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云南回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及其变迁
马良成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 671003）
［摘要］ 围寺而居的“家庭教育”是云南回族教育的初级模式和启蒙教育，其教育内容和形式不固定，也不庞杂，活动范围比较小，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家里，亦可以说是以“家学”辅以简单的“寺学”而实施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回族的国民性格和国家心理趋同，奠定了未来经堂教育发展的基础。而明中后期陕西经堂教育在云南的传播改变了云南回族传统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使其逐渐转为以有一定规模的“寺学”为基础、并对明清时期云南回族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经堂教育”。
［关键词］ 回族文化；儒家文化；家庭教育；经堂教育；大理回族
一、云南回族文化教育起源
中国回族的教育问题，最初有文字记录的是唐宋之际客居中国的、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等的“蕃客”“胡商”于“蕃坊”中“请建”的“蕃学”。“蕃学”是当时回回人教育的一种正式形式，而“非正式”的其他教育形式理应更早于“蕃学”。云南回族与中国回族源流一致，所不同的是与唐宋之际就有回族先辈留居中土的历史相比，云南至今尚无“蕃客”“胡商”落籍的可靠史料记载。故而，学者们普遍认为，云南回族的历史应该从元代开始〔1〕23。对此，有史料记载，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兀良合台亲率蒙古军和西域回回军南下克大理国，回回人始入滇。这相较公元7世纪来华并侨居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杭州、镇江、泉州等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入滇回回要晚近四五百年。
据《昆明县志》卷4及《云南通志》卷1记述，在今昆明东寺街永宁清真寺和正义路南城清真寺，皆系元朝时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所（重）建。又有清代赵清《辩冤解冤录》载，大理古城玉龙清真寺为赛典赤长子纳速剌丁任大理路宣慰使都元帅时兴建〔2〕。又《建水县志稿》载，回回随大吏赛典赤·赡思丁到建水，信奉回教；城内清真古寺创于元皇庆（公元1312年），元时建水馆驿也建有清真寺，今为老寺。倘若回回人的教育以清真寺的存在为开端的话，那么云南回回人的教育当以赛典赤出任云南平章政事时为起始〔1〕115。
元末明初，入滇大理落籍的回回人已初具开办经学的雏形，其招纳学生，授之于经学。但与全国一样，明初以来，云南各地回族教育仍然通行以家庭教育为主的双向教育，亦即：其一，孩童时居家随父母、长辈等时接受本民族宗教传统文化教育，诵习经文，学习掌握基本的生活礼仪等；其二，待他们稍事渐长，到六七岁时，便开始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其基本模式是私塾与义学① 如在大理巍山小围埂村至今留有“义学碑记”，记述了该村义学的兴学过程。由于碑文残缺损毁较多，年月无可考。 。待及文武开科后，双向教育并举，使得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日渐走科举、入仕途。
二、元朝云南回族“围寺而居”的文化传播
元时入滇回回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聚居区、村落，并建有相应的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以清真寺为基地，早期或专职或兼职的回回知识分子建立了最初的宗教文化的教育传播体制。忽必烈率军攻克大理国后，一些地方多有回回人驻军。如今大理剑川沙溪、弥沙这两处主要的盐井亦为色目人马哈只之子马塔负责驻守。据沙溪马家坟山现存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的《马德周墓志》载：“其始迁祖马（哈）只随忽必烈有功而镇鹤庆，其子马塔驻守弥沙，开卤水二井，其孙马沙、马贤林、马多、马进、马玄、马双高相继有功，世袭土官。泊乎本朝（清），双高、宗父子时，弥沙石碑倒埋，从此竟未袭职。”〔3〕从碑文记载来看，元明时期有功于元廷的色目人，被派驻于哨卡、卫所或主要经济来源所在的盐井等主要地区。再者，如据《故马公墓志铭》（即《马哈只碑》）记载，郑和的祖父母、父母姓氏为：“（祖）父哈只，母温氏；公（父）字哈只，姓马氏。”郑和之祖父、父亲皆未落真名，而以“哈只”代称，这可说明他们皆是令人尊敬的“哈只（hajji）”。马哈只家在元朝属于世袭官职之家，据考证：“郑和的祖父马哈只——滇阳侯米的纳，父亲马哈只——袭滇阳侯米里金。”〔4〕元至明初，入滇“回回军”中，有的并未改用汉名或使用汉姓，故而先前去过麦加朝觐的，多用“哈只”为名。所以，在回回人社会日常生活中，“哈只”也成了重要的教领和教师（阿訇）。而他们须具备相当的宗教经学知识，方可履行朝觐、获得备受敬重的“哈只”称号。这样他们也就成了先前从事中国回回文化教育的重要人员与传播基础〔5〕。
但凡有回回人聚居的地区就有“围寺而居”“以寺为坊”的建筑和生活格局，而且他们都在不背离宗教基本核心精神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独具特色和开创性地将中国其他民族和宗教的文化因素美轮美奂地融入其建筑当中〔6〕。元明时，云南回民文化传播主要对象是本民族（即族内传播），很少强迫或规劝他族他人信仰本民族宗教，各民族间互相尊重、理解，和睦相处。至元末明初，回回人的宗教已扎下了在中国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根基，回族也成了一个有别于汉族，但又在多方面与之有着极为相似和自我独特性格特征与心理素质的新型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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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明时期云南回族家庭教育
随着赛典赤在云南兴儒学，建立清真寺，云南回回人的教育主要是以围寺而居的家庭教育。其语言主要为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这从现今云南很多地方仍然保留或正在使用的阿语与波斯语用词可以佐证），因为军事和政治等的需要，可能也有蒙古语教学〔7〕。在陕西经堂教育传入云南前，云南回回人的教育已有数百年的传统，为了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宗教文化传统，家庭教育成了云南回族文化传承较为重要的方式。所谓家庭教育，就是指家庭环境氛围中的熏陶和影响。通常情况下，它是以长辈给晚辈进行言传身教为主，同时也有晚辈间的互学互鉴的影响。这样，长期以来，家中的长辈们往往在无意或有意间，以自身对宗教的认知、生活阅历与学习所得而塑造的人格素养和宗教修养，通过言传身教，日渐培育、指导与熏陶后辈们对宗教的基本认知，以及对自我民族心理特征的趋同。这种教育通过多个家庭的联系或组合，构成整个民族群体对宗教文化和心理素质及其价值理念承继方面的普遍认同，对于回族国民性格的塑造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故而，家庭教育在云南回族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8〕。
宗教信仰教育，即回回民族宗教文化的传承教育。孩提时代，儿童的父母或长辈就会开始给他们不断讲解回回人的生活习惯，引导他们学习与掌握基本的宗教常识和生活礼仪；待他们稍大点（约4～5岁）父母就会将他们送到礼拜寺接受初级寺院教育，教授他们简单的信仰要素，并开始学习背诵简短的古兰经文；每当传统节庆日或一些特殊集体活动时候，父母或其他长辈也会带上他们一同参加；家里纪念亡人或者搞庆祝之类的活动通常会请阿訇开经，儿童们会在近旁静静聆听和观摩。日积月累，长期以来，儿童们在耳濡目染中也就熟知了回回的一些基本常识与人生礼仪，潜移默化之中宗教信仰便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要素，继而奠定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认知基础。
此外，由于元明两朝几次有规模的移民入滇，很多回回人落籍云南，长期与汉族的交往杂居，到明朝中后期，云南回回人先前使用的阿语和波斯语日渐衰微（但绝大多数用语留存于经典的教育和学习中），而汉语却成了云南回族使用率较高的语种，穆斯林们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也使得他们对经典的获知与传承道路变得狭窄，以至于有的能诵读经典却不能阐释，回回文化传承与教育后继乏人。
（一）宗教信仰教育
由于回回人信仰的特殊性，使他们对婚姻有着严格的要求。其婚姻对象必须是同一信仰者，假使对方信仰与自己不一致，那么仅要求其改信回回人的宗教后就可以进行婚姻，否则婚姻不合乎回族的宗教基本原则。而元明时期回回人的家庭教育远非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亲子教育”，因为教育的主体与客体关系最初表现的并非长辈与晚辈的关系，落籍云南的回回人（其中男性所占比例较高），首先需要组建家庭，繁衍后代，以便保持和传承宗教文化，在回回妇女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与非回回人通婚。除了清真寺的熏陶教育外，家庭教育尤为重要。在家里，“回回丈夫”面对的是对回回宗教十分陌生的“夷∕汉族妻子”，他需要与对方进行协商后，逐步引导她信仰或认同回回人的宗教，并开始学习基本的宗教文化知识，以便他们有了后代，便可以顺畅地进行“亲子教育”，否则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维持。这种现象在元明时的回回社区，几近每家每户亦如此。基于特殊的文化环境，明清时期在云南回族民间仍流传着一些关于“回巴巴”“夷奶奶”等的称谓〔1〕116-117。如明正德《云南志》载，寻甸土民有白罗罗，黑罗罗，有回回的历史写照。如此家庭教育，其地位与效用是寺院教育难以企及的，从中也反映出早期云南回族民族共同体的心理状态得于日益巩固。
（二）为人处世教育
为人处世教育，即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回回民族人生观教育。与全国一样，自元末明初回族正式形成以来，土生土长于云南的回族兼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日常行为准则，以及来源于回回宗教的基本原则、道德规范与要求、顺主忠君孝亲与“二元忠诚”的伦理原则、法律意识、价值观等良好言行准则。
经堂教育是回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寺院教育。“经堂”在最初只是中国清真寺建筑布局中的一个场所，因为古代回族的清真寺（又叫礼拜寺）建筑独具中国特色，讲究左右对称，礼拜殿居中，在其前面左右两边修建了南北对应的厢房，一般北厢房为阿訇讲经之所的“清真义馆”或“经馆”（俗称“经堂”）。故而，回回学者将在各“围寺而居”的回族聚居区经堂内进行的宗教教育称之为“经堂教育”，其最初源于早期阿拉伯的宗教教育，随着回族在中国的形成，其宗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就兼具中国汉文化元素。
（三）谋生技能教育
从这里可知，大理巍山五老师祖马举是滇省最早负笈求学于陕西胡登洲门下的第一经生，以及胡太师一传弟子冯、海两位经师中所招收的第一位外地学子。因为从《传谱》载陕西胡登洲弟子的经学传承习惯来看，加之陕西经堂教育有“父传子受”之传统，所以他们将所学多数传承给自己的儿子或侄子，很少有外籍弟子受学，但此时有云南经生马举因云南（大理）“其地俗习乏经”，故而远涉陕西求学，师从设帐教学于同心城（家住韦州）的海师。由此可知，在明朝中后期，云南与全国一样，回回人的宗教经书典籍匮乏，经师授业不精深，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经堂教育规模和经学体系，加之可能容易受周围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所影响而致使云南经生们听闻陕西经学颇有造诣，决意前往就学。
四、明中后期经堂教育在云南的传播
如在待人接物上，注重礼尚往来、孝敬父母、礼待长辈、热情好客、照顾孤寡老幼、体恤贫穷、爱惜邻居、诚实可靠、勤俭持家等。在对待生死上，坦然面对死亡、珍惜生命，在死亡、疾病、贫穷、繁忙、老迈来临之前利用好青春、富有、闲暇、健康、生命。在生活习惯上，坚持通过斋戒和礼拜来净化心灵、谨守严格的饮食习惯，把饮酒、忤逆父母、赌博、拜像、求签、奸淫、偷盗、赌博、杀人、吸毒贩毒等视为罪恶之事。在经商做生意中，注重实践“清真”的文化内涵，讲究称量合理、买卖公正公平、杜绝欺诈与投机倒把、禁止吃利息和放高利贷、遵守国家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等。可以说经过数百年的生活与发展，云南回族与全国回族一样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吸收与借鉴，充分内化与实践《古兰经》和《圣训》的教导，积累了宝贵的为人处世经验，日渐演化为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准则等。这些兼具强大历史惯性力和行为驱动力的文化观念被长辈们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云南回族儿女。同时也是以父子相传、朋辈交往、夫妻互学、家族互勉、村寨互通、跨地域交往等方式而形成的集亲缘、血缘、地缘于一体的，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精神向度、兼具儒家文化传统为特性的为人处世教育。
元代回回人赛典赤家族、明代回族沐英家族等世代执掌云南政局，客观上促进了云南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他们对云南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宗教的传播和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是历代内地回族零星举家迁入云南落籍的重要原因〔1〕33。但是回回宗教的繁荣并非因为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呈现出直线发展的状况。作为外来的异质文化，回回人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必然要受到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多种因素变化的制约，也必然受到回回人各种状况变化的影响而呈现出涤荡起伏的发展轨迹。至明朝中后期，中国回回人的宗教的发展步入“低谷”，日渐衰微〔1〕40。
从碑文对他的高度评价和记述可知五老师祖马举的个人生平事略。首先，五老师祖，名马举，字子化，号近全，归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曾两次赴陕西求学，有可能是海太师∕海师的弟子。其次，学成归来云南后，学识渊博，是位深受大理穆斯林敬仰的大学者，而且是云南早期经堂教育中“讲明教规，传授经典遍全省”之第一人。第三，马举曾两次赴陕西求学，其授业之师是否真与海太师有直接关系？细细比照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由胡登洲的五传弟子、经师舍蕴善负责，其弟子赵灿所著的《经学系传谱》，可以清晰获知：在“系传总图”记述大理回族民间所敬称的“五老师祖”马举为“马五师，蒙化人，中学”，是为胡太师一传弟子海师的弟子。接着在本书“系传谱正文”第二章“冯海二先生传谱”下“海先生谱系”一节中详述：“马五师，云南人氏，中学。及回籍，其地俗习乏经，初尚连班。或云：云乔二师至滇，不力改之，故迟至今。近有丽、鹤马二师，白崖马三师，遵经通省，俱改独班矣！”① 关于“连班”（联班）与“独班”之争，所谓“连班”“独班”，指的是聚礼或举行集体礼拜时，领拜者（通常指伊玛目，或教长、阿訇）与参加礼拜的回回群众，在队列中所处的位置。主张领拜者与参加礼拜者立于同一行列礼拜（但处于居中位置），称为“连班”。主张领拜者应立于整个班次之前，率领大众礼拜，称为“独班”。表面上看来，这一争论仅仅是“领拜之教长”站立位置的礼仪之争，实际上，它反映了随同经堂教育的兴起以及经堂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经生，这些经生分布到各地后，他们的影响不断扩展的结果。据赵灿记载，教争完全是由胡登洲的弟子主张并传播“独班”而起，它随经堂教育的发展而使之蔓延各地。在“独班”兴起之前，中国伊斯兰教大致沿袭传统，普遍实行的是连班制。（参见金宜久.苏菲主义在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4）
随着元末明初回回民族共同体形成以来，为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避免被他族同化，回族内部逐渐强化“族内婚”这一婚姻习惯；同时为避免近亲结婚带来的人口质量问题，也形成了异地族内婚习俗。在个别地方同样维续着与汉族和周围少数民族通婚的传统（只是非回族一方改信了回回人的宗教），其中城镇回汉通婚比例大，乡村日益少见。通过族内婚不仅加强了各地回族的亲缘关系及村寨的地缘关系，对民族文化教育和传承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是云南回族社会环境的主要特点。从内容和职能上看，云南传统家庭教育以培养具有良好民族文化素养、遵守传统伦理道德、有一定谋生技能的传统人格为目标，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宗教信仰教育、为人处世教育以及谋生技能教育〔1〕118-120。
明末万历年（公元1573年至公元1620年）以来，云南回族的宗教发展也逐渐受到经师胡登洲及其弟子的影响，曾有一些致力于振兴教门的经生克服各种艰辛，负笈求学于陕西胡登州经师及其弟子帐下。数年间学有所成，归而设帐开学，培养回回人才。正如王静斋大阿訇曾说的那样：“中国回教文化先年有两大支流：一是陕西，二是甘肃。云南人多负笈陕西，四川人多负笈甘肃，现今云南人多就本省求学，四川人亦受当地阿訇栽培。”〔9〕
关于云南人马举北上陕西海太师及其父海师帐下求学，除了赵灿《经学系传谱》记载“海先生传”时提到“马五师，云南人氏”等记述外，另有云南巍山《马举墓碑》载：“前明万历贰拾伍年（公元1597年）岁次酉正月二十五日仙游，小围埂绅士掌教童叟同颂，滇南开创讲明教规、传授通省经典之源，两次陕西寻学德（得）业，超轶前后大学海五老师祖马举、字子化，号近全墓志。”〔10〕
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图形，每位学生都有一定的基础图形意识，这些图形很多都有数学知识在其中体现，教师可以将这些基础图形知识渗入到课堂，然后加以利用，将“数形结合法”与“生活化教学”有机结合，促进“数形结合法”的有效运用。例如，“平面直角坐标系和一对有序实数之间的关系”，教师就可以将教材提供的素材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结合，用生活中的事例来解决数学知识的运用问题。所以初中数学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探索生活中的数形结合知识，增强自身数形结合的思想意识，然后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解题方案中，以此来提高学生对“数形结合法”的掌握和熟练运用，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和水平，培养学生的探索意识和探究精神。
社会服务部有一位男士比较特殊，因为他一开始就在社会服务部工作，对北平也十分了解，而且拥有良好的理解力和常识，所以他在社会服务部的地位重要(疑指王子明先生）。社会服务部的其他人员都是主修社会学和类似学科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当今中国都具有使用社会服务训练的优势。社会服务部最初有4位工作人员，目前在职社工中有2位曾在纽约社会工作学院进修、学习过。
2.2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鼻部主观症状VAS评分比较 治疗前，三组患者鼻塞、黏脓性鼻涕、头痛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三组患者鼻塞、黏脓性鼻涕、头痛VAS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鼻窦开放组和上颌窦根治组鼻塞、黏脓性鼻涕、头痛VAS评分高于球囊扩张组(P<0.01)。治疗后，三组患者的鼻塞、黏脓性鼻涕VAS评分低于治疗前(P<0.01)；球囊扩张组头痛VAS评分低于治疗前(P<0.01)，鼻窦开放组和上颌窦根治组的头痛VAS评分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由于云南回族具有小范围聚居、大范围与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特性，他们除与各民族一样居家务农外，更多还是外出经商（如从事传统小手工业、餐饮业等）。元朝入滇回族先民本身就带有经商和手工业技能，随着长辈们代代相传给晚辈，至今就形成了具有典型地域性的经济活动传统与家庭教育内容。云南回族的技能教育通常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一为跟着看（经验学习），二为帮着干（技能锻炼），三为独立试着干（技能与经验实践）。所以，除务农外，因为擅长经商的传统，云南回族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长辈们向晚辈传授基本的谋生技能也成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年少时，孩子可以学习观望如何经营操作，年龄稍大后，家长便会让他们随行外出赶马帮、走夷方，赴东南亚缅、泰等国家和地区长途贩运贸易① 如纳古镇回民为求生存、反压迫而形成的自卫与防止恶霸土匪侵扰，祖辈流传着“走迤南，赶马帮，支夹子（钳工用的钳），自造枪”的传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终止。 ，久而久之，长辈们的经商技能和专业经验即为后辈所习得，并将其代代相传，子承父业。
继马举以来，陆续负笈求学于陕西的云南学子中，较为著名的还有黄观海和蔡璿等。黄观海（民间称其为“黄巴巴”），起初师从经师冯伯菴（当为冯巴巴于巍山授学之时② 《经学系传谱》中在这里明确提到的云南黄师，名观海，“初从伯菴先生学”，应该是在冯巴巴应聘到巍山讲学之时。可以假定的是黄观海后来作为冯伯菴在云南的弟子，随同他一起去了同心韦州续学，恰好海师之子海文轩也在韦州设帐讲学，要么是黄观海提出经冯伯菴同意后，转学于海文轩帐下就学，要么是冯伯菴推荐其弟子黄观海到海门下就学，再或者是海文轩发现黄观海是个可塑之才，愿意为滇南（云南）培养经学人才，而收入其门下。至于《经学系传谱》冯伯菴谱系中记录的另一位无名氏“云南黄师”，赵灿已经注名其“回籍，路远无考，则知非观海黄师也”，可以假定的是这位黄师与前面的黄观海同为一姓家之，最大可能是他作为冯伯菴在云南收纳的弟子与黄观海一起随着冯师去了韦州接着学习，学成后归籍；还有一种可能是黄观海鼓励其前往冯氏门下或者他本受冯师在巍山讲学的影响，只是冯师去了韦州，决意前往其帐下学习。如果以上假设成立，再加上笔者考察发现云南黄姓回族属巍山永建镇最多（集中于营尾村，明朝时候就落居该地区），其余地方分布较少，把前后所有信息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知海文轩门下的黄师黄观海与冯伯菴门下的黄师不是同一人，只能是同乡，而且是同属于今巍山永建镇辖区村人。 ，另见下文关于冯伯菴的介绍），尔后随其前往同心韦州，入于经师胡登洲一传弟子海先生之子海文轩先生门下，深受海师喜爱，学有所成，作为云南学子代表，与先前的马举一样，给海文轩印象较深，以至于《经学系传谱》记载道，海先生所学“……其学未广于传，后嗣无续。嗟乎!似不若冯门之学，后传遍于寰宇（海氏只传滇南）”〔11〕。
所以，所谓的打通线下与线下有时只是企业的一厢情愿，比如永辉超市推出的超级物种。这种餐饮加商超的模式虽然具体了线上和线下两种场景，但是从实际来看，大部分的消费都是在线下实体店完成，这一年里超级物种的线上订单占比仅为10%左右。
从陕西入滇的经堂教育在马举和两位黄师等的努力与付出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他们奠定了巍山作为云南经堂教育发展中心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经堂教育真正形成完善制度并具有一定规模而传入云南之前，云南回族的教育主要是基于家庭教育（一家或几家集中互教互学）为主体的、具有深厚宗教文化内涵的信仰教育和为人处世教育，以及扎根于中国封建传统经济的深厚土壤中、并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联系的谋生技能教育。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家庭教育目标是培育兼具优秀宗教文化素养和精神，同时谨守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和价值理念，并具备一定谋生技能的人才。这种集回族文化、儒家文化礼仪规范以及行业继承为一体的传统教育模式，构成了云南回族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它与回族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求存在一致性和相互适应性。
而明中后期陕西经堂教育在云南的传播，却改变了云南回族传统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渐转为以有一定规模的“寺学”为基础、并对明清时期云南回族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经堂教育”。明末清初之际，在云南马举、黄观海、黄师、丽鹤二师和韩师③ 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三位经师无所考，故而这里不宜展开论述。 、蔡璿等先前北上就学问道，学成归来后于一方设账讲学，以及经师冯伯菴、冯云乔、保善南下设账教学，云南籍经师马续轩巩昌执教，王云从、纳之秩云南执教等，他们不辞辛劳，培养三迤之地回族经学人才，积极传播陕甘经堂教育教学思想和经学思想，使得滇西大理、滇中河西、纳家营等经学教育发展已具规模，人才辈出，巍山、通海遂成为滇西、滇中乃至滇省经堂教育的重要中心和回族文化的摇篮。这为滇省经堂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云南学派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选择大小适中、无病虫害侵染的薯块洗净自然晾干后，采用75 %乙醇表面消毒后晾干，切成厚约1 cm的薯片，把切好的薯片放入配好的孢子悬浮液内浸一下，取出薯片晾干表面水分，再放入无菌培养皿内培养，期间采用纸巾或棉花团保湿纸，将接种的薯块置于25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5～6 d，薯片表面长满浅灰色的分生孢子，用30 mL无菌水冲洗，纱布过滤去除菌丝后，测量孢子悬浮液中目镜10倍及物镜20倍显微镜下一个视野内孢子数，设置3个重复，每个重复制片3张。该方法设为对照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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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Yunnan Hui People's Culture Education 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Ma Liangcheng
（Institute of Ethnic Culture Research,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around mosques was the primary mode and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of the Hui people's education in Yunnan.The content and form of education were not fixed or complicated,and the scope of activities was relatively small,mostly at home.It can be said that family education was supplemented by simple mosque education,which shaped Hui people's nationality and psychological convergence to some extent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education.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the spread of religious education from Shaanxi province to Yunnan province had changed Yunnan Hui families'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It which was converted into religious education of certain scale on the basis of mosque education,which was influential for Yunnan Hui's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Hui culture;Confucian culture;family education;religious education;Dali Hui people
［中图分类号］ G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2266（2019）05-0020-06
［基金项目］ 大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项目“经堂教育云南学派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KYBS2018023）
［收稿日期］ 2019-03-04
［作者简介］ 马良成，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宗教文化、中东国际关系研究.
［DOI］ 10.3969 ∕j.issn.2096-2266.2019.05.004
（责任编辑 张玉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