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与美国失业情况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美国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不同的失业率
综观欧美50年代以来的失业情况，50～60年代曾经是欧美就业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欧洲，失业率曾大幅度下降，平均在3%的水平，美国的失业率也低于5%。随着70年代的二次石油危机冲击的到来，失业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为石油危机的直接效果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都实施紧缩性的宏观政策，结果是失业的上升。但是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失业率却呈现下降的趋势，保持在5.5%左右。根据西方经济理论中自然失业率假定（注：自然失业率概念最先由弗里德曼提出，目前被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即认为一个社会由于结构性原因和信息传导障碍等原因，总是存在5～6%左右的自然失业率，这部分失业人口是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消除的），美国几乎到了充分就业的水平。但是欧洲共同体诸国的情况却相反，80年代失业率除少数年份（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略有回落，一直居高不下，进入90年代以来，更是不断上升，1995年平均失业率达到11%多，其中意大利和法国达到12.5%左右。但是，美国也不是毫无问题的，反映出来的最大问题是贫困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加，贫富差距拉大，因此有经济学家总结大西洋两岸的情况后提出这样的问题：“Europe jobless，American penniless？”（“欧洲工作少，美国钱少？”）
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诸国，自80年代以来，经济还是在不断地增长，技术进步从来没有放慢，通讯、电脑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在稳步上升，从1970年到1990年，人均实际收入在美国上升了38%，在法国上升了53%，既然如此，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经济增长给大西洋两岸的一部分人带来了好处，却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不幸：或者失业增加，或贫困人数增加？
二、不同的就业和失业保障制度
战后50～60年代西方经济的高速增长曾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繁荣景象：就业增加（几乎所有想寻找工作的人都能就业）和收入的持续、普遍的提高，但是进入70年代以来，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经济增长带来的首要问题是要求人们作出这样的选择：（1）增加就业；（2）还是提高工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由谁来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美国的西欧诸国由于劳动就业制度的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不同。
在美国，劳动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也就是说劳动市场的运行是较充分的，劳动工资的上下波动可以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具体表现在，首先是美国的工会力量并不强大，私人部门的劳动者中只有12%的人数参加各类工会，在劳资双方就劳动工资水平的谈判上工人的力量往往比较薄弱，工资上涨受到种种压力的限制，有时还跟不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另外，就失业保障体系来讲，美国的失业保障在享受的条件上比欧洲苛刻，在享受的数额和时间长度上都比欧洲要低，因此对失业的救济是不充分的。1980—1992年里根和布什政府期间，工人提出许多请求都难以被满足。在这样的体制下面，虽然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美国的就业并没有下降，但是美国有相当多的职工工资是下降的，工资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由此可见，美国的就业率保持在高水平是通过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下降来实现的，如果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是刚性，那么雇主很可能会解雇他们，所以他们就是以牺牲收入为代价的。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70年底到1990年，美国的平均收入水平每年增长在1～6%间，但是最低的实际工资（如看门人的收入）却下降了15%。相反，医生的收入、企业高级职员的收入同期却上涨了50%多。结果是美国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差距很大，而且最低工资不能随通胀的波动而波动。如果这部分人不愿意在境况如此差的条件下就业，却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话，由于失业救济金数量有限，期限规定很短，他们同样会陷入贫困。因此，在美国贫困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从1979～1990年，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全日制劳动者比例从12%上升到18%。在70年代，贫困者主要是失去劳动岗位的人（如单亲母亲、年长者等），但到了80年代，有工作也成为贫困者，而且从1979～1990年，贫困线标准没有多大变化，而同期美国平均生活水平却有了相当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如果用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就业制度的话，美国是用竞争保证了效率，也保证了高水平的就业，但是在公平方面却做得非常不够。
西欧的情况与美国相反。在整个60年代，欧洲共同体的失业率要低于美国，但进入70年代以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欧洲的失业率开始上升，70年代中叶起都越过5%的高度，开始上坡，到了80年代，失业率向10%的高度挺进，90年代不少国家就跨过了10%的界限，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中，每10个人就有一个失业的话，失业给人们的经济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可想而知了。为什么在大西洋两岸的这两块同样实行市场经济，并且同样属于世界发达和富裕的地区，其失业率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呢？人们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欧洲的国家主义的影响。在欧洲国家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美国，其作用的结果是失业保障制度在欧洲许多国家得到很好建设。几乎在整个西欧，所有的失业者受到一个最低收入的保证，不管他们最后的工作岗位持续了多长的时间。而在美国，失业保障的限制较多，失业救济金领取的时间长度要大大低于欧洲。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失业保障体系是需要相当数量的资金投入来维持其运行的，但是这个资金最终总是要由就业者来承担的，结果是雇主雇用工人的成本不断上升。因此，西欧较好的失业保障体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是西欧企业中劳动力成本要高于美国，因此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少雇用工人，或者用电脑代替人工，或者把资金投到发展中国家，缩小本国的生产基地。二是失业者由于得到较好的保障，失业期间继续寻找工作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两方面的结果势必加重西欧的失业情况。
三、经济增长带来就业结构变动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一个共同结果是生产部门对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不断下降。在欧洲，由于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下降是受政府管制的（最低工资的界限定得较高），他们的工资不能随企业对他们的需求的下降而下降，结果只能是失业人数的增加。在美国，由于政府对工资的管制相对较松，因此，随着企业对非技能劳动者需求的下降，工资也随之下降。非技能劳动者工资的下降，虽然保证了就业人数不减少，但是贫困人数增加。总而言之，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并没有给全体劳动者带来好处，只有那部分经济中不可缺少的技能劳动者，如工程师、管理者、会计、医生等，其工资在近二十年来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他们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享有者。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在欧美为什么会表现出是非技能劳动者需求的减少呢？许多经济学家把美国的非技能劳动者的低工资现象和欧洲的非技能劳动者的高失业现象归咎于这些国家国际贸易的扩大。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第三世界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依靠劳动力便宜优势，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到上述发达国家，使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或者通过降低工资来迎接外来的挑战和竞争，结果是使这些部门的劳动者趋于贫困化，或者是关闭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使失业人数增加，把这部分产品的市场份额让与了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总之，是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或者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劳动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如Paul，Krugman等，认为外贸的扩大只能解释贫困化和失业的一部分原因，并且不是主要原因。因为西方许多计量分析报告指出，这种推理最多只能解释上述现象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例如，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美国应该把更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投在象飞机制造业等产业部门中，因为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飞机出口国家，而减少服装等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因此外贸的扩大定会带来一种劳动力在这两个部门的结构性调整。但是事实上这种结构调整并没有发生。对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下降的真正原因是所有的生产部门都出现了技术进步，用电脑技术代替人们简单和重复的劳动。因此是技术进步减少了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此，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所有的产业部门的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下降，不仅仅是受外贸进口竞争影响的产业部门中非技能劳动者需求的下降，而且受外贸保护部门，以及象飞机制造业那样的出口部门，非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也下降。历史学家曾经告诉我们，第一次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曾经使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劳动变得更为简单重复的操作，使得妇女和童工都能加入劳工队伍，失业率一度上升。以电子计算机在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信息革命使产业部门对劳动者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脑再发达，但是不能取消企业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但是它的确消灭了许多重复操作的劳动岗位。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举一个艺术演出方面的例子。随着现代音响设备的高度发展，电视、电影事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和崇拜第一流的艺术家。换句话说，在现代媒体技术下，第一流艺术家拥有广泛的需求者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对那些第二流、第三流艺术家的需求却大大下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媒体技术不怎么发达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观众、听众都有幸接触第一流艺术家的，场地的限制和价格的限制使绝大多数的听众和观众只能享受到第二流、第三流乃至简单模仿者的演出。由此可见，是现代的通讯技术消灭了许多艺术家的生存空间。完全相类似的，在各个产业部门，企业需要雇用的是电脑不能代替的高级技能劳动者，因此他们的收入不断提高。而与此相反，大量非技能劳动者要么被迫接受低工资，要么接受失业。因此技术进步成果似乎并不能使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得到增长，而只是让一部分高级技能劳动者享有。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并且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引申出一些社会问题，经济理论对公平（正义）与经济增长之间从来不作出逻辑联系，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扩大并不必然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政策可以使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让所有的人共享？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Avinash Dixit指出：“技术进步把西方经济变为Sierra Madre型的经济。美国有部经典影片，片名叫“Sierra Madre的宝藏”，影片描述了少数掏金者的富裕是建立在大多数无收获的掏金者的贫困之上的。现代社会把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与影片描述的情况有点类似，因此有人主张社会应该把人们都培养成好的掏金者，但结果又会怎样呢？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在想办法，美国办法是让所有的人都去掏金，运气如何，自己负责。西欧的办法是让一部分人去掏金，掏金者为了掏金权利需要向政府交税（社会保障分摊金），政府再把税收分配给在家里呆着没有去掏金的人。
四、几点启示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转轨所带来的稳性失业显性化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矛盾正在不断加深，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需要有合适的对策来进行治理。上面所分析的欧美失业情况无疑给我们带来某些重要的启示。首先，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社会各产业对非技术劳动者需求的降低，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我们要乘早注意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投资，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另一方面对已经就业的职工，要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再培训，只有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才能满足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导致劳动力技能结构变化的要求，才能抓住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所带来的各种就业和创新的机会，保持就业稳定。其次，在失业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们要建设好社会保障制度，使失业者和贫困者得到适当的帮助，以使人他们在失业期间能够接受各种培训，积极寻找工作，达到再就业的目的。但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尽量注意其妨碍市场机制运行的不利因素，如社会保障基金不要使就业的劳动成本上升太高；要对失业保障的条件、失业保障的期限长短作出各种合理的限定，以避免失业者依靠失业保障生活，失去找工作的积极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