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新进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社会学是一种“经济行为社会学”，它的研究包括与生产、交换、休闲、消费等相关的经济现象在内的社会组织过程。经济社会学是经济学与社会学不断互动、碰撞、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门独立学科。它的发展既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又需要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角度。经济学研究的是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过程；社会学则主要对社会群体、社会行为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等的研究。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社会环境（制度、网络、文化等）如何阻碍或有利于行为者的功利行为。作为一门独立交叉的边缘学科，经济社会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到 20世纪30年代。以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桑巴特、熊彼特等为代表的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先驱者们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使得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之初，随着数量经济学的盛行，经济学家排斥社会学家涉足经济领域，使经济社会学一直处于低谷阶段。直到50年代，帕森斯作为韦伯和桑巴特的学生在美国创立了经济社会学。在帕森斯、斯梅尔塞、波兰尼等学者的努力下使经济社会学在一度沉寂中重新获得了生机。但是在这一阶段，许多社会学家转向相对狭窄的研究领域，如组织、工作与职业、专业化、社会分层等分支领域，也提出了一些理论洞见和积累了重要的经验素材。但这些研究总的来说，对经济生活缺乏一种系统综合的社会学理解，仅仅致力于各种具体经济现象，使得经济社会学受到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挑战。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济社会学在数十年的相对沉寂之后，以“嵌入”、“经济制度的社会结构”等为核心概念的经济社会学开始兴起和迅速发展，标志着经济社会学正在复兴，其态势一直持续至今。
一、经济社会学的复兴
经济社会学的复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直接的原因是经济学与社会学互动、融合、渗透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1.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使得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限日趋模糊。随着社会发展的日趋复杂和多元化，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与经济活动解释的局限性日益彰显，完全竞争的苛刻假设条件使它越来越像孤岛一样远离现实社会，也因此一直得到经济学家的不断批判与修正，同时也成为社会学家攻击的软肋。不断地使假设更接近于现实一直是经济学家努力的一个方向。如从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到交易成本为正的转变，从完全信息到不完全信息的转变，从完全契约到不完全契约的转变等等。逐渐把新古典经济学拓展到其他领域的研究正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大趋势。这一趋势广泛地波及到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史学、法学和政治科学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经济理论中制度是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而如今，制度变量的引入为经济理论打开了一片新的、广阔研究领域的同时，也成为社会科学在制度分析框架内统一的基础，促使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话的重新开始。随着西方经济学在研究中大量引进和运用经济学以外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广泛考察和分析社会和自然环境系统，充分结合和运用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使西方经济学发展表现为数学计量化、政策决策化、生态环境化、社会学化、政治学化等趋势。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发展明显呈现非经济学化趋势。如早期的有美国的凡勃伦、康芒斯，英国的霍布森、道尔顿等，他们把经济学的视野扩展到社会学领域；战后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如美国的加尔。布雷思、博尔丁和瑞典的缪尔达尔等指出，必须对非经济因素进行探讨和考察，才能较好地说明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和现实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在对经济问题进行数量分析的同时，也日趋加强和重视非数量分析，越来越重视社会、历史、文化、法律等因素。这一切都反映出经济制度不能脱离文化、生态和政治等来理解。如今，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经济与社会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使得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限日趋模糊。
2.社会学家对经济问题的不断研究使经济问题研究增加了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经济社会学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基本假定：该假定认为，人是具有固定偏好的、理性的、自私自利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即人是工具理性化的人；也不同于西方主流社会学的“社会人”基本假定：该假定认为，人是存在于历史发展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之中的人，是不固定的、偏好动态化的、有着流动偏好的人，他的行为决定于现实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价值，而不是个人的自我利益的算计，即人是有价值理性的、社会化的人。在这里，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人”由于忽视“社会人”所强调的社会制约性，而陷入目的决定论和意志论的泥潭；“社会人”由于忽视了“经济人”所强调的自我的理性选择、自主性、主动性一面，而陷入因果决定论、宿命论。这种基本假定上的片面性使得经济学家沉迷于经济学的技术分析手段，也使得社会学本身的“经济学化”的倾向不够明显。20世纪30年代，以帕森斯、斯梅尔塞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学家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广泛的制度角度和丰富的文化角度来理解经济生活，而不主张社会学家开展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理论对话。
到了60年代，帕森斯主义受到社会现实的挑战。此后出现了一批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社会学家，如怀特开始了关于市场的一系列开拓性研究，艾科斯主要研究经济组织问题，格兰诺维特主要研究、劳动力市场问题，舒瓦茨主要研究金融网络问题。随着研究者的不断加入和共同努力，经济社会学终于以格兰诺维特发表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1985)一文作为纲领性宣言而开始崛起，开创了利用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的经济社会学的新篇章。格兰诺维特把这种注重网络的分析方法称之为新经济社会学。意与传统经济社会学有所区别。经济社会学引入网络概念，打破了“经济人”与“社会人”的极端假定。与传统经济社会学更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不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注重的是中观层面（工作团体），尤其是强调在连接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两个层面时的作用。他们更多地关注行动者的经济行为如何嵌入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结构中，以及这些社会结构是如何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因此，“嵌入”、“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成为经济社会学新的核心概念。经济社会学新的理论和方法直接来自社会网络分析。瑞典经济社会学家斯维德伯格(Swedberg,1997)将新经济社会学的具体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理论：网络理论、组织理论、文化理论。
二、市场中的网络理论
网络理论所关注的是网络在经济特别是市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早期的网络理论主要涉及微观层面的研究，比如：格兰诺维特的弱纽带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关系网络的研究、舒瓦茨关于连锁企业的研究、艾科斯关于买卖双方的互动研究、贝克尔关于保险市场等研究都颇具特色。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兴工业区的蓬勃发展、小公司网络的形成等使网络研究在更大的空间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格兰诺维特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商业群体”的概念，即通过某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联系起来的企业的集合概念。这一观点有效地解释了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企业集团的经济行为。
在过去20年里，经济社会学网络分析的结构理论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发展。这要归功于怀特 (White,2001)和伯特(Burt,2002)在结构理论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怀特早在1981年在其《市场来自何处》一文中就提出了该理论，后来又在《来自网络的市场》一书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该理论运用一种网络方法，引入市场动力学分析，不再关注市场被嵌入其中的制度与社会关系，而是更关注市场本身的内在网络结构。他的这一理论为分析市场的内部动力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伯特深受怀特思想的影响，对经济生活中的网络特别关注。他于1992年提出了“结构洞”理论，是网络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该理论认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联系；另一种更常见的是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着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联系。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体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的洞穴一样，这就是结构洞。这一理论可以帮助理解市场中的竞争问题。经济竞争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竞争者所拥有的资源 （如资本、权力等）的多少，而与竞争者在网络中的位置有关。某些竞争者可能比另一些竞争者更具有关系网络方面的优势，因为他占有较多的结构洞，能够成为连接不同网络结构的中间人，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机会以及控制能力。后来他在《结构洞的社会资本》(2002)一文中，将这种优势的类比称为社会资本。并将竞争的优势定位于社会关系（社会资本）中，而不是公司能力、战略和市场地位等属性上。那些拥有许多结构洞的网络的个人与群体，其社会资本会不断积累。这种社会资本是能给个人和群体带来收益的资产。同时通过跨越网络洞的传递、凸显、封闭和经纪谋利4种网络机制，可揭示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竞争的动态变化的。
对于网络的分析，首先，从1985年起，格兰诺维特就发表了一些文章讨论经济行为不仅仅简单地嵌入社会关系中，更重要的是在网络结构中。网络分析最有力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灵活的理论工具，有了它一些社会经济现象可以得到解释。如它能够用来探究各种既不能用风俗习惯的形式或者组织的形式来进行分类的经济相互作用，又可以分析企业家通常在几个网络层次上同时运作，以调节各种网络来建立各种新的经济关系。这方面的研究代表作有波多尔尼和佩奇(Podolny and Page)合作的《网络组织》(1998)。其次，巴特在1992年提出的网络分析可以帮助理解什么是企业家。他指出企业家是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没有企业家，这些人不可能被连接在一起，从而没有任何联系。企业家也正是通过他的能力作为中间人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拥有了结构洞，并可利用这种优势创造财富。最后，迪马乔和路奇(DiMaggio and Louch)合著的《消费者交易的社会嵌入：什么样的购买人更常用网络进行？》(1998)一文指出，人们如何利用他们的朋友或熟人网络进行消费，同时与没有这些网络时的消费进行对比，寻找差别，进而说明网络在人们购买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以上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展示了网络分析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不断扩张和深入。
三、企业、市场组织理论
企业作为市场中的经济组织，迈耶(Meyer,1994)认为大多数企业并不一定追求最大获利能力。这些企业为他们自己或为他们的生存价值而受到评价，而不是为他们生产的结果而受到评价。企业也不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者，很多时候，是企业内部的文化和习惯刚性引导企业适应变化中的经济环境。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生产的指挥者”。企业员工在面临公司结构变动、新位置表现出来的不安与焦虑；员工的非经济性需求；在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如工人劳动生产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与同事、供应商、管理人员和顾客如何相处；这些问题都受到经济社会学家的关注。而这些研究都将有利于揭示企业是如何实际运作的。
市场是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奥尔森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市场是个体之间或有组织的个体群落之间的一个（或多或少）关系合约网络。关系性合约由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运作规则加以治理，起到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而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的市场中产生的。对于这些规则的作用，埃特齐奥尼(Etzioni,1988)运用他的社会经济范式指出，理性选择的约束不仅仅归因于有限理性，也归因于“个人选择受到理性选择因素和道德因素的双重影响”。他暗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严格的自利“理性”决策受到“公平”、“正义”或“适当”这样的道德因素的约束。由此可见，市场更像是一个“市场社会”。
这个“市场社会”的规则是由集体（多边、利益集团、利益群体）行动、部分是由双边行动来具体实施的。多边或双边活动也要求交易方有特定的投资和现实的支出。这些都是“市场”这个组织建立、保持和变更的成本。在这里经济学家更关注的是如何能降低这些所谓的交易费用，而经济社会学家则更关注这个“市场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经济现象中的文化理论
经济社会学家都力求在社会与文化背景中来理解经济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学一直非常重视研究意义、符号、实践和信念等，出现了一批强调文化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的研究学者，形成了经济现象中的文化理论动向。这一文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泽利泽尔(Zelizer,1983)和迪马乔(DiMaggio,1990)。泽利泽尔的研究主要涉及道德与市场、生命保险、儿童的社会价值以及货币的社会意义等问题。泽利泽尔认为市场是一种运用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市场交换是通过运用价值观、规范与象征符号等形式去塑造具有“共同理解”的市场参与者这一社会和文化过程来实现的。她还指出，市场与亲属关系和宗教一样也是社会关系与文化价值中的一种特定类型，同时，经济行为受性别、种族以及互动者之间其他类似因素的影响。在《进入文化》一文中她指出，文化与经济分析的适当整合，应该把“共同理解”及其在客体与实践中的体现视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迪马乔指出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制度的作用。制度本身是一种相对凝固的文化。在这种相对凝固的文化背景下，许多制度下的行为就容易被理解。
五、经济社会学的新研究主题
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社会学得到了快速的成长和新的发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网络、市场、企业和企业家分析等旧主题的新发展；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诸如金融、法律与经济、分层、性别、种族等一些新的研究主题。
在金融领域，首先，经济社会学将人性论和文化引入金融分析。如泽利泽尔在《社会意义的货币》(1994)一文中，反对将货币看成是冷酷无情的、纯经济性的因素。她将货币分为四种类型：家庭中的货币、作为礼物的货币、制度性的货币、道德性的货币，并指出，在不同的环境中，这四种货币各有其特定的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属性的计量单位。其次，一些经济社会学家应用现象学分析比如作为一个经纪人利用计算机将不同的客户进行网络连接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后果。最后，1980年前后，随着政府开始实行对银行业的放松管制，社会机构在这种类型市场中运转的分析就开始出现。
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在经济社会学复兴以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在进行，很少受到经济社会学家的注意。渐渐地经济社会学家意识到法律是构成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核心，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从社会学的视野来分析法律的角色的研究最近几年拉开了序幕。如艾蒂尔门(Edelman,1990)是研究法与经济的先驱者之一，她特别强调应该把组织和法律放在一起研究。她早期的作品主要涉及处理工作场所中的合法程序和法律认可问题。目前有两种关于法律与经济的研究在性质上存在着差别。一种是认为网络分析可以用来分析合法的商业联合的社会结构；另一种则关注在欧洲西部作为私有化进程的一种新型的所有权已经得到发展。
社会分层（包括阶级、性别和种族分层）曾经是社会学下的一个独立分支，而不属于经济社会学；与此同时，财富在社会学中也很少得到研究。但是，最近，社会分层研究的专家和经济社会学家开始研究社会分层与财富对经济运作的影响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V.Nee(1996)以中国目前社会阶层变化作为经验主义的例子指出，当一个社会转变为经由市场进行再分配的体制时，会直接影响社会各个层面并引起震荡，这种所谓的市场转换理论目前在经济社会学家中引起了积极而广泛的讨论。另外，阶层、性别、种族等在引起不平等个体决策与行动模式的聚合过程中是如何协同地发生作用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将成为经济社会学研究深入的新主题。
六、小结
经济社会学自创立以来一直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经济社会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不例外。经济社会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门研究经济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学科。对经济制度的关注意味着经济学家不再是就经济发展所受的限制条件本身，比如生产、技术、资本等微观条件进行研究，而且还要对经济条件之外的民族思想、社会意识和文化特征等社会条件加以考虑。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社会学家需要用一种深刻的比较眼光和洞察世界的视野来审视自己的研究，还需要加强用来解释更复杂的经济制度的过程和条件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和解释社会的经济行为。
经济社会学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这并不是说它没有核心命题。正如斯维德伯格和格兰诺维特所指出的，尽管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较广，但其共同的核心命题只有三个：一是“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二是“经济行动是在社会中定位的”；三是“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的”。即经济制度是通过网络而产生的，然后被凝结到更坚固的社会结构当中。其中的经济当事人也是“社会建构的”，即经济当事人是附属的群体所塑造和强制形成的。
总之，经济社会学建立在对纯粹经济理论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它以经济与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由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特点，它的一般理论体系应当采取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经济现实的理解向更为复杂的综合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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