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全球化的社会经济——第三领域经济（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领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独立领域在各个国家和世界上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作用。人们既在国家一级、又在地方一级创造新的体制，以提供市场和公共部门均未能满足的需要。约瑟夫（J.Joseph）——基金理事会主席说，几乎每个国家的“人民在为他们自己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保留一个中间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的精力可以发掘出来为公共利益服务。”第三领域经济最近几年在几十个国家里急剧发展，并正在迅速成为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一支有力的力量。
英国的经验和美国最为接近：它有成千上万个志愿协会，最近几年对于第三领域的作用也在进行着和（美国）相类似的政治辩论。目前英国有35万多个志愿组织，总收入超过17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4%。和美国一样，志愿精神在英国高度发达。199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占总人口39%以上的人参加了第三领域的志愿活动。
在法国第三领域，现在正在开始以一股社会力量出现。最近几年，仅在一年中就建立了4.3万多个志愿协会。 在第三领域中就业的人数近来在增加，而在传统的经济中工作的人则在减少。占就业总数6 %以上的人在社会经济领域就业，和该国整个消费产品工业的就业人数相当。为了减少年轻失业者的数量，法国搞了“集体公用事业工程”项目。在该项目下，有35万法国青年男女由政府支付月薪，但他们必须参加非赢利性的第三领域的工作或公共部门的工作。虽然法国很多志愿团体经费很少，成员数量也很有限，但他们的数量和影响在增加，很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在法国的生活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德国的第三领域的发展速度要高于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从1970年到1987年，非赢利部门增长了5%。在80年代后期， 在德国开展活动的志愿组织达到30万个以上。尽管大多数组织并无专职付薪职员进行管理，在1987年非赢利部门付薪就业人员占了德国整个就业人数的4.3%。迄80年代末为止——在两德合并之前——非赢利部门占了这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近2%， 雇佣的人数要多于农业部门和接近金融保险业就业人数的一半。在最近几年非赢利部门的就业人数在增加，而整个（经济部门）就业人数则在下降。德国近1／3的非赢利团体是和教会和宗教组织有关系的。
直到70年代末，意大利的志愿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天主教会为中心的。但在最近20年中，成立了许多非宗教性质的志愿协会和团体，它们在地方社区中正在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在意大利估计有15.4%的成年人志愿参加第三领域的活动。
在日本，最近几年第三领域也有急剧的发展，部分原因是为了对付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很多新问题，战后日本的迅速恢复和重建给社会留下了不少新问题，包括从环境保护到对老人、幼童的照料。传统家庭的削弱，在街坊和社区一级造成了真空，这一真空要由第三领域的组织来填补。
今天，数以千计的非赢利组织在全日本的社会中开展活动，参与照料许许多多日本人的文化、社会和经济需要。大约有2.3 万个慈善组织，称为公益法人，目前在日本开展活动。还有政府将它们合并的私人慈善组织，这些组织涉及的领域包括科学、艺术、宗教、慈善和其他公共利益。除了公益法人，还有1.2万个福利组织，叫做社会福祉法人。 它们管理日托中心、照看老年人，为精神病患者和儿童的健康服务、为妇女保护服务。大多数这些组织是依靠公共部门支持的—约占它们经费的80～90%——其余部分来自（各类）收费收入、销售。（对服务对象的）收费和私人捐款，但大部分是来自社区资金。第三领域也包括几千所私立学校、宗教组织、医疗设施以及慈善信托组织和合作社。 还有100万个社区和群众组织，包括儿童协会，这些组织大都建立在有小学的地区，组织（孩子们的）户外活动、节日活动和运动会以及筹款活动。日本的老年人很可能是13万老人俱乐部中某一个俱乐部的成员。这些俱乐部存在于全日本，满足老年公民的社会和文化需要。
在日本潜在的最强大的第三领域力量之一，是以社区为基础的互助组织，它包括了90%以上的所有日本家庭。街坊协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开始（向全国）扩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的问题。30年代末，帝国政府将这些协会合并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1940年，政府命令每一个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强制人们参加。这些团体被用作战时宣传和控制对食品和其他物品和服务的分配。战后居民委员会作为自治协会重新出现，但不再和政府有法律上的联系。这些组织被叫做自治会，存在于27万个街坊中。一个地方的自治会一般由180户到400户人家组成。它的领导人是选举产生的，任期一般为2年。
自治会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它们帮助那些在经济上需要帮助人、无家可归的人和患有重病的人。地方自治会常常提供免费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为某位邻居重建被烧毁的房屋。它也主办文化活动和旅行，主持当地的节日活动和义卖会。很多协会成为反对违背当地人们愿望的开发或不公平的住房法的倡导者。最近几年，自治会在环保问题上变得越来越积极，常常游说政府将环境搞干净或（要求政府）强制执行反污染法规。
由于这些组织没有得到法律的正式承认，自治会得不到政府的拨款，完全依靠成员的会费。但即使没有政府经费的支持，这些协会也继续在发展和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数量的众多。儒学传统强调合作和和谐的关系，促进了日本社区志愿活动的发展，使得第三领域成为这个国家生活中一支难以忽视的力量。在未来的岁月里，由于政府削减社会服务，使地方社区被迫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第三领域的组织很可能起更关键性的作用。
民主的新声音
并不出人意外，对第三领域联合会的新兴趣，可和民主运动在全世界的进展相媲美。1993年12月，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叫做“公民志愿服务联合会”（CIVICUS）， 它的宗旨是帮助“培育志愿服务精神，开展社区服务活动”，特别是对那些第三领域刚开始繁荣起来的地方。该组织的第一任执行主席马沙尔（M.Marschall），前布达佩斯市副市长说：“我们目睹了在全世界发生的一场涉及成千上万个协会、俱乐部和非政府组织团体的真正的革命。”马沙尔相信，90年代将是第三领域的年代，因为在全世界人们对于传统现有的组织机构，如工会、政党和教会存在着普遍的失望。马沙尔争辩说，在几十个国家里，这一权力真空正在被小的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团体的建立所填补。马沙尔说他的这一新的（国际）组织“将为这些（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个论坛，一个进行国际宣传的机会，而且也将是一个道德国际法庭。”
在共产党政权在中欧和东欧垮台以后，第三领域成了新思想、改革和政治领导的源泉。据估计，在中欧和前苏联有多达7 万个非政府组织成了实习参与民主政体的基层培训基地。在私有部门挣扎着出世、而新组成的公共部门仍处于幼年期的情况下，第三领域在地区政治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它对地区的关切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的能力，同时在全社会灌输民主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共产党国家改革努力的成功。
随着高科技革命和新的市场力量向东欧和俄国长驱直入，关于技术取代（工人）和失业日益增加的问题可能会突现出来、并成为那里的政治辩论中心。在那里仇外情绪、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高涨，加上失业、人口压力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火上加油，将对新出现的第三领域民主精神以及这些新解放的国家的政治稳定构成严重考验。中欧和东欧的政治未来，很可能决定于第三领域如何抵挡新法西斯情绪的新浪潮和建立一个具有强大基层基础的大众参与的民主政体。如果第三领域不能对技术取代（工人）和长期结构性失业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反应，这些国家很可能屈服于法西斯主义在情绪上的煽动力，将世界的这一部分再次推入新的黑暗时代。
在第三领域在中欧和东欧重建中起着枢纽性作用的同时，它在亚洲和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里所显现出来的作用也不是不值得注意的。非政府组织在第三世界相对地说是一种新现象。它们伴随着殖民主义后的人权运动和民主改革一起发展的，现在已成为整个南半球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
当前，在发展中国家里有3.5万多个志愿组织。 第三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参与了农村发展、土地改革、食品救济、（疾病）预防和保健、计划生育、儿童早期教育、扫除文盲运动、经济发展、住房和政治宣传，在那些政府软弱或腐败、市场经济很小或根本不存在的国家里还常常是人民的唯一声音。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里，在处理地方需要方面第三领域正在成为比私人和公共部门更为有力的力量。在传统的市场经济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几乎不起作用的地方，情况就更是如此。据估计，志愿组织在发展中国家里已经影响着2.5亿人的生活， 在未来的岁月里它们的影响范围和效率将会继续增加。
第三领域在亚洲的发展最快，有2万多个志愿组织。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郊区，奥兰吉的试验项目中，得到了2.8万个家庭的志愿帮助， 建设了43万英尺长的地下排水沟，为当地居民建造了2.8万个公共厕所。 在印度，自雇妇女联合会（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SEWA ）－在艾哈迈达巴德的一个由穷苦妇女组成的工会—为妇女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儿童照顾服务以及木工、铅管业、竹工和助产士培训服务。在尼泊尔，基层的非政府组织和当地老百姓一起建造了62个水坝，成本只有政府所搞同类建设的1／4。在斯里兰卡,萨弗达亚·沙兰纳达运动（SSM）宣称它有7700名工作人员在8000个村庄服务,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利用（当地）资源和创造自给自足的社区。SSM 计划包括执行学龄前儿童的营养计划，对聋哑和残疾人提供帮助，包括缝纫、机械修理、印刷和木匠等能产生收入的技艺培训计划，马来西亚的槟城消费者协会和农村社区一起工作，帮助他们获得政府的援助，保护他们不受剥削性开发计划的伤害。在塞内加尔，为结束饥饿而战斗委员会（COLUFIFA）拥有2万名成员，帮助农民提高粮食作物产量，但不是为了出口。 这个团体也帮助培训农民改善耕作和储存技术，提高农民识字率和改善农村的卫生（条件）。在菲律宾一个称为帕马拉卡亚（PAMALAKAYA）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了5万名渔民， 游说政府保留公共鱼塘和为它的成员提供持续的培训和教育。
亚洲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大部分集中于对生态的关切。比如，在韩国、孟加拉、尼泊尔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成立了森林保护团体，以上从伐木工和开发商手中挽救剩余下来的森林。仅仅在印度就有500 多个环境组织，帮助搞好水土保持、植树、向工农业污染作斗争。
在过去10年中，妇女组织在亚洲也普遍发展。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母亲俱乐部帮助妇女进行有效的计划生育。在孟加拉国，一个妇女律师协会的成员走遍了6.8万多个村庄， 告诉妇女她们的基本法律权利和为那些受到配偶或政府虐待的妇女提供法律帮助。
拉丁美洲和亚洲一样在过去25年中志愿组织有爆炸性的发展。第三领域的发展主要来自天主教会的推动。牧师、修女和世俗者建立了地区团体行动网络，叫做“信徒基础社区”（Christian Base Communities）。仅仅在巴西，就建立了10万个“信徒基础社区”有300万成员。 在拉丁美洲其余国家，类似的社区组织的数量和巴西一样多。“信徒基础社区”将自我帮助和宣传相结合，在这个大陆的最穷困的人中建立从头开始的民主运动。在利马，建立了1500个公共食堂，有10万位母亲在这些食堂工作给穷人分发奶粉。在智利，建立了几百个城市志愿组织称作“大众经济组织”。（OEP）， 以解决长期被政府和市场所忽视的公众需求。有些“大众经济组织”，已经建立了消费者和住宅合作社。其他的制定了健康和教育计划、建立可供选择的学校和社区食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妇女一起参加“妇女行动调查中心”（CIPAF）， 一个非政府组织，努力为改善农村妇女和城市郊区的穷苦妇女的状况。在哥伦比亚700多个非赢利社区住宅团体，为无家可归者建造住房。
改善街坊协会，在整个拉丁美洲存在。这些志愿组织帮助建学校铺设自来水管、组织处理垃圾、安排运输工具。父母协会在过去10年中在拉美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帮助建立儿童照顾中心，社区蔬菜园、生产者合作社。在小土地所有者仍然拥有和控制大部分农村的国家里，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联合会要求实行土改。墨西哥全国自治地区农民组织联合会和巴西无地农业工人运动，是最为有名和最为令人瞩目的团体之一。
第三领域的活动在非洲也在快速发展。在非洲大陆上现在有4，000个非政府组织在活动，很多观察家认为这些组织是世界那一部分“发展背后的最重要推动力”。在乌干达有250 个地方非政府组织为穷人提供紧急帮助和保健服务项目。在布基纳法索， 2800 个称为“纳姆斯”（Naams）的社区工作队拥有16万名成员。这些工作队挖沟， 建造原水储存水箱和小水坝，照料社区森林，执行识字计划，建立产科医院、药店、学校和村庄门诊所。纳姆斯甚至也促进文化活动和主办全国的地方社区运动会。在肯尼亚，由8万名妇女组成的绿色林带运动种植了1000 万棵树，教会其成员如何恢复和保护土壤和如何使用天然肥料。
在很多基本上不存在传统的市场经济的南半球国家里，特别在乡村，非政府组织所起的作用和北半球国家的非赢利领域中的对应组织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第三领域的组织常常接管市场很少顾及或完全忽视的活动，比如，帮助低收入（家庭）修复住宅和为无家可归者建造简易房。耶鲁大学非赢利性组织课题组成员费希尔（J.lie Fisher）说：“然而在第三世界，非政府组织所进入的领域恰恰是发达国家的市场提供服务的范围。因为（在第三世界）市场领域基本不存在。”费希尔说：“因为人们是如此绝望地穷困。在正式的市场经济中他们确实没有机会，市场对（第三）世界的人来说有点儿风马牛不相及。”当地的人们常常没有多少选择，费希尔说，只好发展替代市场的办法。这些替代办法常常变形为市场活动。微型企业、合作社和村庄间的贸易网的建立，常常是一个地区或整个国家初步市场建立的先驱。费希尔说：“在第三世界，第三领域大规模地促进私有部门的发展。”市场部门的盈利常常被用来资助第三领域活动的继续扩张。
第三领域在世界的每一地区崛起。它如流星般地升起，部分归因于日益增加的填补由私人和公共部门在地方社区事务中所留下的政治真空的需要，活跃于全球市场范围的全球性跨国公司，对于个别社区的需要通常是无动于衷的。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全球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根本不存在。即使在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地方社区无力参与贸易谈判。规章制度是在几千英里外的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里，由关着门、厚颜无耻的人所炮制出来的。同样，各个国家的政府也不太关心社区事务。在大多数第二、第三世界的国家里，政府软弱无能，纠缠于官样文章，腐败盛行。
世界的很多国家由于市场全球化而深深受增长缓慢、棘手的失业、日益高筑的债台的折磨，迫使每一个国家在国际商业和贸易中以最低的（价格）水平进行竞争，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正在推行失去对当地人口的控制。它们不能提供基本的服务，对下层的更大参与的要求无动于衷，政府越来越远离他们自己人民的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情况尤为如此，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国际援助和发展基金输送方式的微妙变化之中。虽然大多数外国援助继续从外国政府流向有关国家的政府，数量日益增多的公共援助在从北方国家的政府直接输送给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美国，是由国会建立的美洲国家之间基金会和非洲发展基金会，直接向发展中国家的基层组织提供经费，一般支持地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也支持整个第三世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项目以及它们的首创行动。
虽然对第二、第三世界非政府组织的外国援助开始一点点地增加，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第三领域的首创活动的经费继续直接来自北方工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从1970年到1990年，北方工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对南方国家的的非政府组织的赠款从10亿美元增加至50亿美元。
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第三领域经济活动普遍开花，在处理地方一级人们的需要上会有更充分的准备，因此对发展中世界非政府组织的直接外国援助很可能增加。与此同时，马歇尔（M.Marashall）。 与其他人一样说道：“社会经济在这些国家里劳动力市场上将会起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和其他人同样相信非政府组织领域的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向人们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工作机会。他说他深信在第三领域可以创造出很多新工作。很多以社区为基础的工作岗位的经费，将来自非政府组织向中央政府承包工程所得。而中央政府则可以不必再自己搞代价高昂的公共工程计划。
科尔（M.Khor），第三世界网络主任，对第三世界的中央政府如何能向那些愿意并能够在第三领域工作的人提供社会收入这一点表示担心。虽然外国对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的直接援助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资金，但第三世界国家不可避免地必须通过税收提供另外的经费。科尔争辩说，如果实行增税，应当向由社会中最富有人购买的技术、产品和劳务征收。第三领域的活动分子说，在通过向富人征税作为雇佣穷人的手段以抵销发展中国家里存在的总的不公平方面，政府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科尔告诫说，收入重新分配是推进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他警告说：“如果你没有解决社会收入重新分配的问题，那末你就不能解决社会第三领域的发展问题，因为除此以外，你如何能资助它的发展呢？”
第三领域活动的惊人的发展开始培育出新的国际网络、北方和南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交换信息，围绕着共同的目标组织起来，并联合起来使他们能在国际大家庭中有自己的声音。有一句共同的格言能使人们各自的追求联合起来，即“立足全球考虑问题，立足地方采取行动”。大多数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具有一种新的共同远见，这种远见超越市场常识和狭隘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生物圈观点。第三领域新的积极分子和在地区一级的民主参与相结合，重建社区，为他们的人类同伴服务，并管理更大范围的由生物社会组成地球共同生物圈。
虽然对未来有一种共同的远见，北半球和南半球的非政府组织，面临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夕的一系列的挑战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南方和北方城市的非政府组织，需要解决由于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和技术取代而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失业问题的同时，南部非政府组织可能面对第二个同样深刻的问题—农业生物技术的采用及有可能在这个星球上取消室外农业的问题。千百万农民会因基因工程革命而变得过剩的可怕前景令人梦魂难安。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丧失，可能把南半球的国家推入经济混乱和将一场空前规模的金融危机强加在他们头上。文明将可能陷入长达几个世纪的衰落。单单这一理由，南半球非政府组织也会感到压力愈益沉重，必须抵制农业的生物技术革命的发展，与此同时开展土改和进行在生态上，可以更加持久的农耕方式。
希瓦（V.Shiva），印度科学基金会技术和国家资源政策主任， 担心在她的国家里可能高达95%的农业人口，在未来的世纪里可能被农业的生物技术革命所取代。希瓦警告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况，“（印度）将变成几千个南斯拉夫”：（印度）将到处是分裂主义运动和公开的冲突，印度次大陆将四分五裂。希瓦争辩说，替代大规模社会动乱和印度国家制定可能崩溃的唯一可行的另外选择，是建立一个新的自由运动，建立一个植根于土改、而在生态上健全又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习惯。
整个第三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反对农业生物技术的“侵入”。在未来的年代里，反对跨国公司取得当地种子的专利和反对全球生物技术工业接管整个农业的斗争，很可能在每一个南半球国家里展开，因为许许多多农民会为了他们的生存而反对新的替代劳动力的基因拼接技术（未完待续）。
摘自里夫金著《工作的终结》一书 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