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家教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教论文,曾国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他要曾家子弟在修“心”、修“身”、修“行”上砥砺磨炼，以成“贤人”，达“家道长久”之目的。曾国藩带有浓厚封建宗法意识的家教思想在今天已不完全适用，但其表现出的优良民族文化传统仍具强大之生命力，当为今人所借镜。
关键词 曾国藩；修心；修身；修行
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他把教育子弟的着眼点放在修“心”、修“身”、修“行”上，并格外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耕”与“读”，也特别重视“三修”必成的首要条件——“志”、“恒”、“勤”、“劳”。
大凡人要致贤成才，首先要从必成的第一步——志恒勤劳做起。曾国藩反复告诫子女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1]曾国藩还把“勤”作为字谕子弟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2]欲“勤”，必应“习劳”、“习苦”，只有不怕劳苦，方能真正做到勤。“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3]人只有做到“志”、“恒”、“勤”、“劳”4字，才有可能趋向贤良。曾国藩对子女在修“心”、修“身”、修“行”上的教诲可谓尽心尽智。修“心”是人心智心力的砥砺和磨炼，是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与修炼。通过修“心”可综合反映人的品性、心态、价值观念和思想境界。曾国藩提倡修“心”是要其子女集中做到：“慎独”、“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谦”、“恕”等。
慎独 是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以求自知之明，达到心底无私和“善”的境界。“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4]这里强调通过自我修养来“为善去恶”，把道德方面的要求大大强化了。
不忮不求 圣贤修心之道要求远离嫉贤妒能和贪图名利。曾国藩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有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名贪利，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俟、势位相埒之人；求不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5]
孝友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6]曾国藩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在他眼里，官宦之家只能延续一二代，商贾之家不过三四代，耕读之家可延五六代，而孝友之家能绵延十代八代。[7]所以家庭成员必须作到“孝友”2字。
仁 曾国藩视“仁”为“仁民爱物”，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即所谓“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他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己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8]
敬 曾国藩视“敬”为“作人之道”和“立德之基”，故“不可不谨”[9]。他说：“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者。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10]曾国藩在此着力强调了内心和外貌的统一，要求达到“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而且应当“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11]，就可以无处而不敬，无事而不敬了。
谦 曾国藩非常强调子弟处事“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12]他视“子弟骄怠”为居家四败之一[13]，必欲戒之。
恕 “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14]，欲“恕”，要“以仁孝心，以礼存心”，只有如此，虽“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15]
曾国藩教子修“心”，意在“慎独”、“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谦”、“恕”上用功夫。实际上，他既把它们视为修“心”的方法、内容与标准，又把它们视为修“心”后要达到的理想人格与精神境界。而要真正达到这修“心”的目的，不仅要靠贤人教诲，名师指点，朋友砥砺，更要靠个人的读书自悟。曾国藩之所以在家书家训中反复强调读书的内容和方法，其道理就在于读书乃修“心”的重要手段。读书堪修“心”，读书堪再塑灵魂，曾国藩深晓其理，指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16]他要子弟读书要悉求“涵泳体察”[17]二语，在“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上多用功夫，以再造心灵。读书既有如此之功能，故曾国藩多次告诫子弟于读书要“刻刻留心”[18]，“多读书”，“看群书”[19]，“不可间断”[20]。曾国藩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1]
既要修“心”，也要修“身”，两者缺一不可。修“身”，即通过保养和修炼以获健康之体魄。曾国藩认为这是言“孝”之根本，“古之言孝者，专以保身为重。”[22]对此，曾国藩反复教诲自家子弟要真正做到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劳逸适度，“惩忿窒欲”。他针对纪泽、纪鸿两儿身体欠佳的状况，要求他们不要“用心太过”，致使“元气不足，诸病易生。”[23]应注意劳逸适度之法，“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24]养生要以“惩忿窒欲”为要诀：“惩忿”即“养生以少恼怒为本”[25]，“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窒欲”即“知节啬”，“读书用心，亦宜检约，不使太过。”[26]其二，饭后散步，素食养性。“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他要子弟“每餐食毕，可至唐家铺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归来大约可三千余步。三个月后，必有大效矣。”[27]另外，他亦讲“素食养生”，“吾近夜饭不用荤菜，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令其烂如
，味美无比，必可以资培养……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28]其三，顺其自然，戒用药物。“尽其在我，听其在天”，养生之道亦然。[29]“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30]于病“只宜清静调养，不宜妄施攻治……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31]曾国藩认为，“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32]他告诫纪泽“药能活人，亦能害人。”[33]他甚至断言，“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祗，皆妄想也。”[34]“不轻服药，自然日就壮健矣。”[35]这也是他对包括“不信医药”在内的“三不信”家风的继承。[36]其四，“主敬则身强。”[37]他说：“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驱，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38]此外，他也一直视“眠食有恒”、“临睡洗脚”为养生之法。”[39]曾国藩在家书家训中反复强调“耕作”的重要，他始终把“耕作”与“读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世家长久”[40]的保证，故于莳蔬，“断不可忽”，[41]视此为懿美家风，“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42]所以他让子弟于“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43]，“刻刻留心”。[44]
曾国藩注重修“心”、修“身”，也注重修“行”，望自家子弟在言谈举止上讲求“浑厚庄重”。
“浑”指言谈举止要朴实，不骄饰。曾国藩字谕纪泽曰：“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45]“厚”指为人不能清高，更“不宜妄生意气”[46]，待人要诚恳、宽容、不刻薄。他告诫纪泽：“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47]“重”指“举止端庄”[48]，为“人德之基”[49]。他要自家子弟终身牢记“举止要重”[50]一语，“无一刻可忽也。”[51]他曾对纪泽说：“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52]，作到老成炼达。“不妄言”指“说话宜迟”[53]，“发言要讱”[54]，“立身以不妄语为本”[55]，“须缄默寡言，循循规矩。”[56]然而这并不是要其子弟萎缩不前。他对纪泽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这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57]
曾国藩还特别注意要求子弟们在生活处事的态度上讲求“俭”、“宝”2字。
俭 在曾国藩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所谓“俭”的意义：“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58]“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59]，“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返俭，难于登天。”[60]要持俭，必须去奢侈之风，而“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61]“京师子弟之坏，末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62]，他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63]对此他还曾作过自我批评，“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64]他也为自己未居高官而以公肥私而感到庆幸，“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荣幸不负始愿。”[65]他要求子弟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66]希望“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于懒惰”，[67]而要“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己。”[68]
宝 “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69]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也讲述了这种善待亲族邻里的家风：“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70]曾国藩对纪泽讲：“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不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71]
综合上述，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的教子观。这些家教思想大多是通过家书和家训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曾国藩很善于把一些重要的教子思想通过警语隽语的形式加以概括，以引起子弟的重视并达到预期的效果，诸如：“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72]；“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73]；“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74]；“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75]；“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76]；“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77]；“三要”（早起、有恒、重）[78]；“四法”（看、读、写、作）[79]；“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娇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80]；“三端之泽”（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81]，等等。这些高度凝炼的概括包含了曾国藩家教的基本思想。
训诫 这是曾国藩最重要和基本的教子方法。是通过直接地教导、训诲和告诫来讲述事理，直接了当地要求子弟或为或不为，毫无遮掩、开诚布公。
绍祖 是通过对祖宗嘉言懿行的赞誉，令其子弟远绍祖德，以达教子之目的。如曾国藩家书所云：“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皆末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82]曾国藩还说：“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馀九十八[83]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生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84]“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住。今我辈兄弟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85]
省察 这是曾国藩对自己言行的剖析，把自己行为的对错告诉自己的家人，以作为曾门子弟的借镜。他尝言：“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叶，每日记茶馀偶谈一则，此三事末尝一日间断。……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经带在身边。予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以之。”[86]曾国藩给儿子写信，曾省察自己的不足，他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失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87]他还说：“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宣刻刻遵守。至要至要。”
批评 这是对家人缺点错误的直接批评。它使受批评者因受到指责而感到羞愧，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他批评澄弟说：“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88]他还批评诸弟说：“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检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泆，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89]于致学，他批评纪泽说：“尔写字笔力太弱”[90]；“作诗文是尔之所短”[91]；“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92]于性情，他批评纪泽说：“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93]批评之后，曾国藩往往又指出改正的方向，态度严肃中肯而又平和，令家人信服并易接受。
曾国藩一生如此注重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的人生态度和宗法观念及他对现实社会和对人的认识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曾国藩作为近代鸿儒硕学和朝廷生臣，他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这种入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身为大儒，又入世为怀，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于他思想中便根深蒂固，使他不但要用传统宗法观念限制今日之家族，还要发扬光大，流传后世，让数代人都能在其影响下，兴旺发达。这种家族兴旺意识是曾国藩宗法观念的重要内容，而要达此目的，“……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94]而家庭贤人的出现，在曾国藩看来，不仅仅取决于天性，且在于后天的家教。他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95]这里道明了曾国藩注重家教的全部动机。他要利用家教的手段，通过具体的教育内容使其子弟成为“贤人”。“贤人”的标准不尽相同，而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自树立”之人，“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96]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通过对曾国藩教子内容的分析，这种“贤人”是曾国藩理想中的具有显明自身品格的人，是具有妥善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人。那么曾国藩的理想品格是什么呢？从前文中我们已体味道，即那种有志向，有恒心，有勤劳、俭约的品性。这种品性是“贤人”的内在品格。具有这种品格的人才有能力担当“齐家”的重任，以维持家道的兴旺发达。曾国藩为家庭的长久和兴旺创造了主观条件，但它还要同客观条件的结合才能发生效用。在封建社会末期，这种维持大家族的客观条件渐次失去，可悲曾国藩一片苦心！曾国藩这种带有浓厚封建宗法意识的家教思想在今天已不完全适用，但其表现出的优良民族文化传统仍具强大之生命力，当为今人所借鉴。
本文于1995年5月9日收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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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0][11][38][77] 《曾文公正家训》，第26页，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12月再版。
[5][6][12][16][19][22][26][28][29][30][31][34][35][39][40][41][45][46][47][58][60][64][65][66][68][71][72][84][93][94][95]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70、1247、827、945、1214、1196、1214、1243、1214、1244、1264、1268、1247、1333、1067、1371～1372、1303、1247、1066、1333、1264、1307页，岳麓书社1985年10月第1版。
[13][37][80]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479、1921、1479页。岳麓书社1989年6月第1版。
[42][81]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60、359页，岳麓书社1986年12月第1版。
[83] 此处数字前后不符，当有一错。
[96]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313页，岳麓书社1989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