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汉双语的习得、使用与文化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语论文,习得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沧源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与缅甸接壤，是一个以佤族为主体，汉族、傣族、拉祜族、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边境县。新村位于沧源县城东北15公里处的公路旁，2014年全村共528人，除个别嫁入者和入赘者，全部是佤族。村民操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语，不会讲佤语的村民会被其他村民看不起。多数村民为佤汉双语人，少数村民还会少量傣语和拉祜语。平日里，村寨中偶尔会听见个别汉语借词，如“飞机”、“电视机”“蚊帐”等。田野调查显示，佤语的语域和功能不断萎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一、新村佤族的语言生态环境 语言生态环境指由人和人们习得及使用语言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生态语言学研究一般仅考察语言和生态的关系。早期人类学家所关注的是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而较少论及语言环境。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不仅受民族杂居状况的影响[1][2]，还受语言使用者的年龄、性别因素的影响[3]。国内学者较少关注语言生态环境和文化政治。本文力图呈现新村语言生态环境、双语教育政策在阿佤山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地佤族的语言态度，探究佤汉双语学习与使用背后的文化政治。 （一）日常生活中的汉语习得与使用 县城的集市不仅是贸易的场所，也是村民们接触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场所，更是学习、练习汉语表达能力的社会学堂。对老人来说，集市几乎是他们学习汉语的唯一场所，对中年人来说，儿时在集市与各民族用汉语交流弥补了在学校时学汉语的不足。一位访谈对象称自己“到1978年当兵参加自卫反击战后，才能正儿八经说汉话”，后来在生活中“跟电视学一些，看书看报学一些，也说不太好”（男，57岁）。如今，新村青年前往山东、广东、大连等地打工，他们的汉语普通话在工作中长进很快。 去打工，一个厂子有五六个佤族工友，但是在一起还是用汉语、用普通话多啊！因为我们也不是一个地方的佤族，语言也不同，说汉语就方便；再说旁边还有汉族工友，说汉话大家都能听懂。（男，42岁） 就这样，完全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村民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学会了汉语，接受过学校教育但依然不会说普通话的青年打工回来时操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 我们发现，佤语被用于家庭和村寨生产生活中的诸多非正式场合，汉语方言已开始渗入家庭语域。机关、公共部门及教育机构等官方领域主要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电视在普及普通话方面作用强大。不过,在村寨里的许多公共场合,尤其是在传统宗教祭祀场所和日常生活中，佤语仍然保存完好。谁家“有事”（红白喜事、叫魂、做鬼等仪式）一般都会邀请老人念经，所有经文、咒词等仪式语言一定是佤语。村民们常说，“佤语是我们的语言”，“在家还是习惯说佤语”，外出打工的村民一有机会就会说佤语，但也表示“不会汉语不行啊，和汉族没法打交道”。孩子们爱看动画片，在玩耍中会用汉语扮演“熊大”、“熊二”，晚上，有的人家会播放响彻半个村寨的汉语或英语歌曲。一些佤族孩子成为佤语的“半使用者”。如陈华（男，49岁）与一岁半的外孙女说话时掺杂有汉语词汇，他解释说：“‘楼上’这个词用佤语就是hao ke biang，太长了，有点儿麻烦，就用汉话说了。我有时候也习惯了用汉话说一些，佤话、汉话一起说，哪个好说就用哪个说了。平时给她教着些汉话，她慢慢就听懂了。” 汉语方言不仅成为不同佤语方言使用者的共同语言，还是不同民族最便捷的族际共同语。陈亮（男，56岁）的女儿嫁给傣族，但女婿不会说佤语，女儿不会说傣语，小两口在家只能用汉语方言交流。 我的小孙孙，从8个月的时候就是我带，带了1年多，佤语都会说得好好的了。她妈妈把她接回去1年多，这几天回来，一句佤话都不说了，和我也不说了，就说汉话。她爷爷奶奶那边也不和她说傣话，就是说凤庆的汉话。二女儿嫁到四川（汉族人家），孩子还不是不会说佤语了，和汉族在一起就必须说汉话了。 由此可见，新村的语言习得和使用环境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和自主性。人口流动和族际通婚提供了汉语学习和使用的环境，并导致双语型家庭和半母语人增多。 除了村落和家庭，学校是影响新村人语言学习与使用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学校教育与国家的双语教育政策措施几乎在沧源同步开展。双语教育可分为正规学校教育和社会扫盲工作两大类，学校教育大多是重汉语学习的双语单文教学模式，偶有短期特殊教学安排和以佤文社会扫盲的方式开展的双语双文教学。 （二）初学汉语时的艰难 最早在沧源开展的重汉语学习的双语单文教学是由当时当地的地缘、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决定的。1950年沧源县只有3所小学[4](254)，且处于边境线对面国民党残留部队的袭击范围内。1952年，国家从内地选调了一批教育干部和教师到沧源县恢复、创办了6所初级小学。当时的教师几乎都是从内地派去的汉族，县文教科要求教师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除了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外，还要用少数民族语言辅助教学[4](254)。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将学习民族语言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要求教师完成①[5](383)。教师提前学习同一个词语在不同佤语方言区的发音，以方便课堂上给来自不同地区的佤族学生讲解。即便如此，当时一些学生在学校交流仍旧是“汉语一半、佤语一半”。1956年，国家提出在7年至12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目标[6](22～23)。同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通知，沧源县选定3所小学为试点。一位老者（男，55岁）回忆说：“1974年上初中了才开始能讲汉话，那时不得不说汉话，学校里不让说佤话，没机会说佤话就学会（汉话）了。” 由于当时大多数佤族儿童没有上学或没能读完小学，双语教学成效很有限。除正规学校教学外，扫盲班也为村民们提供了学习汉语的机会，据一位51岁的男性村民回忆： 1995年到1997年在村里开展“两基”，就是（汉语）扫盲了，就看文化程度，（扫盲对象）就是没读过书的，有时候不愿意上的，村干部就去家里动员。那时候是乡上派下来老师教村里的文盲写汉文，那时候虽然很多人会讲汉语，但是没上过学的那些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本寨子的人不多，很多是附近村寨加过来的人，总共有五六十人，分两个班，基本上都在35岁以下。1997年的时候全乡验收，考1年级到3年级内容，勐村全部脱盲。② （三）热闹一时的佤文学习 佤文教学工作也一直在开展[7]，教学方式分为学校正规教学和社会扫盲活动两种。1963年,沧源县政府确定了两个佤文教学试点[4](255～256)，佤汉双语双文教学试点与推行集中在岩帅、安海、南腊等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各试点学校取消了民族语言教学，佤文教学也被迫中断，双语教育实质上又回到了用佤语辅助汉语教学的双语单文教学模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巩固新政权、抵制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国家创制了一套新佤文并在阿佤山推广。在新村村民记忆中，佤文扫盲工作开展过两轮。第一轮在1959年至1960年间，当时云南省民语委和中科院民语调查队先后在沧源、西盟、耿马等地开办了10期佤文培训班[6](52～54)。新村德高望重的尼信老人（男，73岁）就参与了这一轮佤文扫盲活动。 他（汉族老师）来了就发给我们一人一本佤文书，给我们教佤文，也一边教汉话、算术。他教我们的时候（我）有18岁，他是汉族但是说我们佤话说得好啊，我们经常和他在一起，慢慢地汉话也会说一点半点了。我们每天要修路，只是吃了中午饭学习下，吃了晚上饭再学习下，一天学两个小时，学了有6个月。学的人可多，有250个人，现在就剩坝村的五六个（人）了，都不在了。那时候也是一下跟老师学，一下自己看书。有40多个字母，我们会说了字母，就可以慢慢用字母往一起加（拼）了。考试的时候也是老师说个什么，我们就拼。那个时候我们寨子有30多个青年来学，有些都有一个娃娃了，有些还年轻，最多20岁，小的十七八岁。 尼信老人不仅将佤文运用到工作中，还将佤文传授给同村村民，是新村唯一将佤文学以致用的村民。他感慨万分地回忆道： 学这个佤文还是有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搞那个“复查阶级”（成分），我用这个佤文记录了。我跟着工作队到孟定、镇康那些地方的寨子3个月，都是用佤文记录，写上他们的名字，再拼我们农民的阶级，比如你是当富农还是当贫农，那个时候是富农要剥削我们贫农。那个时候是1967年了，③我用汉文记不出来，就用佤文记，也给工作队的汉族当翻译，佤族农民听不懂汉话，我听得懂，就用佤文写下来，中间的时候我就翻译给汉族。后面我在沧源县政府当通信员，有的信封外面地址是用佤文写的，我还记得一些佤文，也认得一点汉文，就都可以送到。佤文就是1958年到1967年用得多了。 尽管两轮佤文扫盲工作在沧源县覆盖了一些村寨，村民学习佤文的积极性较高，但由于村民学习佤文的时间不固定，学习进度无法统一，而且佤文在工作、生活中使用频率较低，加之佤文扫盲工作缺乏具体、长远规划和长效保障机制，导致社会层面的佤文教学很快偃旗息鼓。新创佤文只是在某个时期对少数人有用，且仅具有政治功效和象征意义。可以说，扫盲班和部分学校的佤文教学成效有限。 应当说明的是，共和国成立之初制定并实施的双语教育政策符合当时及之后相当一段时期的社会环境。新佤文的创制和推广在实现民族平等、保持语言多样性、培养佤族的国家认同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有关佤族双语教育的研究主要针对《佤族文字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教学研究两方面展开，一些研究指出了新佤文社会功能不断萎缩等问题，有学者提出应重视在学校和家庭保护传承少数民族语言的建议[8][9]，却忽略了语言生态环境和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 二、文化政治视野下的佤汉双语教与学 如前所述，双语教育的贯彻实施、族际通婚和人口流动等因素导致佤语使用范围逐渐萎缩，佤语语言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但同时也为佤族学习和使用汉语提供了平台和便利条件。改革开放加速了双语双文教育政策实施的进程，沧源县大多数小学恢复了民族语文教学。1984年沧源县24所小学开设佤文课，部分学校还开展了双语双文教学实验，县民族小学于1987年开始每班每周加授两节佤语文课。但改革开放后，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族际通婚和村民们外出打工也悄然改变着佤族的语言生态环境。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很多青少年无心向学，一些少年因家中缺乏劳动力而辍学回家，正规学校里的双语教学再次受挫。 重要的是，从双语双文教学持续时间和覆盖的有限范围来看，沧源县双语教育在总体上可以说是依靠佤语辅助学习汉语，严格说来是单向过渡型双语教育④[10]。20世纪90年代后，双语双文教育面临新的挑战，语言的实用价值越来越重要[11]。家长和学生都积极选择人才市场上机会最大的汉语，应试教育无暇旁顾佤文教学，平等的法律地位难以保证佤语的语言活力，更难以提升佤语的语势，结果，汉语学习由过去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广，完全变为老百姓自觉自愿的选择。 佤语文教学则是“雪上加霜”，尽管佤族内部的语言态度不尽相同[12]，但许多人把说佤语视为改善经济状况和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父母出于就业需求和市场竞争的考虑，更关心后代的汉语甚至外语教育，政府和学校又一门心思急于解决佤族汉语不过关而造成的升学管道窄、就业门路少和适应社会能力不足等问题，佤语的语域变得越来越小，新创佤文基本无用武之地。沧源也出现了少数民族学习使用汉语、很少有汉族去学习少数民族语的“一边倒”现象[13][14]，甚至“单语化”倾向。过去佤族村寨开放、多元、自主的语言习得和使用环境发生了改变。 我们发现，新佤文的推广和使用所面临的尴尬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佤族还在刻木、结绳记事，除了传教士和教徒使用的老佤文外，历史上普通佤族群众几乎从未使用佤文记录或交流。但是佤族的民族自豪感不一定通过学会和使用佤文来体现，我们的访谈对象并不认为有学习佤文的必要，也不会将新创佤文作为日常交流的工具；当地佤族、汉族、傣族、拉祜族、彝族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也导致佤族学习佤语的愿望与需求不一。 我们还发现，单向过渡型双语教育具备在沧源“一呼百应”并持续至今的三个前提：其一，社会上流行的进化论思潮；其二，当时急于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热忱；其三，当下急于全面实现小康的理想。时至今日，这三方面的思想基础仍然大行其道，并继续满足着全民求发展的集体诉求。由于熟练掌握通用语者可以接触和使用更多的信息，在社会上具有竞争优势，政府和老百姓不约而同地规避多语教学在经济、精力和成效上的高昂成本。因此，改革开放后，单向双语教育得到当地各级政府的推广，以及教师和老百姓的配合与响应[15]。 值得注意的是，佤语的学习与使用也表达着强烈的民族认同。作为单向过渡型双语教育的受益者，今天的佤族在熟练使用汉语的同时并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民族语言，也不满足于保持少数民族“政策身份”[16]。一些村民支持保护佤语⑤[17]，当地民族精英、城镇家长对学校里开设的佤语课也基本持肯定态度⑥，佤族老百姓为自己会讲佤语而感到自豪。佤语文学习的目的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作为学习主流文化的辅助工具，逐渐演变成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自身文化，增加民族认同的手段”[18](359)，发挥着传承民族文化、保存语言多样性、维护民族认同的政治功能，而不是训练学生将之作为交流和学习新知识的工具。 由此可见，佤族语言的习得与使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双语教育的成功将沧源佤族纳入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中，使新村这个边陲小村的语言学习及使用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紧密联系。然而，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市场经济导致佤语生态系统失衡，佤族的语言态度随之发生变化。因地制宜地建立健全语言生态环境平衡机制，协调语言政策与目标群体的发展诉求，促进语言活力，微调双语教育政策措施是时之所需。 三、结语 语言学习和使用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问题或认同问题，还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汉语的强大语势、民族语言的天然环境、历史条件、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人口流动、佤语语域的有限性、佤族语言态度的变化等因素都在共同影响着佤族的双语学习及使用。 尽管使用者积极的语言态度是保持语言活力的关键，但积极的语言态度的关键在于能够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扩展佤语使用语域。具体说，就是保障佤语传承的社会文化空间，提高年轻一代的母语能力，保障多级传播路径。 双语教育是实现多民族语言保护和文化多样性传承的有效途径[19]。如何更好地为受教育者提供双语学习的语言环境和选择权，使他们掌握全球化社会所必需的工具、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孤立、生硬地传承某种语言文字本身，要求我们既要着眼于学校和家庭，又要超越学校和家庭。作为习得和使用佤语的主要场所，村寨才是维系佤语语境的“文化指纹”和“精神家园”[20](159～171)[21]。保护佤族村寨有利于强化佤语语言活力、“激活民族语言生态”[22][23]，应当成为维护和改善佤语语言生态环境的首要路径。 注释： ①1963年，全县有18名当地民族教师，其中6人掌握民族文字；147名外来教师，其中5人能够使用民族语文教学，22人能用民族语言教学。 ②1996年发布的《云南省扫除文盲工作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个人脱盲的标准是：农民识1500个汉字；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扫盲的个人脱盲标准是：用拼音文字的能够熟练掌握字母的读写和拼音，用音节文字的识500个字。无论学习何种文字，都要能够阅读民族文字的通俗书报，能用民族文字记简单的账目和书写简单的应用文。 ③应为1971年8月至1972年7月之间。 ④尽管无论是佤族村民、当地佤族精英，还是学校师生，都对过渡型双语教育毫无异议，但过渡会导致通用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价值地位不一，这常常会授人以柄。 ⑤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语言与民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选择难题在少数民族中很常见。 ⑥乡、县的非佤族家长对佤汉双语教学的态度颇为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