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183;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的新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马克思论文,资本论论文,在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艾伦·奥克利对政治经济学史的首要贡献，是其对卡尔·马克思（1818～1883）剩余价值理论演进和发展过程的独到理解。从古典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到剩余价值理论的最终成熟，奥克利追溯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形成、发展的全过程。奥克利研究成果的突出成就在于，他将剩余价值而非权力或资产放在核心地位。他注意到，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和交换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而并非只是简单的积累和生产。他还意识到资本内部固有的矛盾特别是它们以复杂多样的方式运动的重要性。本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方法与艾伦·奥克利的研究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将研究重心放在剩余价值上，都试图揭示再生产过程中各方面之间相互联结的关系及其内部的复杂矛盾。不仅如此，本文还进一步揭示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并持续升温的一种主流趋势的其他方面的内容——该趋势以一种新的方式解读、理解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新的诠释方式，不仅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传统定式（即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阶级是依据生产资料所有权划分的、价值是抽象劳动的理论化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将由于资本积累的矛盾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而被推翻等），同时，对传统的诠释方式进行了批判和重构。这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新解读中体现得很清楚。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自我反思和重构的原因，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左翼在政治上的软弱无能状况：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的僵化、毛泽东思想的幻灭、深入发展的社会民主不仅没有遏制反而妥协于资本主义霸权，以及左派对于防止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特别是促使美帝国主义的形成）中的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源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趋势的影响——尤其是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著作和法国的《解读〈资本论〉》计划的影响①。同时，美国许多反对越战的年轻人迅速投入马克思主义阵营并带来一些新问题和新观点。此外，建构主义、后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内崛起的思想流派，也对新马克思主义及其解读《资本论》的新方式产生了影响。当前，对于这些思想流派的影响，学术界正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其中，能否将这些思想流派的部分内容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特别是这种融入的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影响的利弊如何，这是当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所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对《资本论》重新解读的热潮持续升温②。这种新解读体现了两个显著特征：它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理解，以及它对因果关系所下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下面，我们将简要解释一下这两个特征，并试图揭示其对《资本论》主要论断的新解读的若干影响。
二、卡尔·马克思关于阶级的新概念
在美国，《资本论》的新解读者提出了一种与以往流行解释不同的新的阶级概念。他们认为，传统阶级概念早在马克思诞生以前就已经盛行，而马克思在有生之年也始终坚持这个观点，以至于后人一直将这种阶级概念看作是马克思首创的理论（Norton,2001）。简单说来，以往流行的阶级概念一直将阶级看作一个名词，并用以指称某个特定人群。通常情况下，依据是否占有财产而将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富人阶级与穷人阶级，业主阶级与雇员阶级，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社会批评家，到今天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著作，都将阶级定义为与财产的社会分配相关的概念。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采纳了这个阶级概念的变种形式，例如，现代社会学家往往依据收入水平的不同划分特定人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分析框架。第二个长期流行的观念同样将阶级定义为一个名词。与将财产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不同的是，这种观念将权力作为划分依据。它依据是否执掌权力或者服从命令而将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最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是从财产或权力的角度理解阶级，并且总是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
新的解读方式虽然承认马克思继承并运用了这些传统的阶级概念，然而，它强调指出马克思不仅创造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阶级概念，而且他的研究工作也主要是围绕这个新概念而展开。马克思的新概念将阶级定义为一个形容词，以此来区分和描述必将在所有社会中发生的某种演变过程。这一新概念指的是两个特殊的社会演变过程。其中，第一个过程是剩余的占有过程。剩余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压榨而来，并被集中到最初占有它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手中③。第二个过程是剩余的分配过程。在此过程中，此人——马克思将其描述为剩余的“占有者”——在他自己和其他人之间分配剩余④。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社会，都是一部分社会成员以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改造自然，从而生产出劳动产品和服务。他们将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作为生活品用于自己的消费——马克思将其称为必要产品——但是，他们生产的劳动产品总是远多于此，总会有剩余产品⑤。在任何社会中，总有人首先占有剩余产品，然后由他们对剩余产品进行分配。可见，这种独特的作为形容词的阶级概念，是与剩余产品占有和分配过程紧密相连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这种阶级分析观点来看，生产、占有和分配以及最后得到一定份额剩余产品的人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剩余产品的社会配置形式，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这种剩余产品的配置形式，就是马克思所特指的社会阶级结构，亦即一个特殊的阶级演变系统。
运用这种新的解读方式，我们发现《资本论》主要阐述了以下两点：一是现代社会是如何组织其阶级结构的——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什么？二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分配模式是如何影响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马克思很清楚自己依据剩余产品划分阶级的新方法，不同于那种传统的按照“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划分的方法⑥。
在《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批评也随之而来：“这种解读方式与传统的以财产和权力为核心的阶级概念究竟有何不同呢？”作为回应，持新解读见解的人始终强调从财产和权力分配的角度理解阶级是可取的，然而，从与此并不完全相同的剩余产品的视角来理解阶级概念，是一项更为紧迫而重要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在雷斯尼克和沃尔夫对埃里克·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阶级理论的详细批判中得到了反映（Resnick and Wolff,2003）。
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可能是富人或者穷人，拥有的权力或多或少，如此等等。社会从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中所习得的，与其从剩余价值配置形式的审视中所习得的内容并不相同。财产和权力分配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与剩余价值配置形式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不同的。在马克思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批评家始终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上，并因此发出变革的诉求。马克思赞同其中的部分观点，但是，他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并进一步强调指出，一个社会在剩余劳动的生产、占有和分配方面的配置模式，是影响社会运作方式的关键。因此，社会需要激进的变革，剩余价值的配置形式也亟待改变。马克思之所以提出关于阶级的新概念，正是出于他对那些无视现实和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配置形式的社会影响而采取盲目行动的革命家的批判态度。可以说，《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也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和逻辑前提⑦。
三、作为多元决定论者的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新的解读方法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用多元决定论取代决定论⑧。简而言之，这种解读方式发现了马克思与众不同的思维方法。在马克思那里，任何事件、行为、情况的背后都有着无限的原因：“具体事物总是具体的，因为它是许多规定性的集合”⑨。同时，每种确定的原因作为结果，又是由同样确定的原因引发的。由此可见，事物本身只是处在无限因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在马克思看来，他所研究的每一个事件、行为或情况，都存在于一个由因果联系构成的无限复杂的网络中。事物本身既是因，亦是果。它们一方面被无数的原因所塑造；另一方面也塑造了这些原因。原因造就了结果，同时，结果也影响了原因的形成。多元决定论就是这样描述了社会整体与内部诸要素之间复杂的因果联系。《资本论》的这种解读方式，否定了那些将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视为决定因素，而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视为结果的解读方式。
在多元决定论看来，我们所假定、想象或“看见”的世界上的每一个特定的因果关系，都是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的。由于每个结果都有着无限的原因，而其中每一个原因又有无限的原因，以此类推，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单个的人或者群体只能解释或说明导致一件事情发生的极小部分原因。运用多元决定论解读《资本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也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诠释，也不可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某一方面的所有特征。就像其他诠释一样，它也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相当不完整的阐述，只不过诠释的方式不同而已。与其他具有不同政治偏好的诠释相比，《资本论》最特别之处在于其独特的分析视角和政治影响力，而这又基于其独特的偏好和政治立场。《资本论》在美国的新的解读方式描述了马克思这种独特的政治偏好：（1）揭示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阶级演进过程，并且（2）从因果关系的视角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阶级演进过程联系起来，重点考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从而揭示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由以确立的基础。马克思这种分析视角的选择，是基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大背景，并由其所抱持的反对资本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的革命立场决定的。
在这种新解读方式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是可以与《资本论》相提并论的当代主要的理论流派。新古典经济学拒绝用任何类似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概念分析资本主义，并且从根本上否认剥削。在它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理论化的整体，并且受几个特定的概念化术语的影响：天生的个人偏好、生产技术和财产分配等⑩。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偏好，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剩余价值入手研究阶级演进过程的分析偏好截然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是机械决定论，它概念化地理解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体系中某些方面当作原因而将另一些方面当作结果，而割裂了它们之间相互联结、互为因果联系的复杂关系。与之相反，《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持多元决定论的主张，认为阶级结构（就像其他社会进程一样）是一个在由所有因果联系构成的无限网络中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演变过程。
在《资本论》的新解读看来，具有不同偏好、不同旨趣的理论之间，总是存在着试图取代对方的疆域斗争。然而，没有一种理论能捕获总体现实。任何理论所关注的都只是一个复杂整体的几个相关方面的内容。每个理论吸引观众的焦点都是类似的：它引导人们思考并沿着它所指引的方向展开行动。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社会影响，这也是不同的理论对历史的影响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马克思试图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用特殊的方式改变世界。他没有假装已经“理解”世界——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结尾处嘲弄道：哲学家的最终目标是“反映现实（mirroring reality）”(11)。在他看来，没有任何理论能做到这一点。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理论的要义始终应该是改变世界。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管理论工作者如何描述其理论动因，一切理论都应该如此。只不过，不同的理论，改变世界的方式不同。对于多元决定论者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四、新解读方式的若干研究结果
用多元决定论解读《资本论》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1）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和（2）经济体内部生产、分配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新模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没有任何先验的论断或者“发现”的宣言能够证明，已经从过去的经验或者任何现实材料中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来证实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12)。当然，马克思社会理论关注的重心是经济，尤其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阶级结构的演化过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先知式地“理解”了整个社会，并发现社会被经济或者阶级演进过程所掌控的奥秘。在我们看来，与经济因素相比较，马克思更关注阶级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其所处时代、生存环境和政治立场等多重因素决定的特殊政治偏好。马克思对于现代思想界和历史所作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其理论对剩余价值的特别关注。而他之所以如此关注剩余价值，原因在于他认为剩余价值的社会组织结构（他所指的“阶级结构”）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或忽视，特别是在他所认同的社会革命中被低估或忽视。出于同样的原因，《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要求我们应该将关注的焦点重新放到剩余价值的研究上。
机械决定论要么将生产看作是最初动因，要么将其看作是最后结果。在多元决定论看来，生产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如果价值是指包含在生产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新解读表明，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并非仅仅由生产所决定，而是生产、分配、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通过后两者的影响表现出什么是“社会必要”(13)。与莫里斯·多布的解读（Maurice Dobb,1973）相反，我们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的汇率决定论那样明确肯定生产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是以阶级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生产、交换、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互影响。
在新的解读方式看来，阶级斗争指的是社会各个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抗争过程，并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分配紧密相关，是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参与、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反过来也从多方面影响和改变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阶级斗争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可能会由于一方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而使社会呈现出阶级演进过程停滞状态，也可能会仅仅限于阶级结构量变的范围（例如为提高工资数量的斗争），还可能会上升到质变的范围（例如资本家与非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结构）(14)。
在《资本论》的新的解读方式看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在更加广阔领域内的开放、交融，已经使得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历史理论成为可能。该理论强调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共频共振的关系。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可以而且历史地允许不同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共存。事实上，资本主义能够成功应对经常性危机的方法之一在于，当商业循环严重到足以酝酿为一场“危机”的时候，它总是将私人资本主义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以抵御危机。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并存的阶级结构中，如果国家很少干预经济活动，这就是所谓的“私人资本主义”；而在严重危机的压力下，则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去补偿和克服危机。这种干预的范围，可在国家相对被动地管制资本主义企业（即凯恩斯主义的通常形式）到国家直接接管私人企业的形式中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标签之所以同样适用于这两种形式，是因为其剩余价值的社会配置形式非常相似。无论是私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其阶级结构都是生产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其他人占有和分配，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给剥削下的定义。在私人资本主义形式下，剥削者是那些在国家机构中没有职位的个人；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下，剥削者则是政府官员(15)。
《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也促进了对马克思特有的劳动价值论理解方式的转变。我们现在是从一个方面来理解商品交换，事实上还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商品交换。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商品交换率（交换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而其他理论又将商品价值与诸如个人偏好和选择、技术与资源等其他经济因素联系起来（Amariglio,Resnick and Wolff,1993）。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论》中首先讨论商品和交换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是他同时代人所公认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虽然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然而为了让其著作顺利公开出版，他策略性地选择了从商品交换入手展开论述从而吸引读者。而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中，马克思迅速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剩余价值配置形式的探讨领域。
因此，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独特诠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露痕迹地将理论重心顺畅地转移到“剩余价值”理论上来。首先，他借用并转化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商品是如何通过交换获得价值的，以及这种价值又是如何被理解为劳动（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就是他所定义的“抽象劳动”）的表现的。部分抽象劳动与过去联系在一起，被看作“死劳动”，因为它们的价值体现在被资本家所购买的生产资料中，并且随着生产过程逐渐被消耗，并通过生产过程转移到资本家的新商品中。而生产商品的总劳动的另一部分劳动，存在于目前的商品生产过程中，被称为“活劳动”。活劳动增加了被消耗掉的物质资料的价值。而活劳动创造的价值（资本家通过在市场上售卖商品得以实现），只有一部分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而被资本家所占有。
通过上述分析，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剥削产生的秘密——剩余价值，即由产业工人创造而却被另一部分人占有和支配的那部分价值。马克思之所以希望其读者更加专注于生产过程及其中的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家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点。如上所述，马克思始终致力于多元决定论，竭力避免机械决定论。他认为，阶级演进过程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交互影响。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部分，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理论详尽阐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某些具体影响。在《资本论》第2卷中，他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分配所导致的阶级演进过程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商品交换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资本论》第3卷中，他主要探讨了产业资本家如何将剩余价值让渡和分配给商人、借贷资本家、公司经理、土地所有者等，及其所导致的阶级演进过程（Resnick and Wolff,1987）。
《资本论》的这种解读方式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两个阶级形成过程：在一个阶级形成过程中，剩余价值被生产和占有；在另一个阶级形成过程中，剩余价值被占有者分配给其他人。这意味着在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内部，也存在着“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阶级差异。产业工人创造剩余价值，而产业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非产业工人是指那些没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而非产业资本家是指那些最初没有直接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总体而言，没有直接从事生产的非产业工人是“促成者”——他们的劳动为产业工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条件。马克思讨论了其中的相互联系，例如，经理、主管、文员、采购员和通常由产业资本家雇用的销售员，他们共同为由产业工人生产却被产业资本家拿去出售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顺利售卖创造条件。马克思强调指出，产业资本家分配给非产业工人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作为他们的工资、薪金、经营预算），源自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样，非产业工人作为受益者，参与了分配剩余价值的阶级形成过程；而产业工人则作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参与了不同的阶级形成过程。同样道理，那些非产业资本家为产业资本家从其雇佣的产业工人那里攫取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分析非产业资本家时，对“商人资本家”、“借贷资本家”给予了极大关注。与非产业工人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一样，非产业资本家的分配所得（商人获得的折扣和银行家的利息收益）亦来自于产业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16)。
马克思将产业工人与非产业工人概念区别开来的重要政治蕴意之一，关涉“工人阶级”概念。例如，在《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看来，当工人阶级的概念是指所有劳动者或者挣工资者时，工人阶级当然既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括非产业工人。然而，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他们与剩余价值社会配置形式之间的联系也存在差异。简而言之，不同的阶级地位，必然使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联合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组建一个有效的反资本主义社会力量联盟，需要战略性地承认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同样，这种新的解读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反资产阶级战略启示，即采取特殊的路径去利用产业资本家和非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将此作为重要的介入目标。相反，如果按照《资本论》的传统解读方式，无视马克思对这些概念做出的区分，就看不到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内部存在的上述阶级差异。依据不同解读方式所做出的政治举措，当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
与过去盛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方式不同，《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对资本积累概念作出了新的诠释。资本积累就是产业资本家将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追加投资，去购买扩大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实现资本增殖的过程。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得以持续存在的前提（Resnick and Wolff,1987）。同时，为了确保和加快商品的顺利销售，产业资本家会将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分配给商人；为了安全获得信贷，而将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银行家；为了有效管理和监督产业工人，而将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企业管理人员，如此等等。而上述分配都是为了确保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运用这种新的解读方式审视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我们发现，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交给管理者作为资本积累，只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诸多剩余价值分配形式中的一种。资本积累就这样失去了在其他马克思主义解读方式看来的至高无上地位，它不再是资本主义运行的迫切需要，资本积累率也不再被视为衡量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健康与否的标准（Norton,1992,1994）。
资本积累的减少，反映了产业资本家调整剩余价值再分配比例的决定，目的在于确保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再生产来说更为紧迫的条件，诸如确保获得贷款、更好的管理或工厂安全等等。对于一个产业资本家而言，在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过程中必须考虑多种需要以确保企业得以生存的条件，而资本积累仅仅代表其中的一种需要。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产业资本家可能会通过放慢资本积累的步伐，并将剩余价值转移到确保企业生存所需要的其他条件，从而增强和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这种对于资本积累的新理解，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聚焦于资本积累并将其当作资本主义最终决定因素的传统解读方式。我们应该从现实的、战略的视角理解一些问题。例如，在对经济危机的理解上，与其将它看作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再生产的一种威胁，倒不如更多地将它看作一种周期性的、功能性的问题。换言之，新的解读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扩展到研究如下问题：危机期间的负积累率是如何以矛盾的方式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危机既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又削弱了它们；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时空条件，正是时空条件等多重因素决定了危机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
根据这种新的解读方式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中个人或群体的分析也发生了改变。现在，马克思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识别个人或群体与其所处的社会阶级结构（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上。阶级结构源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阶级地位。就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而言，它包括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产业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分配者（产业资本家）和剩余价值分配的受益者（诸如上文提及的非产业工人、商人、银行家和经理）（Resnick and Wolff,1987）。由于考虑到任何社会都能够而且往往会显示出某种多元阶级结构并存的状态——马克思所划分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以及自我雇佣的剩余价值配置形式——这就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涉及的任何个人或者群体都能够较好地参与到各种不同的阶级演进过程中的一贯主张。简言之，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是否只能在某一个阶级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否只能以一种方式参与一种阶级结构？给其贴上一种阶级标签的做法究竟是否合适？答案是否定的。下述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例如，在当今美国社会中存在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他们在被产业资本家雇佣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同时，还担负着其他数项社会角色，参与了数种阶级演化过程。在周末，他们通过拥有和经营小型个体企业以补充工资收入(17)。在家庭内部，丈夫经常无偿占有妻子的剩余劳动，而妻子在担任企业产业工人的同时，往往还是家庭剩余价值的生产者(18)。
新的解读方式就这样打开了巨大的理论空间，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把握大多数个人、群体及其多重社会阶级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条件。例如，人们对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度，很可能会受到其参与的多重阶级结构的影响，也会受到那些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必须面对的多重阶级结构的影响。《资本论》的传统解读方式是机械还原论、二元论。它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简单地对立起来，忽视阶级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巨大差别。与之相反，《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复杂和微妙的阶级分析方法。
作为《资本论》新解读的最后一个例证，就是从阶级影响的角度来理解近期的美国历史。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资产阶级在联邦国家机构中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控制权。他们打败并严重削弱了工会、左派和一般社会进步力量。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联邦政府采取大规模、持续的步骤，以求（1）提高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占有剩余价值的规模，同时（2）减少企业所得税，以便将更多的剩余价值用来确保企业生存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国家暗中破坏工会组织，降低公共部门的就业增长，减少对工人家庭、移民家庭的政府救助，并通过增加技术革新的补偿力度，以减少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上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加之企业提高利润率的驱动，工人的实际工资在过去25年里呈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与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实际工资长期下降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的雇佣者占有的剩余价值急剧增长。与此同时，通过削减企业所得税，联邦政府留给公司董事会手里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这一资本主义的“天堂”，造就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巨额报酬、快速的资本积累和债务积累、代价巨大的企业并购、前所未有的股市收益——这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浮现的资本主义繁荣的完美表象，最终导致了2000年泡沫破裂的悲惨结局。
然而，与美国资产阶级阶级结构发展的繁荣景象形成对照，其他阶级结构趋于衰败——例如，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内部的封建阶级结构已经趋于垮塌。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主妇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兼职或者全职工作。许多工人从事第二职业或者第三职业。他们从事更多的工作，目的是希望在实际工资和政府救助减少的情况下能够维持家庭生活水准。由于这些额外的工作并不足以实现其家庭生活目标，因此，许多美国家庭不得不承担一定的住房贷款。而这种住房贷款在以往任何经济体中都是未曾有过的。可见，美国家庭承担着成年成员精力透支和家庭债务日益增加的双重压力。为了减缓家庭负担，妇女纷纷离开家庭外出工作。与以前从事家务劳动相比，她们在家庭内部生产的剩余价值相应减少。她们的丈夫们在家庭内部占有和分配的剩余价值也随之减少，这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社会传统的家庭阶级结构。美国家庭的阶级危机，逐渐破坏了社会传统、习俗和家庭价值观。离婚率飙升，亲子关系淡漠，家庭虐待和家庭暴力频发，这一切像毒瘾一样迅速蔓延。右翼运动通过支持对家务劳动和家庭提供一个理想化的回报模式获得追随者的拥护，同时，他们也主张对已经造成的家庭崩溃现状采取非常措施。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源于它们对家庭裂变提供的解释及其特殊的慰藉模式。在人们得不到其他渠道的安抚时，这种特殊的慰藉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共和党的才智和宗教影响力，里根和两个布什总统就不可能让其所倡导的政策的受害者们一再投票给他们。
坍塌的家庭阶级结构及其造成的复杂影响，导致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生。工人们远离公民参与事务，只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他们要么谋求多种工作，要么不断担心日益脆弱的个人财务状况。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多多少少都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共和党承诺的减税计划，无论数额多么微不足道，都能够赢得工人的选票。这是因为在面临诸多经济问题困扰的情况下，减税毕竟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减税主要是帮助企业和富人的计划。对工人来说，它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问题，更遑论反对。在新的恐怖主义的威胁下，9·11恐怖袭击事件象征着灾难已经开始困扰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大部分心怀恐惧的美国公民要求对恐怖主义“必须有所行动”。布什政府抓住时机完成了美国老牌右翼议员的夙愿：消除美国社会存留的因罗斯福新政而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影响，进一步撤销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通过单边军事主义扩大美国霸权，减少公民自由以削弱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政府运动的力量。
总的来说，对《资本论》所作的新解读，使得这种复杂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很多方面更加详尽地显现出来(19)。21世纪初，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公司阶级结构繁荣的巅峰。然而，这种繁荣需要以美国家庭的封建阶级结构的崩溃和解体作支撑。现在，这种解体正由个人生活的多重危机反映到美国资本主义私人企业身上，从而威胁美国经济并使之付出沉重代价，并可能成长为威胁资本主义稳定的重要社会运动。共和党人甚至也开始忧心忡忡地大声呼吁，针对过去25年美国经济变化所导致的大规模强烈抵制可能正在酝酿——诸如抗议国内外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日益扩大现象，抗议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的减少，尤其是抗议布什政府利用9·11事件发布伊拉克将发动灾难性攻击的虚假信息等。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以及多元阶级结构的多重影响，将有助于美国社会未来的塑造。美国对《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向人们描绘了当代美国社会变革和斗争的原因和结果。在传统的解读方式看来，消灭剥削仍然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和批判者的奋斗目标，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对正在酝酿的社会变革的独特贡献。然而，这一目标和贡献正受到那种新的阶级分析方式的质疑。这种新的分析方式，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剩余价值的社会配置形式上，并自觉运用多元决定论对阶级结构进行辩证分析。
五、结论
本文试图向大家呈现一种从根本上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新方法。这种解读方法，并不围绕权力或财富本身展开，而是以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分配的独特理论为核心。聚焦于剩余价值并以此为切入点，使得马克思能够创立一种独特的阶级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理解隐藏在人们日常生活背后的多重阶级演进过程，并使我们现在能够按照当代社会的要求而自觉采取行动。由此可见，个人通常参与到多个不同的阶级演进过程中（作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或占有者，置身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或非资本主义阶级机构，作为生产劳动者或非生产劳动者，如此等等）。运用《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与过去将资本家与工人、富人与穷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简单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相比，具有本质区别。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甚至它的许多朋友，对马克思的理解都偏于简单化。新的解读方式，重释了马克思，揭示了他的一种更加复杂和微妙的阶级分析方法。
这种新的解读方式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阶级——以其剩余价值的公式化表述——作为开展社会分析的理论切入点。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聚焦于阶级（作为剩余价值的社会组织），以此来真正理解社会。它之所以将关注点放在阶级上，目的在于显示和强调阶级的客观存在，以及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分配为核心的阶级演进过程对社会的重要影响。这是辨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标志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是从非阶级的社会过程入手（如技术、权力分配、文化意义系统等）来考察社会。关于马克思的新解读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在于其始终如一的、系统的反决定论立场。它之所以特别强调阶级，是因为其他社会理论极力压抑和排斥这个社会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将阶级视为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在多元决定论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在于，它将任何社会的阶级演化过程视为所有非阶级因素多元决定的结果，反之亦然。阶级演进过程不仅与其他经济过程（如商品交换、储蓄、投资和借贷）相互依存，而且也与构成社会总体的非经济过程（如政治权力的配置、宗教和艺术）相互依存。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元决定论解读，不同于以往以决定论的方式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诸如传统的经济决定论），更不同于以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科技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面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重新解读《资本论》并且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美国已经形成一种趋势。这种理论探索的目的在于，促进政治和社会研究领域中激进方法的复兴，并为正确认识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提供新的视角。它试图将剩余价值的社会配置形式置于社会分析论题的中心，并将其作为理论基础和依据去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我们认为，历史上的许多进步人士追求社会平等、民主和其他长远目标的方案之所以受挫，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未能理解决定上述目标能否完成的关键因素，即剩余价值的社会配置形式与阶级演进过程的存在状况。同样，我们认为，从根本上改变剩余价值的社会配置形式——也就是说消灭剥削阶级结构——不仅是社会自身的道德诉求，也是确保社会平等、民主等美好目标得以最终实现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从事扩展、深化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新方法的研究工作，其中相当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公开发表(20)。本文仅仅只是对相关研究工作的简单介绍。
注释：
① 阿尔都塞的核心著作是《保卫马克思》（特别是其中的“多元决定与矛盾”部分）和伦敦新左派书店出版的《解读〈资本论〉》（Althusser,1965; Althusser and Balibar,1965）。阿尔都塞的《解读〈资本论〉》计划对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的影响有限，其局限性源于《新左派评论》所选择出版的译著只是该计划中的部分作品。
② 参见下述著作：Resnick and Wolff,1987; Wolff and Resnick,1987; Cullenberg,1994; Fraad,Resnick and Wolff,1994; Gibson-Graham,1996; Callari and Ruccio,1996; Gibson-Graham,Resnick and Wolff,2000 and 2001; Resnick and Wolff,2002；以及1988年以来在《重思马克思主义》季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对这种新的解读方式的许多基本术语和分析的简明诠释，也可参见菲利普·奥哈拉（Phillip O'Hara）的《政治经济学全书》第1、2卷中的下述条目：“阶级”、“阶级演变过程”、“家庭阶级结构”、“决定论和多元决定论”、“剥削和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主要变种”、“生产模式和社会程序”、“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财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③ 马克思所指的“榨取剩余价值”，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版，第791、819～820页；《资本论》第1卷，1867年版，第564页（本文所引《资本论》版本，均指纽约国际出版社1967年英文版——校者注）。在马克思许多著作中都有相关论述，选择上述引文是因为它们的表述更为清晰。
④ 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的“占有”及其被占有者分配，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1862～1863年，第85～86页；《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1862～1863年，第455、471页；《资本论》第1卷，1867年版，第564页；《资本论》第2卷，1885年版，第421页。同样，在马克思许多著作中都有相关论述，选择上述引文是因为它们的表述更为清晰。
⑤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版，第216～220页；《资本论》第3卷，1894年版，第632～633页。马克思所指的“必要”是由复杂的历史变量所决定的，见《资本论》第1卷，第559～563页；《资本论》第3卷，第877页。
⑥ “例如，一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与以赚取工资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剩余劳动组织模式的区别。不同模式下，这种剩余劳动是从不同的实际生产者即劳动者中榨取的。”这段论述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版，第217页。也可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1862～1863年，第400页。
⑦ 这种新解读的近期作品（Resnick and Wolff,2002），运用这一观点对苏联社会进行了阶级分析。1917年后，激进的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苏联社会的财产和权力分配状况，而苏联社会剩余劳动的配置形式并没有发生相应的根本改变。处于苏联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阶级视为与财产和权力相关的概念，而缺少剩余劳动的观念。这导致他们的政策错失了坚持发挥资本主义剩余劳动配置组织形式作用的良机，结果削弱了1917年革命成功在改变社会财产和权力分配格局方面的努力成果，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⑧ 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具有号召力的社会理论家已经采取了若干主要措施来反对决定论，支持主张社会内部各方面之间互为因果的多元决定论。这种《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正是建立在这一研究基础上的（Resnick and Wolff,1987）。在文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艺术、物理学、生物学等其他领域，类似工作也已经展开——某些工作是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标题下展开的——这无疑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受到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决定论转变的影响。
⑨ 该引文出自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第100～108页中的一段重要方法论论述。马克思也用一种确定的决定论模式做过许多论述。这种决定论的推理模式在他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都无所不在，而作出这些论述的人，甚至是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的作者。新的解读方式将关注重点放在马克思反对决定论的许多论述上，并以此为逻辑基础；这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式，滤去了他的决定论片段。
⑩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沿着以下方向前进：通过选择诸如价格、收入、增长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因素，将其作为原因和最终决定因素，从而得出资本主义是人们需要的最优存在的基本结论。
(11) 美国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让“反映现实（mirroring reality）”这个术语成为流行词。他用这个术语，不仅批驳了那些狂妄自大的哲学家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批评了该思想继续发展的危险后果（Richard Rorty,1979）。他就是这样加入到批判者行列——这其中也包括这里讨论的《资本论》新解读方式的支持者——去批判认识论中唯验论者与唯理论者争论的长期传统。
(12) 这样的经济决定论，最好不要将其视为马克思著作中的必要部分，最差只能将其视为悲剧性的政治过失的结果（像革命家所设想的那样，改变经济的一个方面必将自动地、必然地导致其他方面的具体变动）。
(13) 该论断是沃尔夫等人有关思想（Wolff,Callari and Roberts,1984,1998）在细节上的发展。
(14) 查克罗巴蒂等试图采用这种多元分析方法来分析阶级演进过程和阶级斗争（Chakrabarti and Cullenberg,2003）。
(15) 雷斯尼克和沃尔夫详细论证了此论点，并用它来分析苏联社会阶级演变的历史。他们发现了一种系统区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级结构（Resnick and Wolff,2002）。其中，共产主义的明确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占有者。作者还指出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即在阶级结构上呈现出私人和国家形式并存的可能性。
(16) 关于这种产业工人与非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及其相应的剩余价值分配机制的详细资料——出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相关文献——雷斯尼克和沃尔夫作了理论呈现（Resnick and Wolff,1987）。对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再生产而言，非产业工人作为促成者，与创造剩余价值的产业工人同等重要。然而，马克思警告说，这并未提供混淆不同阶级地位的理由（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版，第126～127页）。
(17) 加布里埃尔（Gabriel）提出了一种自我雇佣的阶级结构的基本轮廓，它其实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古代”的阶级结构（Gabriel,1990）。他论述了该阶级结构的重要性。其依据为：（1）就参与这种古代阶级结构的美国公民的绝对数量而言；（2）就这种古代阶级结构与其他阶级结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之间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而言。
(18) 弗雷德、雷斯尼克和沃尔夫提出了关于当今美国家庭剩余价值的系统阶级分析方法（Fraad,Resnick and Wolff,1994）。他们阐发了如下观点：（1）在大多数美国家庭内部，的确存在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的阶级演进过程；（2）这种家庭阶级结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3）这种家庭阶级结构大多是古代的和封建主义的；（4）大多数美国人都参与到多重阶级结构中，其日常生活分属不同阶级结构。
(19) 这一论断的最初表达，可见于“里根—布什的策略：将危机从企业转移到家庭”一文（Fraad,Resnick and Wolff,1994）。稍后，沃尔夫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Wolff,2002）。
(20) 参见本文的参考文献以及1988年以来《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刊登的许多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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