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构建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力量论文,战略论文,新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民主党野田内阁提出“机动防卫力量”的构想以来，围绕这一核心概念，日本战略决策层展开了一系列规划和部署。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又通过与中国等周边邻国的岛屿归属和海洋权益争执的“现场”运用边调整边充实。2013年12月，安倍内阁一并发出“安保三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并正式将上述概念升级为“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日本的军事战略基本构建成形。由此，日本不仅放弃了自战败以来一直坚守的“基础防卫力量”的防御理念，在军事战略涵盖的各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革，而且军事战略理念的突破给日本国内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带来重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日本现有安全战略乃至国家发展战略造成极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该战略的形成穿越了党际内阁，体现了日本朝野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可以预想，“联合机动防卫力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日本的军事建设和发展方向，因此这一新军事战略极有可能成为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起点。 一、日本确立新军事战略的背景 日本20世纪80年代就已确立“政治大国”目标，进入90年代后又全面推广加速实施，因此改变以战败国地位确立的安全防务政策，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事实上，日本也一直处心积虑地为此付出不懈努力。只是由于其国内政权频繁变更和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等因素的拖累，其行为表现得相对低调、谨慎。但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刚到来不久，日本战略决策层就迫不及待地谋求从内向型的军事防御体系中摆脱出来，其节奏和力度堪称空前。应该说原先限制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各种因素并没有消失，因此，在研究日本军事战略出现根本性的突破和转向时，必须认真考察新的背景因素以及日本决策层对安全环境解读及其战略评估标准的新变化。 第一，日本确立新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说是出于摆脱“正常国家”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推动国家安全乃至发展战略转型的目的 日本所谓的“正常国家”(亦称“普通国家”)，概括地说就是要成为与自己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①这是一个外延和内涵浑然一体的庞大的目标规划。就其内涵而言，日本的国际定位应该是全球第二强国，在塑造秩序和制定规则上拥有仅次于美国的能力，除美国之外，任何国家都不会成为日本随心所欲地追求战略利益的障碍；从外延上看，日本的这种强国地位和责任，不限于经济领域，还涵盖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方面，是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的体现。如果以上述标准衡量，日本近十几年“普通国家”化的政策实践难免不在日本精英层中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因为日本现实的国际地位难以配得上政治大国的身份，而且两者之间的背离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不仅检验大国成色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梦想屡遭挫折，在国际舞台上鲜有独立的主张和有影响的声音，就连传统的亚太经济优势也消失殆尽，在区域经贸机制安排和一体化进程中再难扮演“领头雁”的角色。②这种心理失衡在2010年迎来了拐点，中日GDP总量排位的变换，使日本在亚洲不再具有总体实力优势的领域，而在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上遭遇中国强烈的维权行动，又使好胜的日本感到仿佛被打回了“二流国家”的原形。外交政策的失败，引起了日本政治精英的焦虑和反省，其中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缺乏战略”。③在这样的认知氛围中，寻求实现“正常国家”目标的战略自然成为朝野各方博弈的焦点和政党内阁最优的议程。 那么，“缺乏战略”的含义是什么？在战略决策层看来，如果以美国为参照，国家战略应该是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联合作战构想的一整套由宏观到微观、环环相扣的层级体系。其中国家安全战略作为逻辑起点，对各层级的能力建设要求具有重大的引领意义。④国防战略又以军事战略为核心和支柱。然而，由于“日本败于先前的大战中，被联合国所占领，战后的战略目的自不待言就是再独立和经济社会的复兴与发展，故与霸权国美国不同，日本不需要策定如何塑造、维持、强化国际秩序的构想，以及确保实现该构想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政策手段”。为扭转这种局面，日本战略精英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基于地缘政治经济的维度，包括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视点的综合性战略”。⑤但他们又认为，制定这样的大战略意味着彻底告别以美国霸权秩序为当然前提的“经济中心主义”，这需要国民的共识和政府的政治决断，而现实的条件并不具备，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采取迂回战术，自下而上地从国防战略这一层级的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对国际战略环境和威胁的重新评估，将假想的“剧本”由“限定的且小规模的战争”定义为“限定的战争”，推动彻底修改防卫大纲，渐次增强防卫力量。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据增强的防卫力量的质、量及速度，孕育着战略方针实现实质性重大转换的可能性”⑥。不难看出，日本战略决策层试图从军事战略调整中寻找成功摆脱战后体制的活路。这与通过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向对外战略能力建设以实现再“正常国家化”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预示着对安全环境和威胁来源的认知和评估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军事战略调整的进程和力度。 第二，日本决策层对战略环境和安全威胁判断的重大变化是提出新军事战略的认知基础 安全观念是确定国家安全利益的直接因素，以它为核心变量的战略文化帮助确立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有效性，建立主导性战略偏好。同时，一国安全观念的改变会引发对自身安全利益的新的思考。⑦冷战后日本的安全观念历经变迁，其总体发展轨迹是向基于现实主义和地缘战略的传统安全和权力对抗逐渐回归。这一过程肇始于“9·11”事件，至小泉内阁末期实现理念的初步切换，最终经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一系列事件的发酵形成思维定势。“9·11”事件对日本安全观念转向的政治意义主要通过两种“联想式”的类比换位体现出来：一是接受美国的“邪恶轴心”说，将朝鲜与基地组织和国际恐怖势力联系在一起，认为朝鲜加紧核试验的行为将使日本的安全环境面临与“9·11”事件相同的威胁；二是将国家在非对称攻击面前所表现出的脆弱性换位到日本身上，断定即使享有霸权的美国都难免安全威胁，日本更不堪应对。⑧由此，日本决策层认定“人们已生活在新的不安全的时代”，且正在进入“对于给安全保障上的诸问题带来何种影响”，“仅凭我们以前的认识不能把握的新时代”。⑨因而没有必要再拘泥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区分，而应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威胁的程度和可能对本国的安全利益造成的危害上来。此后涉及外交安全问题的一系列日本官方文件，都不断淡化冷战结束初期所提倡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观念，而开始突出日本面临的现实威胁。在小泉执政的五年间，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援助美国的反恐战争，另一方面则紧盯来自周边的、最有可能对本国安全利益造成威胁的挑战。2004年出台的冷战后日本第二份《防卫计划大纲》给出了对这一阶段安全环境的评估其结论即“周边不稳定论”，明确提出鉴于中国海空军、导弹和核力量等的发展和活动，“有必要对中国的动向予以关注”。⑩如果说朝鲜核试验破坏了国际社会核不扩散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范畴，那么公然对一个地区大国合理的战略诉求指手画脚，则含有权力竞争的深意。考虑到日本还借助援美反恐为未来拓展战略空间预设了法律框架体系，(11)日本安全观念的转型和安全问题重点领域的认识切换已初露端倪。民主党上台虽然实现了日本战后真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但其安全观念不仅接过了自民党的认知逻辑，而且在东亚权力秩序加速变迁和美国高调宣布战略重心东移等因素的刺激下，摆出了与邻国展开权力对抗的姿态，至第二次安倍内阁执行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理念，日本政府在一再升级的威胁评估中，不断强化和明晰战略竞争对手，从而完成了向传统安全观念的全面回归。 在2011年版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政府首次公开表示：“围绕日本的东亚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不仅有非传统威胁，而且依然存在着传统威胁。”(12)2012年的《外交蓝皮书》又进一步明确这是“以国家间关系为原因的传统安全保障上的威胁”。(13)它对日本安全保障环境带来的挑战也由先前出自“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发展到2013年《防卫白皮书》所言的“一些日益显现、尖锐、严重的问题”。(14)其判断的依据即认为世界安全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除了传统的地缘纷争，有关领土、领海主权和经济权益的争端等“灰色地带”不断增加。主权国家间围绕资源、能源的竞争和气候变化问题进一步显现，成为地缘纷争的主因，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向传统安全问题发展的趋势。而在亚洲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本地区各国追求军事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增加国防费、引进新军备已成为普遍现象，以至于“发展为世界军事力量的集中地”。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日益显示出“破坏现状、挑战体系”的倾向，其一直试图“依据不符合国际法秩序的独自主张，采取了包括企图以力量改变现状在内的被指带有高压色彩的行动”。而日本领海也在中国急速扩大海洋活动的背景下不断遭到侵入，“可能招致不测事态”，(15)已成为日本安全环境恶化的最主要因素，日本的风险等级也由“不透明”和“不确定”上升为“严峻”。安全观念的改变使日本决策精英将维护军事利益提升为对外战略目标的优先选项，从而对军事力量和武力手段的功效愈加迷信，在他们看来，“只靠外交努力无法防范侵略于未然。防卫力量是排除侵略的国家意志和能力的表现”，(16)因此必须推进自主军事力量的建设。 第三，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为日本调整军事战略提供了机遇和动力 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每一波“跃进”都与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但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此波“跃进”的美国因素是双重的：既有正面的激励，又有“负面”的催化——对美国相对实力持续下降而无法履行其对盟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占有更大的比重，因而在美国“转身亚洲”背景下日本防卫政策的变革更具紧迫感和主动性。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日本政治精英和决策层对美国霸权衰退的长期趋势有较为清醒的感悟，认识到在美国对外战略展开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现实困境下，“不仅是美国政府，美国舆论、国会等都对介入海外军事纠纷持犹豫态度。一旦尖阁诸岛发生事态，难以期待美国立即介入”(17)。而从长远来看，美国可能更愿意与中国发展密切的关系，(18)因此，日本亟须凝聚国家安全战略共识，加紧提升军事应对能力，实现“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19)此次美国“重返亚洲”确实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以往根本不同的是，它代表着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又一次转型，特别是其所体现出的以军事重返为重点、以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性指向，对推动日本实现“国防正常化”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美国要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完成军事力量的均衡部署，同盟和伙伴的协助与配合必不可少，作为关键盟友的日本自然能在提升军事能力上获得美国的首肯。2012年8月，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发表研究报告，为使同盟更为有力、有效，呼吁美国政府敦促日本根据美方思路与步骤尽快完成战略与政策调整，包括增加军费、加强军备、明确对同盟的军事防务责任、在“空海一体战”构想中更有效地配合美国，特别是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已成为某种跨党派共识。(20)这真实表露了美国对日本从“有节制的管束”到“最大限度的松绑”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谋求军事大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其次，随着日美同盟从“分工”走向“一体”，日本已逐渐与美国的军事战略规划保持高度一致。此次美国“军事重返”以全面加强与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准备为主要目标，为此大力提升陆、海、空、天、网等多维作战领域的有效行动能力，以便实施“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作战进入”部署，应对所谓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及“高端不对称威胁”。而善于巧借外力的日本通过与美国之间的协同部署和演练，跟上美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从而使自己从战略设计到军力结构直至作战能力，都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性水平”。再者，虽然美国“转身亚洲”战略在军事部署上最显著的变化——美军从第一岛链撤往第二岛链——从理论上讲可能是机遇和风险并存，但对于日本建设“自主国防”却是实在的双重“利好”：对外将大大提升在美国东亚战略棋盘中的地位和价值，通过与美国安全利益的捆绑，进一步松绑自主国防能力建设；对内则有助于缓解来自国内和平主义者和冲绳地方政府在美军基地问题上的压力，促进朝野之间对日本军事战略重心向西南倾斜的共识，推动海陆两栖作战能力和离岛防卫体制的构建。然而，美国“重返亚洲”带来的利好可能不会长久，“一旦美国的财政状况和中东局势又一次恶化，‘新战略’或许被立刻调整。因此对日本决策层来说，必须做好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心理准备”。在具体行动上，“为在亚洲保持必要的抑制力，日本应该认真寻求建立一种以加强自身防卫力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为前提的多边同盟关系”(21)。 第四，目标和能力之间的矛盾制约着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幅度 受制于“泡沫经济”破灭以来长期低迷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本财政收入每况愈下，行政运营只能靠超额发行国债勉强维持。入不敷出的窘境自然捆住了发展军力的手脚。2012年日本防务支出为46453亿日元，比2002年的49392亿日元减少近3000亿日元，十年间防务预算稳中略降，导致2005年以后新订军备的合同额低于现有军备的维修费即所谓“逆袭”现象的发生。以2012年为例，两项支出分别为6970亿日元和7786亿日元，形成了“军购数量减少→军备单价昂贵→企业事业性低下之间的恶性循环”。(22)严峻的财政状况已成为实现“国防正常化”的最大物质障碍。在大幅增加军费预算依然无望的情况下，如何弥合能力与目标之间的矛盾？在日本防卫部门看来，因“着眼于规模”、重视“防卫力量存在本身所产生的抑制效果”，同时“在部门和装备上实行预算均衡而产生纵向分割”，原有的“基础防卫力量”战略已经难以为继，(23)有效的平衡方法是一方面“盘活存量”：延长武器的服役期限、提高武器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用好增量：确定战略的优先次序，“有选择地集中资源于真正需要的机能”。(24)这就决定了日本必然以机动灵活、快速实用、高效多能、坚韧持久作为未来军力结构和军事战略的重点建设方向。 二、日本新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 日本战略决策层对当今本国面临的安全威胁的总体评估是：除传统的地缘纷争外，领土、主权和包括海洋在内的经济权益等所谓“灰色地带”的事态日益长期化和由此转化为更严重事态的可能性；中国军事力量更为广泛和迅猛的现代化建设及其海洋活动的急速扩大和频繁；朝鲜导弹和核武器的进一步开发；太空等公域的稳定利用受阻的可能性增大等各种安全保障课题和不安定因素的日益暴露和尖锐化，以及国内应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重要性。在上述认知下，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整体思路是：打破传统的陆、海、空自卫队的界限，从“统合运用”的要求出发，着眼于自卫队的整体机能和能力，建立有真正实效性的防卫力量，在同时面临各种事态时能够及时有效应对，并以强化西南地区的防卫态势作为当下的重点。具体而言，日本军事战略调整展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态势。 第一，在军事战略的目标和任务上，从立足于阻止小规模的侵略转为注重对各种同时、叠加产生的所谓“复合事态”的快速有效应对 小泉内阁把防卫战略的目标定位在有效应对新的威胁和各种事态，预防正式的侵略事态，自主而积极地努力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而民主党则改为应对各种事态，确保日本周边地区的安定，改善全球安全保障环境。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后，重新修改防卫大纲，强调防卫力量的功能在于“最终确保国家的安全保障，显示坚定捍卫国民的生命、财产、领土、领海、领空的意志和能力”，进一步明确军事防卫的目标是“预防威胁的发生，同时努力抑制各种事态，在其日益暴露时，针对事态的变化、长期化，进行无缝的、持续的应对”。(25)可以看出，日本根据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崛起和美国相对实力衰退引起实力格局变化的认知逻辑，不再固守在美国核保护伞下追求静态地抑制外来侵略的能力这一传统的防卫战略，而是以日本面临的安全保障课题和不安定因素复杂、多样且重叠为事实依据来确定军事战略的目标，不分平时和战时，时刻做好能够迅速、无缝地应对各种事态的准备。2004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规定：防卫力量的主要任务是应对弹道导弹的攻击，应对游击战、特种部队的攻击，应对针对岛屿的侵略，警戒监视周边海域和对付领空侵犯及应对武装作业船，应对大规模、特殊的灾害，预防正式的侵略事态。2011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调整为：确保周边海空域的安全，应对针对岛屿的攻击，应对弹道导弹的攻击，应对网络攻击和来自游击战、特种部队的攻击、大规模的灾害等，应对复合事态。第二次安倍内阁又将军事防卫的任务扩大为：加强警戒监视能力，应对针对岛屿的进攻，应对弹道导弹、游击战和特种部队，应对网络攻击，应对大规模灾害，加强联合运用，加强情报功能，利用宇宙空间，强化海外行动能力，积极致力于海洋安全保障等十项。(26)战略任务的确定是对实现战略目标的进一步细化。从不断增加的任务内容和排序变化看，日本战略层对能够预想的“各种事态”力求做到“一网打尽”，作为重中之重，加强离岛防卫和争夺海洋权益已日益清晰和固化。同时，在宇宙、网络、情报、联合运用等方面新概念和新任务的提出，显示日本主动适应美国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的调整，(27)以及在太空、网络空间和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行动中配合美军共同遏制中国的意志。 第二，在军事战略方针上，从“固守本土”转向“动态威慑” 防卫目标和任务的变化必然导致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自1976年公布首份《防卫计划大纲》以来，日本一直以“能够在美军到来之前，独力抑制小规模的侵略”为目标，在防卫战略上实行“固守本土”的方针。虽然2004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开始意识到“新的威胁和各种事态”的存在，并提出“多机能、有弹性和实效性”的防卫力量建设和能动地展开军事行动的方针，但依然没有脱离静态防御的战略框架。“动态威慑”的提出显然是日本战败以来在军事战略方针上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界定军事行动的时空范围。日本战略决策层判断，当今日本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是他国在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等问题上的挑战，虽然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的武力对抗，但平时频繁出现的这些军事活动包含着侵害日本权益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既不是彻底战争也不是彻底和平的灰色领域，必须转变“两分法”的思维逻辑——区分“平时”和“有事”两种事态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聚焦于平时与有事之间的“中间区域”。二是军事行动的重心在于提前预防而非“惩罚”或“拒止”。日本军方认为，传统的威慑理论以发生武力进攻和侵略为前提假设，采取“惩罚性威慑”或“拒止性威慑”，一旦遭遇“对手不给对方应对时间而图谋变更现状的既成事实化战略(faitaccompli)”和“刺探对方动用威慑力量底线的侦探活动(probing)”这两种情况，传统威慑即失去效力，而动态威慑便能弥补传统威慑的缺陷。它通过军事力量的实际运用，显示时间上和地理上的无缝态势，使对手认识到，通过“既成事实化战略”和侦查活动成功变更现状的可能性不大。三是注重防卫力量的实际使用。动态威慑特别强调有实效性的抑制与应对，军事力量的有效运用至关重要，主要包括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侦查等平时活动的常态化、持久性且战略性实施，对各种事态迅速、无缝的应对，多层次地推进与外国的协调行动，以此来显示日本的意志和强大的防卫能力，在有助于日本周边安定的同时，提高威慑的可信度。四是重视动态威慑与传统威慑之间的相互关联。动态威慑不是应对正式的军事行动的“惩罚”和“拒止”，难以直接打消对手将军事行动升级为武力攻击和侵略的念头。动态威慑要发挥功能，必须建立在传统威慑的基础上，实际动用军事力量才能实现。这就要求防卫力量的作用不能再分成“平时的威慑”和“事态发生的处置”两部分，而应该加强自卫队的整合与战略性的功能建设。动态威慑军事战略方针的提出与日本财源枯竭、军事预算拮据的现状密切相关，体现了在尽可能节省财力和军力的前提下，企图通过军事力量的有效利用和预防性军事行动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战略用意。 第三，在军事战略部署上，从北方转向以西南区域为重心 日本的西南区域由从该国九州南端至邻近中国台湾东北海域的与那国岛之间呈点状分布的岛群构成，它包括隶属于鹿儿岛县的萨南诸岛(大隈诸岛、托卡拉列岛、奄美群岛)和隶属于冲绳县的琉球诸岛(冲绳诸岛、大东诸岛、先岛诸岛)，其中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之间的冲绳宫古海峡为公海。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为配合美国共同对抗苏联，将防卫战略的重心主要集中于北海道及其附近地区，西南诸岛的军事战略地位相对弱化。然而随着中国崛起后维护自身正当海洋权益的意识和活动的增强，日本“平衡南北”的战略冲动日益强烈，军事防御的关注焦点逐渐向西南倾斜。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通过《日本西南诸岛防卫计划》，内定当“西南诸岛有事”时，除派遣战斗机和驱逐舰外，另将派遣多达5.5万人的陆上自卫队和特种部队前往防守。此外，还具体拟定了三阶段的军事行动方案。(28)这是日本将军事部署的重点转向西南诸岛的明确信号。然而这种被动反应式战略设想并不能满足战略决策层“积极防卫”西南的要求。日本不少政策精英就认为，“西南诸岛再小的岛屿都有重大的战略价值”，为应对中国来袭，“必须在离岛中处于关节点的岛上，部署以大队规模或中队规模为基于单位的驻军，同时对周边的离岛和无人岛也要进行常态化的持续警戒监视，以便在有事时能以最短时间做出应对”。(29)上述建议在民主党上台后很快得到了落实。2010年底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不仅在国家战略层面对军事防御的重点转向西南诸岛予以正式确认，而且还确定了构建西南区域常态化防御机制的具体规划。2012年12月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后，表现出更加积极地配合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承担遏阻中国海军出入第一岛链前沿阵地责任的姿态，“转身西南”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国家拥有很多遥远的岛屿，这些大小不一的岛屿为我们拥有世界第六大专属经济区奠定了基础。未来为这些岛屿提供防御非常重要。”(30)在充满奢望的认知驱使下，安倍政府通过重新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对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更详尽的规划和安排。今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战略部署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强化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能力。在冲绳北部地区部署远程固定式三坐标雷达，在冲绳岛及南部岛屿2C预警机的基地上部署移动雷达，着手在那霸部署新型P-1反潜巡逻机取代美国的P-3C反潜巡逻机，增加潜艇数量以及在冲绳本岛以西部署沿岸监视部队。二是强化应对能力。日本计划逐步把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的战斗机数量从目前约20架增至约30架，把现有1个飞行队的建制扩编为2个飞行队。作为“初动担任”部队，将那霸市的陆上自卫队第一混成团改编为旅，由1800人增至2100人，并分派至与那国岛。通过实现对空导弹技术的现代化加强防空能力。三是强化机动展开能力。除为陆上自卫队配备CH-47JA运输直升机、AH-64D“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计划未来5年内购置10架C-2型运输机外，重点加强对岛屿部队迅速干预能力的训练，并研究与民间运输能力的有效结合。 第四，在军队建设上贯彻“多功能(承担各种任务)、一体化(军种间的联合协调)”的宗旨 与“基础防卫力量”最大的不同在于，“动态防卫力量”强调对防卫力量的“运用”。在继承民主党这一概念阐释的基础上，自民党进一步认识到，“要确保运用的实效性，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充分的‘质’和‘量’，建设一支坚韧灵活的防卫力量”。(31)自卫队必须大力推进能力建设和水平建设。在自卫队能力建设上，2013年7月防卫省在为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定调的《关于防卫力量构造探讨的中间报告》中强调，军队的能力是按“统合且综合”的要求来设计的，必须“注重自卫队整体的机能和能力”。(32)为此而设立的结构改革推进委员会在《旨在提升防卫力量实效性的路线图》中具体提出：“从统合的视角，需要提升各自卫队的机动力、运输能力、实效性的应对能力、改善部队的结构及指挥统制功能”，而机能作为“构筑富有实效性和效率的体制”的保障，要求“各自卫队在警戒监视、运输、情报通讯、卫生、防空等方面建立横向联系”，以便最终实现“各自卫队从平时就能合为一体，有机地应对包括复合事态在内的各种事态”的目的。(33)为增强军队的使用效率，防卫省要求自卫队时刻保持“即应态势、统合运用态势和协助国际和平活动态势”三种态势，(34)并为此决定用10年左右的时间对全国15个陆上自卫队师团/旅团中的7个进行整编，各自组建约800人的“快速机动部队”。(35)显然在“统合”理念指导下，自卫队行动能力正试图实现战时和平时、军事和民事以及不同军种之间的三大超越，届时将彻底告别单一的“自卫”角色。目前通过改编部队建制、强化海空力量、组建海陆两栖作战部队、进行协同演习等，自卫队能力建设的目标已取得初步进展。 在军队水平建设上，集中资源，确保质量，在保持一定规模军力的同时，重点发展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和高端武器。在2013年防卫预算实现11年后首次增拨基础上，2014年再次增加1310亿日元，总额达4.88万亿日元。在维持陆上自卫队15.9万人规模、海空自卫队编制员额也基本不变的同时，对部队编制作出重新安排，重点新设多个“机动师”和“机动旅”，离岛则部署沿岸监视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并为此开列了一大串需要发展的高技术武器名单。《2011年后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3年度概算要求(概要)》(36)和《2014年后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以及一系列采购意向显示，未来一段时间自卫队发展高端武器装备的计划主要包括：(1)为确保驱逐舰和潜艇的规模，除投入759亿日元建造19500吨级的驱逐舰一艘、投入531亿日元建造2900吨级潜水艇一艘外，让绝大部分驱逐舰继续服役，对现有的潜艇也主要通过延长使用年限的办法，来尽早达到22艘潜艇这一新的潜艇部队编制以及驱护舰由47艘扩至54艘的增长目标。(2)2009年和2011年海上自卫队已将两艘新型的第三代2万吨的“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编入现役，每艘都能搭载11架直升机。2013年8月又正式展示了第一艘(计划建造两艘)2.7万吨直升机驱逐舰。这艘“出云”号军舰能够搭载15架直升机，为日本二战以来开建的最大军舰。这些军舰的基本使命都是反潜战，但同时也具有防空作战能力，能够实施多用途的指挥和控制功能。同时，斥资594亿日元引进3架P-1海上巡逻机，形成立体反潜作战的能力。(3)暂缓F-15战斗机改装红外传感器(IRST)的工程，转而投入SH-60J/K巡逻直升机、E-2C预警机和E-767预警机的升级换代，为12架F-2战斗机改装使用国产AAM-4型中距空空导弹，为11架F-2战斗机加装使用JDAM精确制导炸弹。(4)引进由美国主导开发的F-35战斗机以替代老化的F-4战斗机，第一批4架F-35计划在2017年编入航空自卫队。(5)陆上自卫队重点发展新型坦克、轻型装甲车等机动性强的装备。决定从2014年起将现有的740辆坦克在未来10年间削减至300辆，代之以配备大炮并能高速行驶的“机动坦克”。(6)加强各种导弹防御能力。新建两艘搭载最新锐的“SM3-2A”拦截导弹系统的宙斯盾舰，使其数量增加到8艘，对其中未达标的两艘进行改装。另斥资41亿日元为航空自卫队购买“爱国者-3”型导弹，拨款12亿日元，继续推进日美联合研制的升级型拦截导弹项目。 日本一系列的军事战略文件一再强调，国防预算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发展“能活用于各种活动的机能、具有非对称应对能力的机能及非替代的机能”，上述武器更新和发展计划体现了这一“选择和集中”的宗旨，从中不难看出日本将提升部队的机动展开和联合运用、完善警戒和监视体系、加强反潜和离岛作战能力、优化防空和反导系统的部署作为资源配置的重点领域，谋求在亚太地区相对于以中国为首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巨大的海空优势。 第五，在作战方式上，从专注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向注重高科技和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作战方式转变 日本军方认为，在传统大国间发生战争概率极小的背景下，大规模的陆上作战已不再构成主要的作战方式。未来日本的主要军事威胁是中国不断扩展的海洋战略和朝鲜的核武器导弹试射，鉴于这种“安全环境进一步严峻和复杂以及信息通信、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今后‘统合运用’的重要性愈加突出”，(37)同时“各种革新技术的成果要正确反映到军事力量上”，(38)因此，在新的军事战略制定过程中，更加强调自卫队未来以高科技和信息化为依托、以跨军种的“统合运用”为基础的机动灵活和网络信息战的作战样式。 具体而言，一是构建“统合运用”体制。“统合运用”概念是2006年提出的，当年即成立了“统合幕僚监部”(即联合参谋部)，并初步确定它与自卫队陆海空各“幕僚监部”(即参谋部)分别负责军队运用和建设、训练、管理。(39)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后，自卫队组织了10万人规模的陆海空首次联合行动，参加这场被称为“史上最大作战”的复合型灾难救援活动，“统合运用”的作战思想日趋明晰和具体。它包括：(1)指挥系统的统合。即统一规划“陆海空自卫队在中长期防卫战略、年度计划方针中各自必要的功能定位”，“统一指挥它们移管、集约的部队”。(40)不仅在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建立“联合任务部队”，而且也能在有事时设立统一指挥的联合部队。为此，考虑设立陆海空统合司令部，以便更好地把握部队的能力和状况，运用部队将更为顺畅。(41)(2)常态管理的统合。即在预算分配、人事制度、教育管理、研究开发、共同训练等方面实现统筹协调和资源的共享互补。(3)情报通信的统合。即“保持建立在有效利用包括卫星通信在内的高技术情报通信网络基础上的情报共享态势和网络攻击应对态势”，以使自卫队的情报通信系统实现整体上的最优化和效率化。(42)(4)后方业务的统合。即建立各军种之间在运输(能力、路径、集散和目的地)、卫生(伤病员的治疗护送)、驻屯地和基地机能方面的统制强化和相互援助体制，并与有效利用民间资源结合起来。“统合运用”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跨军种协同行动已经跨越了战术层次意义上的组建联合任务部队阶段，向着高度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与美军的“联合作战进入”(43)概念相比，它更注重机制、基础、后勤等方面的构建，确保了自卫队在应对未来各种威胁和作战任务时都能保持攻防一体和灵活高效的行动态势。 二是将“离岛夺回”和陆军海战化作为未来作战的主要内容。近年来随着对中国海洋战略威胁认知的加深，日本把入侵离岛和导弹、恐怖主义、网络攻击一起定位为“新型威胁”。日本战略精英层认为，要加强对偏远岛屿的防卫，最好所有岛屿都能派兵驻守。但基于现实的战略态势和脆弱的军力布局，“先期作战”(兵力投送和威慑)、“岛屿防御战”(阻止攻方登陆)均难实现，只能进行“反登陆战”，即失守后快速夺回。(44)为此，日本决策层决定设立有登陆作战能力的“水陆机动部队”，并且作为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核心内容。这一部队将以美国海军陆战队为样板，下设3个联队(相当于步兵团)，作为主要战力的第一联队以目前专门承担离岛防卫任务的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普通科连队”(即西部军区步兵团，驻地长崎县佐世保市，编制700人)为中心组建，计划在2018年之前完成编制，部署52辆水陆两用车、17架可迅速运输部队的美国“鱼鹰”垂直起降运输机，规模将达到3000人。(45)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和平宪法》的约束，日本暂时还难以单独建立像“海军陆战队”一类的进攻性兵种，在现阶段主要对可能涉及的相关陆上自卫队单位(包括西普连、第15旅乃至中央快速反应集团)进行“海战化”改装——配备适合空运和海运的重装备，并由海上和航空自卫队提供最基本的运输支援。2013年7月自卫队赴美参加“黎明闪电”演习，不仅完成了两栖登陆，还标志着陆上自卫队与海上自卫队具备了联合行动的新能力，“具有历史意义”。11月在冲绳举行的由各兵种3.4万人参与的超大规模的夺岛演练，再次体现了日本在两栖作战上的雄心。 三是大力发展信息战的作战样式。信息战是日本借助在电子等领域的科技研发实力，结合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而着力推进的新战法。现阶段重点在以下几方面进行部署：(1)强化电子战能力。从2012财年开始自卫队就已启动“导弹警戒装置”项目，这种类似于F-35战斗机上使用的全向红外导弹告警装置“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EODAS)使F-15和F-2战斗机在搭载用于干扰红外制导导弹的曳光干扰弹的基础上，具备了可以发现并预警这种导弹来袭的功能。2013财年又推出了配备电子干扰装置的F-15DJ战斗机，用于干扰敌方战斗机和地面雷达。目前航空自卫队飞行开发试验团还在进一步推进收集和分析对方电波并配备可以模拟对方雷达的设施和设备的相关项目。(46)(2)展开全天候的警戒监视行动。日本海洋权益指向涉及广阔的海域和分散的众多离岛，由海上自卫队和保安厅承担的监视活动力求实现全覆盖，尤其是对中国在海上的一举一动都实行24小时的“贴身”跟踪，甚至于2013年10月派舰机闯入中国海军演习区滞留三天。为加强监视能力，日本正计划从美国引进160架能持续飞行8小时的无人侦察机MQ-8，并对空中预警和控制(AWACS)飞机按美国E-3G Block45标准进行升级，以协调针对抵近日本领空的俄罗斯和中国飞机的大规模应对行动。(47)(3)注重在侦察、情报战中无人机的应用战术。随着近年来无人机在美国反恐行动中屡屡得手，它与特种部队、网络空间作战一起被西方军界称为未来战争中的新“三位一体”力量。(48)日本醉心于这种新战法在未来作战中的运用，在2014年防卫预算中即列入“全球鹰”购置费，到2018年拟部署3架，比原先的计划提前了两年。日本军方希望借此“在第一时间探知有飞机接近尖阁诸岛，并能够承担探测朝鲜弹道导弹发射动向的任务”。(49) 四是将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作战列入议程。早在2008年日本就颁布了《宇宙基本法》，并设置以首相为首的“宇宙开发战略总部”，打破了在军事利用太空领域近40年的立法限制。(50)2009年防卫省在《关于宇宙开发利用的基本方针》中公开表示：“宇宙空间的特性决定了它在防卫领域的利用是极为有利的，更是强化C4ISR机能(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机能的总称)的有效手段。”(51)为加快宇宙空间的布局和提升太空领域的军事化利用能力，新的军事战略将以X波段卫星通信的部署和运营为重点，同时深化与美国的全面合作。与增强太空领域的军事安全能力相比，日本拟开展的网络战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日本战略精英层的普遍看法是：“近来日本以及世界主要国家频繁发生的网络受到攻击的事件，均被认为是中国网军所为。”(52)为有效应对，防卫省于2012年3月新设“网络空间防卫队”，又决定于2014年3月在自卫队内正式组建“网络防卫队”。2013年12月安倍内阁通过的最新版《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针对网络攻击，将讨论是否可以建设阻碍对手使用网络空间的能力，据此防卫省对未来网络战的具体设想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搜索到攻击的来源，并在短时间内大量发送数据，令对方服务器瘫痪。在此过程中，网络防卫队将常态化监视自卫队的网络，将来可以作为发动反击的核心部队。(53)种种举措表明，太空战和网络战在日本新军事战略中已被确认为未来作战的重要样式，持续加大投入势所必然。 三、新军事战略与日本战略文化的转型 日本此次新确立的军事战略内容涵盖从军事理论、指导原则、战略目标到军力结构、兵力部署、作战样式等各方面，其涉及范围之广、调整力度之大是战后以来从未有过的，带来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近年来东亚安全形势的演变和中日关系的严峻已经表明，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推行破坏了东亚地区原有的力量均衡，刺激了该地区国家间的军备竞赛，激励了美国战略重心和军事力量重点“东移”的长久化，助推了地区向传统安全领域的回归和权力对抗的激化，恶化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甚至引发了中日间发生局部冲突的威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加详细展开，下面重点讨论国家层面的影响。具体而言，它已经也必将对日本的军事指导理念、法律制度规范和国内动员体制产生一连串重大的连锁反应，从而推动其战略文化向进攻性现实主义转型。 第一，在军事防务理念上朝进攻型的“扩大防卫”方向转变 “专守防卫”是战后日本根据和平宪法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它以排除外来势力对国家领土主权的侵犯为最高目的，在地理空间和威胁对象的界定上都有严格的限制。但“灰色地带”论的提出构成了对“防御型”军事战略指导理念的根本性颠覆。首先，它模糊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界限，将国家面临的威胁泛化；其次，它以御敌于千里之外的广阔海域和众多离岛为立足点，对防卫圈不断进行拓展和延伸；再次，它采取机动灵活的主动出击战术，力求把认知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最新版的《防卫计划大纲》说得非常明白：对“包括灰色地带的事态在内的各种事态，要从出现征兆阶段就做出无缝、灵活的应对，对其长期化也要确保能够持续应对的态势”。(54)显然，“灰色地带”论的背后贯穿着预防性战略的理念，与此相适应，威慑成为其依托的核心手段是必然的选择。日本著名战略评论家宫家邦彦道出了其内在逻辑：“东亚正在上演重大的力量转移。在安倍执政和新时代到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白日梦。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奉行和平主义，不威胁任何国家，不拥有军队，这样世界就能不打扰我们。”但如今“不抱这样的幻想……人们知道祈求和平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威慑许多潜在的侵略者。如果中国执意要成为太平洋大国，并挑战美日海上霸权，摊牌是在所难免的。”(55)宫家的言论表明，日本决策层对威慑作为有效战略手段的认知已不再局限于理论层面上的探讨，而是有了更明确的对象和目标。这标志着日本在军事战略的认识上实现了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变。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确保威慑的有效性和可信性的关键是获得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美国这一军事理论在实践中的效果对日本决策层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已作为调整军事计划的重点目标浮出水面。在2013年下半年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的过程中，日本决策层内部曾围绕是否需要有能力攻击敌方基地展开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权在敌方进攻日本的意图明显、威胁迫在眉睫以及没有其他防卫选择的情况下打击敌方基地。尽管对“先发制人”作出明文规定的努力因美国反应冷淡而暂告搁浅，但对日本来说，重要的是为塑造这种能力正在进行的各种准备。在善于制造“威胁”的日本领导人眼里，只要安全化操作得当，获得先发制人的合法性授权并非难事。如果说威慑更多的是显示一种姿态和意志，部分地隐含着以进攻代替防御的意图，那么先发制人则纯粹是一种主动攻击行动，完全超越了防御的目的。 日本军事战略的进攻性偏好转向在自卫队力量建设的规划中得到更加具体和充分的展现。在联合指挥体制、军力结构、武器装备等军事建设的重点领域，无论是引进高技术武器，还是组建水陆两栖作战部队，抑或提升机动实效的动态防卫力量，无一不是日本为获取进攻能力而采取的重大行动步骤。其影响正如日本某位资深外交官所评论的那样：“获得进攻能力将是对我们的防卫政策进行的根本性调整，是一种哲学观的改变。”(56) 这种哲学观实际上就是安全理念及其支配下的安全战略。根据上述日本战略决策层确定的在军事防卫战略基础上决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政策设计流程，日本新军事战略的制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奠定了政治氛围和政策基础，并使进攻主义在安全理念中确立了主导性地位。其具体表现在对以下层面的扩张性权力的追求上：(1)应对导弹和核威胁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权力；(2)夺回有争议离岛的权力；(3)遏制中国崛起的地区领导权力；(4)快速干预周边各种事态的权力；(5)主导亚太安全秩序的权力。(57)2013年底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正式确认了上述行动原则，意味着随着军事战略的指导方针实现由守转攻的切换，在国家安全战略层级上突破专守防卫的防御路线也迈出了关键步伐。 第二，在安保制度规范上朝后和平宪法时代过渡 冷战后日本对安保体系的制度规范所作的每一项调整和修改几乎都是由军事行动触发的，此次军事战略的制定也不例外。不仅如此，由于它涵盖各层面的内容，对现有安保制度的冲击更加广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影响。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重要标志，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衡量“改宪”能否“修成正果”的试金石，自然成为日本战略精英层在修宪上的最大诉求。它与进攻性军事战略互为因果：一方面，集体自卫权的规定是实施进攻战略的制度载体；另一方面，军事进攻战略则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能力基础。然而，在集体自卫权的法理地位的取得存在种种阻碍的情况下，军事进攻能力的打造实际上为有效行使集体自卫权创造了军事上的前提条件，对日本决策层通过该权利的宪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其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军事战略的调整，日本基本跟上了美国的战略思路和军事变革的步伐，在指挥系统、情报共享、兵种建设、作战样式、武器装备等方面实现了较高程度的一体化；二是作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预演，自卫队通过与美军频繁地举行军演，特别是在海外开展整体训练，实战运用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它所表现出的协同作战水准甚至促发了美国的重新认识：“日本将在提供和切实输出地区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使美国也许可以围绕日本军队来部署美军……这将能更好地利用宝贵的防御资源。”(58)深信日本能够很好地分担防务责任，给美国战略精英层同意向日本放行集体自卫权提供了重要理由，(59)也为日本决策层变相地实际行使集体自卫权从而在既成事实化的基础上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创造了有利条件。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便是这种转折性拐点出现的标志。根据决议中列举的新“行使武力的三大条件”，即使是针对他国的武力进攻，只要认定威胁到日本的安危，同样可以出手相助。这为推行进攻性的安全战略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反过来又扩大了自卫队的选项，对日本军事战略的发展方向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可以预料，日本军事战略的加速调整将为集体自卫权最终获得宪法授权提供新的动力。 其次，对解冻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影响。虽然日本的国防预算在2013年扭转了逐年下降的局面，并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但对于此次雄心勃勃的军备计划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从某种程度上说，军费已经成为制约新军事战略顺利推进的最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战略决策层将扩大财源的希望寄托在发展安保产业、扩大武器出口和推动国际研发上。在他们看来，通过这一路径能实现“一石三鸟”的目的：既增加武器出口的收入，用于填补国防开支的缺口；又提高武器的产量，降低因单项装备订购数量少、军工企业生产成本高导致的昂贵的采购金额，还“以有利条件获得装备及相关技术”。(60)出于上述考虑，早在2011年12月民主党执政时期，野田内阁即以官房长官谈话的形式通过了《防卫装备海外转移标准》，放宽了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解释，使日本可以与安全保障领域的友好国家共同开发装备。2013年12月，安倍政府决定推行新的武器出口原则，设定武器出口的条件是“有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和“有利于日本安全保障”，对允许日本企业参与重要装备的国际联合开发作了进一步确认。(61)2014年4月，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删除了不向国际争端当事国出口武器的表述，更便于向国际机构和海上交通要道的沿岸国家出口武器。与此同时，日本加快了上述新原则的实践，包括批准向印度出售US-2两栖飞机的计划、与土耳其商定联合研制新型坦克发动机、推动日本企业参与美国主导的F-35隐形飞机的生产等。近年来日本决策层启动全面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议程的进展情况表明，不管其出于何种动机，新军事战略的推行无疑是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的最迫切的现实需求。(62)新军事战略的确立不仅为破除武器出口禁令提供了强大的政策驱动力，也给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政策“红利”：从短期看会使日本军工产业“绝处逢生”，为日一本扩充军力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源和技术支持；从长远看将推动军工集团的崛起和国内政治集团利益和权力地位的重新分配，助长战略偏好的外向型特征。 最后，对政军关系的影响。“文人治军”是西方民主国家处理政军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对于日本，这一原则实际上已被赋予“不允许军人参与国防安全决策和不以军人的判断作为决策的依据”的特殊内涵。这对于经历过军国主义灾难并誓言永不再战的日本来说，是必然的、明智的选择，因而构成了战后日本安保制度规范的一部分。然而，此次新军事战略确定的目标及其逻辑脉络，决定了上述规范已经或必然受到侵蚀而产生极大动摇。在新军事战略中，“统合”是与“机动”并列的两大关键词。“统合”的核心是建立一元化的指挥运作机制，对各军种实行统一命令和运用。为实现“统合运用”的顺畅、高效，此次推出的新举措是设立“统合司令部”(即联合司令部)，这是继2006年成立“统合幕僚监部”以来自卫队指挥体制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国防安全机构职业化、专业化体制的构建，使军令和军政两大系统分离，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由此造成国防辅佐制度的彻底变革。而军事部门辅佐角色的改变，一方面“当仁不让”地升格为国家战略的问策之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必要时对外交和安全之间的灰色领域实施基于军事“合理主义”的强势介入。因此，“统幕”职能的强化“不但在要求扩大权限的武官和与之相对抗的文官之间形成对立的局面，更是迫使人们要对民主主义社会的政军关系进行重新彻底的审视”。(63) 第三，在国内动员体制上朝准战时状态转型 新军事战略对安全威胁的重新界定和无缝应对体制的构建设想，不仅改变了对威胁对象的认知，将国家置于战时和平时之间的中间状态，而且要求对国内战略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整合，建立相应的国内动员体制，从而使一直延续至今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议程的国内动员转向不时之需的各种事态的常态化应对。2014年度的《防卫白皮书》首次增加《日本的防卫体制以及发挥防卫努力的基础》部分，体现了日本决策层建立国内“军民一体”的准战时体制的迫切愿望和初步的制度安排构想。(64)而在实践中，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动向已经在推动这种趋势的发展。 首先，国防建设上的举国一致体制。新发的“安保三箭”明确指出：“为确保我国的安全，在有效地构建综合防卫力量并注重以联合运用为基础的灵活且应对性强的运用的同时，通过强化与政府机关进而地方公共团体和民间部门之间的协作等手段，从平时就构筑起为无缝应对包括武力攻击事态直至大规模自然灾害在内所有事态的综合体制。”(65)为此，“对地方公共团体和当地的居民，要通过采取积极地宣传防卫省、自卫队的政策和活动等各种措施，力求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协助”，对因自卫队的存在而获得巨大利益的地区，则更施予经济上的激励，(66)以期“构建促进对国家防卫和安全保障理解的环境”。(67)这种鼓励地方政府贡献于国防建设的政策导向，显示日本国内动员的聚焦点正向国防安全建设转移。 其次，征调民间力量充实兵员。日本新军事战略的实施面临资源不足的羁绊，而现行制度又对明目张胆地推行更激进的计划形成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使之成为值得期待盘活的“存量”。日本防卫省的计划透露：为促使社会源源不断地给自卫队提供兵员，与地方公共团体和相关机构紧密合作，通过奖励企业雇佣和推动公共机关的有效安置，来改善退役自卫队员的再就业环境，以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入伍。同时为适应事态多样化、长期化时支撑部队持续运用的需要，从民间征调有专长的人士充任快速反应预备自卫官和预备自卫官，尤其是要让有舰船作业经验和飞机驾驶等专业技能的人才加盟。上述设想的目的在于实现“藏兵于民”，预示着它将成为未来应对紧急事态时日本国内动员的主要模式。 最后，强化对信息的垄断和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国内动员的前提和关键是形成对动员对象的国内共识。随着新军事战略的推行，其动员的性质决定了日本国内愈加严厉的舆论管控。一般来说，控制舆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堵塞信息传播源；二是限制言论的自由发表。而国家秘密法鉴于其本身定义模糊以及保密事项范围调整的随意性，一方面垄断了信息的发布权，另一方面又掌控了所谓不当言论的判定标准，因而展现了控制公众舆论的巨大效用。这就促使安倍政府不顾在野党和广大民众的反对，于2013年12月6日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日本媒体引用国际人权团体的评论指出，该法的目的主要是“在强化自卫队的过程中担心有关的信息流到国外”。(68)可见，建立与新军事战略实施相适应的国内动员体制，是安倍政府急于推行《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的真实原因。日本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将该法与过去的帝国政府在发动战争之前强行制订《国家总动员法》、控制社会舆论联系起来，指出了它产生的重大影响：“似乎听到了一种战争的脚步声，感觉到国家正在朝着危险的方向行进。”(69)总之，《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直接威胁到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国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甚至有可能改变日本的国家形态。(70) 四、结语 日本新军事战略的确立是在搭乘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便车，并在鼓动周边和“中国威胁”议题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实现的。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全面深化，日本将会利用能够动员的一切资源，竭力扩充军事力量，把提升军事能力作为实现“正常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历史地看。日本曾经先从军事组织的独立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出发而拐向对外武力侵略的发展道路。日本此次制定新的军事战略，已经促使国家的安全战略由防御性向进攻性现实主义转变，国内的决策机制、政军关系、动员体制乃至经济结构也由此处于加速调整之中，爱好和平的人们对没有在历史问题上作出深刻反省的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当前日本蓄意拼凑所谓“民主价值”同盟、搅乱南海争端、挑起东海权益之争等行为来看，其军事力量的提升必然对东亚的安全秩序和安全格局平衡造成极大的冲击，成为威胁东亚安全的消极因素。 然而也应该看到，受制于日美同盟，日本无法完全自主地发展军事力量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抵制和长期经济低迷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构成了两大实质性的制约因素。因此，日本军事战略的推行最大可能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其间也会因美国战略调整和国内政局变化而出现波动，但不断推进的总趋势不会改变。对中国来说，基于日本在整军背景下对强硬外交政策的偏好，中日长期对峙将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为此，中国必须在战略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并采取有效的对策。如何既能反制日本不断升级的扩军冲动和外交包围，又能维护东亚和中日和平的大局，考验着中国决策层的智慧和意志。 注释： ①对“普通国家”概念的界定，国内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作了各种解读。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摆脱战后体制、实现与欧美大国平等自主地位的实践性政策指向；一是从观念性的因素出发，强调与近代日本“大国化”发展道路的内在联系。但笔者认为，当前日本政治精英所追求的“普通国家”转向了以未来亚太乃至国际秩序主导权获得为目标的国家能力的建设。参见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程文明、周颂伦：《关于战后日本“普通国家”论的观念性思考》，《日本学刊》，2007年第4期，第43—53页。 ②对日本大国战略的成败及其原因，樊勇明作了较深入的剖析，却忽略了日本在东亚秩序深度调整中的地位变化。参见樊勇明：《对日本大国战略成败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第39—46页。 ③从菅直人内阁开始，日本政府明显表现出安保上的进取性和在外交上注重战略布局的姿态。参见杨伯江：《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方向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第36—40页。安倍第二次上台后，更是以标榜实施“战略性外交”开局，并认为借此可以洗刷第一次执政仓促下台的“耻辱”，显然是出于迎合知识精英和主流媒体“重塑战略”呼声的考虑。 ④顾伟：《美军军事能力体系构建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48页。 ⑤松村昌廣「現実と乖離すゐ『基盤的防衛力構想』—新たな防衛戦略の必要性」、www.rips.or.jpresearchRIPSPR9.pdf。 ⑥同上。 ⑦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356页。 ⑧正是基于穿凿附会产生的联想，日本政府公然宣称：日本在“将与恐怖主义的斗争看作自己的问题”、“伊拉克问题是与日本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重要课题”的认识下，“采取积极、自主的行动来应对”。『2002年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2/index.html。 ⑨『2002年防衛白書』、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2/w2002_00.html。 ⑩『2005年度以降に係ゐ防衛計画の大網につぃ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05/taikou.html。 (11)2003年通过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三法”，赋予自卫队对已经发生或预计发生的外来武力攻击行为实施军事打击的权力。翌年制定的(国民保护法)等有事七法，则初步确定了配合自卫队作战行动的国内动员体制的法律框架。这就“意味着日本将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参见山内敏弘『立憲平和主義と有事法の展開』、信山社、2008年、113—123，151—163頁。 (12)『2011年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1/pdf/index.html。 (13)『2012年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2/pdf/index.html。 (14)『2013年防衛白書』、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3/pc/2013/index.html。 (15)同上。 (16)同上。 (17)「米の優柔さ、アジアに影 シリア対応で負の連鎖」、『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9月21日。 (18)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如今的美中关系与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不同，并非绝对的对立。对美国而言，中国既是在军事方面的潜在威胁，又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投资者，还是非常重要的贸易对象国。”藤井彰夫「世界の新秩序、描けぬ米 経済再生し内向き脱せ」、『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1月22日。 (19)赵明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美日同盟转型》，《当代世界》，2012年第10期，第13页。 (20)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CSIS,August 2012,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0_Armitage_USJapaoAlliance_Web.pdf. (21)宫家邦彦「米のアジア回帰 その実態は？」、『產経新聞』2012年6月14日。 (22)日本防衛省『防衛関係費の現状につぃ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others/shiritai/budget/。 (23)富川英生「ブリ一フィング·メモ·防衛計画の大網及び中期防につぃて」、防衛研究所ニュ一ス2011年3月号(通算152号)、www.nids.go.jp/publication/briefing/pdf/2011/briefing_152.pdf。 (24)『2011年度以降に係ゐ防衛計画の大網につぃ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 (25)日本防衛省『防衛力のあり方検討にかんすゐ中間報告』、http://www.ro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3_chukan/index.html。 (26)日本防衛省『防衛力のあり方検討にかんすゐ中間報告につぃて(概要)』、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3_chukan/index.html。 (27)对照2012年美国颁布的《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防务重点》和《联合作战介入理念》两份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防卫理念和任务的确定几乎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亦步亦趋。"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U.S.Department of Defense,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anuary 2012,pp.4-6,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28)《日西南岛屿有事对策曝光，作战范围包括我钓鱼岛》，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5-01/17/content_409612.htm。 (29)日本政策研究センタ一：「与那国島·陸自配備を機に『南西防衛』を進めょ」、http://www.seisaku-center.net/node/348。 (30)Jeff Schogol,"Report:Japan to Create Amphibious Force Modeled after US Marine Corps",March 3,2014,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40303/DEFREG03/303030024/Report-Japan-Create-Amphibious-Force-Modeled-After-US-Marine-Corps. (31)自由民主党『新「防衛計画の大網」策定に係ゐ提言(「防衛を取り戾す」)』(2013年6月4日)、www.jimin.jp/policy/policy_topics/pdf/pdf106_2_1.pdf。 (32)日本防衛省『防衛力のあり方検討に関すゐ中間報告』、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3_chukan/。 (33)日本防衛省『防衛力の実劲性向上のための構造改革推進に向けたロ一ドマップ～動的防衛力の構築に向けた全省的取組～』、www.mod.so.jp/j/approach/agenda/meeting/board/.../roadmap.pdf。 (34)『2011年防衛白書』、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1/w2011_00.html。 (35)「政府方針 既存の7 部隊を即応型の『機動師团·旅団』 に改編へ」、『読売新聞』2014年1月5日。 (36)日本防衛省『2013年度概算要求(概要)』、www.mod.so.jp/j/yosan/2013/gaisan.pdf。 (37)日本防衛省『防衛力のあり方検討に関すゐ中間報告』、http://www.mod.go.jp/j/approach/asenda/guideline/2013_ chukan/。 (38)『2011年度以降に係ゐ防衛計画の大網につぃ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 (39)森本敏監修『岐路に立つ日本の安全』、北星堂、2008年、109—111頁。 (40)『2011年度以降に係ゐ防衛計画の大網につぃ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 (41)『常設の統合司令部、防衛省が検討 陸海空の連携を円滑化』、『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10月5日。 (42)日本防衛省『防衛力の実効性向上のための構造改革推進に向けたロ一ドマップ～動的防衛力の構築に向けた全省的取組～』、www.rood.go.jp/j/approach/agenda/meeting/board/.../roadmap.pdf。 (43)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Version 1.0,November 22,2011,Forward. (44)五味睦佳「中国の海洋進出と我が国の海洋戦略」、『軍事研究』、2012年6月号、168—169頁。 (45)「『尖閣有事』へ備ぇ 水陸機動団、2千～3千人規模で佐世保に司令部」、『產経新聞』2014年2月3日。 (46)宫脇俊幸「航空自衛隊の電子戦能力」、『軍事研究』2013年2月号、64—79頁。 (47)"Electronic Weapons:Japan Impresses Russia and China",Strategy Page,October 30,2013,http://www.strategypage.com/htmw/htecm/20131030.aspx. (48)James Stavridis,"The New Triad:It's Time to Found a U.S.Cyber Force",June 20,2013,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6/20/the_new_triad. (49)「無人偵察機、課題は 飛行ル一ル未整備/有人機並み安全確保 防衛省導入検討」、『朝日新聞』2013年9月5日。 (50)袁小兵：《日本太空事业发展探析》，《国际观察》，2011年第6期，第56页。 (51)『2011年防衛白書』、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2/w2012_00.html。 (52)五味睦佳「中国の海洋進出と我が国の海洋戦略」、『軍事研究』、2012年6月号、167頁。 (53)「セィバ一防衛隊発足へ 米と連携 反擊力保有を検討」、『東京新聞』2013年12月22日。 (54)『平成26年度以降に係ゐ防衛計画の大網につぃ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 (55)Simon Tisdall,"ls Shinzo Abe's 'New Nationalism' a Throwback to Japanese Imperialism?" The Guardian,November 27,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nov/27/japan-new-nationalism-imperialism-shinzo-abe. (56)路透社东京2013年7月25日电。 (57)2013年10月，安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日本不仅应在经济领域，而且应在亚太安全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并声称日本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途径之一就是在亚洲对抗中国。法新社华盛顿2013年10月26日电。 (58)Kirk Spitzer,"Japan Sends Its Troops into Uncharted Waters",Time,June 12,2013,http://nation.time.com/2013/06/12/japan-sends-its-troops-into-uncharted-waters/. (59)美国国防部高官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欢迎安倍政权为行使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并且指出：“一旦修改后，美国将与日本一道考虑如何使之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得到体现。”「集団自衛権：米国防総省高官『憲法解釈の見直し歓迎』」、日本《每日新闻》网站，http://mainichi.jp/select/news/20140208k0000e030230000c.html。2014年4月，国防部长哈格尔正式代表美国政府表态支持日本通过修改宪法来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是基于对自卫队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米、自衛隊の役割拡大に期待 日本の安保政策支持」、『日本経済新聞』2014年4月5日。 (60)『2011年防衛白書』、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1/w2011_00.html。 (61)「武器禁輸原則、撤廃へ『安全保障に資すれば』政府原案」、『朝日新聞』2013年12月6日。 (62)「防衛装備三原則 移転の透明性確保が必要だ」、『読売新聞』2014年4月2日。 (63)纐纈厚『文民統制·自衛隊はどこへ行くのか』、岩波書店、2005年、61頁。 (64)『2014年防衛白書』、http://www.mod.go.jp/publication/wp/wp2014/pc/2014/html/n2513000.html。 (65)『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ぃ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66)『平成26年度以降に係ゐ防衛計画の大網につぃて』。 (67)『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平成26年度～平成30年度)につぃ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chuki_seibi26-30.pdf。 (68)《法案有悖时代潮流》，《参考消息》，2013年12月8日。 (69)《安倍政权在抗议声中强行通过秘密法》，日本新闻网，http://www.ribenxinwen.com/html/c/201312/06-18710.html。 (70)「国のかたら 変ぇてはぃけなぃ秘密保護法が成立」、『東京新聞』2013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