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与强劲增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_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上层建筑与强劲增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_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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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理论界盛行一种观点:要促进西部内陆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关键的问题是要淡化甚至消除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其朝着一元化方向发展。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依据,提出一系列的西部经济发展模式,如适度均衡发展模式、二元经济结构多元化模式、发展极(增长极)模式等等。在这里,笔者试图立足于西部经济的现实,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和看法,并认为,西部地区若要在九十年代里不再落伍,必须选择一种现实可行的发展模式,即“超结构、强增长”模式,同学术界同仁商榷。

一、出发点:西部二元经济的现实

建国初期,国家出于在全国范围内均衡生产力布局以及军事国防等方面的考虑,在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西部地区,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从东部向西部移置建设了一个体系庞大、部门齐备的工业体系,使西部走上了非均衡发展的道路。这种特殊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造成了西部地区较其它地区反差更为强烈的二元经济结构,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西部经济高度的封闭性。西部地区更为典型的“嵌入式”或“飞地式”经济这一特殊性,使其经济呈现出复杂的双轨运行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双轨运行,在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之间也同样如此。在双重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下,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手段,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造成的不良后果主要有:第一,导致西部地区输出初级产品和输入制成品的双重利益损失,造成了以国家财政为杠杆,以资金输入为主要形式的城市工业的输入——输出恶性循环。第二,加剧了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封闭性,强化了西部农村经济的资金、技术、信息短缺情况下劳动的替代性投入,使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使得西部农村经济的运行处在一种封闭的自我循环状态,贫困状况与日俱增。第三,无法形成现代工业部门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正常的产业传导机制,城市经济的发展严重脱离广大农村地区。

二、必须统一认识的几个问题

在探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始终无法跳出一些旧观念的束缚,这就限制了研究问题的思路,延缓了问题本质的揭示过程。因此,在认识上首先必须统一。

1.二元经济结构的利弊孰多问题。

诚然,西部地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一直是其发展的一大障碍,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对西部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重大的。但是,西部经济的二元结构至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面,它是西部经济长时期运行得以维持的基础,尽管它是不合理的体制所造成的。

再说,我们在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分析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时,忽视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不同于刘易斯所指的“二元经济结构”。尽管在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值,的确存在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第一,农户的生产行为虽然已逐步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原则仍起着主导作用,劳动力的使用和投入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合理性。第二,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是立足中于劳动力这一单因素,认为仅仅将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即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忽视了具体实际存在的千差万别的特殊性。第三,西部地区工业化一开始就以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密集型为发展方向,排斥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同时,城市自身也存在着待业人员的安置问题。第四,西部城市乃至我国的城市,实际工资率始终是稳步上升的,刚性过强,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即使在失业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此,刘易斯理论对解决西部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的差异问题,在理论分析或政策制订上,都用处不大。

2.西部资源的优势问题。

毫无疑问,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具有一定的优势,而西部的开发与建设也自始至终是立足于这一优势。从西部今后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所担当的角色分析,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生产基地将是较长时期内的建设重点和发展方向,这可谓是极大地发挥了西部地区相对优越的资源优势,同时也是对西部资源禀赋的充分肯定。但问题在于,过去西部地区为什么充分利用了自身的资源优势,其发展速度却仍然十分缓慢,这是因为在旧的体制条件下西部地区的资源谈不上什么优势可言,不合理的计划价格体系导致西部利益的损耗和价值的漏出。因此,西部的资源优势能否真正在经济发展中起作用,必须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基本前提条件。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西部的资源优势必将被赋予新的含义,重新评价和认识西部的资源优势问题,使西部的丰富资源在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下成为真正的优势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3.产业的传导机制问题

西部地区输入式的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莫过于城市工业同乡村农业之间的隔离与封闭,这也通常成为我们研究西部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是,要改变西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键在于建立各个产业之间正常的传导机制(或 者说提高产业关联度)。一般地说,三次产业主要通过五种物质和能量流来传递相互间的作用和联系: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和劳动流。每一个产业部门又通过三种作用形式对其它产业部门产生影响:(1)后向作用,对那 些向自己提供各种物质和能量流的产业部门的影响 。(2)旁侧作用,对地区经济的影响。(3)前向作用,对新产业、新技术、新原料、新能源产生的诱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消除“瓶颈”产业的制约作用方面。就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产业之间的传导机制是建立在一个结构庞大、部门齐全的经济体系基础上,各产业部门之间通过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劳动流比较容易建立起具有前向、后向及旁侧作用的产业传导机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也为东部地区产业传导机制的产生和建立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但对于西部地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打破整个经济的封闭性,扩大向外部的开放。因而建立西部地区产业传导机制就不同于东部地区,不能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来增强地区产业间的关联度,产业部门之间也不可能模仿东部地区,利用所有的物质和能量流来产生前向、后向和旁侧作用。在资金、技术、信息短缺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输出相对丰富的商品和劳动,输入资金、技术、和信息流的方式来建立自身的产业传导机制。总之,西部地区的产业传导机制必须是以“以出换入”为主要内容,突出外向型的特点。

4.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

这实际上是个关于西部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问题,即是选择利用已经形成和强化的二元经济,通过建立西部独特的产业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还是选择各产业部门同步发展、平衡增长、形成具有互补性质的西部市场和足够的投资引诱,从而促成整个经济的增长。实践证明,后者只是单纯强调西部地区经济部门的均衡发展和内部统一市场的全面形成,而却忽视了选择这种模式的致命之处:由于西部现有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导致投资的有效需求欠缺,购买力的有限和市场的狭小极大地束缚了任何产业的发展。因此,单纯依靠西部自身的需求来推动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同样,如果无视上述情况,试图集中力量发展那些关联效应比较大的产业部门,并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它产业的投资,也是行不通的,这同样会受到西部狭小且低水平的市场容量的限制。然而,若把眼光移向西部以外的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无论从市场需求还是发挥地方特色方面考虑,无疑是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利用西部的现有经济结构和特殊的产业传导机制,则完全可以克服传统模式的局限性,实现西部经济的再次启动。

三、突破口:建立西部地区独特的产业传导机制,实施非常规的“超结构、强增长”发展战略

我们以为,在当今的条件下,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促进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不但能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而且可以改变需求结构,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并且这种结构的优化过程必须始终立足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相对比较利益的基础之上,同时,加快技术进步对优化经济结构起着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应当是我们重新确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认识基础。在此认识之上,我们提出“超结构,强增长”的发展思路。

1.超结构。所谓超结构是指在西部地区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具有超出传统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特点的,以外向型为导向的新的产业利益分配结构。

在西部目前的二元经济格局下,要试图通过常规的缩小结构反差的办法,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西部经济的腾飞已无法奏效,只有通过非常规的超结构转变,才有可能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以及相对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较大增长。第一,目前西部地区的产业关联度普遍较低,若仅仅通过打破原有的行政壁垒,促进企业集团化改革以及围绕大中型企业发展地方经济是不能彻底改变原有状况的,难度也比较大,更何况西部地区产业关联度的提高远非指日可待。第二,西部重点产业的生产链主要延伸于区外,同区外的经济联系已经旷日持久,而牺牲西部外向型企业的利益换取在地方产业中的生产链更是得不偿失。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化,西部地区向西部的沿边开放将进一步扩大,而局限于西部狭小市场、排除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大循环之外的封闭型经济是不能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也不符合西部地区的比较利益和资源禀赋特征。第四,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普遍较低,需求结构中基本生活消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低层次、低水平的收入和需求,不足以成为推动西部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整个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而西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外部而非源于西部地区本身。第五,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一直扮演着原料和能源生产基地的角色,为东部地区利益的实现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旧的劳动地域分工格局必然会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新型的分工模式。只有这样,西部地区的自身利益才能得到承认和保护,也才能从根本上彻底理顺东部和西部、国家和西部的利益关系。

不能因为西部存在刚性很强的二元经济结构而去过份强调通过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之间建立具有缓解二元结构反差、促进结构多元化的中间产业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或者借此办法解决西部人口的温饱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从现有结构出发,实现向外向型的超结构转变,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也应以外向型为发展方向,这才是西部今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选择。

2.强增长。所谓强增长是指西部地区通过外向型超结构的带动效应,实现现代部门的强行增长和地方经济的联动发展,最终达到西部经济全面增长的目的。实际上,强增长是以超结构为基础的外贸增长战略。

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即基本消费品工业化阶段,一般都采用进口替代增长战略,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赚取外汇,换取建立消费品工业所需要的技术设备和资金。随着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制成品工业的出口开始支持重工业的进口替代。随后,整个经济发展转向外向型经济增长。这条规律十分适合于作为中国发展中地区的西部地区,而过去中央在对西部地区实施建设和开发时却同上述规律产生某种程度的偏差:西部地区初级产品的输出由于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造成巨量的价值损失,无法换取发展轻工业等消费品工业所需的资金与设备。而国家向西部的“反哺式”投入并没有使西部消费品工业得到发展,相反,却在西部形成了一个重型的工业结构,尽管这并不是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等制成品出口支持的结果。这种具有“外向型”特点的外贸战略完全扭曲了西部产业成长的正常机制。

根据以上的分析,西部地区实现强增长战略的大致轮廓是:在保持一定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向区外输出或向国外出口的同时,尽快提高对初级产品的加工程度,扩大制成品的输出或出口,促进西部基本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重工业出口的发展。

超结构强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以扩大西部地区产业的产品输出和出口为主要途径,旨在通过资金、技术、信息的回流来建立产业之间正常的传导机制。经济结构可能仍然带有二元经济的某些特征,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正常的各种物质和能量流的循环流动已经使原有的二元经济得到很好的统一和协调。

四、小结

“超结构、强增长”发展模式的实质是立足于西部的二元经济,利用其二元结构的特点,借助独特的产业传导机制,促使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向着以“进口替代”为近期目标,以“出口导向”为长远目标,沿周边向西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超结构”转变。通过“超阶段、跳跃式”的发展,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强增长。

要确保西部“超结构、强增长”发展战略的实施,第一,必须理顺东西 部地区的利益关系,而尽快进行价格体制的改革更是首当其冲。在目前的价格体系下,西部的初级产品与东部加工制造业产品的交换造成的利益漏出是对西部发展影响最大的不利因素,呼吁中央及早出台价格体制改革方案,维护西部地区的利益。第二,制定西部目前迫切需要的吸收外部资金的优惠政策,增加对改善西部投资环境起关键作用的“政策性”投入,提高西部地区的投资引诱。第三,下大力气发展一些高附加值的深加工工业。这样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部地区交通条件落后的“瓶颈”制约。第四,积极推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活跃西部地区的资金存量,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使企业按照内在经济联系进行发展,形成在生产联合基础上的以资金联合为主要内容的企业集团,为西部企业较快地占据区外乃至国际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经济做准备。第五,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部门。根据需要可建立一些出口加工区、开放试验区等,通过各种形式引进外资,借船出海,扩大出口,实现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必将在人们面前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也必将走出一条符合西部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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