升华的。从最初的器物层次，主要表现为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军事层面的东西。这个层面的学习，对当时国人来说相对容易接受。因为，普通老百姓也懂得，坚船利炮胜过长矛大刀。但洋务运动30年的步履蹒跚，由于指导思想及内部运作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最终“用夏变夷”之道丝毫没有触动传统文化的核心——建立在封建伦理纲常之上的价值观、道德观。甲午战争的惨败，在宣告洋务运动破产的同时也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变革即将来临。戊戌变法的有识之士，开始思索如何对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由此，开始了制度层次的探索。他们认识到，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必须致力于制度的变革。尤其是，这一时期，西方的进化论、民主、人权等思想观念输入中国，有识之士以此为武器，批判传统儒学，否定封建制度。但“君主立宪”的救国方案很快就被封建保守势力轻而易举地摧垮了，中国依然处于困顿之中。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虽然理论上讲“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实际上只赶跑了皇帝，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尤其是民众的思想及心理没有深刻的变动。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表明，对文化心理状态进行更深层次更全面的比较与认知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这也是最深层面即心理层次的探索，主要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而展开的对国民性的探讨，从而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而透彻的分析，表明了当时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其中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李大钊认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他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7](P557－558)。虽然在遣词之间，这一贬一褒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这种分析无疑具有其所处时代的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大体上都认同李大钊所论及的中西文化的差异点，他们只是对为何具有这种差异方面分歧较大。 在构建和谐文化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作深入探讨和研究，而不能简单地把东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异等诸如此类的结论。应探索，在实践体验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乎现代生产方式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规范，否则，我们就无法摆脱现代社会生活中传统文化的“失范”与“脱序”状态。正如学者叶晓青指出：“丢掉贵义贱利的同时失去了信用和廉耻，丢掉知足的同时失去了俭朴，带来了奢糜和不择手段，表面看‘世风日下，人心浇薄’是传统沦丧所致，实际上是一个合乎近代生活方式的，合理摄取了传统精华的新道德规范尚未建立，因此当时中国面临的是两件任务——摆脱旧传统的束缚和建设新文化，只是这个问题一开始并未得到充分认识。”[8]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转折点，它既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中西文化比较、吸收、借鉴的一个总结，又是对中国未来文化走向的一个重要启蒙。关于新文化运动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学界早有公允、客观的评价。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以其丰厚的学术底蕴，对东西文化进行了颇为精彩的论说，虽然救国方案的分歧，导致他们最终分道扬镳，但是在“对待历史遗产上，他们都力求突破19世纪末以来盘踞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体系给予‘价值重估’，创造一个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系统”[8]。首先，在价值取向方面，他们都坚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深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价值取向的标准是现实生活世界，而不是古人的圣言礼教。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有异，但所期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陈独秀、李大钊的关注点在政治，由文化批判为始到复归政治斗争为终。胡适则主要是通过诗歌来表达他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企图用一种柔性的改良式的手段达到改变现实政治的目的。其次，对东西文化之异同的认识，有相一致的方面，也存有相异的地方。陈独秀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疑就是西方化，表现了他与封建文化势不两立的革命精神。而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则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主要是性质之差，而非程度之差，“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9]。李大钊与杜亚泉一样，也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特性概括为“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但他不像杜亚泉那样一味地赞颂“静的文明”，而是力主“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以期中国文明为世界做出第二次贡献，能把东方文明中“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到西方。他同时也赞同陈独秀把东方人消极、依赖的态度说成是中国软弱和困难的根源，但他没有陈独秀那样极端，“相反，他参加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预想着未来的世界文化将建立在综合东西方的基础上。西方积极进取的世界观将取代沉迷于睡梦中的东方态度并由此而解决因其消极态度而在中国产生的问题。‘东方的精神生活’也将有助于控制西方的实利主义”[11](P52－53)。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他们对东西文化的认识大多还是从表面上来看彼此的差异，很多还有含糊不清，或似是而非的说法，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他们虽然认识到了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与不同，但对于为何存在差异及差异的表现等方面的争议较大，这些争议的存在同时也开启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异同优劣论战的先声。 跨入21世纪的东西方社会，已发生巨大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东西文化，我们知道，东西方文化亦各具其独特价值。学者庞卓恒指出：“价值取向或国民性格来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并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在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民族中，不同的阶级、阶层和个人，他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往往在具有同一时代同一群体的共性的同时，还具有各自的特异性，那些特异性可以称之为大同中的小异。”[12]面对经济全球化波涛汹涌的趋势，对于东西文明多样性的存在，我们要“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13]。以前我们曾提出要“求同存异”，如果现在我们能进一步做到“求同容异”的话，整个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美好。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理路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在创立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P57)马克思主义这种力图改变世界的品格，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只局限于书本里的学问，而是面对现实、思考现实、变革现实的理论。“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中国“固有文明”进行了猛烈冲击，新文化、新思潮席卷整个中国大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想、主义都在传播中。五四运动本身和接踵而来的诸多事件，把许多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卷入了新的政治生涯，胡适称其为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选择，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使思想上的启蒙运动与政治上的救亡反帝运动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在“五四”运动期间，对于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文化论争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评判标准，其标志就是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1920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次运用唯物史观评论东西文化问题的文章。李大钊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7](P151)李大钊思想的主旨是要说明，近代中国只有社会大变动一条路可走，并对这一趋势的经济背景进行了初步分析，明确论及了新思想中包含着“劳工阶级”反封建的“新要求”，预见到中国无产阶级的重要历史地位和远大前途。“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15](P698) 在西方诸多社会思潮涌入中国的情势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最终胜出，还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革命性特征。换言之，与其它西方社会思潮相比，马克思主义不仅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而且它能为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一个根本性行动纲领。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来看，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凸显的近现代社会，救亡与启蒙、文化与政治，不能当成两回事，而是紧密相连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总是能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深入基层，唤起民众，无论是邓中夏对工人阶级的启蒙及组织领导的大规模工人阶级大罢工，还是毛泽东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及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挽救民族危亡、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中，都自觉地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使民主与科学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资产阶级“个体启蒙”或“人道主义”启蒙的局限，使启蒙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正如学者谢安民所指出的：“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彻底超越启蒙的人道主义的表达，共产主义是比启蒙更具深远指向的现实的运动。”[16]因此，中国近现代社会救亡不但没有压倒启蒙，甚至在许多方面救亡唤起了新的启蒙，新的启蒙又进一步促进了反帝反封的革命救亡运动。 收稿日期：2014－08－23标签：李大钊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陈独秀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