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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范建荣（主任编辑、哲学博士）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社会学工作者牢记邓小平同志“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指示，努力工作，深入研究，在学科建设中取得丰硕成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社会学的振兴与发展。
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看待18年来社会学在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社会作用以及面临的任务，如何给予社会学一个恰当的学科定位，社会学在未来发展中如何进一步“中国化”或“本土化”？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广大社会学工作者的关注。5月21日，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本报理论部召开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座谈会，在京的18位社会学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后，我们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和副所长景天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马戎，就上述问题发表他们的观点。
如何为社会学定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学学科建设，首先要明确社会学学科的定位问题。在我看来，社会学是一门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正在迅速发展的、在我国有特殊经历的新型学科。
所谓“占有重要地位”，从大的学科分类来说，在邓小平同志1979年提出“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过去我们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前后，胡乔木等同志曾对社会科学提出这样的分类：文、史、哲、经、法、社。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从社会学的功能来看，它身兼三职：社会学在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学又是一门基础性的文科学科；更重要的，社会学还是一门应用文科。所以不能笼统地说社会学是一门“长线学科”。
所谓“新型”，是指社会学是一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直接密切相关的学科，是一门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学科。所谓“正在迅速发展的”，是指社会学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迅速发展，它在国际上已有172 个分支。在我国，社会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它是跟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趋势相适应的，即与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的趋势相符合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着重研究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影响。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是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学科。它研究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促进社会良性运行，改善中性运行，避免恶性运行。
所谓“在我国有特殊经历”，是指建国后它被停近30年。社会学重建之后，人们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总的来说，还不甚了解，特别需要扶植。
如果在这些方面达成共识，那么涉及社会学教学与科研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教学方面的学科布局点问题、专业目录问题、师资培养问题、社会调查基地建设问题、学科建设基地问题、教材建设问题，都不难得到解决。同样，在科研方面，与当前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趋势，即本土化、国际化、综合化和成熟化趋势相适应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问题，以及增加投入的问题，也不难解决。
社会学学科建设除了面临本学科的特殊问题外，还面临整个社会科学的共同问题，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又面临整个非经济科学的共同问题，如重经济学科，轻非经济学科。重经济学科没有错，而轻非经济学科就不对了。这样做，迟早是会付出代价的。
社会学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工作者的队伍逐渐扩大，社会学的科研成果大量涌现，社会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正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那末，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在现代化建设中，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哪些作用呢？
第一，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知识的传播、成果的普及，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社会、认清国情、分析形势增加了一个新视角，对政府部门全面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工作者就对现代化理论、社会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表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要素，只有考虑到经济、社会诸构成要素的全面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各种关系情况下，现代化事业才能持续协调地发展，才能避免或减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提高全社会对社会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产生了积极作用的。1982年，国家在制定“六五”计划时，明确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此成为惯例，把原来单纯的经济发展计划包容进了科技、教育等各项社会发展的系统计划。与此相适应，国家政府中主管社会发展的部门和机构也相继成立。更为可喜的是，各级政府在制订发展战略和工作计划时，不同程度地树立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
第二，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被应用于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决策过程，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社会学重建以来，广大社会学工作者对我国在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直接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如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问题研究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制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计划的重要依据。80年代末，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对农民阶级进行了分层研究，提出了农民已分化成8 个阶层的结论。此项研究被农业部农研中心所采用，并成为制订政策的重要依据。1994年该所还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农村现代化》一书。此项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将经历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小城和城乡一体区域发展等四个阶段，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政策建议，受到各地的欢迎。另外，广大社会学工作者还进行了一些专项的调查和研究，如家庭婚姻、人口控制、扶贫、民工流动、青少年犯罪、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这些研究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实际工作部门所吸纳和采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具体对策。
第三，社会学的发展为社会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以及做好社会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管理的作用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社会管理是涉及多种社会因素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好多方面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社会学作为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的科学，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能够为加强社会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这些年来，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被具体应用到各类企事业单位，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外，社会学各分支社会学的发展对社会各方面管理和发展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帮助他们进行组织和协调，对推动本系统、本单位健康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第四，社会学知识在干部、群众中的普及和提高，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本质上讲，社会学是研究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它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强调社会和谐、协调发展。随着社会学的这些理论和方法为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所掌握，人们在处理家庭内部关系、教育子女、处理同单位和他人的关系，处理人际关系的水平就会相应提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科学和合理。为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达到提高全民族素质的目标，社会学的发展和普及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社会学面临的任务
在行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有许多重要问题，迫切要求社会学来回答。
1、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 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在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低、覆盖面窄，社会保障的功能不强，还是以家庭保障为主。在城市，主要以单位保障为主。城乡之间是两种保障体制，很难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对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很大的障碍。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现在看，完全照搬别国的模式不行，一是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二是因为不少国家现有的社会保障已经出现了很多弊端，如社会保障水平过高，使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社会负担过重、过大。我们要在研究其他国家社会保障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发展水平、特点和结构的社会保障路子来。
2、城乡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界限分明，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身份不同。这种结构曾经对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是它阻碍了城乡人口的合理流动，造成不少不安全因素；二是它不利于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发展。正确处理好城乡关系对于市场经济建设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在也是该着手解决、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3、社会阶层问题。社会阶层问题是个大而新的课题。 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农民出现了分化，城市居民出现了分化，社会阶层问题又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摆在了社会学工作者面前。对这个问题社会学界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还缺乏共同的认识，有不少的争论，产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中国社会结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所以进行调查是社会阶层研究的第一步。
4、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社会财富极大地增长的同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空前严重，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出现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委托有关方面发表了“保护地球”这一有国际性影响的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更加科学的界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广泛注意。
5、贫困问题研究。贫困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攻克的难题， 也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之一。贫困的发生不仅有自然地域原因和经济原因，而且有社会和文化根源，因而贫困的消除，不仅要从经济上入手，还要着力解决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扶贫必须着眼于增加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解决扶贫传递系统的效率问题，解决脱贫的内在机制问题。
以上五个方面的课题，是与中国现代化关系比较直接的一部分。从这些项目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社会学研究。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是，它不只是站在现代化实践之外去作解释和说明的工作，而是参与到现代化实践之中，去积极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职业道德的核心和基本准则
职业道德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是针对职业行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首先要明确职业道德的核心和基本准则。
职业道德既然是针对职业行为的社会化角色道德，它就与社会、与他人、与行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论是从事何种职业的个人，都必须为全社会的共同发展，为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做出贡献。因此，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一，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社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的变革发展，也是人民推动的。因此，我们要尊重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第二，个体的价值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实现。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存在不仅需要外物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还需要可以使自身价值实现的对象物。群体就是个体实现自己抱负和目标的舞台。雷锋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因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三，现代社会更需要为他人服务。在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成为一种公认的道德规范。我国当前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要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其基本准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爱岗敬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任何一个岗位，都是人们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舞台。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就不能仅仅把职业当作“饭碗”，而应该满腔热情地全力以赴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在岗位上做出成就来。这样，既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也是个人思想境界和能力才干的对象化表现。要真正做到爱岗敬业，首先必须严格遵守有关岗位的各种制度和规范，同时还要精通业务，对本职业、本岗位有高水平的业务素质和技能，即有过硬的专业本领。
诚实守信。这是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我们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襟怀坦白，光明正大，诚以待人，讲究信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需要诚实守信。
办事公道。为人民服务，必须出以公心，办事公平合理，平等待人。对于领导干部、国家公务员来说，更应该这样。中国古代就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也有“公生廉，廉生威”的说法。在各级党政部门、各个职能部门的岗位上，我们的各级干部应该做到公开办事制度，公布办事结果，清正廉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能以权谋私、以岗谋私，不能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办事公道，还表现在用人问题上，如果真正能做到公道，就应该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唯德唯才是举，并能胸襟坦荡，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而不能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拉帮派。
奉献社会。人是类存在物，他既然生活在社会中，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有所索取，那么他对社会和他人就有奉献的责任和义务。人在索取时得到的是自我价值，人在奉献时显示的是社会价值。人的自我价值领域是狭窄的，充其量它只关注自身的发展，而的社会价值则是广阔的，它是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关注，因而是崇高的。人的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应该是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为社会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样，人的自我价值就得到扩展和升华，转化为社会价值。我们每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社会学学科建设要中国化
社会学是本世纪初被引进到中国来的。不管是当时的还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始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源自西方并已成系统的社会科学学科应当如何在中国建立与发展，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应当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学术思想传统和学科设置系统？
在发展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无疑需要努力借鉴和吸收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争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在研究中国社会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研究中华文明当中总结出来的智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如果忽视了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目标，只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我们在学术上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创新与突破。
当然，外来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要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变成中国文化的有机的组成部分，需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也正是由于在实践探讨当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断地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或“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费孝通教授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从30年代的大瑶山调查、江村调查到今天的“行行重行行”，可以说从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典型代表。
中国的社会学，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这就是以《江村经济》为代表的用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社会的结构与社会变迁。这种结合为当时西方学术大师所肯定，甚至认为开拓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新阶段。所以我们认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是今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研究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