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取向_地缘政治论文

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取向_地缘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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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是战后国际关系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两极体系中一极的“坍塌”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中,俄罗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俄罗斯地缘战略的走向如何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状况

苏联解体造成了自莫斯科公国对外扩张以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逆向地缘政治变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俄罗斯自身遭受严重削弱,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从苏联解体至今,俄的GDP已下降一半以上, 工业生产下降70—80%,目前俄外债总额达1800亿美元,内债超过1600亿美元。与此同时,资金外流严重,从1993—1998年,外流资金高达1360亿美元;军事力量大大削弱;科技潜力严重下降,人才外流每年给俄造成约600—700亿美元的损失。在社会领域,自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将近1.2 亿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66—80%,俄罗斯社会中有20—30%的居民处于贫困线边缘;政治形势持续动荡,绝对反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公民人数高达40%,大大超过10—20%的国际警戒线。“俄罗斯已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一个第三世界的仍具有重大核潜力的地区大国。”(注:布热津斯基:《你们本来可以成为富裕和幸福的国家》,俄《共青团真理报》1998年1月6日。)

(二)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大幅缩小。自16世纪以来,欧亚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莫过于俄罗斯的崛起与扩张。然而,苏联的解体使俄国300多年扩张所获得的地缘政治成果几乎化为乌有。 在地缘战略空间大幅压缩的同时,俄罗斯的出海通道也受到钳制。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使俄在波罗的海只剩下了圣彼得堡、维堡(部分为芬兰使用)和加里宁格勒三个港口。在黑海,俄罗斯只剩下诺沃罗西斯克和图阿普谢两个港口。

(三)俄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俄的陆上疆界为1.4万公里,其中60%与原加盟共和国接壤,而在这些边界中, 合法划定的还不到20%,由于统一的联盟国家分裂,俄罗斯与周边出现的一系列独立国家之间的历史矛盾、领土争议、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势必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安全环境,这就意味着“俄70%的疆界处于无保障状态”(注:卢金:《我们处于非常糟糕的地缘政治形势》,俄《独立报》1995年3月14日。)。同时, 新独立国家内部或它们之间的领土纠纷与武装冲突也对俄安全构成挑战。

地缘空间的压缩使俄罗斯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第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俄罗斯从东欧撤军使俄在西部丧失了上千公里的战略防御纵深。北约东扩更使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恶化,波、匈、捷加盟使北约的前沿阵地向东推进了600多公里,俄因此失去了48 万多平方公里的缓冲地带,北约的军事力量已逼近俄罗斯的大门口。第二,“土耳其对俄怀有地缘政治企图”,它不仅想兼并车臣,还想通过扩充军力和组建“伊斯兰北约”限制俄在黑海地区的影响。第三,俄面临着与两个潜在的地缘战略轴心对抗的危险。一是由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俄南部建立的战略轴心;二是由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在俄西部建立的“波罗的海—黑海轴心”。它们会削弱俄在这些地区的传统影响。第四,外部势力正在向外高加索渗透,北高加索实际上也在脱离俄的控制,车臣已经成为那里反俄的前沿阵地。(注:尼·贡恰尔、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已是四面受敌吗?》,《论据与事实》周报1997年6月19日。)

二、俄罗斯主要的地缘政治思潮

地缘政治取向是俄对外政策制定中一个关注的焦点,当前对俄地缘政治战略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大西洋主义、民族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三大思潮。

大西洋主义。大西洋主义可以说是传统的西欧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和发展。俄19世纪的哲学家、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就认为,俄罗斯尽管处于欧洲的东方,但俄“从来不曾属于东方,东方的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他甚至坦言“俄罗斯会因与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会因西方迁就地将我们纳入其行列而感到骄傲”。(注:[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97 页。)

苏联解体后,与西方融入一体的浪漫幻想曾一度弥漫于俄外交决策层,以外长科济列夫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认为,民主的俄罗斯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国家利益上与西方都是一致的,俄外交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西方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来建立一个“民主、繁荣的俄罗斯”,并作为一个伙伴全面加入西方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大西洋主义在俄与西方的关系上持一种天真的浪漫情调,它“本能地厌恶与西方发生冲突,不仅准备与西方进行平等合作,而且准备接受被动的小伙伴的角色”,由于大西洋主义者的“国家利益感非常低”,因此大西洋主义“没有民族的根,而这正是它天生的致命弱点”。(注:[俄]奥温尼科夫: 《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方针:有摆脱僵局的出路吗?》, 《真理报》1994年7月8日。)也正因为如此,它逐渐在俄失去市场。随着科济列夫被解除外交部长的职务,大西洋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潮在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失去了统治地位。

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潮在一定意义上是俄历史上斯拉夫派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传统的斯拉夫派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是以斯拉夫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斯拉夫民族共同体”;二是以东正教为基础,视俄罗斯为“第三罗马”和新世界的中心。斯拉夫派在国内主张保存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反对盲目追随和模仿西方;对外主张俄罗斯应控制所有斯拉夫人,并在一定条件下发挥拯救世界的使命。(注:叶自成:《俄罗斯政府与政治》,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95页。)苏联解体后, 随着对西方浪漫幻想的破灭,俄罗斯社会中民族主义的情绪急剧升温,各种政治力量纷纷扛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在各种民族主义的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爱国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是日里诺夫斯基及其领导的自民党。日里诺夫斯基认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俄不是西方国家,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俄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俄一向有军事实力,它是靠武装力量生存下来的;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俄只有边界靠海时,才能生存下去。正是靠了波罗的海和黑海,俄罗斯在 200年内变成了一个强国。基于上述认识,极端民族主义主张,俄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彻底维护国家利益,“坚决制止外部势力对俄指手画脚或以武力相威胁”(注: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命运》。);俄外交的重要任务是“恢复俄的战略边界和历史形成的地缘政治空间,在其自然疆界内恢复俄罗斯国家,首先要收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次要收复通向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以及同西欧接壤的边界,恢复俄同其地缘政治使命相符合的世界超级大国的作用。”(注:阿·米特罗法诺夫:《各政党的对外政策观点》,《国际生活》1995年第11—12期。)俄有着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必须与大国划分“势力范围”,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应成为俄的势力范围。极端民族主义是“俄罗斯独特感在民族主义中极度膨胀”的结果。在极端民族主义者那里,“国家利益从俄罗斯的利益缩小到了俄罗斯人的利益,他们主张通过损害其他国家的愿望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由于容易从民族独特性的感觉发展成为领土要求,所以极端民族主义会成为地区和全世界的消极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注:[俄]奥温尼科夫:《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方针:有摆脱僵局的出路吗?》,《真理报》1994年7月8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在外交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对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不同程度地产生着影响,无疑也影响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走向。

民族爱国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者是俄共。他们认为,俄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民族特性,俄的国家体制从来都不是在欧洲的影响下形成的。“帝国是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形式……俄不应放弃许多世纪的大国自我意识。”(注:根纳季·久加诺夫:《强国》,莫斯科信息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在世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今天,俄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独特的‘地缘政治平衡器’的传统作用,充当世界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的保障人。成为另一个具体体现公正和民主政治的强有力的世界中心”。在地缘政治方面,俄要成为地区势力中心,拥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责任区,并发挥“平衡世界”的保障作用。而发挥这种保障作用的关键在于“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政治上重新联合起来,构成强国的轴心”。(注:根纳季·久加诺夫:《强国》,莫斯科信息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在对前苏联国家的政策上,民族爱国主义强调要“保持俄的国家完整,重建更新了的苏联人民的联盟,确保俄罗斯的民族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恢复苏联。在与西方的关系上,民族爱国主义一方面表示不寻求同西方对抗、愿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同西方在各个方面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损害俄的根本利益”,威胁俄的独立与安全,认为俄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俄国家利益“日益增长的威胁”。民族爱国主义思潮体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对昔日超级大国地位无限怀念和对俄罗斯实力不逮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态。这一矛盾心态导致了其政策的内在冲突,正如俄罗斯观察家所说:“久加诺夫想把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同西方拉开距离,同时又想积极吸收外资。这正是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矛盾。久加诺夫与西方合作的言论不会缓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警惕,恢复苏联的设想不会使新的共和国欢欣鼓舞。”(注:[俄]普什科夫:《实施久加诺夫的对外政策会给俄国造成什么后果》,《莫斯科新闻》1996年6月5日。)其自相矛盾的政策设想给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走向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新欧亚主义。欧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20年代第一次俄罗斯移民浪潮的思想。苏联解体后,新欧亚主义在关于新地缘政治走向的争论中发展起来。新欧亚主义认为,“俄的地缘政治状况是由地跨两大洲的独特地理位置决定的,俄罗斯既属于欧洲,又属于亚洲。”(注:罗戈夫:《新俄罗斯战略模式:只有在欧亚地缘经济图上占据中心位置才能挽救国家》,《独立报》1998年3月11日。 )俄代表着维系欧亚共同体的欧亚文明,“欧亚文明以开放的原则,把东西方各种文化的自然因素融合在一起”,“是未来保障文化与文明平衡、保留民族与文明多样性的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基础”。(注:米罗诺夫:《欧亚实体是诱惑还是机会:恢复欧亚实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独立报》1994年10月26日;米·季塔连科:《面向亚洲的俄罗斯》,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8年版。)新欧亚主义认为,苏联解体后,“在地缘政治上俄罗斯利益几乎遍及整个世界”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俄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使俄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回归欧亚主义思想,利用地跨两洲的地缘优势,在后苏联地区建立“欧亚联盟”。在强调建立欧亚联盟的同时,新欧亚主义还强调要保持俄罗斯的国家观念和“强国论”思想,认为“国家观念是俄领土完整和内部稳定的保证。只有国家观念,才能确保实现伟大俄罗斯的纲领;只有借助强大的国家,俄才能实现彻底变革和摆脱危机。俄只有保持用实力加以巩固的独立自主地位,才能在世界大家庭中发挥新的地缘政治作用。”(注:瓦·伊利茵:《俄罗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经验》,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1994年6月,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向独联体国家元首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倡议。他认为“欧亚联盟是主权国家在苏联后空间加强稳定、安全与社会经济现代化而实行一体化的形式,是平等独立国家的联盟,其使命是体现各参加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与现有的综合一体化的实力。”(注:纳扎尔巴耶夫:《不是苏联,也不是独联体》,《独立报》1994年6月8日。)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在俄罗斯得到响应。以前副总理沙赫赖为首的俄罗斯统一和谐党提出建立欧亚国家邦联,强调这是“独联体国家要求加强一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注:新华社莫斯科1994年6月14日电。)

新欧亚主义的真正含义在于通过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联盟,使俄“在21世纪把欧亚两洲联系起来,恢复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注:沃斯克列先斯基:《统一的欧亚空间是新的地缘战略的绝对命令》,《独立报》1994年7月2日。)目前,新欧亚主义正成为影响俄对外政策的主流地缘政治思潮。

三、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走向

通过对新地缘政治环境的分析,伴随着各种地缘政治思潮的相互交锋,历经冷战后近十年的对外政策变迁,以强国思想和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逐渐形成。这一战略的基本轮廓是“一个核心目标、三个战略方向”。俄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保障边界不受侵犯和领土完整,防止国家宪法体制受到他国侵害,巩固俄作为一个大国和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有影响的中心之一的地位”。(注:《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联邦总统令第1300号,1997年12月17日。)三个战略方向包括西部、南部和东部。

在西部,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北约东扩。俄罗斯认为,“北约东扩及其向欧洲军事政治主导力量的演变造成重新划分欧洲大陆的危险”,“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俄所不能接受的”。(注:《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联邦总统令第1300号,1997年12月17日。)但在俄无法与北约对抗的情况下,俄将采取灵活的政策把这一威胁降到最低程度:首先,要谋求在欧洲建立“第二代”多边集体安全体系,提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力争使俄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同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纳入欧安组织的框架之内;(注:[俄]阿·阿尔巴托夫:《俄罗斯外交:风格危机》,《新时代》周刊 1995年9月6、13、20日。)其次,要保持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力, 避免回到与欧洲军事对抗的时代;第三,要保留在中东欧的缓冲地带,力争在该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半岛通过集体维和行动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确保俄罗斯的固有利益;第四,俄在西部的长期目标是要同美国及欧洲国家建立起稳定而现实的伙伴关系,俄不仅不能与西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还要通过协调彼此利益同西方国家紧密合作。(注: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俄罗斯战略》,《独立报》1994年5月27日。)

在南部,俄面临着地缘政治上“迫在眉睫”的挑战: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外部势力对独联体南部地区国家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激烈角逐。这些挑战是“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根源”。(注:阿·古舍尔:《在俄罗斯南部边境》,《国际生活》1997年第 9期。)俄在南部地区的主要任务包括:首先,阻止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损害俄罗斯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企图;其次,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泛滥,防止该地区的武装冲突和分立主义危及俄罗斯的联邦体制;第三,以俄罗斯利益为重,积极调解地区冲突,尽快找到缓和阿布哈兹局势和纳卡冲突的办法,避免军事紧张局势再次升级;阿富汗内战是对俄罗斯利益的“致命威胁”,对此,俄一方面要积极调解阿富汗冲突,另一方面要防止阿富汗战火向中亚国家蔓延,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对独联体国家外部边界的保卫;第四,重视里海及其周边的外高加索三国的作用,防止西方国家利用里海能源开发问题在该地区占据地缘政治优势。(注:阿尔巴托夫:《俄罗斯外交:风格危机》,古舍尔:《在俄罗斯南部边境》。)

在东部,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没有直接威胁,但却面临着丧失亚洲大国地位的危险。为此,俄欲采取多种手段积极参与亚洲事务:首先,发挥俄罗斯远东的经济潜力和地缘经济优势,作为平等成员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进程。其次,积极推动建立各国利益一致和互相依赖、形式灵活、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谈机制的亚太地区安全体系。这一体系的牢固性不应由军事力量平衡来保障,而应靠广泛、平等和互利的合作来保障。(注:拉林:《莫斯科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看法》,俄新社1995年8月1日。)第三,正确处理与亚太大国的关系。继续发展同中国的紧密友好关系,“俄罗斯希望借助中国稳定并加强自己的亚洲‘软肋’”;“活跃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使俄美中三角关系的重心向俄倾斜,使俄美关系和俄中关系比美中关系更加信任,更加紧密”(注:沃斯克列先斯基:《第三条道路:面临选择的俄罗斯对外政策》,《自由思想》1999年第5期。);缓和与日本的关系, 争取日本对俄罗斯的投资,“在带有军事及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分阶段解决与日本的领土问题”。(注:阿尔巴托夫:《俄罗斯外交:风格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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