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民主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村社制度是孕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厚土壤。无论是斯拉夫派对村社的赞美、迷恋，还是民粹派将俄国的未来寄希望于村社，试图“利用历史上已形成的人民生活的组织形式来一方面唤起农民进行革命，另一方面保持村社内存在的平均主义原则，直到革命后实行新的、社会主义的原则”①，都为俄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产生开启了先河。
一 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的中断与地下复苏
在苏俄，孟什维克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后，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样也制定了自己的策略、原则。他们认为，1905年在俄国开始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其任务是消灭农奴制残余，并为资产主义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在革命中，无产阶级是积极而坚决的参与者，而不是努力做领导者。特别是孟什维克在评价1906～1907年革命时，认为在革命的“杜马”时期（1906～1907年）政治领导权已经转到立宪民主党手里，在1905年10月以后再谈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完全不合适了。因此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象征性的、临时性的②。孟什维克在反对采取激进措施的同时，还对农民表现出了不信任。他们认为，农民运动不仅有革命性，还有反动性，幼稚的君主主义，平均使用土地和保存村社的要求，等等。为此他们对建立工农联盟持怀疑的态度，反对建立联合的工农专政。
不难看出，1905年的俄国革命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与冲突尖锐而明朗化了，甚至不仅仅是策略上的纷争了。总的来看，布尔什维克主张用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并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则主张用改良的办法改造俄国社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结盟成为他们的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什维克多数持护国主义立场。在1917年推翻沙皇政府的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仍然坚持固有的立场，其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和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他们认为，在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农民国度建立社会主义是幻想。普列汉诺夫曾说：“俄国历史没有准备好可以烙出社会主义之饼的面粉”。他们参加临时政府的目的不是获取国家的权力，而是促进国内的和解、防止发生内战和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并对临时政府实施监督。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一道极力主张建立立宪会议，这与主张建立苏维埃制的布尔什维克又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内战时期，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极其不满。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党以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参加了在1921～1922年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叛乱为由，最终将他们全部镇压了。这样，最初在苏俄产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运动，在苏俄历史地中断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对孪生兄弟的对立和斗争，一方面预示出俄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性、艰难性；另一方面表明，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在俄国的斗争是激烈而残酷的。历史在一时一刻展现的图景往往遮避了我们的视线，我们一度以为终结的历史，后来在俄国的土地上依然延续着。
1965年夏季，为反对给斯大林恢复名誉，各种社会集团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以请愿的方式举行了更广泛的抗议活动和示威，形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不同政见者大致可分为3股势力和派别， 以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院士为核心的是捍卫基本人权派；各种少数民族争取民族更多自决权的组织是民族权力派；第三个就是主张在苏联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争取“人道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派别。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就是这一派的领军人物。他认为，争取“‘人道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了其他社会运动的全部理性的方面。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提供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政治上的少数派所享有的自由……尊重宗教权力和清除对宗教组织的一切人为障碍。”③ 同时，也提倡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改革。他说，在共产党的内部，也有一种新生的力量，认为人道的社会主义能在不抛弃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实现自由。“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民主是极为重要的。而对民主来说，社会主义也是极其重要的。”④ 这些主张同孟什维克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切说明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与抗议行为，使一度在苏联中断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的地下又悄然地复活了，延续着民主社会主义与苏联的不解之缘。
二 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与苏联剧变后社会党的重建与整合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 他上台后做出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和调整后就启动了苏联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机制。在1986年2月25 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在阐述加速发展战略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进一步实现民主化、加深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实行公开性的政治改革的目标。进入1987年后，戈尔巴乔夫逐步地形成了改革的新思维，对改革、民主和公开性、外交、社会主义做出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论述和分析。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苏联以前搞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的、专横的社会主义”，而苏联现在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崭新状态”。他认为，“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多一些活力和创造，多一些组织性、法制和秩序，多一些经营的科学和主动性，多一些管理工作的效率，人们生活得更好和更有保障。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生活中多一些民主、公开性和集体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中多一些文明和人道主义，多一些尊严和自尊。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多一些爱国主义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多一些公民对全国事务及其对国际事务的良好影响的关切。换句话说，就是多一些社会主义本质所包含的内容，就是多一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前提所包含的内容。”⑤ 由此看出， 戈尔巴乔夫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民主党所搞的民主社会主义，尽管有时他表达得比较隐晦。但是，他推崇民主社会主义的由衷的心态却是再清楚不过的。在上世纪20年代中断的孟什维克版的社会主义模式，经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传承，在80年代末，又从地下浮出“水面”。并且以一个所谓新的面貌和新的改革目标出现在苏联人民的面前。可见，在苏联民主社会主义的实力虽然是弱小的，但是，其生命力却有较强的韧性。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认为，“改革政策的实质就是从极权的官僚体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切表明，在苏共二十八大后，至少在纲领和意识形态方面完成了社会民主党化，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成为苏共新的选择和新的目标，也说明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是戈尔巴乔夫等苏共上层认同的价值观念，而且已成为苏共大多数成员的选择。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彻底地败下阵来，其本人竞选失败，不但没有选上党的副书记，也没有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苏共的“民主纲领派”也宣布退出苏共。同时，叶利钦、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也都宣布退党。可见，苏共在当时基本上被社会民主党化了。
不可否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极权的社会主义。在和平时期，他镇压了几百万自己的同胞，这是社会主义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苏联人民再也不会认同这样的社会主义了。赫鲁晓夫虽然开启了改革机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进行批判。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系统、不彻底的，他的改革思想不够成熟，改革措施不稳健，混乱和朝令夕改葬送了改革，也葬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无疑，赫鲁晓夫的路线也是走不通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特别是在军事上对美国采取了进攻的态势。但是，苏联为这场无法取胜的竞争付出了几万亿美元和联盟被拖垮的代价。总体上看，这个时代确实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停滞的时代，一个创造性枯竭的时代，一个没有生气和活力的老人政治的时代。
八一九事件后，苏联的历史进程发生了突变，苏联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浪潮。苏共被宣布非法，苏共的财产被没收，戈尔巴乔夫发表了辞去总书记职务、苏共中央自行解散的声明。戈氏不胜感慨地说：“我从俄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成了另外一个人。”⑥
早在1987～1989年，苏联就已经出现了几个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政治俱乐部和非正式的组织。1990年5月，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成立， 作为苏共反对派参与苏联的政治生活。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前共产党在纷纷组建激进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同时，也相继组建了10多个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2003年3月， 在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下，俄罗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实现了初步的联合，一些影响不大的政党，如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联盟、劳动联盟、俄罗斯民主政策运动和“新左翼”运动等加入了新产生的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当时，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有72个地方组织。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国际影响，社会民主党国际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同该党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不过，俄国的社会民主党还远没有实现真正的整合，还潜伏着分裂的危险⑦。不难发现，俄罗斯出现了思潮与政党相脱离的奇异现象。其重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苏联改革发生突变，中断了苏共转变为社会民主党的进程。八一九事件导致苏联的历史进程发生了突变。苏共、俄共成为帝国的殉葬品而先行被解散，使苏共、俄共失去了转变为社会民主党的机遇。俄国历史又一次偏离了世界历史的轨迹，也将再一次为此而付出代价。苏共、俄共不但破裂为众多碎片，覆水难收。而且，前共产党人更加激进、民粹化了。“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剧烈振荡，俄罗斯经济一度一路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特别是普通工人、农民、养老金领取者等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大不如前以及俄罗斯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下降，导致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高潮，这样就为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和原共产主义派别组织提供了支持者。”⑧ 苏联时期， 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和精神领袖人物都被视为葬送联盟的罪人和苏共的叛徒。他们成为帝国解体、苏共解散的替罪羊，他们的影响力明显地削弱了。正如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戈尔巴乔夫在群众中的支持率很低，影响很差，也就是说，现在可能有1％的人支持他，但有50％的人强烈反对他。”⑨ 对于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也许他们最为感伤和难以接受的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和转轨，更令他们痛心疾首的是联盟的解体，是帝国的崩溃。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写道，“他们获胜了。他们达到了毁灭一个帝国，并且把我们从历史中一笔勾销的目的。俄罗斯意识早在千百年前便开始奋斗追求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⑩ 而这一切在他们看来当然要由戈尔巴乔夫等来承担责任。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4年和2001年分别作了两次民意调查：“谁对国家的不幸负有责任？”。1994年，29％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负责，排名第一；2001年，有32％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负责，仅次于叶利钦的34.1％(11)。可见，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仍背负着历史的包袱，不为广大俄罗斯人所接受。苏共、俄共重建后，前共产党人多数加入中左与极“左”的政党，少数成为左派的右翼。
第二，极端、变态的爱国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有较大的杀伤力。依据西欧和东欧的历史和现状，从理性和逻辑判断分析看，在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应当是左翼阵营的主导力量。但在俄罗斯却恰恰相反，俄共始终是左翼的最大政党，并曾是俄罗斯杜马第一大党。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党也始终是杜马中有相当影响力的党。其个中原因是，俄罗斯是大国意识浓厚、强烈的国家。俄共和自由民主党都提出恢复苏联的主张，它们因此得到许多俄罗斯人的支持。在国力衰落时期，提出强国的爱国主义纲领，会使大国意识不断强化，甚至“发酵”成失去理性的一种情绪。虽然，恢复苏联，重建帝国是缺少现实性的心理意向。
第三，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使其在转型期又做出了极端性的选择。从历史看，俄罗斯是一个缺乏耐心，容易走极端的民族。他们要么主张大西洋主义，尽快地融入欧洲的大家庭中去，在500天内建立现代的经济体制， 用几年的时间复兴伟大的俄罗斯；要么强调俄罗斯和斯拉夫的特性，俄罗斯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开辟出一个新的世界。俄罗斯私有化之父阿·丘拜斯曾设想：“私有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而且是要以突击的速度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世界上其他国家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工作。”(12) 另一位激进的女经济学家的表述更富有激情，并有十足的火药味。她说：“每当我思考俄罗斯复兴之路时，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战后德国阿登纳政府的经济奇迹。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将所有的共产主义象征物搬进博物馆。等到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正是俄罗斯的复兴之日。”(13) 同浪漫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执着的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从相反的角度表述：“从历史观点来看，俄罗斯是一种特殊的文明类型；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俄罗斯是欧亚大陆板块的中心和支柱；从世界观和思想观念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是特殊文化和道德传统的体现者；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以斯拉夫人为强大核心的复杂的民族共同体；从经济角度来看，俄罗斯是一个与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不同的独立的经济整体。”(14) 久加诺夫的话让我们仿佛听到了19世纪30～40年代斯拉夫主义者的历史回音。俄国人总是执迷于海市蜃楼的幻景，投向狂热的突变，由此而走向极端。因此在俄国剧变动荡的转型期，理性、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就被悬置一边。
第四，俄罗斯的政党格局挤压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空间。俄罗斯的右翼政党曾在俄罗斯独立的初期占主导地位，极力推行“休克疗法”。现在，右翼的实力和威望大不如从前，第四次杜马选举失败后，被排挤出议会。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右翼是一个本格派的组织，它所代表、依靠的对象是稳定的，它的基本盘的经济实力是最强的，特定时期它对中产阶级也有较强的吸引力。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的潜在的选民一部分被右翼拉走了。还有，右翼的主张是总体方向性的，其核心价值和制度框架主体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它是一个社会中多数选择中的最主要的两三个选择之一。左翼政党中，俄共是中左翼，俄共主张的恢复苏联等强国政策，反对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保护和提高弱势阶层生活待遇等政策，牢牢地吸引和掌握了那些具有浓烈的帝国意识，十分留恋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是现在俄国左翼政党的主导力量，是议会中的第二大党。从1993年重建以来，俄共发展迅速，对俄政坛产生很大的影响。俄共宣布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布）—苏联共产党（布）—苏联共产党的嫡传继承者，充分运用了原苏共的组织系统，干部等资源。这使许多思想理念并不统一的前共产党人回归到俄共的旗帜下，也使俄共的内部存在一支具有社会民主党意识的人群，例如1991年10月成立的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该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苏共最后一个党纲《社会主义、民主、进步》。这个纲领掺杂着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成分。俄共恢复后，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的大部分成员流入到俄共去了。在俄共内部始终存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派别，这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既具有讽刺的意味，同时，也给俄共送去了一匹“特洛伊木马”。目前，俄罗斯中派政党的实力最强，俨然是执政党，政治资源也最雄厚。它极大地挤压了社会民主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冷战时期的世界政党政治的格局中，共产党是左翼，保守党（英）、共和党（美）、基督教民主联盟（联邦德国）以及保卫共和联盟（法）是右翼政党，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是相对于共产党、右翼政党而言的中派性质的政党。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是左翼的主导力量，相对于西欧共产党和右翼政党，它是属于左派阵营中的右翼，有独立发展空间。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被俄共、右翼政党挤压的同时，在本来属于它固有的领地里又揳入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中派政党，因此，社会党的声音就更弱了，地盘就更小了。
第五，俄罗斯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弱点，使它的能力和作用未能得到更好地发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是理性、温和的政党，奉行公正、民主、自由、平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反对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社会政治目的，反对“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在转型期的政治大搏斗中，他们很真诚，也有耐心，正在不断地行动，但是他们却没有争取到更多的民众的支持，也不善于使用政治手腕，更不能冲锋陷阵，施暴用狠。他们的领袖多数是学者，儒雅，有绅士风度，却经不起政治腥风血雨的摔打。他们的纲领看似成熟，却不够鲜明，还没有脱尽书斋的气息，没有转换为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大众化的竞选语言。他们的组织比较涣散，看起来类似沙龙和俱乐部，领导人物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还有待加强。他们依靠和代表的阶层、民众有较大的游移性，中产阶级还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阶层。不言而喻，这些不足和弱点限制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能力和作用的发挥。
三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未来的挑战与发展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未来的发展，既取决于其自身的壮大、完善，也与俄罗斯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和政党格局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俄罗斯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转轨动荡后，其政局已趋于稳定，经济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即将渡过艰难、混乱的转型期，进入理性、平和、有程序和稳定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这个时期，那些极端化的、蛊惑性的和充满帝国意识的主张将越来越失去市场。人们需要的是现实主义的战略，公民也越来越趋于理性、成熟。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在“团结与祖国”党成立大会上声称，“除了在科学与技术领域中的革命外，‘团结与祖国’党反对一切革命”(15)。这些变化为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提供了有利的舆论氛围和发展条件。
俄罗斯现在的政党格局是中间大，两翼小。同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相比，这是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这个格局会持续多长时间？能否长久地存在下去？如果发生变化，它会朝着什么方向变化？首先，俄共已经4次分裂了，党员已由1996年的50万减少到2004年的25万，一些过去投俄共票的选民与其说是支持俄共，不如说是反对叶利钦的情绪化的宣泄，而这些人中的很多人现在可能转而支持普京去了。用新闻记者安纳托利·巴拉诺夫的话说，俄共“是一个为居民提供反对派设施的垄断股份公司”(16)。俄共越来越老龄化，“可以说后继乏人，有的地方年轻人只占2％～3％”(17)。甚至重建俄共的克利亚洛马河畔的代表大会被媒体讥讽为是“退休官僚的大会”，久加诺夫也严峻地指出：“对俄共威胁之一是换代带来的困难。我们的选民和党员的骨干是（成长）在苏联时期的人……他们正在老化和将要离去，我们有些党组织最近失去了将近1/3的领导人。”(18) 俄共在思想纲领方面，一是有难以释怀的帝国意识，尽管在表述时比较隐晦，婉转；二是特别强调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东正教、斯拉夫、俄罗斯的属性，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三是因循守旧，不能根据俄国实际情况的变化提出对广大群众有吸引力的政治主张；四是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主观臆断。普京执政时期，提高了退休金和补贴，及时发放工资，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进一步改革、完善了政党、选举、公务员、司法、地方自治、税收、退休金和土地等制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调控能力，严厉地打击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限制和打击寡头势力干预政治。现在，俄政局基本稳定，经济增长连续几年在4％以上，普京的支持率高达70％以上。但是，这些成就俄共都视而不见，认为“普京的第二任期是俄罗斯危机的新阶段”，普京的使命是“使俄罗斯不可逆转地变成西方的边缘地区，变成西方的附庸，实际上，开始了反革命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更加残酷，更加厚颜无耻”(19)。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认为，“总统和政府正在把国家引向一场民族的灾难，他们的内部政策是毁灭性的，外来的压力威胁当局在世界舞台上交出自己的阵地”(20)。综上所述，种种迹象和趋势表明，俄共虽然现在看起来比俄国社会民主党强大，但是俄共面临着更加致命和深刻的危机，俄共可能已开始了自然衰落的过程。那样，社会民主党最终将取代俄共成为俄国左翼的主导力量。“统一俄罗斯”党是俄国中派政党，也是总统党，其核心价值同右翼政党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它的基本的政策主张同社会民主党有很多相似性。它迎合多数俄国人的意愿，也提出爱国主义、强有力国家、法制和秩序的竞选纲领。从目前看，这是“统一俄罗斯”党成功的一个方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也潜伏着发生分裂的因素。当俄国社会步入正常的发展、运行轨道后，右翼将成为重要的一极同它争夺选民，社会民主党将同它争夺原本不想走极端而又有社会主义情怀的那一部分选民。当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已成为各政党的共同资源，强调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已失去特殊政治含义时，中派政党的影响力就被削弱了。特别是中派政党在没有普京这个共主的后普京时代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总之，在俄罗斯不能排除中派政党走向衰落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所分析的诸多可能性实现了，也就意味俄国政党的格局发生这样的变化，形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的左翼，以自由主义为主体的右翼，极端的政党被边缘化，民族主义的政党融入到其他政党之中。
从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和未来发展看，时间是属于社会民主党的。从1999年3 月的调查看，当时在俄国的中间阶层占劳动人口的25％(21)，依据2002年俄国学者社会调查看，在俄罗斯“顶尖”阶层所占的比重不足5％，正在形成的中间阶层（企业家、经理、教师、医务人员、技术员和工程师等）约为60％～65％，底层的居民达12％，主要是那些从事非专业劳动和收入少的人，最底层的是对社会具有破坏作用的流氓化的群体占7％～9％(22)。统计方法和口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但是，俄罗斯社会结构在发生较大的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中间阶层进一步壮大也是有目共睹的发展趋势。中间阶层的成长、壮大在客观上为社会民主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提供潜在的选民。
注释：
①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② 同上，第108页。
③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129～130页。
④ 同上，第78页。
⑤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37～38页。
⑥ 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396页。
⑦ 参见孙凌齐《21 世纪的俄国社会民主党》，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1期。
⑧ 向文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⑨ 黄宗良、林劭健主编：《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⑩ 转引［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74页。
(11) 向文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12) 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13) 同上，第265页。
(14) 根·久加诺夫：《俄罗斯与当代世界》，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0页。
(15) 前引书：《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第165页。
(16) 前引书：《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第169页。
(17) 同上，第171页。
(18) 根·久加诺夫在俄共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源自俄网站cpyfru/party
(19) 李兴耕：《俄共的危机及其出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0期。
(20)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载2005年10月30日俄共网站www.cprfru。
(21) 姜列新：《当代俄罗斯社会中的中间阶层》， 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6期。
(22) 解建群：《俄罗斯的社会结构》，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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