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与江苏概况_小说论文

明清小说与江苏概况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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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4403(2000)01—0048—08

研究明清两代的文学艺术,离开了江苏是不可想象的。不止是明清小说,明清戏曲、明清诗文、明清绘画等等,无不如此。其实整个文化亦然。探究明清文学艺术、明清文化与江苏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仅从明清小说与江苏这个视角,谈谈个人的一得之见,尚祈方家批评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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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发展到明清两代,无论长篇章回,还是短篇拟话本;无论文言体,还是白话体;无论是理论和批评,还是出版和市场,均已臻于成熟而步入繁荣昌盛的时期。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大家名作,著名书社、书商和版本,就其数量、质量和影响而言,江苏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先后集结成书,标志着章回小说的成熟,它们还分别开创了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路子。《水浒传》的作者,虽尚有异议,但大多数学者均确认是元末江苏白驹场(现属大丰县)人施耐庵。近二十多年来,江苏的学者对施耐庵的研究花了大量的功夫,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虽是太原人,但与江苏也颇有些瓜葛。传说这位“有志图王者”的小说家曾与元末义军领袖张士诚(白驹场人)有过接触,此其一;其二,传说罗贯中乃施耐庵门人,而明刻本《水浒传》作者大多署施、罗二人。诞生于明嘉清、万历年间的《西游记》和《金瓶梅》,前者既是历来“西游故事”的集大成者,又是江苏作家吴承恩(淮安人)的天才创作,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魔鬼怪小说,它开创了明清小说神魔鬼怪的创作路子。至于《金瓶梅》,这是由作家独立创作的作品,它使章回小说在题材、写法和人物的塑造上,更贴近现实生活和芸芸众生,并开创了人情世事小说的新路子,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从明代起即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出于嘉靖大名士王世贞(太仓人)及其门客之手,也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说,故与江苏也不能说毫无关系。在中国小说史上可以炫耀百代的明代“四大奇书”,两部出于江苏小说家之手,另两部作者亦与江苏结有不解之缘,由此已足见明代小说与江苏关系之密切了。

除了“四大奇书”之外,明代效法“四大奇书”所开创的章回小说路子所创作的为数众多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鬼怪和人情世事小说,出于江苏作家之手的作品,真可谓不胜枚举。著名的就有《封神演义》(钟山逸叟许仲琳)、《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秦淮墨客纪振伦)、《西汉演义》(钟山居士建业甄伟)、《隋史遗文》(吴县袁于令)、《新列国志》(长洲冯梦龙)、《孙庞斗志演义》(吴门啸客)、《南北两宋志传》(云间陈继儒)等等。

明末清初,在“四大奇书”之后,章回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开始发生新变,出现了受《金瓶梅》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三类作品,即才子佳人小说(一般在十六回到二十回左右)、风月淫秽小说(一般在二十回到四十回左右)和《金瓶梅》式小说。其中才子佳人小说和风月淫秽小说,总数不下几百种,今尚存六七十种。这两类小说内容和格调虽有雅俗之分,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都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近百年间的人情世事,只是才子佳人小说是《金瓶梅》的雅化和变种,而风月淫秽小说则是西门庆与妻妾娼妓荒淫糜烂性生活的恶性发展,可谓《金瓶梅》的“丑化”。这两类为数巨大且畅销一时的章回小说,作者留下真名实姓者寥寥无几;但从小说所提供的内证(如深受吴越文化影响),绝大部分作者当是江苏和浙江人。至于《金瓶梅》式的小说,如《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等等,数量不多,皆非江苏作家所作。

明末清初,在小说和戏曲领域出现了创作时事纪实类作品的热潮。兴化李清的《梼杌闲评》是一部揭露和声讨魏阉罪恶的小说,与同时出现的众多同题材戏曲作品,如李玉的《清忠谱》,交相辉映。青浦陆应旸的《樵史通俗演义》,不仅描述了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还反映了李自成义军攻入北京,清兵入关,以及南明福王政权的覆亡等历史巨变。常熟七峰道人所纂《七峰类编》,则反映了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福王小朝廷的覆亡,突出了清兵在常熟的暴行,也记述了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据作者序文可知,“此编止记常熟福山自四月至九月半载实事,皆据见闻最著者敷衍成回”。至于金坛于华玉新编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虽敷演岳飞抗金故事,但同样着眼于时事。其《凡例》指出:面对“今日时事之危”,“有志于御外靖内者,当有意于斯编”,这与冯梦龙改编《精忠记》为《精忠旗》一样,其借古喻今之意是十分清楚的。

清代中叶,先后诞生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两部雄视千古的巨著,皆打破了历来小说之窠臼,把明清章回小说推上了思想和艺术的最高峰。它们的作者,虽非江苏人,却与江苏关系极为密切。吴敬梓,安徽全椒人,原是江苏近邻;又长期寓居南京,并在南京完成了《儒林外史》的创作;晚年又流寓仪真、淮安,并死于扬州。另外,《儒林外史》与吴氏在江苏的生活经历也殊有关系,小说所描写的南京和扬州等地的历史风云和风土人情也特别动人。曹雪芹则出生于南京,在苏州和扬州等地的名胜古迹,皆留有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游踪。“秦淮风月”和“扬州旧梦”,则一直萦绕于曹雪芹的心头。在曹家于雍正六年(1728)抄家而北迁之后,传说曹雪芹于乾隆年间曾南归过金陵。曹家虽是正白旗包衣出身,江苏既非曹家祖籍之地,亦不是曹家发迹之地,但曹家的鼎盛时期却在南京,从曹雪芹曾祖曹玺到祖父曹寅再到父辈曹颙、曹頫,先后任江宁织造,风光了六十余年。曹家若无南京鼎盛时期的富贵风流,曹雪芹若无“秦淮风月”和“扬州旧梦”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红楼梦》是难以创作出来的。另外,《红楼梦》写的就是石头城中的故事(《石头记》的另一层意思则是说,此书乃“石头”的故事),小说中涉及到江苏许多地方,以及人与事,这是众所周知的。

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问世的前后,江苏作家创作的各类章回小说,同样数不胜数。著名的有《隋唐演义》(长洲褚人获)、《女仙外史》(昆山吕熊)、《野叟曝言》(江阴夏敬渠)、《龙图刚峰公案合编》(金陵云崖主人)等等。另外,像《绿野仙踪》的作者李百川,虽非江苏人,却长期寓居盐城和扬州;《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虽是直隶大兴人,也长期生活于连云港;《合锦回文传》(一说非李渔所撰)和《肉蒲团》的作者李渔,虽是浙江兰溪籍,但生于江苏如皋,又长期寓居南京。他们皆可视为半个江苏人。

晚清,是章回小说的终结阶段。受时代洗礼和城外影响,这个阶段后期的小说又发生了新变。其一,小说创作由面向传统,转而面向世界,出现了中西小说技法融合的趋势;其二,由古典小说转向现代小说,呈现出一种过渡的趋势。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将晚清小说分为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前两类大多产生于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谴责小说则主要盛行于庚子事变之后,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近代社会的面貌,具有较明显的近代性质,历来被认为是晚清小说的主流。晚清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沃尧是广东南海人外,其它均为江苏人:《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是武进人,《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是丹徒人,《孽海花》作者曾朴是常熟人。晚清的狭邪小说,出于江苏作家之手的名著也不少。如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品花宝鉴》(又名《燕京评花录》、《恬情佚事》),作者陈森是常州人;成书于光绪初年的《青楼梦》,作者俞达是长洲人;最早连载于《上海奇书》(创刊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海上花列传》(又名《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像海上花》),作者韩邦庆,松江人,此书在艺术上有新的追求,作者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是一种“合传”体小说(参见《例言》);在人物刻画上,《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另外,这部小说叙述用普通话,对白则用苏州话,也比较别致。《九尾龟》和《海上繁华梦》(初、二、后集共一百回),也是流传较广的狭邪小说,作者张春帆和孙家振均为江苏籍,前者常州人,后者上海人。至于侠义小说,也有江苏小说家创作的作品。如姑苏桃花馆主人唐芸洲编次的《七剑十三侠》,海上剑痴所作《仙侠五花剑》等等。

晚清小说,还有三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是出现了袭用明代和清代前期章回名著的书名和人名,叙写新的故事,反映新的生活,鼓吹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作品,如《新三国》、《新水浒》、《新封神》、《新西游》、《新野叟曝言》、《新石头记》和《新镜花缘》等,这些作品大多出于江苏作家之手,前三部皆为青浦陆士谔所戏撰;《新封神》和《新西游》乃沪上无悔生所著;《新镜花缘》的作者则是寓居沪上之蛰庵。这类小说,阿英《晚清文学史》贬为“拟旧小说”,说它们是“当时新小说的一种反动,也是谴责小说的没落”。此类作品到底是“新小说的反动”,还是“小说界革命”的产物之一,看来尚可商榷研究。

其二,产生于清末、泛滥于民初,延续至三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前期多文言体,后期多白话体,是近代一种独具风采的小说。就其总体而言,思想内容虽无甚可取,但亦非全是封建性糟粕;艺术上却多采用西洋小说的结构和技法。这派小说以上海为根据地,作家亦以苏州和上海为主,如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钝根(王永甲)等等。鸳蝴派小说与吴文化血肉相连,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以及晚清的狭邪小说也有渊源关系,可以说是极富地域色彩的江苏土特产。

其三,起源于明代的苏州评弹,至晚清而盛极一时。因此用“弹词”(七字句或十字句韵文)敷演的章回小说也很有影响。但是,弹词体小说的名作多诞生于清代前期,如《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和《珍珠塔》等等。这类弹词体小说名著,虽非江苏作家所创作,但均有苏州艺人演唱,而弹词体小说只有通过舞台演唱,才能放射出艺术的光芒。另据文献记载,第一部弹词体小说《二十一史弹词》的作者,乃明代中叶的昆山人梁辰鱼,他是昆曲名家,其《浣纱记》是早期最著名的昆曲传奇。

明清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习惯上称为拟话本。拟话本的第一功臣,无疑是冯梦龙。冯氏兼治小说和戏曲,擅长创作又精通理论,对民歌、笑话等民间文学也颇有造诣,是明、清两代杰出的通俗文学大家。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明三代短篇话本小说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的整理加工,连同个人创作的作品,先后编撰成《古今小说》(又名《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言”的诞生,把拟话本小说推上了艺术的最高峰。在“三言”的启示和影响下,崇祯年间,吴兴凌濛初(他也长期寓居南京)创作了“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钱塘陆人龙创作了《型世言》(原载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北京中华书局已版覃君的点校本)。在“三言”以及“二拍”和“一型”的带动下,明末清初出现了拟话本的创作、出版热潮,流传至今的尚有几十种。其中不少就出于江苏作家之手。如苏州杜纲的《娱目醒心编》、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古吴娥川主人的《生花梦》、《炎凉梦》和《世无匹传》等等。清初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三言”和“二拍”选集《今古奇观》,其编辑者抱瓮老人,是冯梦龙的同乡,且与冯氏有交往(参见子芥园刊本《今古奇观》)。

明清两代,白话小说是主流,但源远流长的文言小说仍然相当繁荣,且有所创新。清初的《聊斋志异》更把古代文言小说推上了艺术的最高峰。冯梦龙编篡的《情史》(又名《情天宝鉴》、《情史类略》)把天下之情分为二十四类(大而言之有善情和恶情之别),共收文言小说八百七十余篇。冯氏通过《情史》的编纂和刊刻,通过序言和“情史氏”之评,歌颂善情,批判恶情,倡立“情教”,矛头直指“尊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这与汤显祖通过《临川四梦》,鼓吹“情至”,呼唤人性的解放,可谓一脉相通,先后辉映于晚明的思想界和文坛曲苑,影响极为深远,窃以为这是江苏作家对明清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此外,不能不提到苏州的沈起凤和沈复,他们所创作的《谐铎》和《浮生六记》,是清代各具特色又颇有影响的文言小说佳作。《谐铎》是部笔记小说集,作者有意效法《聊斋志异》,谐、铎结合,幽默风趣,文笔清新,引人入胜,既有蒲氏风韵,又有个人风格。《浮生六记》则是一部韵味隽永的自传性小说,作者以抒情散文的笔触,真实、细腻、大胆地描绘了自己与妻子陈芸的闺房之乐和家庭变故。这种自传性作品在晚清小说史上可说是创举。在明代和清代前期,自传性小说比较罕见。历来被视为淫秽小说的《痴婆子传》,倒是名副其实的自传性小说。但因其内容淫秽,文笔拙劣,无法归入雅文学范畴。由于《浮生六记》的问世及其影响,加上西方小说技法的借鉴,晚清自传性小说就比较多了。

综观明清小说的作者实际,江苏不仅数量多,且分布极广。其中以苏南各府(应天、常州、苏州和松江四府)为主,但也有苏北扬州、淮阴、通州等地的作者。苏州府的作者数量最多,且各县皆有,这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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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发展来考察,小说理论批评经过漫长的岁月,到明代终于从诗文理论批评体系中独立而出。清代前期,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晚清,尤其是最后20年,则是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终结,也是繁荣时期。明清两代,有成就、有影响的小说理论批评大家不算少,其中江苏占了一大半,同样功莫大焉!

云间(今上海松江县)陈继儒,通过评论《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和《东西两晋演义》等作品,指出:“演义,以通俗为义者也”;“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唐书志传序》),正确地划清了演义与正史的界限。在《叙列国志序》中,陈氏还把演义小说看作为“世宙间一大帐簿”,倡导如实记叙。甄伟《西汉通俗演义》自序,则强调演义的特点是通俗:“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并指出演义小说具有“爱乐以遣兴”,“缘史以求义”,“博物以道志”的社会功能。冯梦龙在“三言”序文中,不止论述了通俗小说的“醒世”、“警世”、“喻世”的作用,以及通俗感人和“传之可久”的特点;还阐明了小说的历史变迁,正确地指出,《三国》、《水浒》是由话本发展而来。其友笑花主人则从小说语言之变化,论说了由唐宋传奇经宋元话本再到《三国》、《水浒》等明代章回小说的演变轨迹。(参见《今生奇观序》)更难能可贵的是,冯梦龙还揭橥了“《六经》皆以情教也”的启蒙主义旗帜,反对“欲人鳏旷”的程朱理学,充分肯定“事专男女”,鼓吹人性,渲染爱情的小说。(参见《情史叙》及各篇“情史氏曰”)

肇始于《三遂平妖传》,经《西游记》达到高峰的神魔鬼怪小说的出现,促进了“极幻”小说理论的形成。吴承恩指出,志怪可以“寓鉴戒”(参见《禹鼎志》自序)。袁于令考察了明代中叶以来小说和戏曲中“极幻”之作的创作实际,在《西游记题词》中精辟地论说了幻与真的辩证关系,阐明了“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尽管袁氏的“极幻”小说理论,认为“言真不如言幻”,有矫枉过正之弊,但还是极有价值的。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全传发凡》)评点是明清通俗文学的主要理论批评样式,极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明清两代第一流的小说,少则有一二名家的评点,多则评点者达五六家以上。明清小说理论批评的精华均蕴藏于名家对名著的评点之中。明清两代重要的小说评点家,江苏人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一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其评点者并非李贽,而是无锡人叶昼,这已成为大多数研治小说者的共识。叶昼对《水浒传》、《琵琶记》等作品的评点,不仅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对明清小说和戏曲的评点也有深远的影响。清初金圣叹、张竹坡和毛伦、毛宗岗父子对《水浒传》、《金瓶梅》和《三国演义》的评点(包括序跋、附文、读法以及各类批语),无疑都是在李贽、尤其是叶昼等人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进的。吴县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继承和发展了叶昼之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铜山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认真总结了世情小说的创作经验,对清前期的世情小说,以及《红楼梦》的诞生和“红学”的发展,均有积极的影响。毛宗岗乃金圣叹同乡,承父毛伦(声山)之业,评点《三国演义》,曾假托金圣叹之名撰《三国演义序》(今存最早的毛评本《三国演义》,为康熙刊本,目录前题“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声山别集,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毛氏过分强调演义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在理论上又无新见,实难与金圣叹和张竹坡相提并论。但毛评本《三国演义》流传极广,影响不可低估。稍后,南京蔡元放对《东周列国志》和《水浒后传》的评点,既与毛宗岗持同一观点,又深受金批《水浒传》的启迪,也有一定的影响。乾隆五十六年(1791)冬和次年春,《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的两种本子(程甲本、程乙本)问世后,嘉、道以降评点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蔚然成风,它有力地促进了“红学”的发展。(道光三十年,张新之《妙复轩石头记》行世时,铭东屏在给他的信中已说到:“《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在众多的《红楼梦》评点本中,吴县王雪香(护花主人)的评点本,不仅刊刻时间较早,也很有特色和价值;后来张新之(太平闲人)和姚燮(大某山民)的评点本,皆须依附王评本才得以畅销,三家合评本显以王评本为主。此外,南通孙崧甫的评点,常州狄葆贤首次出版戚本《红楼梦》,溧水王伯沅的五色评点等等,对“红学”也都作出了贡献。另外,据李葆恂《旧学庵笔记》谓,乾嘉时期的常州著名古文家恽敬尝撰《红楼梦论文》;传说常熟翁同和相国藏有《红楼梦》批本。

晚清掀起了“小说界革命”,小说理论批评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不恰当地论说了小说的作用,在小说的本质、功能等问题上明显表现出功利主义倾向,把“小说革命”(实际是改良)看作为包医社会百病之良药,其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夏曾佑;另一种倾向则运用西方美学观点,偏重从审美角度记述小说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王国维、黄人(摩西)和徐念慈。黄、徐二氏均为常熟人,当时他们所主编的《小说林》杂志,曾风靡一时,影响极大。徐念慈曾将《水浒》、《野叟曝言》、《花月痕》、《三国》和《岳传》与《福尔摩斯侦探案》、《茶花女》、《天方夜谭》、《希腊之神话》进行比较研究。(参见《小说林缘起》)黄人则是中国小说史的拓荒者之一,他的《小说小话》,以及《中国文学史》(这是中国学者所撰著的首部《中国文学史》,始撰于1904年)中有关历代小说的论述,皆撰于本世纪初,早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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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举有关明清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与江苏的事例,肯定挂一漏万,但也足以窥一斑而知全豹。这“全豹”一言以蔽之:明清两代江苏小说繁荣昌盛,取得了全方位的丰收,当时的江苏可谓名副其实的小说大省。那末,为什么明清两代江苏在小说方面能取得全方位的丰收呢?

首先,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温床。

明清江苏小说的繁荣昌盛,取得了全方位的丰收,离不开其时江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经济,以及包括吴文化(苏南)、楚文化(苏北)和中原文化(苏北)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孕育。

魏晋以后,随着中原士族和人民的避乱南迁,江苏经济和文化开始缩短了与中原的距离;隋唐以降,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全国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南移,江南、尤其是太湖流域,经元代而进入明清两代,终于成为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之所在。由于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和成长,作为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之一的江苏,其经济和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诚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江苏的经济和文化,自明代中叶起,已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这是明清两代江苏的文化、学术、艺术全面繁荣,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也是江苏明清小说取得全方位丰收的根本原因。

其次,人才是关键,思想是前提。

明清两代江苏小说的全方位丰收,与前仆后继的一代又一代小说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而江苏的“代有才人出”,又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社会环境和人文渊源紧相联系。难能可贵的是,明清两代江苏有影响的小说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皆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运用当时先进的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叶昼、冯梦龙、金圣叹和张竹坡等人,皆不愧为第一流的“异端”思想家,他们的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创新精神。

第三,读者是“上帝”,市场是动力。

如果说,站在时代前列的小说作家和理论批评家是关键,那么,广大的读者无疑是“上帝”,他们是明清江苏小说取得全方位丰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越来越庞大的读者群(以中下层士子和市民阶层为主),这是明清小说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位“上帝”的青睐,江苏小说不可能取得丰硕的成果;而江苏之所以能保持庞大的小说读者群,当然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大有关系。

明胡应麟尝谓:“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勿与也。然自本坊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明代南京可考的书坊就多达九十三家,是当时全国书坊刻书的中心之一。(参见张秀民《印刷史》)当时南京,还有苏州的书坊,所刻书籍皆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为主,因为它们拥有广大的读者。(据周弘祖《古今书刻》明代万历以前,苏州府刻书多至一百七十七种)。明万历十九年(1596)金陵周日校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内封上方有周日校识语曰:“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讹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参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书商如此精心筹划,出版《三国演义》新校本,可谓目中有读者(当然也是为了更好地销售以牟利),这对小说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苏州书坊主袁无涯于万历四十年(1612)刻成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由于是“全传”,加上评点出自李贽之手(对此尚有不同看法),故此书问世后影响极大,以致袁无涯这位书商也成了《水浒》研究者所熟知的名人。看来明清两代江苏的书坊老板,他们的选题,主要依据市场信息,亦即读者的喜好。像周日校出版的《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袁无涯刊刻的《忠义水浒全传》,不止是他们的志趣所在和牟利手段,也是当时市场导向的结果。为了吸引更多粗通文墨而又酷爱小说、戏曲的市民读者,明清两代南京、苏州等地的书坊所刊刻的小说、戏曲作品,不仅配有精美的插图,特聘名家评点,还附上句逗、音注、释义,以及典故的考证,并常常以“古(本)、新(新发现的本子)、大(句逗、音注、释义、插图、评点等齐全)、全(全帙本)”相号召,甚至还刊刻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大奇书的合集——《英雄谱》。另外,在书籍的版式、字体、装帧等方面,书坊也能充分注意时尚,以及广大读者的喜好,书坊如此目中有读者,它们所刊刻的图书焉能不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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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学者和肇始于本世纪初黄人等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近二十多年来,江苏明清小说研究在小说史论、作家作品、理论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皆硕果累累,为全国同好所关注和称道。毋庸置疑,江苏已成为当今海内外明清小说研究的中心之一。江苏的明清小说研究,有专门的阵地(《明清小说研究》),有自己的组织(“江苏明清小说研究会”),有学术的争鸣,有丰硕的成果(几十种专著,数百篇论文),是当今海内外明清小说研究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方面军。这些当然值得江苏研究明清小说者自豪的。但成绩只能说明过去,要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尚须加倍努力。

综观目前的江苏明清小说研究,窃以为存在着这样的“四多四少”:多一流作家作品的重复之论,少二、三流作家作品的惊人之见;多作家作品的一般性评述,少小说发展史的深入探索;多众所周知的泛泛之论,少只眼独具的创新之见;多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熟套评析,少艺术形式的深层研究。特别要强调的,一是有关明清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问题,很少有人作深入的研究。例如,章回小说的形式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明清小说与戏曲在同步发展中的相互渗透、影响和促进;吴文化与明清小说的特殊关系;章回小说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之前,为什么作者的妇女观大多落后于时代和同时期的戏曲家;明末清初为什么才子佳人小说、《金瓶梅》式小说和风月淫秽小说畸形繁荣,盛极一时,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的小说论著,或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或浅尝辄止,或人云亦云,或似是而非,皆有待下功夫作深入的研究。二是有关明清小说的创作规律,更须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不能停留于心领神会,必须作出理论阐说。例如,为什么明代“四大奇书”能各自开创一条小说的创作路子,但后来众多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鬼怪小说却无法超越《三国》、《水浒》和《西游》,唯有人情世事类的《红楼梦》,既“深得《金瓶》壶奥”,又蝉脱于秽,青出于蓝?又如,明清白话、文言小说,既同步又平行发展,它们之间是否相互渗透和影响,具体表现如何,是否也有规律可循?

江苏明清小说研究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创新局面,窃以为必须克服“四多四少”的缺憾,不知专家同好以为然否?

[附记]

本文定稿之后,笔者才看完近年新发现的清初章回小说《姑妄言》。该书作者和内容与江苏殊有关系,故在此略作介绍。笔者另有长文评论《姑妄言》及其作者。

《姑妄言》成书于清初,作者自序撰于雍正八年(1730)。全书二十四回,每回长达三四万字。正文超过90万言,批语(夹批和回前批)不下5万字。此书原藏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图书馆,1964年,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发现了这部手抄本;1993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长到台湾参加中央图书馆馆庆时,与台湾有关方面商定好在台湾出版校刊本。1994年11月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史研究组联合出版的“明清艳情小说丛书”《思无邪汇宝》(主编陈庆浩、王秋桂),收入了《姑妄言》的校刊本。

《姑妄言》作者曹去晶,虽系辽东人,但长期生活于南京,对南京及扬州、苏州等地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非常熟悉。《姑妄言》中的故事和人物,又以南京为中心。因此,这部介于《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的独具特色的世情小说,与江苏同样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

收稿日期:199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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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与江苏概况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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