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转型期过剩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氛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氛围论文,经济论文,形势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剩经济的基本判断
一般认为，所谓过剩经济，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和市场作用的不断增强，大多数领域，尤其是竞争性行业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社会总供求关系从经常性的供不应求转变为经常性的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从而使原有经济水平下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多趋于饱和，相当多的行业生产能力明显过剩，市场问题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首要问题。
我国出现经济过剩并非始自今日，早在1986年，我国商品市场出现的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十分严重的产品积压，不仅是产成品库存严重积压，投入品库存也大幅增长，就表明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过剩的萌芽；1990年市场疲软的出现，实际上就是一种市场销售危机，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出现生产相对过剩。这种市场销售危机和生产相对过剩，表明当时的经济增长受到了需求的约束。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从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1994年以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可以说是质的变化，在十多年以市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的基础上，中国正迅速由一个传统的以卖方市场，即以短缺为特征的计划经济，过渡到以买方市场为主的相对过剩的市场经济阶段，特别是1997年以来，这些特征更为明显，过剩不仅出现在下游的消费品市场，也同时出现在上游的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不仅表现为商品滞销和积压，还表现在生产能力、资金供给和劳动力资源等经济要素的利用率下降；不仅面临着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且在外向依存度很高的状态下面临着在不同发展层次都普遍过剩的国际环境。在此氛围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市场约束增强，价格大战、品牌大战等导致微利时代的到来。
商品供求：商品市场整体上已经告别短缺经济，走向买方市场，相当大的一部分商品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经过80年代前期轻纺产品高速发展以及80年代后期家电类产品的迅速扩张，到90年代初我国消费品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此后，经过90年代初到1995年投资高速增长，又扭转了生产资料供不应求的状况，生产资料供给有余。根据原内贸部的调查统计，1997年上半年，在609 种直接关系国民生活和生产的商品中，供不应求的只有32种，占总数的5.3%， 其中包括农副土特产品15种，再生资源13种，农业生产资料4种， 没有一种工业消费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545种，占89.4%；供大于求32种，占总数的5.3%。在对下半年的预测分析中，在613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408种，占66.6%；供过于求195种，占31.8%；供不应求10种，仅占1.6%，其中包括4种畜产品，6种再生资源。在对1998年601 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调查分析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466种，占74.2%；供大于求155种，占总数的25.8%，已基本上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了。
工业生产能力：面临着供给严重的过剩问题。1990年，我国首先出现市场疲软，意味着中国传统的短缺型经济发生了较大的改变。1992—1994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市场疲软是属于结构性的，在原材料、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短缺现象。但是，1992—1995年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浪潮之后，经过1993年底开始的宏观调控，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投机需求的减弱，到1995年，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基本上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根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以上的只有35%，在50%以下的竟有37%。一些80年代中期以后才兴起的产业，如电子计算机、空调机、复印机、胶卷、微波炉、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等产业，综合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为50%左右，而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却是80%左右。而且，我国工业生产设备大部分都在80年代完成了升级换代，80年代之前出厂的只有10%不到。因此，中国的工业生产不存在设备老化的问题，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制约。随着1993—1995年经济周期投资的完成，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得到改善，钢铁、石化产品、建材等都出现了市场疲软现象。1996年，铁路运输也破天荒地出现过剩，不得不依靠降价、提速等措施来刺激需求。1996年下半年以来，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能源工业，随着下游用能产业市场机制的转变和产品的过剩，多年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瓶颈”松动了，电力市场由紧缺变为供需基本平衡，部分地区供应有余；煤炭市场供应过剩，库存爆满；国内产量增长有限的石油，也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局面，导致煤炭价格一路下滑，煤炭行业“限产压库”，石油行业开始“关井压产”，全国年发电量增幅不断下降，电力销售疲软。此外，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和码头的供应，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剩。
产品产销率：产品产销率持续下滑，库存积压增多。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全国各省市无一例外都拥有数量不等的过剩库存商品，总量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且广布各行各业。 既有传统行业如纺织行业产品，也有现代电子工业如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收录机等产品；既有轻工业产品，也有机床、造船等重工业产品。在房地产业，1995年以来进入严重的低潮时期，1995年， 中国商品房预售量仅占当年供给量的 13.58%，预售面积的绝对量比1994年下降了8.13%，17个省、市、 自治区商品房销售为负增长。到1995年底，全国商品房累计空置面积达5031万平方米，比上年底增加52.99%，其中商品住宅的比重占77.15%，其中普通住宅3618万平方米，占39.22%。到1996年底， 空置商品房面积进一步上升到了6600万平方米，比年初增加1570万平方米。1998年，空置商品房面积超过了7000万平方米。
资金供求：银行资金供给过剩，储蓄供给在转化为投资需求方面出现障碍。投资不赚钱，投资需求减弱。工业生产能力从形成到饱和再到过剩的过程极快，工业投资缺乏长期盈利的机会。近几年来，中国工业投资中的轿车热、空调热、VCD热等，结果都是在短短的时间里， 生产能力迅速超过市场需求，投资由热变冷，无法回收。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诸多局限，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也过剩，这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沿海一部分地区机场、高速公路利用率很低，投资效益差。在这种情况下，资金需求普遍降低。银行体制从1993年7 月实施根本性改革，四大专业银行开始商业化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垂直领导，地方政府无权干预银行事务。银行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责任大大增强，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没有风险的国债，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因此，中国的银行体系从1994年起，出现了存款超过贷款的“存差”，有钱贷不出去，就连一些股份公司，在股票成功上市之后，也不敢把所得资金投入工业的扩大生产，因为投入工业，可能血本无归。1997年我国银行内部存贷差额7500亿元，比1996年增长42%，相当于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5倍。 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间接融资占企业全部融资的80%。银行贷款不足实际上是企业投资需求不旺，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资金供给过剩的现象。资本市场资金过剩，一方面，致使社会上出现一股“热钱”。 这股“热钱”， 1993年时约为3000亿元。现在约为5000亿元，时不时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兴风作浪”，原来集中用于炒卖钢材、外汇，乃至地皮等紧缺物资，在实物经济出现“过剩”后，就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涌入国债、股票市场，成为近年来中国国债和股票市场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也令管理层防不胜防。另一方面，国内资金通过国际贸易顺差的形式流往国外。1991年以来，我国已连续6年出现贸易顺差。1996年突破100亿元，达到122.4亿美元。1997年又比1996年增长3.2倍，达到400亿美元。 由于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差额与其国内投资不会超过该国的国内储蓄，即储蓄＝投资（±）国际收支顺差（国际收支逆差），或者国际收支顺差（国际收支逆差）＝储蓄（±）投资，所以国际收支顺差总是表示国内储蓄的净流出。而且，在对外贸易的场合下，当出口大于进口时，总是表示该国正在把它的一些货物和服务送到国外，但没有马上以进口贸易形式得到补偿。
劳动力供求：劳动力供求市场矛盾空前尖锐，我国目前面临着沉重的失业和下岗压力。据有关部门统计，“九五”期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而扩大的要求就业规模约为4365万人，每年新增近1000万劳动力。“七五”和“八五”期间，许多涉及到裁员的改革措施没有真正落实，企业破产和人员精减等方面的工作累积到“九五”期间。据测算，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裁减，将有6000余万隐性失业者或就业不充分者走向社会，加入到劳动供给者的行列，至于农业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估计是1.5亿左右。 将农村与城市的公开的和隐性的失业劳动力相加，我国“九五”期间需要安置的劳动力将在2.1 亿人左右，劳动力供求矛盾空前尖锐。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是一个长期现象。但90年代末期的就业压力还表现为结构性、区域性矛盾格外突出。从“八五”后期开始，我国一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开始显现，产业缩减成为了结构调整的新目标和产业政策体系的新指向。1997年，纺织业全行业“压绽”开始步入高潮，由此带来纺织工业生产能力集中区域的失业与下岗现象特点突出。另一方面，中国在原有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批以资源开采或资源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基地型”区域经济。经过长期开采，作为地区经济依托的资源已经或正在趋近于枯竭，区域经济面临衰退，并由此造成了区域性的下岗与失业人数激增。
出口需求：全球生产过剩，消费疲弱，出口需求萎缩。在国内供求总量过剩、结构过剩、时空过剩、技术过剩的条件下，由于收入分配、地区经济的发展出现不均衡的现象，在城市居民的消费品市场饱和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增加需求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价格大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需求，也造就了长虹、康佳、格兰仕、轻骑、春兰、格力等一批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但在总体上，企业的集中和兼并只是存量调整，并未改变供过于求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出口似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在很多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出口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销售途径，如中国许多轻纺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居首位，一些产品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产量都通过出口销售。但在今年以来，出口需求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明显减弱。许多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加之发达国家产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形成许多产品世界性的过剩，加之出现世界性的不景气，即世界性的需求不足，对我国出口形成较大阻力。
中国过剩经济的特点
过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表现和标志，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受到需求的约束，并且这种需求约束力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日益加剧。
当然，中国目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过剩现象，带有明显的体制转型特征，与经济发达国家的过剩经济有着本质的差别，这只是低水平下的过剩，是需求约束主导型的过剩，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一）过剩经济层次低。从供给方面看，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产品档次低、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不高，有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和产品不适应市场的需要。从需求方面看，首先，消费需求稳中趋降。中国居民总的购买力偏低，生活水平还在从温饱向小康过渡，而且由于收入增幅减缓，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悬殊不断加深，失业、下岗待业人员增加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消费者心理预期不安全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形成人们想买买不起以及想买不敢买的现象。其次，受上一轮经济过热中大量投资无法回收的影响，投资需求也不会有大的提升。为保持经济稳定，政府投资将侧重于结构的调整，而非投资规模的扩张，企业在市场普遍不景气的环境下，呈现出投资动机不足的倾向。再次，出口需求趋于走软，出口增幅回落，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国家货币贬值，其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减弱了我国出口竞争力。从供求关系的结合方面看，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供求的衔接还有体制上和机制上的时滞和错误。正如中共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然，这个主要矛盾与以前的情况有些变化，它已由生产力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数量上的矛盾，向着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扩大的数量需要和日益提高的质量需要、低生产力水平与快速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要求的矛盾转化，即由数量上的矛盾为主向着质量上的矛盾为主多层次化转化。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过剩经济基础脆弱。我国目前出现的经济过剩，基础并不牢固。我们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均GNP才500多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中西部地区还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即如上述，我们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群众购买力还不高、人民群众需求满足程度低的情况下出现过剩的。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以及由改革而生的民众心理预期的大环境有关。第一，居民收入增幅下降。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货币性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6.6%，仅为1996年增幅的一半和1995年增幅的1/3，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增幅由1996年的9%降为4.6%，也仅为上年的一半。1997年我国8.3%的投资实际增幅与8.8%的经济增长率极不相称（以1.5∶1的比例为正常），过低的投资增长率导致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2 月第25次居民储蓄调查显示了居民收入信心指数看跌，严重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第二，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悬殊不断加深。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Share in Rising Income”（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1980年初期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现在估计基尼系数已达0.4以上，而1978年仅为0.15， 这在当时几乎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另据1994年的一项统计，当时收入最多的20%的家庭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5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20%的人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4.27%，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好外，贫富悬殊看起来要比发达国家、比东亚其他国家、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要大，而且近年来这种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些数据表明，在短短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没有公共政策来缩小差距。由于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重点又放在头四个字上，所以除了扶贫这一块，中国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进行再分配的政策机制、政策工具。在消费需求上，对于高收入者而言，购买欲望已基本满足，对于中等收入者而言，基本消费欲望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还没有能力购买新的如住宅、汽车等消费品，对于低收入者阶层而言，处于温饱阶段甚至温饱都成问题，生计困难，没有能力购买非生活生存必需品；第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消费者心理预期不安全。多项消费者收支调查表明，城镇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在近年发生明显变化。由于前几年通货膨胀率高，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又使我国长期出现居民收入超经济增长，居民的货币收入一直保持很快的增长速度，而高福利制度没有实质性改革，结果在城镇由原来的低收入高福利制逐步演化为高收入高福利制。当时城镇居民虽然深受通货膨胀之苦，但货币收入预期高。随着通货膨胀率下降，买方市场使企业经营状况两极分化，企业预算约束硬化，职工货币收入增幅下降，特别是结构调整使下岗人员增多，城镇居民收入预期不容乐观。随着传统保障制度的瓦解，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建立之中，人们对就业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的结果尚不清楚，支出预期中对福利制度改革后可能增加的个人负担部分预期增多，于是用于即期消费的部分缩小，用于储蓄以增加自我保险能力的部分扩大。这种心理预期也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鉴此，笔者认为，我国过剩经济基础脆弱，是由于有种种因素制约了人们的购买力，以及购买力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增长速度之故。
（三）过剩与不足并存。虽然过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不足也是有目共睹。近据报道，一位北京职工由于工作忙，不得已将年高体弱多病之老父送往几百公里之遥的天津敬老院中。它向我们透出一个信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岗位竞争的加剧，人们对服务消费市场需求如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居住方面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大，目前，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缺口，一是量上的不足，即服务业尚无法满足目前城市居民日益增多的服务需求，在很多领域服务业仍属空白，二是服务项目、服务质量跟不上。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一方面是总量过剩，一方面高素质劳动力却是严重供给不足。在消费品供给方面亦是如此，一方面是低水平供给的过剩，一方面是适应市场需求的供给短缺，这不仅可以从外资企业的产品和进口消费品在中国占有较大市场份额来说明，也可以从中国公民巨额的境外购物消费中得到印证。此外，城市居民消费升级与高新技术产品供应能力不足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矛盾。
构筑过剩经济形势下的经济增长基础与氛围
中国的过剩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是我们在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经历了商品由无到有、由少到多之后，在人民生活水平由低到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过剩现象的出现，在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更多地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可以预计，在市场过剩的压力之下，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企业重组、品牌竞争、创新意识、优胜劣汰等都会加速，由此导致社会生产力和市场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逐步克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鉴此，为达成这一理想的预期，从根本上促成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除目前正努力施行的财政、货币、产业、投资、就业、分配、流通、消费等政策之外，还必须从宏观上培育良好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与营造发展的动力源及氛围。
（一）确立以公平为基础，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公平与效率并不矛盾，近年来公平与效率之争实质上是平等与自由竞争之争的问题，我们面临的不是结果平等的问题，而是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的问题。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如果竞争是效率之母的话，那么这个意义上说公正也是效率之母。对于目前我国而言，不应存在二难选择问题，而应是在公平基础上求效率。世界银行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克劳·迪格宁（德）和世界银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勒恩·斯奎尔（英）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可能阻碍经济增长”（Finance & Development/March 1997）。 实际上， 由于分配的不公平，已经在阻碍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增长，农村以平分土地为起点推动了农民改革的积极性，而城市则以穷庙富方丈的背景推工人两手空空地下岗，则难免工人的抵触情绪。如果当初农村推行所谓“激进式”改革，实行队长的私人庄园制，赶走农民，那么这种改革是否会有前种改革成功呢？所以，这不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平基础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战略，确立以公平为基础，效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既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又研究生产关系的改善，见物见人，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共同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重视人力资本因素，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人力资本是“以较大的技艺、知识等形式体现于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体现于一台机器之上的”资本（利普赛和斯坦纳：《经济学》第5版，纽约，1978 年，P369页。）。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外两点：投入的增加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考虑到投入（资本与劳动）增长是有限度的，故经济增长的根本还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因素，则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最终必然体现在科技进步的进程中，鉴此，由此可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的积累则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前提与基础，没有雄厚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作后盾，一切旨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努力都是难以持续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永动机”。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世界64%的财富依赖于人力资本。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将愈重要。美国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到世纪转换之年，美国80%的工作岗位本质上都是脑力劳动。我国虽幅员辽阔，但资源有限，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培养和开发人的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扩大知识资本，把国民培养成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人。只有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才是一个国家经久不衰的优势。一位外国学者曾认为，中国虽有10多亿人口，但多数是消费性人口，真正的经济人口只有1个亿。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平均5187亩耕地才有1 名农业专门人才， 4189头牲畜才有1名畜牧专业人才，200万亩草地才有1名牧业专业人才。在造成目前下岗职工较多的现象中有一个被人忽视的重要原因，即我国劳动力结构不合理，低素质劳动力严重过剩，高素质劳动力十分短缺。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就业首先要着眼于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问题。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整体素质较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战略。首先，要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普及国民教育，强调创意思维，重视职业培训，由单方面培训转向多方面多层次培训，把学校办成不仅是培养学生读书识字基本能力的场所，更是培养创意思维和信息能力的机构。教育对于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人们在接受教育后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了劳动力素质，形成有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文化程度呈现出高度的正比例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可提高108%， 大学毕业可提高300%。其次，要搞好卫生保健工作， 健全完善卫生保健体系。卫生保健于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在于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能减少死亡率，另一方面降低患病率，使劳动者身体素质提高，从而提高劳动能力与质量。再次，要更进一步做好引进智力工作。引进国外智力是一国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补充来源，而不是基本来源。2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引智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国外来华专家的辛勤工作，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与前二者相比，不需要投资，成本最小。其四，要完善流动人口管理，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有助于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减少闲置资源，提高单位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丁宁宁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5期撰文分析指出， 近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流动人口创造的，他们是中国的希望。
（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切实施行科技发展与创新战略。“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措施保证，我国的科教投入一直很低，研究开发费用（R&D）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最高时才0.7%，从1990年起，这个比值逐年下降，1996年竟为0.5%。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一般为2.5%左右。 我国 R&D/GDP比值低， 意味着这几年的经济繁荣， 不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而是以知识贬值，相当程度上是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的。当前，我们正处在经济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200 年前的工业经济开始替代农业经济，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如今知识经济正在开始替代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兴起对整个世界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都带来了重要影响。近年来，日本经济萧条，欧洲经济不景气，而美国经济独占鳌头，靠的就是知识对经济的带动。同传统的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的繁荣不再取决于资源、资本和硬件技术的直接投入，而是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将知识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它依靠获得、占有、运用知识的能力，通过知识在生产工具和产品的凝结导致产业革命的突破，以科技创新能力来弥补资源、资本上的不足，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中资源、资本的总量或增量决定经济发展状况的模式，科技创新的速度和方向将决定知识经济的成败。对于我国来说，当我们摆脱短缺经济，步入过剩经济的时候，国内需求的增长和结构变化已经对我们提出了加速科技创新与转化，加大技改投入力度，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升级的内在的迫切要求。为此，我们要立足国情，紧紧抓住新的机遇，培养和增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利用科技进步要素和有限的资源，集中经济和科技优势，在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一些重要产业方面实行超越发展战略，通过我们自主的科技创新来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独特魅力；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保护和鼓励民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资金和市场方面都给予大力度的支持，提高其社会地位和产品地位。有关宏观管理部门要加大产业政策的指导力量，着力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措施，利用规划、计划和指南的作用，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使企业、银行明确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方向；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科技进步与技术改造；金融部门要从经济增长的大局出发，积极支持企业科技创新。但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新的高新技术产业趋同化，国家宏观管理部门要运用市场、产业、政策、法律等手段，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引导，特别是要实行热点产品项目审核备案制度和重大项目审批制度。通过强化约束，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布局向协调、合理、互为补充的方向发展。
（四）营造良好的社会保障环境。前已述及，我们的许多项改革都是涉及增加居民支出的，使消费者未来支出预期上升。而就业等项制度的改革则形成了消费者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滞后，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因此，无论从短期着眼，还是从长期目标出发，良好的社会保障环境对于改善城乡人民经济预期，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增长都是必要的。首先，要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类别看，应包括医疗、养老、就业、生育、工伤等各大类保险；从功能看，应包括社会保障的信息系统、保险基金及帐户的管理运作系统以及针对就业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系统等各方面。其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必须与消费者的现实状况相适应，在实行各种保险“统帐结合”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消费者现阶段的承受能力和认识水平，逐步向个人帐户转移，同时要适应各地区消费者承能力的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顺利施行。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有前瞻性。
过剩经济的出现是我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产物，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大挑战，除需要目前正努力施行的财政、货币、产业、投资、就业、分配、流通、消费等政策高度协调一致发挥作用外，尚须改善民众的经济心理预期，增加消费需求，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过剩。从长远来看，必须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以公平为基础，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重视人力资本因素，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切实施行科技发展与创新战略，充分发挥国人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国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方为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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