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体化”的文学史生产——从“绪论”看1950年代四部文学史对新文学的界定和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新文学论文,绪论论文,走向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43(2004)04-0005-06
一 “新民主主义”界定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一个新历史的起点，认为中国由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代。在这个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判定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推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也是新民主主义的，其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思想，形成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其主题是反帝反封建的，并且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第632～633页，第658～659页。）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界定，成为20世纪50年代文学史对新文学历史性质判断的基调。但是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几部文学史中，并非仅仅是众口一词的，而有着各自的理论声调和表达方式。
王瑶在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绪论》中，专门有“性质”一节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肯定新文学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这一大前提规定了新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新文学’一词的意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绪论》（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下引皆同。）在此他作了两个辨析，将新文学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都区别开来，试图说明由“五四”到1949年“文代会”的新文学史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特定性。王瑶对“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理解，基本上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新文学的（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持的立场）。在理论运用上，他着眼于宏观把握与前提设定，侧重从历史和社会性质角度加以阐发。对“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认定，实际上是将新文学史的叙述导入了“新民主主义”的语境中。而关于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内在机理，王瑶并没有直接嫁接上凝固化的政治结论，使之更加鲜明和清楚。这一方面与他个人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王瑶在“新民主主义”性质基本界定之下，进行文学史写作的某种自主性策略。他的潜台词是，“新民主主义”界定运用到文学领域，并不能产生与之完全一致的“客观对应物”，文学有其自身的具体性和复杂性，新文学史的内部运动也难以对应社会政治加以简单明晰的描述。这样，王瑶实际在“新民主主义”这个大前提下，对政治化的界定作了一些调适和发挥，为文学史写作预留了相当的“文学”本位的空间，这在《中国新文学史稿》各章节的具体展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瑶的做法，主要还是试图协调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尝试在一个政治化的语境中进行文学史叙述。这构成了文学史写作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如《绪论》和各章节存在着某种“断裂”，“新民主主义”的性质界定并未得到时人所期待的具体论证，造成基本论断与具体材料分析的某些支离。（注：参阅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在出版后受到激烈批评的一个重要缺陷，在1952年8月由出版总署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上，就有与会者就认为：尽管作者在总的叙说里表达了政治观点，但在具体论列时就被抛开了。（注：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刊于《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张毕来在其《新文学史纲》（第一卷）的《导论》及第一章第一节中（注：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以下的引用参见该书的《导论》及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着重讨论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文化运动的背景和特征，不仅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前景性的思考，而且对“五四”时期本身也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注：张所认为的“五四”时期，与主流意识形态表述的以1919年为起点有些出入，他认为“五四”是指一个起迄不十分明确的时期，大约从1918，1919到1922，1923年之间。见《新文学史纲》（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个注解。）在具体的时间和细部问题上（如“五四”前夕思想文化特征的论断，1917年初《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他以“五四”为界，将新文学运动分成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一战”后期到“五四”前夕，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后一阶段则从“五四”运动开始。但是一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者就急转直下，放弃了这之前的相对缜密的理论思维，很本能和简单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界定，这不禁给人以阐释和结论之间的某种“突兀感”。我认为这种表述状态的形成，是根源于作者的一个基本认识：在“五四”之前，“这文学情况显然远远落后于现实。”张毕来已经意识到政治现实和文学发展之间的不同步性，但是他不像王瑶那样试图铺开一个虚泛的政治背景以容纳文学空间，而是实地考察新文学的政治化外部环境，在他的表述中就是“新文化运动”。这里的“新文化运动”是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来理解的，即它是“新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对“五四”前后思想文化状况的分析，其实是为了给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一个广义而贴切的政治前提。因而我们看到，张毕来对新文学性质的界定其实以“三段论”式的结构来作出：大前提是新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小前提是新文化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结论为新文学也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在这样一种外部研究的思路之下，固然偶有似乎与主流观念相龃龉的“出格”之论（作者个人的学术个性当然发挥了影响），但从理论的深层状态来看，政治化的思想方法和模式其实已经渗透在文学史写作的内在层面了。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上，张毕来无疑较之王瑶更为切近和本色一些。尽管有些“小节”上的芒刺，但因为对“大端”的适应性和感应性，张毕来的文学史还是顺利地进入了主流文学史的生产和传播体系之中。
丁易在其《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的《绪沦》中，由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关系入手，认为革命运动规定了文学运动，而文学运动又对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在这里，丁易实际上涉及到了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机制：新文学运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革命的要求所规定的——革命要求文学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要求适合宣传和表达的白话。因此在丁易看来，新文学不是逐渐走向革命阵营，而是一开始就处于革命运动范畴之内的。他对新文学性质的表述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运动。”（注：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绪论》，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下引皆同。）较之王、张二位文学史家，丁易已经完全立足于社会政治的角度，直接套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定义，将新文学运动理解成一种具体的政治革命运动，他在随后的对这一性质的论证（从领导阶级，统一战线，人民大众的属性三个方面），也是按照这种思路进行展开的。
而在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绪论》中，则更加鲜明地提出：应该以思想内容而不是表现形式来决定文学的属性，由此推导出对新文学的性质界定：“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实质上就是指的那种符合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文学。”（注：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绪论》（上卷），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下引皆同。）刘的表述政治化浓度更高，文学和政治话语在这里已经形成了可以相互置换的交融共生态。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他有意淡化乃至超越“新民主主义”的范畴，而着力突出“社会主义”的因素（方向），刻意强调和想像新文学的“革命性”，也与具体章节中一以贯之的“革命文学”叙述构成了相互呼应的关系。
通过对“绪论”的细读，我们发现对“新民主主义”这一新文学的性质界定，一方面存在着各自理解、各有侧重的不同的理论运用之可能，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政治化程度的步步深入的趋势，“新民主主义”这一新文学的性质界定在具体运用的历时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嬗变乃至裂变。两个层面的表述运动，既相互竞逐又相互为用，显示了文学史写作走向“一体化”的内在张力与向心力，从王瑶文学史到刘绶松文学史，我们大致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
二 过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律·分期
在对新文学作出性质界定的同时，必然要对新文学运动作为一个文学（政治）事件，进行构成要素和历史进程两个层面上的梳理。这似乎是文学史写作的既定程序。在这一点上，1950年代的文学史和后来的文学史有着写作程式上的共通性。但这并非问题所在。重要的是，在195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中，新文学运动作为一个历史存在是被怎样理解和表述的，由各史的《绪论》我们可以看出其基本的思路和方法。
在王瑶文学史的《绪论》中，新文学运动作为一个历史化的过程，是得到强调和重点论述的。他的基本思路有两个：一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大框架下，发掘“统一战线”的意义，希望可以借此呈现“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全貌”。王瑶认为新文学内部的构成是二元甚至是多元的，除了作为主流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力量外，“也包含着一部分具有民族独立思想和反封建内容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新文学中完全没有代表资产阶级的文学，但那不是主要的，而且是愈来愈少的”。在王瑶的表述中，二者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消长的关系。对新文学内部生态的相对复杂化的认识，使王瑶在对主流文学力量进行描述的同时，还存在着一股对“非主流”文学力量加以考察的潜在文学史过程，这在他的文学史后面的章节中也得到了体现和印证。这一点他的批判者们同样看得很清楚。”（注：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刊于《文艺报》1952年第20号。另外，在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的小册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里，有这样的语句：“揭开他所引用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虽然批评得太过武断和极端，但还是触及了问题的要害所在。）二是对过程本身的重视和把握，王瑶是具有相当清醒的历史意识，着力把新文学运动作为一个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体现在其文学史的《绪论》中，就是“逐渐”、“更加”、“日益”、“愈来愈”这些过程性描述的词语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如他认为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趋势，“新文学在发展中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斗争和改造，从‘五四’开始即是逐渐向着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认识，他指出由“五四”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逐渐前进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更加突出、巩固、扩大，并逐渐走向健全和完备地步的”。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其“比重和地位却是随着时代而日益降低的”。可见王瑶对新文学史的梳理，是具有明显的历史自觉意识的，在《绪论》之后的各章节的具体论述中，更是不遗余力地展示了新文学历史进程中的芜杂状态，使这一历史化过程的理念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贯彻，表现了一个文学史家的眼光和学术格调。但在当时，这种文学史的叙述方式显然是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的，被视为“纯客观”、“敌我不分”、“主从混淆”等错误倾向加以批判。
张毕来文学史对新文学运动的脉络梳理，较之王瑶有了进一步的政治化的提纯。他的基本思想方法是马列主义的矛盾二分法。他也认为新文学内部的存在不同的组成部分，在“五四”运动之前是“急进的革命思想”和“妥协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并立；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存在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作品”与“改良主义者的形式主义作品”；在“五四”运动以后，则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潮流的斗争。这样一来，对异己性的文艺因素有了更加明确的命名和定位。更为重要的是，对不同成分的关系的认识，不再是王瑶主张的你消我长的相对平和的文学自身的演化，而是将政治（阶级）斗争的思维引入进来，突出二者之间的对立性和斗争性。这种文学史叙述方式，在1949年“文代会”上郭沫若所做的报告中已经显现了端倪，郭将新文学的三十年历史概括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和“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的路线斗争史（注：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见李何林等著《中国新文学史研究》附录，新建设杂志社出版，1951年。）王瑶其实也有所意识，但是他未能彻底而清楚地加以表述。在这一点上，张毕来文学史和丁易及刘绶松的文学史是息息相通的，也成为日后很长一段时期文学史写作的既定的“矛盾斗争”模式。其次，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斗争”的前提下，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过程，被进一步化约成两种力量、两种潮流的矛盾和斗争，其内在的丰富性（如以“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来统括诸色繁杂的非主流的文艺力量，这种简化性是很明显的，而左翼文学内部的复杂性，也被“马克思主义”加以统括）无疑受到了削减。但张毕来又试图做一些修补和校正：如他不断地对作为新文学主流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有所批评和反思，提出其中的局限性和消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力图使相当简约化的文学史过程，增添一些内在的丰富性，然而这种努力的成效是很有限的。
丁易对新文学运动的描述，是受到他对新文学性质的认识的强力限定的。在他严格套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来说明的新文学性质的这一个大前提下，新文学的内部构成由多元或两元变成了一元，就只剩下了“五四”激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单一发展线索，在丁易对新文学作家和作品的谱系性梳理中，非左翼、非主流的文学力量完全被隐没了。其作为对立面的意义，也不是从新文学阵营内部的矛盾斗争来说的，而是从两个作为根本不相容的“敌我”政治（阶级）关系来说的。到了刘绶松那里，则更加强化这种“敌我”界限和意识。因此，尽管丁易也认为新文学运动“是从萌芽状态随着革命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成长起来的”，但是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意识，首先是受到一开始就具有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的规范的，而且这一个文学过程是与政治历史过程紧密关联的：“现代文学运动是为革命运动所规定，但同时它又对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政治和文学关系的发展，实际上构成了文学史过程的叙述动力。因此，“必须通过这种关系去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才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任务”。至此，丁易对文学史过程的研究方法已然明了：由既定的政治立场和观念出发，以政治意识取代历史意识，以革命历史过程覆盖文学运动过程，运用类似政治分析的考察方法，将新文学运动描述成社会革命性质的单一历史过程。
刘绶松在其文学史的《绪论》中，承接了丁易的思路，将这样一种简单化和政治化的文学史过程处理方式，推到了某种极致的境地。在对新文学的性质界定中，新文学实质上就是革命文学，所有异质文学成分通通被扫地出门并加以敌视。“划清敌我”由政治觉悟转而成为文学史的重要观念。他进而将他所理解的新文学运动史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始终地在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进展而逐步地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较之丁易提出的革命和文学的规定和影响的相互作用关系，刘则更加突出革命对文学的领导和决定性。二是“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也就不能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他和丁易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丁易那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过程，还是有一个相对清晰和递进的线索，而刘则将这一个过程更加简约化，如认为新文学“从其开始的时候（五四时期）起，它就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如此迫不及待地将结论置于文学史描述之前，即使连很纯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在丰富性也加以简化了。我认为刘绶松之所以这样整理文学史，关键在于他的旨趣并不在于对把新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和描述，而在于把新文学运动史当成一个阐释和运用的场所，来说明先在的先在的社会政治理论。正如他所说，是“阐明文学历史的发展规律”，而这种规律正是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某种观念投射。
各部文学史《绪论》中对新文学的阶段分期也值得探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划分为四个时期：1919-1921年，1921-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3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年份）。1951年颁布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最初发表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第4卷第4期。）（以下简称《大纲》），继承了毛泽东的分期框架，但做了一些时间上的微调，并对各个时期加以学科性的指认：1917-1921年是新文学的倡导时期，1921-1927年是新文学的扩展时期，1927-1937年是“左联”成立前后十年，此后分为1937-1942年和1942-1949年两个时期，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以“全国文代会”为收束。1951年《大纲》具有新学科建构的意义，它的分期从学科史的层面初步奠定了新文学的历史构架和基本内容，对50年代的文学史产生了整体性的影响。（注：参阅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到130页。）王瑶参加了《大纲》的草拟，他在其文学史中作出的历史分期是：1919-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2年，1942-1949年。这种分期大体沿用了毛泽东和《大纲》的框架，但他在相当政治化的架构之下又有自己的文学史立场，如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但他并没有照搬前面的分期以1921年为一个分界点，划出一个1919-1921的文学史阶段，其理由就是从1919到1921的两年中，文学创作尚未有大的收获，“就文学史说，就值不得分为一个独立的时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刘绶松将1921年作为一个分界点，划出了一个1917-1921年的阶段。他对1942年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基本上是从新文学运动发展的角度来说明的，他认为毛泽东在这一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许多问题，使文学运动和作家的实践都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因此要以之作为一个历史的分界点。丁易文学史的分期是：“五四”前夕——1927年，1927-1942年，1942-1949年，这种阶段划分的内在理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发展、确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强烈的政治化文学史的整合色彩。刘绶松文学史的分期是：1917-1921年，1921-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其特点是完全参照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来规划新文学的历史过程，在框架上试图实现文学和政治的同一化，这与其文学史的表述也是一致的。在他后面的章节叙述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大量的政治革命形势分析引领着文学史的叙述，政治革命史更是以各种方式充斥了文学史的内容。
从王瑶注重研究历史化过程到刘绶松的阐明规律，又从以社会历史进程为框架的文学史分期，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中，对新文学的历史梳理存在着两个不断得到强化的倾向：一是新文学的内部构成被一再加以意识形态性的纯化，其丰富性和多样性被逐渐剔除，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于一尊的格局。二是对社会政治观点论述，规定甚至取代了文学本身的发展，新文学史的历史演进过程被逐渐淹没在革命历史的叙述洪流之中。在历史梳理和史述方式上，诸位文学史家呈现出不同走向，但都指向了同一个学术目标：在以“新民主主义”为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创造新的研究语境和话语方式，力图对新文学传统进行政治化的指认、想像、塑造、阐释和凝定，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新学科的诞生。
三 关于文学史生产“一体化”的思考
由1950年代几部文学史的《绪论》的细读和比较，我们发现了一个逐渐走向“一体化”的文学史生产过程或趋势。所谓文学史生产的“一体化”，我认为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资源和理论范式的同质化，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形成了1950年代诸文学史写作者考察新文学的共同的理论平台；二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在政治话语的强力导引下，不断通过简化和纯化的方式，以寻求文学史表述与政治理论越来越弥合的“阐释性服从”；三是文学史写作者个性和主体性的逐渐消隐，由个性化的“我”的言说，逐渐转向了共名的“我们”的言说。由王瑶到张毕来到丁易再到刘绶松，文学史写作中的个我的思考和见解呈一个逐步递减的序列，而逐步发展到一个对政治及其规定下的文学“通识”的讲述和论证。与之相协同的则是个人化写作的可能性的消解，而集体（体制化）写作逐渐成为文学史的唯一生产方式。四是文学史及其作者由学术身份渐次转向体制（功能）身份。这几部文学史都是作为大学授课的教材来写作的，在当时的环境中，教学工作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体制化的约束，因此几部文学史从其写作到出版发行到阅读传播，无一不是在体制内在运作来实现的，这可以看作是“一体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文学史写作和生产，与教育（教学）的密切关系，也在制约和规范着文学史的成品状态，因为作者同时也是教员，不得不考虑教学的实际而有所取舍和适应，以实现比较普遍化的教育效果。在教学实施的具体过程中，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注意。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50年代的文学史中，“政治革命史”的比重和分量是不断增加的。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对文学学科的规定和影响，以及二者在文学史教育中的协同关系，怎样促成了1950年代一体化的文学史观最终确立和教育传播乃至文学史写作的再生产，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生产“一体化”并不意味着铁板一块，由四部文学史“绪论”所反映的差异和同一我们看到，它也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自有其内在的层次和丰富性，而且呈现出动态发展、演变和整合的状态，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和研究。其次，这一个过程也不是完全封闭的，依然具有与国外文学潮流进行交流的孔道。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来自苏联的文学史观念、模式和生产方式是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的，（注：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参阅温儒敏：《“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日丹诺夫、毕达可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的文学史范式，在1950年代的新文学史生产中逐渐与“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了对接，也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文学观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在宏大叙事和政治话语早已“王纲解纽”的今天，我们来重新考察1950年代文学史写作和生产的中“一体化”现象，不宜反其道而行之，一味对文学史研究中广泛存在和深入渗透的政治化倾向大加垢病，而应看到这种现象是有其存在的历史的合理性和意义的。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1950年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是一个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迅速演进和过渡的过程。各种社会力量、成分和因素全都被强力吸纳到社会主义的范畴中加以改造，整个社会呈现的是日渐整齐和同一的面貌。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1950年代的文艺领域不能不对这个时代现实有所感应和反应。首先中国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在当时具有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尤其是1955-1956年前后，国力日渐复苏，国家建设上有了初步的辉煌，党的威望和魅力随之空前高涨。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学创作中涌现了大量歌颂党的作品，在文学史写作上也就必然要突出党的作用，（注：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到152页。）在此情境下，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在刘绶松文学史中对“社会主义”因素和“党的领导”的突出的强调。忠恕地来看历史，当时的新文学史的写作者，是自觉和主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思想文化领域来体现这一个社会历史整合的时代主题。其次是文艺界内部由于政治强力推动下进行的主动的和被动的整合，如1950-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1955年更是掀起针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狂澜。（注：关于50年代的文学和学术环境的概述，参阅洪子城：《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到52页。）这些运动都藉借政治（政权）的威权力量，迅速推动了文艺领域走向意识形态的一体化，这对文学史写作和生产不能不有所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反思针对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外部因素进行顽固追问的可能性，因为这可能会遮蔽新文学自身发展的潜在问题，往往容易陷入“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观念预设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文学史和学科史中来，探寻其内在的线索和逻辑，进行一个反向的追问：文学史生产“一体化”难道仅仅是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我觉得由这一现象，应该可以引起多向度的思考。“一体化”既是作为1950年代的文学（意识）事实而存在的，也是现代文学史和学科史中暗含的一种趋势，在不同的时期，“一体化”过程的主体不同，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它作为一种文学政治，却是始终发生着作用的。这一点，已经有论者作出了深入的阐发。（注：参阅李杨：《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无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从现象还是从趋势，1950年代文学史生产的“一体化”是当时整个时代趋势的一个具象，它不仅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政治化环境中的文化（精神）需求。这四部文学史大体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最初架构，而且其一开始就高度政治化的生存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格性。至于这几部文学史与政治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不论其成败得失，都为后来尤其是新时期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个难以绕过的参照系，在学科史上留下了使人不得不正视的印记。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王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