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壁垒下的劳动力流动路径分析
杜 薇 余向华 姜 慧
[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围绕这一倡议形成的区域间、国际产业转移，人才流动将进一步加剧。本文针对此现象，以两个区域间的劳动力要素流动为对象，基于博弈思维建模分析了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对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影响。与以往单一考虑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不同，我们用劳动力税代表广义的劳动力在区域间转移的行政壁垒，并得到了以下结论：当两个区域的资本投入相似时，最初人均资本较多的区域拥有制定较低劳动力税的优势来吸引劳动力流入，而人均资本较少的区域则选择较高的劳动力税，这种选择对本地居民福利更有利；当两个区域的资本投入不同时，劳动力流动的路径存在加速或放缓的可能；这种路径，主要受各区域间资本禀赋和人口分布差距的影响，而不受可供选择转移的区域的数量改变的影响。该结论对优化“一带一路”国家间围绕要素流动的合作倡议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劳动力税 劳动力流动 区域壁垒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以来，人才流动对于沿线国家是把双刃剑，既可以带来一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亦可以是“刘易斯拐点”的催化剂。劳动力转移相应会改变一国经济生产结构和相对比较优势，具有可观的经济效应，尤其是对于劳动力输出国。
图1反映了“一带一路”东南亚地区各国家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科研人才储备情况，图中科研人数折线图基本反映了各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分布，说明高技能人才储备对各国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对比图2发现，“一带一路”东南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基本都保持正的增长态势，但该增长率未能有效支持相应的国家科研人数，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东南亚国家的人才存量和本国人才增量并不匹配，人才流动并未达到动态均衡，而这种动态均衡更体现为区域间的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的地区转移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劳动力转移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区域间劳动力的流动、以至整个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这些都和政府政策息息相关。为了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国外政府也多有实践，如加拿大政府为消除劳动力省际流动的障碍，1994年与各省和地方政府签署了促进贸易、投资和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内贸易协议》。
图1 2015年“一带一路”东南亚地区全社会 劳动生产率和科研人数情况 (1)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地区生产总值/劳动力参与人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2 2015年“一带一路”东南亚地区 科研人数和人口增长情况 (2) 由于国家发达程度不同，新加坡R&D人员数及文莱的劳动力参与数目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存在明显差异，故未放入图中进行层级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文献评述
鉴于上述实践意义，多数学者在劳动力转移的外部性、劳动力转移行为的经济效应以及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三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学者对于人才流出的外部效应莫衷一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关于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国的影响，研究结论普遍是负面的，认为如果仅将流出国作为一个整体，目标利益应是最大化其军事和经济能力，人才的流失无疑会降低本国的总体水平。同时对于人才流出国的福利分析也基本基于Hicks-Samuelson新古典模型的理论框架，工资具有完全弹性。
60年代中期，学者认为应该鼓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Grubel和Scott(1966)[1]认为如果一国期望最大化该国国民收入，就应该接受人才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因为人才流动会提高个体的收入(如果人才流动是自发的)，另一方面人才的离去也不会降低人才流动后市场的工资水平。他们还强调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对知识的贡献，而知识作为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对整体是有益的，包括发展中国家人才的流失。早期的文献一般性地总结了劳动力转移对本国的影响是中立的，对全球整体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文献多基于对标准贸易理论框架中福利分析的探讨，如Mundell(1957)[2]认为在Heckscher-Ohlin模型中，贸易和劳动力要素流动具有相互替代的效应，同样的结论也在Krugman(1979)[3]的研究中提到，在论述规模经济是分工深化和贸易产生的原因时，劳动要素的优势会促使产业集聚，劳动力的分布和最初的劳动力分布密度有关。Johnson(1967)[4]通过假设有技术的劳动力的转移减少了流出国的劳动力以及从资本存量的角度扩展了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分析，但由于受限于人力资本和物理资本可完全替代的假设使得人才流失的严重效应产生了偏差。Berry和Soligo(1969)[5]认为高技能劳动力流失时会把一部分资产留在本国以及国际汇款，而该部分可以弥补劳动力来源国的人才损失。
Bhagwati和Koichi(1974)[6]、McCulloch和Yellen(1977)[7]、Rivera(2013)[8]探索了各种制度环境中人才流失的福利后果，引入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信息不完全以及财政竞争和其他外部性影响，以强调人才流失对流出国的负面后果。此时，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失意味着在国际层面上加剧了不平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Rivera(2013)[8]认为由于短时间内没有替补，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出会导致限制性地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才外流，尤其是对于教育的补贴占很大份额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失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培训成本的替代甚至可以引发剩余劳动力生产率的下降。Miyagiwa(1991)[9]、Haque和Kim(1995)[10]在内生增长框架中分析人才流失时也得出了负的外部性等类似的结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把焦点从劳动力外部性的问题转至劳动力转移的行为上，认为劳动力转移的行为是可逆的，流出的人才会有部分再次返回流出国。Borjas(1987,1991)[11][12]分析了由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流动劳动力的工资预期应与劳动力本地工资相异的影响机制，并实证分析了美国从1970到1980年代接收的41个国家的移民，发现劳动力流动前后工资差异显著，并体现在流出国经济政治因素的差异上。随着劳动力流动相继发生，劳动力技能将呈现下降趋势，东道国劳动力工资相继大幅下降。1970年移民至美国的劳动力，工资比美国本土劳动力工资平均高出一个百分点，而到1990年代末，移民的工资下降了15%，至1990年，移民的劳动力工资平均比本土劳动力的工资低32%。[13][14]Borjas和Bratsberg(1996)[15]分析了移民有很高比例会再次返回来源国，即劳动力流动的决策是可逆的，有两种原因促使劳动力再次返回来源国：一是长期规划决定积攒一定经济基础后回国；二是由于错误估计了流出国的工作预期最终决定返回。相似的结论同样可见于其他学者的研究，Warren和Peck(1980)[16]、Warren和Kraly(1985)[17]估计有30%左右移民会在10到20年后离开美国。学者对移民对本土劳动力的冲击也进行了分析：Borjas等(2010)[18]、Aydemir和Borjas(2007)[19]认为高技能的移民与本土劳动力具有完全替代性，替代弹性为无穷。高技能的移民劳动力和本土劳动力的替代弹性是评估流动劳动力工资效应的重要参数。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集中在把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构嵌于产业、贸易的集聚效应分析中，劳动力的差别化分工也是城市形成的原因之一。[20-26]Duranton和Puga(2000，2004)[23][24]分析了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认为劳动力在乡村和城市区域的供给弹性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之一，其次，人口集聚面临规模报酬递增和城市拥挤两者的权衡。Duranton和Puga(2004)[24]通过分享、匹配以及学习机制分别论述了劳动力对产业集聚的影响。Berliant和Zenou(2014)[26]对公司选址和劳动力进行了差异化分析，每一个类型的消费者被分类至一个劳动力类型，这可由人力资本抉择的内在性推导出，但Berlian和Zenou假设劳动力异质性是外在给定的，由于劳动力异质性，所以劳动力市场是不同的。从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看到劳动力分工越多，均衡的多样性越大，呈现连续的均衡。城市的类型也和劳动力分工深化的程度有关。
也有部分研究集中在政府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影响劳动力流动。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高屋建瓴地制定影响劳动力分配的政策，而不是由较低层面的政府分别制定(如欧盟相当于其体系内的高层面的政府机制)。[27-30]原因是由于较低层面的政府在面对再分配政策时有可能面对逆向选择：再分配造成了地理位置的激励动机，从而产生效率损失。所以再分配政策的主导应该集中化。但是，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再分配政策对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喜好”。因此，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Pauly(1973)[31]认为较低层面的区域政府对劳动力流动制定激励政策是更可取的。对于坚持由较低层面的政府制定影响劳动力分配的进一步讨论是，纳税人通过地区间转移从而避税的能力会限制政府对于个体收取额外租金的能力(McLure,1986[32])。Wildasin(1991,2000)[33][34]认为中央政府对于低层面的政府给予政策利好将会得到正外部性且实现社会最优。
少数学者对政府针对劳动力流动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相信制定长期的激励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是重要的。[35-37]当局应重视对国际高技能劳动力转移的管理和征税，同时并不仅仅局限于劳动力输出国，对于劳动力输入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38][39]巨额的海外劳工汇款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不容忽视，由于政府并未能制定任何关于管理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政府看不到劳动力转移的负外部性影响。Egger和Radulescu(2009)[39]对高技能劳动力征税建模发现，对于高收入人群征税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税收渐进系统，高技能劳动力转移行为对于税收变化的弹性决定了政府设税后福利的改变，同样的结论还可见于Bhagwati税收模型。
国内学者也就劳动力要素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相应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贸易促进人口向大城市集聚，进而影响产业升级。[40-43]但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结构效应变化远大于人口规模和增长率对经济以及产业集聚的作用，从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的角度对劳动力结构影响经济进行了分析。[44-49]进一步，又由于产业转移以及经济增长，各区域对劳动力的争夺日益激烈，劳动力的非均衡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促进了产业集聚。[50-55]但国内研究集中于人口红利、人口规模以及劳动力流动对贸易以及产业集聚的影响三方面，针对劳动力流动，从政府层面主动调节劳动力流动从而影响本地居民福利的理论文献几乎没有。
纵观上述文献，缺乏从政府的角度考虑设置劳动税主动调节劳动力在区域间的转移，进而追求本地居民福利改进的理论研究。因此，相比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的创新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以往关于劳动力流动要素的理论往往嵌构于贸易理论模型之中，对劳动力流动因素的讨论并不是重点，本文是从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出发，把劳动力税作为选择变量，通过干预劳动力税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分配结果。第二，在ZMW模型(3) Zodrow,Mieszkowski,and Wilson(ZMW)Model(1986)模型为大部分税收竞争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模型描述了在多地区劳动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本配置的情况，在征税的情况下均衡时小国的人均福利会改善。 [56][57]的基础上，对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要素流动进行分析，比较资本对称和不对称情况下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并进行福利分析。第三，对模型进行了扩展，对多区域不对称情况劳动力的转移进行了分析。第四，针对“一带一路”倡议践行的过程中，劳动力的转移路径、拥有不同产业背景的国家吸引人才流入以及该人才机制对本国福利最大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文章剩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是基本模型；第四部分是模型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三、基本模型
ZMW模型为大部分税收竞争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模型描述了在多区域劳动力数量固定的情况下对资本征税后国内的福利分析。模型达到均衡时，在人口基数较小的国家，对资本征税后本国人均福利会提升。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仍有不同程度的劳动力准入限制，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人口自由流动的程度逐步加强。本研究是在ZMW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人口固定的假设，对模型进行了改进。模型构建如下：
假设有两个区域，分别用i 、j 表示，两个区域具有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不同区域由于产业不同，进而产品价格不同。在短期内，拥有的资本作为特定要素在两个区域内保持不变，但数量上可以进行比较。两个区域的劳动者面对不同的工资信号ω 以及劳动者转移壁垒税(4) 此处壁垒税可理解为劳动力转移需要承担从原来的工作区域搬至新工作区域面临的生活环境变动所发生的由政府壁垒造成的成本，假设为按每人征收的数量税。 γ (以下简称为劳动力税)，劳动力税由劳动者自由转移所面对的区域壁垒构成，劳动者可以观察其他区域的工资，选择转移至其他区域还是保持不变。假定劳动者面对的生活成本被包含至劳动力税构成的壁垒中，意味着劳动者面对的成本只有劳动力税构成的转移壁垒，政府通过征收劳动力税获得财政收入γ i ×l i ，并将其用于提供区域内同等价值的公共产品，即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
博弈过程如下：第一阶段，劳动者会面临劳动力税差，政府自主决定最优的对每单位劳动设置劳动力税γ i ；第二阶段，厂商决定最优的劳动力雇用数量L ，设置工资信号ω ，劳动者根据工资差别和税差决定是否流动。
NSC是一种多功能干细胞，具有分化潜能，可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发病及治疗机制研究［16］。本研究制备的大鼠原代NSC用DMEM/F12 1∶1细胞培养基培养，从第3天开始，细胞进入高速生长期，可延续至第6或第7天。因此，本研究选培养第4天的细胞进行后续实验。
在模型分析前，我们有以下假设：
模型分为两部分，分别对两区域的资本要素禀赋K 做出不同假定，分析在两区域资本禀赋相同和不同两种情况下劳动力流动的情况，并假定生产技术相同，每个劳动者有一单位的劳动生产技术，即规模报酬不变(CRS)的生产技术：
(1)
其中
对流传热系数与流体的物理性能(密度、热导率、黏度和比热容等)、流体的流速以及表面形状等因素有关。牛顿冷却定律把复杂的对流传热问题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表达，实际上把影响对流传热的诸多因素归于对流传热系数中。因此，对流传热问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转化为对各种具体情况下的传热系数的研究。利用努赛尔数(Nu)可以计算得到对流传热系数。
第一部分：劳动力总量给定，并且能够在两区域间自由流动，i 区域具有较多人口，人口占两区域总劳动力的份额为s (1/2<s <1)，当假定两区域资本禀赋相同时，则每区域都有K 单位资本，且不可流动。因此，赋有单位劳动的资本数量有如下关系：
(2)
其中：
在交流电机高性能驱动场合中,矢量控制[1]和直接转矩控制[2-5]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两种控制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直接转矩控制是用转矩和磁链滞环控制器来直接控制电机的转矩和磁链,而矢量控制是通过控制电机定子电流的d-q轴分量来控制电机的转矩和磁链.所以直接转矩控制的动态性能要比矢量控制的动态性能好,但是直接转矩控制存在转矩脉动和开关频率不固定的问题[6-7].针对转矩脉动问题,文献[8]给出一种基于空间矢量调制的直接转矩控制方法,有效地减小了异步电机的转矩脉动.直接转矩中开关频率不固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采用了滞环控制器,而文献[6]采用一种新的转矩磁链控制器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二部分：劳动力总量给定，并且能够在两区域间自由流动，仍假设i 区域具有较多人口，人口占两区域总劳动的份额为s (1/2<s <1)，但此时两区域的资本禀赋不同，且假设资本在两区域间不可流动。因此，赋有单位劳动的资本数量有如下关系：
(3)
定理6表明，劳动力转移的路径本质上并不受可供选择转移的区域数量的影响。对于资本匮乏的区域，随着可供选择转移的区域增加，劳动力流动对壁垒的敏感度并不一定会增加。
四、模型结果分析
与资本对称情况相似，证明步骤类同，但需要注意的是关于两区域资本禀赋的参数设置不同。
无论两区域资本是否对称，居住在j 区域的劳动力想要流动至i 区域工作，都会在劳动的边际收益之差与两区域间壁垒税差相等时产生均衡；又由于两地区产品不同，因此存在相对价格p ，另一地区产品价格即为1。MPL i -γ i =p [f (k i )-f ′(k i )k i ]-γ i ，劳动力转移壁垒税γ 如前所假设，是政府对每单位在其区域内工作的劳动力所征收的单位劳动力税。当劳动力流动达到均衡时，应满足无套利等式如下：
p [f (k i )-f ′(k i )k i ]-γ i
=f (k j )-f ′(k j )k j -γ j
(4)
在此阶段，前期因乡村旅游开发拥有良好基础条件的村落，率先获得“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国家资金的大力支持，各地基本同时起步，同时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各基层干部、村干部被派往各地考察、学习，各地建设互相模仿、抄袭、模式雷同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模式以河北省滦平县苇塘村闲置宅旅游开发为代表。
Max γi W i =pf ′(k i )K i +pL i [f (k i )-f ′(k i )k i ]
(5)
其中，p 代表该区域生产相对产品的价格，另一个区域产品价格即为
表示均衡时该区域劳动力总量。
由式(4)、式(5)可以解出均衡时的各区域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税、企业利润以及社会福利水平。
(一)资本对称情况下的劳动力流动均衡
定理1： 在资本对称的情况下，任一区域劳动力会随着该区域劳动力税的升高而流动到其他区域，这种流动直到两区域的税差与工资之差相等时才会达到动态均衡，即满足无套利条件等式(4)。且两区域的人均资本、产品价格以及劳动力最初的分布决定了该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劳动力税的敏感程度。
(6)
证明见附录。
定理1的含义很直观，表明当一区域的生活成本提高，会迫使劳动力由于生活压力向其他区域转移。在资本禀赋相近的区域中，一区域产品收益增加，劳动力外逃动机减少；人口最初分布得越平均，向其他区域转移的趋势越不明显。
定理2： 在资本对称的情况下，人口较多的区域对于税收变动比人口较少的区域更敏感。
(7)
证明见附录。
定理2说明在资本一致的情况下，加之两区域生产技术相同，劳动力密集的区域的劳动力对于税收壁垒的变化更敏感。直观地说，该区域生活成本提高，会迫使劳动力相较于其他区域劳动力更迅速地由于生活成本向其他区域转移，最终表现为该区域劳动力外流，此过程在两区域的人均收益与壁垒税之差相等时达到均衡。
定理3： 由定理2可知当两区域的资本数量相等时，两区域产品的相对价格为1。劳动力流动达到均衡时，会在两区域间平均分布。而区域中劳动力税设置与该区域人口最初分布以及产品利润有关。在资本对称的情况下，具有较多人口的i 区域应设置比j 区域高的税收壁垒，且该税收壁垒高于人均单位产品利润，而较少人口的j 区域应设置低于人均单位产品利润的壁垒税，从而吸引劳动力的流入。
(8)
(9)
证明见附录。
从定理3中可以看出，当两区域的资本背景相同时，两区域的劳动力规模也会一致。在这个机制下看到，较少人口却拥有相对较多资本的区域拥有制定较低劳动力税的优势，即利用低劳动力税吸引人才流入的优势，此时j 区域的政府并没有选择合作策略，而是把劳动力转移税设置在较高的水平。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如果两区域产业背景相同，生产技术、资本规模一致，地方政府并没有签署合作战略的动机去吸引劳动力，而是通过自身降低劳动力税的优势就可以吸引人才流入。
(二)资本不对称情况下的劳动力流动均衡
定理4： 在资本不对称的情况下，定理1依然成立，但定理2和3的结论不一定成立。即区域中劳动力税的提高依然会驱使劳动力外流，但两区域间劳动力数量对劳动力税变动敏感程度的比较会因为资本差异的冲击变得平缓或者加剧。即当i 区域资本总量大于j 区域资本总量时，i 区域人口外流的动力就会由于本区域资本实力冲击，劳动力对税收壁垒的敏感程度变弱；相反，当i 区域资本总量小于j 区域资本总量时，i 区域人口外流的动力就会由于本区域资本实力差距而加剧，劳动力对税收壁垒的敏感程度变强。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资本对称的情况下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均衡，某一区域劳动力的流动达到均衡的前提是劳动力流动后获得的收益至少不低于不改变现状情况下的收益。从而在第一阶段，任一地方政府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为：政府通过调节劳动力税，使本地方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一区域的社会福利包括资本、劳动的边际报酬以及对从外地移动至当地的劳动力征收的劳动力税三个部分，可表示为：
(10)
证明见附录。
不同腐殖酸尿素对玉米氮素吸收及增产效应的研究………………………………… 魏永富，张 胜，李星星，苑志强，冯梦喜（52）
定理4解释了东北三省劳动力外流的原因之一，东北三省相对于其转移的其他区域的资本禀赋不足，劳动力对税收壁垒的敏感程度要大于其他区域劳动力对税收壁垒的敏感程度，在均衡时，劳动力从东北三省流出的一定比从别的区域流出的多，呈现出劳动力外流的态势。
当两区域面临不同的资本投入时，劳动力流动的路径会变得不明确。资本的差异会加速或减缓劳动力流动的态势。如果人口多的区域具有资本优势，则会缓和该区域劳动力外逃的倾向，甚至可以成为其吸引劳动力的基础；如果该区域资本禀赋也不具备优势，则会加速劳动力外流，此时如果想靠提高税收增加区域福利，则无疑会加速劳动力的外流。对于该结论，同样适用于分析“一带一路”各国家的人才竞争机制，当一国的资本实力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人才数量的压力并不会降低本国的竞争力，反而会成为人口红利，有利于总体福利的提升，如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经济实力雄厚，R&D人员数也居首位，此时增加劳动力流入的行政壁垒并不利于新加坡总体福利的提升；但对于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国菲律宾，高的劳动力准入门槛则会为其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γ i =p [f (k i )-f ′(k i )k i ]
(11)
证明见附录。
定理5说明在资本人口禀赋差距很大时，若i 区域作为资本匮乏的人口大省，壁垒税设置越高，对当地福利越有利，同时迫使冗余的劳动力向外流出；若i 区域作为资本丰富的人口大省，壁垒税的设置应等于或低于单位产出利润，此时吸引人才策略对整体福利更有利。由于两区域生产技术相同的假设，所以选择对劳动力转移设置壁垒税还是给予补贴与两区域最初的资本禀赋、人口分布比例相关。
免疫荧光原位杂交检测结果判定：荧光显微镜的蓝色通道下观察DAPI染色，蓝色荧光者表明为有核细胞；红色通道下观察CEP-8信号，红色亮点数目即为8号染色体数目，CTC的 8号染色体呈多倍体，即CEP8信号点≥3个，血源性白细胞8号染色体呈二倍体，即CEP8信号点≤2个；另外，CD45染色为红色，在红色通道下观察细胞是否表达CD45，CTC不表达CD45而细胞周围无红色荧光。结合三色通道下的叠加图像，CTC阳性判读标准：CEP-8信号点≥3个且DAPI＋CD45-，胃癌患者外周血中CTC的细胞核经DAPI染色显示为蓝色荧光，细胞核内可见有3个或3个以上红色信号点时，认为是循环胃癌细胞（图1）。
(三)模型扩展：三区域情况下的劳动力流动均衡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上述模型进行扩展，此时存在三个区域，其中两个区域具有相同的人口规模，
为这两区域各占据的三区域劳动力的份额。也就是说两个劳动力较多的区域，一个劳动力较少的区域。假设资本在区域间不可流动。因此，赋有单位劳动下的资本数量有如下关系：
(12)
其中：
当劳动力流动达到均衡时，三区域之间应满足如下等式：
施叔青的小说中，这样有能力自立却选择依附于男性的角色有很多，在不同文化之间摇摆不定的女性角色也有很多，这些合一的体现在了李愫的身上，施叔青对于这类女性总有着同情也包含批判，这种困境不仅仅出现在这样一群特殊群体的女性中，更存在于当下社会，而只有群找到自己的文化落脚点，拥有女性的主体意识，才不会在生活中迷失。
p 1[f (k 1)-f ′(k 1)k 1]-γ 1=p 2[f (k 2)-f ′(k 2)k 2]-γ 2
=f (k 3)-f ′(k 3)k 3-γ 3
图6为传感器系统红外光源HSL5-115-S的驱动电路。单片机通过DAC转换提供频率为0.5 Hz,占空比为50%的脉冲方波,经过LM358放大,用来控制低压MOS场效应管2N7002的通断。
(13)
定理6： 三区域之间劳动力流动时，区域1和区域2的劳动力对壁垒税的敏感程度与两区域的资本禀赋呈反比；区域1或2和区域3的劳动力对壁垒税的敏感程度与两区域资本不对称情况相似，劳动力对壁垒税的敏感程度仍与两区域劳动力分布成正比，与资本禀赋成反比。可见可供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增加并不能从本质上影响劳动力流动的路径。劳动力外流的路径相比两区域间的转移路径并没有更陡峭或平缓。
(14)
证明见附录。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国和国之间距离拉近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发展风险，即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也会殃及其他国家。在这样复杂的经济发展背景下，企业经营发展所需要承担的风险相应加大，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管理能够有效规避这种发展风险，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其中：
五、结论以及对“一带一路”的启示
本文主要考察了在资本投入对称和不对称情况下两区域和多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区域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劳动力税以及相应的福利。
研究发现，一区域的劳动力会随着该区域劳动力税的升高而流动到其他区域，这种流动直到两区域的税差与工资之差相等时才会达到动态均衡，政府通过增加劳动力壁垒税增加本区域的社会福利。“一带一路”倡议践行过程中，政府对劳动力设置的行政壁垒会阻碍劳动力的流入，但可以提高本国居民的福利。
当两区域面临相同的资本投入时，两区域不同的劳动力分布迫使两区域政府选择不同的劳动力税。最初人均资本较多的区域拥有制定较低壁垒税的优势来吸引劳动力流入，而人均资本较少的区域则选择较高的壁垒税对本地居民福利更有利。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具有相似产业背景的国家，人口较少的区域可以通过降低劳动力准入门槛来获得更高的福利。如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两者同样具有丰富的能源和产业背景，印尼的人口密度却比文莱多出近一半，因此，文莱相比印尼制定了更多利于人才流入的措施，文莱政府规定对营业者的个人所得以及资本盈利均不征收所得税，且利润汇款也不加限制不课税。
定理5： 当两区域的资本数量不相等时，壁垒税的设置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当两地区资本禀赋之比和人口比例相等时，劳动力保持最初分布，壁垒应设置为该地区人均资本下单位产品利润；第二，当i 区域(人口多的区域)的资本禀赋要明显大于j 区域时，壁垒税应设置为低于人均资本下单位产品利润，吸引人才策略会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第三，当i 区域(人口多的区域)的资本禀赋要低于j 区域时，劳动力对税收壁垒的敏感程度增强，壁垒税应设置为高于人均资本下单位产品利润，设置较高的劳动力税可以为本地居民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
中级人工智能:能执行复杂的指令，能做许多复杂的劳动，替代人类的大多数劳动，但并不能领会人类的所有指令，没有创造性，没有情感。
根据企业规模的划分以及调查数据来看，58.33%自我就业者属于个人创业，37.5%主要与家人一起创业，即沙湾特色小镇自我就业者大多是属于自己创业，而这些全家一起做的商家大多为家族店铺，祖辈相传，已经有好几代的历史。根据调查，90后创业者以个体户居多，大部分大学生属于90后，所以沙湾特色小镇也是90后大学生创客可以考虑的创业点。
关于劳动力转移的路径，本质上仅受各区域间资本禀赋和人口分布差距的影响，并不受可供选择转移的区域的数量的影响。选择任一区域转移时，仅考虑两区域的人口分布情况和资本禀赋差距，因此随着可供转移的区域增加，在本质上并不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决策以及各区域政府的区域福利分析。该结论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会促使国家间的合作增加，但这并不会造成人才流动的加速或改变，并不会对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靠后、不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形成人才流失的恐慌。
附录
(一)定理1的证明
对文中式(4)做全微分，可得：
(a)
其中，i ≠j =1,2。
在Simulink仿真环境下实现了闭环线性系统，并且关于反馈矩阵K的选取，对比了传统的极点配置法和基于LQR的最优控制法所设计的闭环系统性能。则对于仿真实验，给定系统输入的电压信号如图6。
(b)
(二)定理2的证明
由式(b)同理可得j 区域的劳动力税对该区域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c)
式(b)和式(c)联立可以得出两区域劳动力对于劳动力税变动的反应程度的比较：
(d)
(三)定理3的证明
对文中式(5)最优化社会福利函数进行一阶微分，得到如下等式：
=
(e)
联立式(b)、式(e)可得：
(f)
因此，我们得到政府应设置的最优劳动力税。由于模型对称，所以两区域产品的相对价格为1。从式(f)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区域设置最优劳动力税的纳什均衡：
(g)
(h)
(i)
(j)
(四)定理4的证明
本节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资本对称的情况下，讨论政府应选择的最优劳动力税，使劳动力在两区域间自由流动所达到的均衡情况为最优配置，并以其作为本模型的基准；第二部分在资本禀赋不对称的情况下，讨论该区域政府劳动力税的最优选择。
由于只考虑i 区域劳动力税的影响，所以γ j 的边际影响为0，即dγ j =0。从式(2)、式(a)和人均资本生产函数的单调递增并且严格凹的假设可得：
(a)
由于只考虑i 区域劳动力税的影响，所以γ j 的边际影响为0，即dγ j =0。从式(3)、式(a)和人均资本生产函数的单调递增并且严格凹的假设可得：
(k)
同理可得j 区域的劳动力税对该区域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l)
式(k)和式(l)联立可以得出两区域劳动力对于劳动力税变动的反应程度的比较：
(m)
(五)定理5的证明
对文中式(5)最优化社会福利函数进行一阶微分，得到如下等式：
这一声“‘娘气’亚文化，放过我的儿子吧”，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不是现在年轻人有多大问题，而是你们这一代成年人审美有问题，应该尊重一个多元审美时代的到来。
=
(e)
联立式(k)、式(e)可得：
(o)
同理可得j 区域的劳动力税：
(o)
(六)定理6的证明
对文中式(9)求γ i 的一阶导,i =1,2,3，我们可以得到：
(p1)
(p2)
(p3)
根据式(p1)～式(p3)可得到如下关系：
(q)
参考文献
[1]Grubel H B,Scoft A D.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56(1/2):268-274.
[2]Mundell R.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47(6):321-335.
[3]Krugman P R.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79(9):469-479.
[4]Johnson H.Som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Brain Drain[J].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1967,9(7):379-411.
[5]Berry R A,Soligo R.Some Welfar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9,77(5):778-794.
[6]Bhagwati J N,Koichi H.The Brain Drain,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Markets for Professionals and Unemployment:A Theore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74,1(1):19-42.
[7]McCulloch R,Yellen J L.Factor Mobility,Regional Developmen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7,85(1):79-96.
[8]Rivera J P R.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Taxing the Remittances of Skilled Workers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Aggregate Income Using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Education Research,2013,14(3):1-19.
[9]Miyagiwa K.Scale Economies in Education and the Brain Drain Problem[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1,32(3):743-759.
[10]Haque N U,Kim S.Human Capital Flight:Impact of Migration on Income and Growth[J].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1995,42(3):577-607.
[11]Borjas G J.Self-Selec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4):531-553.
[12]Borjas G J.Immigrants in the U.S.Labor Market:1940-1980[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81):287-291.
[13]Borjas G J.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J].1994,32(4):1667-1717.
[14]Borjas G J.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R].NBER Working Paper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2003,No 9755.
[15]Borjas G J,Bratsberg B.Who Leaves?The Outmigration of the Foreign-Bor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78(1):165-176.
[16]Warren R,Peck J M,Foreign-Born E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1960-1970[J].Demography,1980,17(2):71-84.
[17]Warren R,Kraly E P.The Elusive Exodus:E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J].Population Trends and Public Policy,1985(3):8-17.
[18]Borjas G J,Grogger J,Hanson G H.Immigration and the Economic Status of African-American Men[J].Economica,2010,306(4):255-282.
[19]Aydemir A,Borjas G J.Cross-Country Variation in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Canada,Mexico,and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7,4(5):663-708.
[20]Baumgardner J.The Division of Labor,Local Markets,and Worker Organiz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8,96:509-527.
[21]Benabou R.Workings of a City:Location,Education,and Produc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619-652.
[22]Kim S.Heterogeneity of Labor Markets and City Size in an Open Spatial Economy[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1,21:109-126.
[23]Duranton G,Puga D.Diversity and Specialisation in Cities:Why,Where and When Does It Matter?[J].Urban Studies,2000,37(3):533-555.
[24]Duranton G,Puga D.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M]//Henderson J V,Thisse J F.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2004,4(48):2063-2117.
[25]Zenou Y.Urban Labor Econom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26]Berliant M,Zenou Y.Labor Differentiation and Agglomeration in General Equilibrium[J].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2014,37(1):36-65.
[27]Stigler G J.The Tenable Range of Func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M]//Joint Economic Committee.Federal Expenditure Policy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213-224.
[28]Musgrave R A.Economics of Fiscal Federalism[J].Nebraska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1971,10:3-13.
[29]Oates W E.Fiscal Federalism[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
[30]Oates W E.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on Fiscal Federalism[J].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scal Federalism,Lexington,MA:D.C.Heath,1977:3-20.
[31]Pauly M V.Income Redistribution as a Local Public Good[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3(2):35-58.
[32]McLure C E Jr.Tax Competition:Is What’s Good for the Private Goose Good for the Public Gander?[J].National Tax Journal,1986(9),39:341-348.
[33]Wildasin D E.Income Redistribution in a Common Labor Marke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9):757-772.
[34]Wildasin D E.Labor-Market Integration,Investment in Risky Human Capital,and Fiscal Competi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90(1):79-95.
[35]Gramlich E M,Laren D S.Migration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Responsibilities[J].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84,19(9):489-511.
[36]Brown C C,Oates W E.Assistance to the Poor in a Federal System[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87,32(4):307-337.
[37]Peterson P E,Rom M C.The Case for a National Welfare Standard[J].Brookings Review,1988,6(11):24-32.
[38]Tullao T,Rivera J P R.The Impact of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on the Demand for Education:Implications on the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the Philippines[J].East Asian Development,Network,2008.
[39]Egger P,Radulescu D M.The Influence of Labour Taxes on the Migration of Skilled Workers[J].World Economy,2009,32:1365-1379.
[40]朱丽江.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机理:出口开放视角——基于长三角城市的面板分析[J].财经科学,2013(9):83-91.
[41]陈钊,陆铭.首位城市该多大?——国家规模、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影响[J].学术月刊,2014,46(5):5-16.
[42]佟家栋,李胜旗.基于海运视角下的国际贸易与城市化发展[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4):103-117.
[43]宋晓丽,张玉.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我国百个地级市的系统GMM研究[J],2016(2):39-48.
[44]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45]王仁言.人口年龄结构、贸易差额与中国汇率政策的调整[J].世界经济,2003(9):3-9,80.
[46]杨继军,马野青.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外贸失衡：基于人口因素的视角[J].2011(12):148-157.
[47]田巍,姚洋,余森杰,周弈.人口结构与国际贸易[J].经济研究,2013(11):87-99.
[48]谢建国,张炳男.人口结构变化与经常项目收支调整:一个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3(9):3-24.
[49]蔡兴,刘子兰.人口因素与东亚贸易顺差——基于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和性别比率等人口因素等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9):48-59.
[50]江霈,冷静.劳动力流动替代资本流动的辨析与展望[J].财经科学,2008(12):105-113.
[51]谢莉娟,吴中宝.刘易斯转折点、要素价格均等化与产业升级——基于中国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阐释[J].财经科学,2009(8):89-94.
[52]张车伟,蔡翼飞.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均衡发展[J].人口研究,2013(6):3-16.
[53]方行明,韩晓娜.劳动力供求形势转折之下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J].人口学刊,2013(2):60-70.
[54]张文武.集聚与扩散:异质性劳动力和多样化贸易成本的空间经济效应[J].财经研究,2012(7):14-25
[55]谢露露.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集聚效应[J].上海经济研究,2013(1):99-106,141.
[56]Zodrow G R,Mieszkowski P.Pigou,Tiebout,Property Taxation,and the Under-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ecs,1986,19:356-370.
[57]Wilson J D.A Theory of Interregional Tax Competition [J].Journal of llrban Economics,1986,19:296-315.
An Analysis for the Path of Labor Mobility under Regional Barriers
DU Wei YU Xiang-hua JIANG Hui
Abstract : With the policy of “The Belt and Road”,it is common for the talent drain and industry transfer between regions.Based on these phenomena,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low patterns of labor force in two regions,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s.Unlike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n labor mobility,we drew the following different conclusions:when the capital gains of the two regions are the same,the region with relatively more capital has the advantage of setting a low tax barrier to attract labor inflows;when two places obtain different capital endowments,the path of labor mobility would have two possible directions;the path of labor transfer is essential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regional capital endowments and demographic disparities which is not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regions that can be transferred.This conclusion is instructive to optimize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Belt and Road”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s.
Key words :Labor tax Labor mobility Regional barrier
[中图分类号] F061.5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549(2019)10-0081-11
[收稿日期] 2019-02-28
[作者简介] 杜薇，女，1987年11月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余向华，男，1974年7月生，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问题；姜慧，女，1982年8月生，鲁东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直接投资。本文通讯作者为余向华，联系方式为13911179386@126.com。
[基金项目]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项目编号：CSC NO.201706640065)；201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7BJL060)；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人力资本优势对北京市共享式增长目标的促进效应与优化机理研究”(项目编号：14JGB03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服务业发展政策的演变及有效性协同性分析”(项目编号：17ZDA056)。
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捷副教授以及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李 晟 张安平)
标签：劳动力税论文; 劳动力流动论文; 区域壁垒论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论文;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论文; 鲁东大学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