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外包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1981-200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包论文,城乡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束缚了8亿多农民的实际购买力，是造成我国当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收入指标作为比较标准，如果不考虑城乡物价指数变化因素，城乡名义收入比率（农村收入单位化为1）从1980年的1.2，到1990年的2.2，到2005年的2.8（图1），持续提高到2007年的3.33，且至今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解释：蔡继明（1998）、姚先国（2004）等认为，城乡分割管理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原因；章奇等（2003）对我国省际跨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的金融结构对于不同地区的城乡收入差别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姚耀辉（2005）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蔡昉（2006）从工业发展排斥就业的倾向、农业和农村发展滞后、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等三方面讨论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并提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汪锋等（2007）则认为，财政和金融等领域的城市化偏向才是现阶段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图1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摘自郭剑雄著《人力资本、生育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总的来看，目前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多数沿用了制度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主要从提高粮食价格、减免农业税负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等制度层面寻求解决之道。笔者则试图突破这一理论范畴，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原理，把国际垂直化专业分工的技术性看作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原因，从外包的角度来考察参与国际分工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这种新的研究视角至少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的过程当中，制度因素的确是制约或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重要变量，但不能始终把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作为造成现实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因为衡量体制改革完善与否的最终标准只能是政策效果的好坏，而在政策目标实现的过程之中，总存在着一些非制度变量的重要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二元化的就业结构和分割式户籍制度的确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伴随着劳动力流动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因此，单从制度因素着眼就会陷入如同索洛增长模型一样的理论收敛与现实发散相悖的困境。
其次，国际外包越来越成为当前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产品制造产业链、参与国际竞争、和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活动的主要方式。它不仅关乎一国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劳动力就业分配，还会对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需求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拉大或缩小不同层次劳动力之间的相对收入水平。因此，外包不仅改变了贸易的结构，使得发展中国家主要处于外包承接方的地位，而且对贸易双方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将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分工的层次才能够合理解释当前一国内部经济利益分配新格局产生的原因。
再次，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和经济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技术性活动又可以通过“干中学”机制，实现自我强化和创新，反过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因此，作为技术进步产物的外包行为，必然也具有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调整不同水平人力资本利益分配的重要功能。再结合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显著差异，就为克服新古典增长理论“制度性”修正① 的缺陷，引入异质性生产要素（城、乡人力资本），考察外包对它们的不同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
笔者利用我国1981－2007年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和加工贸易进出口等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方程，模拟了中间品进口（接包）和出口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城乡相对收入比率与外包进出口、最终产品出口、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贸易结构指数（ITS）等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在我国当前的贸易结构安排之下，承接发达国家生产工序流程的份额越大，越不利于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加工贸易进口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二、外包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逻辑
（一）外包的技术效应
现有文献关于国际外包对收入影响的分析大多建立在区分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基础上，以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为研究对象。Lawrence和Slaughter（LS,1993），Betman、Bound和Griliches（BBG，1994），以及Feenstra和Hanson（FH，1997，1999）最早对外包与工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LS和BBG的案例研究发现美国的外包数量不足以说明其国内工资的变化，FH通过两国对应产业之间中间品贸易的角度定义了狭义外包概念，并以此解释了LS与BBG的结论。随后FH（1999）又采用一般化的两阶段估计方法建立回归模型②，利用美国1979－1990年的数据，分线性和非线性两种策略将变量带入回归方程，证实了国际外包的确会导致美国（发包国）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失业；Arndt（1997）利用2×2 H－O模型，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美国非熟练工人也会通过外包得到工资提高的好处；Christian和Evelyn（2007）分析了再分配和保险政策的有效性，指出全球外包的趋势导致了非熟练工人的失业，压低了他们的工资；而Venable（1999）、Jones和Kierzkowski（2001）却指出，即使在经典的两部门模型之中，外包对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它一方面依赖于一国要素禀赋和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还依赖于生产分割过程的种种细节；Hijzen等（2005）在最近的一篇专门针对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国际外包是英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变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但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劳动力
差距的扩大。因此，外包对要素（专用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是具有人力资本偏向的。
（二）外包、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
从根本上来讲，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城镇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和技术水平外生的假定下，不区分生产要素彼此间质量的差异，认为只要生产要素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那么存在初始人均收入差距的两个经济系统（城镇与农村）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在长期将趋同。按照这种思路，只要消除制度因素对市场调节作用的阻碍，那么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就可以自然得到消除。很显然，这种理论上的趋同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创性地将规模报酬递增和异质性生产要素视作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放弃了同质性要素的假定，通过引入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广义资本概念，克服了物质资本最终必然出现的边际生产力下降的影响，从而发现经济存在一条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在专用要素分析框架下，Lucas（1988）的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变为：
A，k，m，h分别表示技术参数、物质资本、劳动力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水平。可见，城乡人力资本水平h和技术A的差异是影响双方收入差距的关键变量。
一方面，技术进步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得以实现：
其中1－
为部门j的劳动力
从事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主要指受教育的年限）。而且，人力资本的存量越大，技术进步的速度就越快、技术扩散的范围也越大（Nelson和Phelps,1966）。于是，我国城乡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通过（8）式对各自的技术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再经（7）式传递到产量和收入变量。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活动又可以通过“干中学”机制强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专用要素的人力资本水平随着生产商品数量的增加而提高。Lucas强调，知识积累不是有意的，而是传统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即经验积累的结果。
这里的
代表j部门使用的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随着各部门产出数量的增加，积累的经验就越丰富，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配合就会越有效率。
所以，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根据各自的
和
水平参与国际外包活动，在长期接包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仅使得加工、装配等工序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而且还为创造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创造了条件。外包通过自身的产出技术效应和成本技术效应促进不同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又反过来提高外包的技术水平，两者之间这种自我完善的循环机制非均衡地作用于不同部门的产出，实现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并最终影响到
。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
为了全面考察外包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笔者将时间向前延伸到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把1981－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③，对加工贸易出口
和进口
进行多元回归④。对于具体变量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1.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
。参照Greenaway（1999），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当期的就业和工资水平会受到前一期或多期的影响。因此，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对的一阶自回归。
2.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现代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在传输管理经验，提高东道国劳动边际生产力，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不仅通过先进知识的积累，使技术得以在东道国各产业、各部门之间传播，而且还为东道国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成为影响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收入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3.贸易结构指数（ITS）。贸易结构指数是指一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的比率，体现了一国的比较优势特征，指数越大说明该国贸易结构越优。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且互为因果：产业结构影响贸易结构，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升级也会带动贸易结构升级；反过来，贸易结构则通过比较利益机制和生产替代机制影响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中间品贸易是在垂直化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外部因素，这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就不仅仅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而且还包括由同一产业内部、同一产品内部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因此，外包这种相对成本较低的专业化生产通过发挥技术进步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不仅能实现相同产品内部各个生产环节的结构优化，也能实现同一产业内部和不同产业间的结构升级，从而影响到接包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
此外，方程中加入了规模经济的影响，把最终产品出口
作为解释变量。
（二）模型与回归结果
通过下列回归方程考察外包活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运用OLS估计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考虑到模型拟合程度和显著性检验的要求，该回归方程不包含常数项。笔者不考虑制度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固定影响，也是省去常数项的原因。
第二，为减小异方差出现的可能性，事先对所有的贸易变量取对数。
第三，在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时，单独一个经济变量序列可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均值、方差等指标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但这些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序列却可能有不随时间变化的性质。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除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变量满足平稳条件外，被解释变量和其他自变量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所以笔者期望通过建立上述回归方程找到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
其中，中间品出口对数形式的t检验值不显著，尝试去掉该变量对其余变量回归，则可以得到很好的检验效果。但考虑到去掉之后的回归结果与先前的结果相比并没有改变各相关系数的符号，拟合效果也没有明显的增强，所以基于尽可能多地考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素的目的，仍然保留解释变量
。
方程中的D.W.统计量用来检验随机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根据样本容量26和解释变量数6查D.W.分布表，得临界值
＝0.897和
＝1.992。而笔者得到的D.W.值为1.706，刚好满足0.897＜D.W.＜1.992，不能确定是否存在自相关的区域，再加上在解释变量中包含了因变量的滞后变量，因此不能据此判断是否存在一阶自相关。通过检验序列相关的LM统计量进行检验，结果如下：
估计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各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图2是方程的拟合效果。
虽然系数不大，但考虑到贸易变量采用对数形式表示百分比变化的因素，其绝对值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回归方程拟合效果良好，特别是从1999年开始，模型几乎完全模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
四、评述与结论
当前关于国际外包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发达国家内部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异。笔者在专用要素模型的理论框架之下考察了外包影响异质性生产要素价格的理论逻辑，把注意力转移到通常作为接包方的发展中国家身上，对外包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由于就业调整成本的存在，当期城乡收入比率受到前期值的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发生在外包进出口方面的冲击对收入比率的影响不止一期，长期效应远大于短期效应，收入比率的变化趋势与外包活动的波动紧密相关。
图2 实际值、拟合值与残差
而如果将FDI看做一种外源性的技术进步冲击，则它对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收入影响不大（虽然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不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作用在于福利效应而不是收入分配效应，吸引FDI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扩大经济总量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对城乡收入比率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即加工贸易出口虽然对缩小收入差距有正面影响，但作用不显著⑤；加工贸易进口率每增长10％，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扩大约0.7％，而且这个数值是出口的3倍多⑥。这表明我国在进口中间产品进行组装等生产流程中，更倾向于使用城镇劳动力。由于城镇人口人力资本水平普遍高于农村人口，所以该结论一方面显示我国承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外包的比重提高，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有所改善，发达国家的发包对象越来越涉及包括先进技术、设备等在内的核心生产环节，而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这种外包结构的升级需要相应的技术投入与之匹配，使得对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城镇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在发包领域还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多使用较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出口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因此，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是导致两者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我国在积极承接国际外包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其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消极影响，这才是效率与公平原则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具体体现。
此外，最终产品出口对缩小城乡差距也有着较为显著的正面效果。这一结论符合我国当前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特征，反映了中间产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对于收入差距的不同作用。但是，贸易结构的改善却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产生不利影响，贸易结构越优化（提高1个单位），农村人口失业就越严重，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扩大0.13个单位）。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比较优势现状与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矛盾，在现有城乡人力资本结构之下，产业贸易结构的升级必然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从这个角度讲，城乡差距是我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找到如何按照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有效率地、有针对性地加大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人力资本素质，缩小与城镇劳动力差距的方法，才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治本之策。
注释：
① 有关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分析工具，以提高对非收敛性现象解释力的研究方法，可以称作对新古典的理论的“制度性”修正。因为这种修正仍然坚持完全竞争假设，所以在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方面，不会比新古典更好。
② 第一阶段将外包作为价格变化的原因，考察该变量的变化对产业（产品）价格的影响，第二阶段基于对Baldwin和Hilton（1984），Leamer（1994，1998）价格回归方程的改进，用价格的变化去估计由外包引致的生产要素（工资）的改变。
③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同时注意到目前我国居民平均财产性收入比例仍然较低，工资收入占了总收入很大比重的情况，笔者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各自的工资收入。相关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7）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并经过相关计算而得到。
④ 加工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外包最重要的方式，因此笔者采用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来考察外包活动。
⑤ 盛斌、马涛（2008）实证考察了中间品贸易对中国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认为加工贸易出口有利于扩大对整体劳动力的需求。
⑥ 这或许可以证明商务部最近颁布一系列加工贸易禁止目录的举措具有一定的收入差距收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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