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再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模式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成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理论界的热点之一，发表了不少不同观点争鸣的文章，例如，究竟能不能提“中国模式”就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我本人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比较系统的是《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一文②。那么，研究“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究竟对中国社会学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我要着重加以说明的。不过首先我想还是简要地说说我对于争鸣意见的看法。
第一，“中国模式”可以提而且必须提。
要确定一个概念能不能提，主要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从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和过程存在不存在看。如果不存在，那么这个概念就是虚假概念或虚幻概念，当然根本不能提；第二，从使用这个概念的作用上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如果是弊大于利，那就要慎用；第三，从概念被接受程度上看，是易被接受还是不易被接受，如果被接受度很低，那也要慎用。第四，从概念使用的比较研究方面看，如果说别人能用，而主张我们不能用，那就要用充分的理由来加以说明。
我们就按照这些方面稍加分析。首先，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简要地说，是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过程所构成的特定类型③。模式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示范性。它来源于对中国所做事情、所走道路的总结，反过来又指导自己进一步的实践，并对别人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毫无疑问，这是活生生的事实，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因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和转型，已经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显示出在全球的独一无二性，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因而形成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这种模式和经验，既区别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是利用了它们一切先进的东西，也区别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使用“中国模式”这个反映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和过程的真实概念。
其次，“中国模式”这样的概念具有简明性、鲜明性。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十分简洁，非常鲜明，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必须说是利大于弊的。
再次，“中国模式”这样的概念还具有通用性，“模式”这个概念是国内外使用率很高的概念之一。“中国模式”可以说是利用了这一优势，具有极大地易接受性，有利于促进国际对话。
最后，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发展模式，例如在当今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北欧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和“中国模式”（在国外多为“北京共识”）等，还有各种各样其他模式，诸如习惯上被称为“自由主义模式”的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被称为“苏东模式”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叫做“中国模式”呢？这是否有点自觉不自觉地矮化自己的嫌疑呢？
反对者认为提“中国模式”，就把它固定化了。主观动机固然不错，但是理由是似是而非的。不错，“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因为“中国模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事物，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经历过并且正经历着由不甚成熟，到比较成熟，再到更加成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把它看固定了，那是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够辩证。如果认为“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不能使用“中国模式”。那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因为我们今天学术界和媒体所说的各种模式均处在变动、发展之中，都面临着挑战；二是如果只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称之为“模式”，那等于说“模式”必定是僵化的，这显然是不对的④。
第二，研究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的有效切入点
“中国模式”并不是空洞的概括，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是有自身的结构和层次的。笔者曾经在不同场合指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掌舵以来，一直到他所做的十七大报告，都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趋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在“自下而上”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高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
连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经验的，是各个“地方经验”。在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展开的实地考察中，我们先后领略了“武汉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郑州经验”等，2008年又有幸与“杭州经验”相遇。杭州根据第一轮发展主要用土地、廉价劳动力、矿物资源、环境代价等初级资源的局限和缺陷，提出了“复合社会创业主体”这一新概念和新模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多成功。2009年，又一次与“郑州经验”相遇，他们提出的把郑州建设成“三化两型”的国际大都市，标志着我国中部的崛起。
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一流学者都在程度不同地研究“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思考和参考“中国模式”。他们正在做出自己的解释。中国社会学更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与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密切联系，因而它是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中国社会学只有直面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从中获取灵感、吸取营养，才能获得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理论成果。这就是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实地调查开展各个层面“中国经验”的探究的原因。我们深深觉得，研究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的有效切入点。
正是根据“中国模式”三个层次的框架，笔者在前几年就设计了两套丛书，即“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其创意就在于表达第三个层次社区建设经验和第二个层次城市发展经验在中国模式中的基础性和重要地位。
现在，前一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前三卷：即《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和《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第三本《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杭州“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后一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两卷：一卷是《“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另一卷就是《“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⑤。
第三，实地调查地方层次和社区层次是将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结合的关键
笔者也多次强调：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
那么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呢？在我看来，对地方层次和社区层次进行较为系统的有一定规模的实地调查，是将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结合的关键。这是因为，一方面，进行实地调查，就要深入到城市发展、社区建设的实际中，具体考察所调查的城市、社区已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分析他们取得的进展，他们碰到的问题，他们获得的领悟，以及他们产生的困惑；总之要接触各级领导、社区工作者、城乡社区居民，与他们共享制度创新成功的喜悦，共同梳理其中的问题和教训。这就需要草根精神，这本身也体现草根精神。另一方面，进行实地调查，要有先进的理念、广阔的视野，科学的方法，即要有前沿意识，才能真正开动自己的脑子，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这就是说，实地调查本身需要前沿意识和草根精神的结合，更要促进这种结合。
在学理上说，社区建设研究、城市发展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研究，一种“特色分析”。这种研究，一方面并不是、也不能是单纯就所研究的城市、社区来论这些城市和社区，而是要有全国的眼光、世界的眼光，也即前沿意识，同其他各地的城市、社区进行比较中来分析这些地方。没有这种全国眼光、世界眼光所体现的前沿意识，无法进行“特色分析”，无法显示各自的特色。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深入到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实际中，收集经验材料，为进行比较提供事实基础，没有这种深入基层和地方的草根精神，也无从进行“特色分析”。特色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演绎，而是一种根据事实的理论反映。
这种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相结合的实地调查，也成为培养博士生从实际出发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素质的生动课堂。因为实地调查的团队主要是我们在校的博士生、博士后，同时也吸收已经毕业的部分博士生和博士后——他们有的已经成为本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参加。他们感到参加不参加实地调查大不一样。这些实地调查给他们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养料，使他们学会如何与不同层次的居民打交道、进行沟通，亲身体会到我们的地方和基层是如何实际运行的，帮助他们树立建设性反思批判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从而改变过去从书本出发、坐而论道、惯于清谈、惯于指责的习气。
当然，“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是一个争议很多的领域。当代中国是各种思潮的交汇点。不同的思潮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同。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实地调查，从实际出发，不被各种错误的思潮所误导是尤其重要的。
注释：
①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诞辰100周年。两位先辈对中国社会学和中国人类学都作出了各自的巨大贡献，值得我们隆重纪念和回顾。3月12日，我参加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举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的一个活动，做了题为“当代中国社会学近十年的几个热点问题”的学术讲演，主要涉及这样四个方面，因为它们都值得我们再认识、再研究、再探索和再审视。这就是：一、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作贡献再认识；二、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再研究；三、民生为重的社会建设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再探索；四、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学自由主义再审视。应一些杂志报刊的邀请，今分别发表。本文是其中的第二部分。
② 就这一问题笔者在2009年12月3日《光明日报》用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题为《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一文，并于2009年10月24日在国家图书馆所作的同名讲演。
③ 至于笔者的观点可参见《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载《光明日报》2009年12月3日。
④ 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载《前线》杂志2010年第2期。
⑤ 前一系列丛书有：1.《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郑杭生、杨敏主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2.《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郑杭生主编，段华明、杨敏副主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3.《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杭州“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郑杭生主编，杨敏、黄家亮副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后一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两卷：1.《“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郑杭生、杨敏、奂平清等著）于2008年底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2.《“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郑杭生总主编，赵君、杨敏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