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会前后发生的两个案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案子论文,讲话论文,两个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2年5月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前发生了王实味案，会后发生了吴奚如案。我是来西安参加纪念《讲话》发表68周年会议的，限于时间，我只说些这两个案子的情况。
一、王实味案
此案出版过几本专著，发表的文章很多，但许多作家没有说清此案。如《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温济泽主编，群众出版社，1993年）的“出版说明”开始就说“王实味冤案……是当时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一手制造的”。这不符合事实。王实味1942年3月13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野百合花》的《前言》和《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与《二、碰〈碰壁〉》。毛泽东看了就甩报，拍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毛泽东还打电话批评报社社长博古。3月23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又发表了《野百合花》的《三、“必然性”与“天塌不下来”》和《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又引起毛泽东更大的不满，遭到更多人的批评。
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李言在《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文中说：“一个深夜，毛泽东同志提着马灯来研究院看了《矢与的》，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矢与的》是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出的墙报，发表了王实味的《我对罗迈（黎注：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与《硬骨头与软骨头》等稿件，转移整风学习的方向，把斗争目标对准院领导，号召用“硬骨头”反对“大人物”。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这是又一次不指名地批评了王实味。
为解决整风学习开始时发生的偏向与王实味的问题，中央研究院5月27日到6月11日断续召开了全院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十一次，在王实味到会那天早上，在毛泽东处开会研究怎么对待时，毛泽东指出如果王实味长篇大论作解释，让大家插言提问，这是范文澜在内部总结批斗王实味的经验时说的。以上证明，批斗王实味的大事都是毛泽东说话与决定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重要的批判王实味错误言辞的文章，如周扬、艾青、李维汉、范文澜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审阅过的，这怎么能说是“康生一手造成的”呢？
作为社会部长康生不能不插手，他几次提醒李言“王实味是托洛茨基分子”。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在社会部。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的部队进攻延安前，社会部派两个人将王实味送到晋绥解放区的公安总局（在山西省兴县）关押。一次国民党的空军轰炸兴县，一颗炸弹落在公安局的监狱附近，公安局没有根据地怀疑是王实味给飞机打了信号，向社会部提出处决王实味，康生修改了报告的文字，留下笔迹，副部长李克农签署“同意”。1948年陕北战局好转，毛泽东东渡黄河，来到兴县，得知此事，表示不满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
中央研究院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即6月11日，李维汉以《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为题作总结，说：“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了的许多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在《纪实》上登载的《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作者温济泽），竟把李维汉说王实味是托派，记在范文澜的发言中，这是《纪实》的一个大虚假，这是为什么？《解放日报》6月18日发表的李维汉的《总结》与次日发表的范文澜的发言是一致的。《纪实》与温济泽的不实与不妥还多，这里不多说了。
王实味的这个“托洛茨基分子”结论，不是一般的有人证、物证和旁证的正式结论“揭发”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进行复查的建议，并要温济泽催办，特别是王实味的80多岁高龄的妻子刘莹带着女儿与儿子来北京申诉两次，1991年2月7日由公安部一位退休的姓张的女同志负责，为王实味作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说：“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张同志将结论交给刘莹，说这事就这样解决了，不必向媒体公开，并给刘莹一万元慰问金。精明能干的刘莹，将复查结论给温济泽一份，温很高兴，迅速写了一篇《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在《炎黄春秋》1992年1月11日发表。张同志感到没有涉及党与国家机密，对刘莹的活动也没再理论，这是我听公安部有关同志说的。刘莹将一万元慰问金交给她所在地湖北省十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为“王实味文学奖金”，十堰市文联不同意，刘莹不要慰问金，把钱给了文联。
刘莹的子女知道王实味在延安与他在开封女中教书时的学生陈文斐结婚了，没有告诉刘莹。我不知道刘莹的子女，知道不知道王实味1937年秋是同另一个小名叫嫦娥的女学生去延安的，嫦娥不和他结婚，他才追求陈文斐。
王实味被错误处决的问题“平反昭雪”，但王实味的问题并没有“完全”与“彻底”解决，新的结论并没有恢复王实味的党籍。这是为什么？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说“到处乌鸦一般黑”，混淆“延安与反动统治区的界限，污蔑延安的革命领导等已是反共大项”，在逮捕王实味以后，曾将《野百合花》中写的能调查的事实都做过调查，他在《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中说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饭（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王实味说这是听延安师范的语文教师高树梓说的。向高树梓调查，他说延安师范与一般单位一样，每天吃两餐干饭一餐稀饭，只有一天早晨有些同学没有吃饱，学生会主席征求大家意见，是让再做些饭吃饱上课，还是先上课午餐多做些？大家赞成先上课。这次调查，当时延安师范的党委书记李经纶也向我说过。前几年李经纶还告诉我，高老师离休后住在西安，他可以带我去问问。
《野百合花》发表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干扰整风顺利进行，起了很坏的影响。
康生说《野百合花》在4月末已被香港的报纸转载，1955年在胡风家中抄出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在西安翻印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作为反共宣传品使用。有关部门认为王实味被处决，应当“平反昭雪”，而王实味仍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因此党籍不能恢复，平反并不彻底。
二、吴奚如案
吴奚如案，几十年来只有两位专家提过。吴奚如是黄埔军官学校的二期毕业生，曾经是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经历过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调武汉八路军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介绍许多文化人（包括作家吴强）与青年赴中国解放区，在延安与丁玲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晋东南与西安活动，丁玲任团长，吴奚如任副团长。后又调新四军工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二次会上，吴奚如发言，说：“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有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他刚从“皖南事变”的流血冲突中，经历艰险，突围逃难，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稍后，他发表在1942年7月19—20日《解放日报》上的纪实小说《末了的旅程》，真实地记述了他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血战到底，冒险突围，他个人又从皖南经重庆到延安的艰难旅程。小说的字里行间表露了他的上述观点。
吴奚如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马上引起朱德总司令的严厉批评。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在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竟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意思是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此一时彼一时。“西安事变”后，我们讲一切有利于抗日；现在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抗日。
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当时没有捉小辫子，吴奚如也没有反驳。可是，整风运动中，继中央研究院批斗出“托派”王实味后，接着就在中央党校批斗出“特务”吴奚如，证据就是白纸黑字印在报纸上的小说。从此，开始了在思想上发现敌人，在文学作品里发现特务，用政治眼光审查文学，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学问题。
以上见朱鸿召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吵》，载上海《文艺报》总第1406期。
中央党校（校长毛泽东、副校长彭真）把吴奚如结论为“特务”，取消共产党党籍，不分配工作，让他专业写作。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又讲了“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我听过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但现在找不到发表在哪里，也许这次讲话没有发表。
我见到吴奚如是1954年在武汉市的中南作家协会，那时，我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长兼中南大行政区文化局代局长、党组书记。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南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之琏告诉我：“吴奚如是老同志了，年老多病，要照顾他点。”我去看过他两次，是一个老、黑、瘦的小老头，与一个大约没有文化又无工作的老伴在一起。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好。又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没有”。大都不是真话，显然他是不愿多事。
我问李之琏，“他为什么被划成特务？”李之琏说“档案里头没有”。我问李之琏“他申诉过没有？”李之琏又说“没有”。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信件在《人民日报》公布以后，吴奚如向武汉市委（1954年底大区撤销，中南作协改名为武汉作协，交给武汉市委领导了）报告：“胡风不是反革命，在日本是日本共产党员，被日本驱逐出境回国以后，没有党的关系，在左联工作，是鲁迅先生身边的红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看见吴奚如的报告，大发脾气，在内部刊物上加按语转载吴奚如的意见，并指示武汉市宣传部对他严管。我问武汉市作协主席于黑丁怎么管吴奚如，他说“一个足不出门的废老头，怎么管？”
吴奚如案，是个无尾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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