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语境下英语研究的语用关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英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具有不同社会文化、不同母语背景的非英语本族语者之间的英语交际，即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简称ELF）的语言交际，是当代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受政治、经贸、旅游等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的逐渐影响，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其所涉及的语言范式、社交语用规约、语用策略选择、语境干扰等，出现了多元化的语言语用及社交语用现象，体现出超越英语本族语标准的趋势。这给语言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形成了在此背景下的新的研究范式（Cogo 2012；Sewell 2013）。另外，非英语本族语的使用人数远超本族语者（Crystal 1995；Graddol 1999）；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交际工具，出现了更多没有本族语者参与的状况（House 2009），以及英美标准用法以外的语言现象，尤其是一些来自非英语国家的跨语言、跨文化等多元语用表现。这是英语使用的非本族化（nonnativisation），也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研究中出现的新趋势（Graddol 2006）。本文拟探究全球化背景下ELF使用所体现的语用特征，尤其是相关研究中的语用关注及趋势。 2.ELF使用的非本族语化趋向 除英语本族语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外，英语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如下情况：第一，部分交际者是英语本族语者（NS），其余是非英语本族语者（NNS）；第二，交际者都是非英语本族语者，存在不同的母语背景；第三，交际者都是非英语本族语者，但拥有相同的母语；第四，非英语本族语者用于交往的语言不是一种标准英语，却基于标准英语或受其影响，如后殖民时期的印度英语（详见Elder& Davis 2006）。第一种情况涉及英语本族语者的标准用法；第二、三种情况涉及英语的非本族语用法，包括英语的近似用法及在标准语码范围内的各种变化。第二种情况不同于第三种，前者涉及跨语言、跨文化使用者之间的英语交互，也就是不同语际之间的英语交往，如中国人与日本人、法国人与丹麦人等之间的英语交互；后者是一种语内交际，如中国人之间、印尼人之间等的英语交互；第四种情况是一种新的语言变体。 基于以上情况，Murray（2012）把英语使用分为三大区域：第一，核心区域（inner circle），包括英国、美国等英语本族语国家，代表传统的英语标准；第二，外围区域（outer circle），包括印度、新加坡、菲律宾、尼日利亚等英语非本族语国家，缘于历史、政治、宗教等因素，英语成了一种官方语言，如成为法庭、议会等特定语境中的机构性语言；第三，扩展区域（expanding circle），如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国家英语仅是一种外语。可见，使用区域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已成为英语使用的显著特征，使用范围已超越核心区域的英美语言标准和社交文化规约，如奥运会、亚运会、国际贸易、国际航空管制等语境下的英语使用，说明英语的作用已超越日常语言交际，它不再是英美等主流国家的语言，日益体现出世界通用语的使用特征。 针对ELF体现的新特征，Cogo（2012）、Sowden（2012）等进行过系统研究，纠正了有关英语使用的一些错误认识，考察了其被忽略的复合性、多样性及动态性特征。据此，Cogo（2012）、Sewell（2013）等指出，ELF应被视为一系列的语用实践，ELF研究不在于识别该变体的共核特征（core features），而是探究交际过程的功能性及多元化特征。基于ELF的多样性及复合性特征，Kachru（1992）、Shim（2009）等认为ELF不可能形成一套完全单独的通用语共核（a uniform lingua franca core），也就是说，ELF不具有母语或第一语的“系统性体系”（systematic system）。因此，我们不应从“单模态视角”（monomodal approach）去看待日渐成为世界通用语的英语，具有不同母语背景的交际者之间需要相互顺应，甚至容忍多元化的文化差异及多元语用语言现象，才能实现成功交际，这说明ELF环境下的交际必然涉及文化顺同（cultural sympathy）等，需要包容源自多元文化背景的语言现象，包括语用偏离，尤其是带有说话人母语特征的英语变体，如中式英语、日式英语、俄式英语、法式英语等。人们普遍认同并重视英语本族语者与非英语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策略及其有效实施，却偏重英语本族语者视角下语言语用和社交语用标准；同时，英语学习者也往往忽略或不接受多元背景下的英语用法。 3.多元背景下ELF使用中的相互协同 在20世纪90年代，Clyne（1994）分析了ELF对具有不同母语背景的非英语本族语者的交际影响，并对国际学术期刊仅聘请英语本族语学者为论文评审专家的通用做法提出了质疑，因为这难以摆脱英语国家的评判标准、意识形态等影响，从而不利于非英语本族语作者，甚至出现学术不公。面对英语使用的国际化趋势，Kecskes（2007）指出如下问题：（1）非本族语者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英语的使用规则？（2）现有的语用学理论能否解释ELF的语言交际，以及ELF交际双方的共有背景（common ground）、互知（mutual knowledge）等具有不同内涵的重要概念？为此，我们需要关注如何将重心转向ELF使用的语用适切性（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及多语文化背景下ELF的非标准语用现象的容忍性。具有不同母语背景的使用者存在不相同的语用偏好，一些程式化语言、喻式语言等可能受制于特定的语用习俗。基于非本族语者的英语使用，Kecskes（2007）发现语义固定表达式（如aftera while，for the time being，once a month，fora long time）、动词词组（如take care of，put up with，be worried about，try to）、口头惯用语（如not bad，that's why，you know，I mean，you're right）等的出现频率很高，表明非英语使用者的语言选择存在语用偏向。 在没有英语本族语者参与的交际环境中，说话人可能担心给听话人的信息理解带来障碍，常常避免使用来自母语的程式性话语，以减少对方的认知付出，并取得更好的交际效果。主要原因在于，非英语本族语者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他们之间缺少共知的文化语境信息，互知仅限于英语的语码知识，如语法限定等。Graddol（2006）发现，没有本族语者参与的会议很多时候进展都较为顺利，说明本族语者可能给交际带来某些障碍，而不是促进作用。关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英语使用，Kecskes（2007）发现交际目的的实施优于双方的合作，也就是说，交际多受目的支配，说话人会尽可能选择所掌握的交际手段，如重复、重述（reformulation）、再释（paraphrasing）等策略，以构建双方的共有背景或互知信息。有关类似现象存在的交际理据，为当代应用语言学研究提出了新议题。 语言交际受制于使用者所在的区域文化及母语干扰。比如，日本出现了受制于日语及日本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日式英语，在教学实践中英语教师会努力遵循英语本族语的使用标准或惯用范式，但也会参照日本学习者的母语知识（Mimatsu 2007）。这说明，英语学习者难以摆脱母语的社会文化规约，不可能避免母语干扰或母语迁移。为此，英语教学实践与研究应关注英语使用的交际需要及其附属的社会、文化、母语等的语境影响及语用策略，尤其是对意义的协同构建与理解（Cogo 2012）。比如： （1）德国女士
在与法国女士
喝咖啡时，
谈到丈夫Franz新买的DVD播放机。 01
：[ah Franz bought… Franz bought a dvd player for us yesterday@@@（everybody laughing） 02
:cause it's winter 03
:yeah it's cold 04
:no it's great… and dvd the quality is good as well yeah I must say 05
:I always told him no I don't want a dvd player… because I don't like to watch= 06
:=movies at home?= 07
:=but then on Friday…we didn't want to go out and we really wanted to see a film…and there was[NOTHING on tv so: 08
:[ah ah （同上：100） 以上是一则非英语本族语者之间的会话言谈，出现了多种意在构建意义的互动性言语协同，如信息补全（02、06）、排疑（05、06）、回馈（01、07、08）等，推动了言谈的顺利进行，也是多方参与交际的互动体现。与一般交际的区别在于，类似策略体现了说话人的主动参与，同时表明对对方言谈内容或话题的关注及协同参与，共同推动所进行的言谈。它们就是交际双方的协同策略，对推进言谈交际具有重要意义。再如： （2）葡萄牙人Isabel、日本人Nana和意大利人Anna正在办公室讨论她们之间所形成的良好工作关系。 01 Isabel:I mean we don't have problems… we all get on yeah 02 Nana:yeah I think we are all on the same…on in… ah:what is it… on the same boat? 03 Isabel:yeah? 04 Nana:yeah?… how do you say? On the same boat? 05 Isabel:I don't know yeah …on the same boat I think… on the bus on the train 06 Anna:anyway we understand you 07 Isabel:yeah… we are all foreigners 08 Nana:all foreigners（laughing） （同上：101） 上例说明了非英语本族语者在多人交际中对形式与所指意义的互动协商和协同构建。三人在评价她们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中，日本人Nana对英语习语on the same boat所指喻意的理解存在不确定性（02），于是向Isabel求助确证（02、04），但Isabel并未直接释疑，而是借用on the bus和on the train进行类比替代（05）。当意大利人Anna表示理解Nana的所指之意时，Isabel的话语we are all foreigners确认了该理解，体现了作为非英语本族语者的群内（in-group）属性（07、08）。可见，ELF使用者之间通过动态的意义协商与意义的协同构建，利于推进言谈交际并实现相互理解。上例显示，具有不同母语且缺少共有背景或互知的交际者之间除了基本的英语语言能力之外，它们之间的相互协同及策略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交际中创造性地使用易于对方理解的类比性习语，如上例的on the same bus/train（原为on the same boat），并未影响交际，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语言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目标语的陌生性或非母语性并不就是影响ELF使用的不利因素或交际障碍，相反，说话人之间的多语言背景可为交际提供有用的资源和策略，推动交际目的的实施（Cogo 2012）。例（2）中，说话人之间的陌生性意识也得到了体现（如Isabel和Nana的话语（07、08）），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ELF使用者的交际多能力性（multicompetent）。 4.关注ELF使用的语用优先 所谓“语用优先”，指言语交际中无论是语言或语言策略的选择，还是语言的信息理解，都是基于特定语境下的一种语用判断或语用信息选择，包括它们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适切性（felicity）以及认知凸显性（cognitive salience），它们优于相关的句法及语义组合的判断和选择。可接受性、适切性是言语交际中语用特征的典型表现，语言形式或交际策略的选择与理解是否在语用上可行，或是否容易被听话人接受，或是否体现语境下的认知可及性，都是语境化线索下的一种语用判断，不同于句法管束下的形式判断或语义组合选择。有关社交互动中言语行为的选择方面，类似研究已得到证实，如对请求等言语行为的选择与语境判断（Pedlow et al.2001）都是有关语言使用的语用优先问题。 Kecskes（2007）曾以程式化语言为例，从ELF的角度，探究了非英语本族语者之间通过英语交际时的语用特征及认知凸显性，发现英语本族语者对固定的语义搭配、动词词组和惯用语等三类程式化语言的使用比例较为平均，而非英语本族语者的程式化语言使用比例却很低（仅为7.6%），且三类程式化语言在交际中出现的比例也不均衡，这是因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非英语本族语者之间缺少足够的共有知识，他们的语言选择往往不依赖母语文化中的集体凸显义（collective salience）——一种体现交际主体之间的共有背景，也是交际群体在认知上普遍具有的凸显性知识。比如，特定群体对现实社会中的公共人物“警察”都会有某种默认的集体认识，这就是认知上的集体凸显义，它会影响语言使用中相关意义的生成与理解，因为类似凸显义往往被优先解读和提取。例如： （3）01 Jill:I met with someone today. 02 Jane:Good for you. 03 Jill:He is a policeman. 04 Jane:Are you in trouble? 05 Jill:Oh,no… （Kecskes 2011:383） 此例中，面对Jill提供的信息（03），Jane（04）的提问隐含了有关警察的负面信息，这是涉及警察的集体凸显义。如果警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负面的，比如总是制造麻烦，警察就具有负面的集体凸显义。对Jane的话语（04），Jill基于个人经历进行回应（05），否定了对方话语所隐含的集体凸显义。在不同的母语文化语境中，类似“警察”等公共概念所隐含的集体凸显义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影响跨文化交际，甚至带来交际障碍。 在ELF背景中具有不同母语文化背景的说话人会尽量避免使用程式化语言或存在常规信息的语言表达式，交际中出现的较多语言语用问题、用意误解、话语冲突等不是话语的字面意义或组合性意义所引发的。以下是非英语本族语者中国学生与土耳其学生之间的一段言谈（Kecskes 2007：191）： （4）01 Chinese student:I think Peter drank a bit too much at the party yesterday. 02 Turkish student:Eh,tell me about it.He always drinks much. 03 Chinese student:When we arrived he drank beer.Then Mary brought him some vodka.Later he drank some wine.Oh,too much. 04 Turkish student:Why are you telling me this? I was there. 05 Chinese student:Yes,but you told me to tell you about it. 其中土耳其学生像英语本族语者一样使用了程式化用法tell me about it的惯用语，意在让中国学生告诉他言谈所指事件的后果（02），也就是，Peter在酒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该话语隐含的交际用意。然而，中国学生按照所理解的字面意义，对该事件进行了描述（03），背离了对方的交际用意（04），却不知何故（05），这是非英语本族语者之间常出现的一种语用误解。以上两例表明，英语等外语学习与使用不仅涉及掌握正确的语言形式，还涉及识别特定的语境限定及其用意，后者往往对成功交际更重要，也就是，语言交际遵循“语用优先”的普遍原则。这为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教学与研究带来了新思考。 5.语用关注的主要趋势与转向 5.1 英语使用中的语用关注 语言使用不单是语言知识的运用及信息传递的过程，除语言知识及语言能力外，还涉及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非语言语境因素和语用能力。为此，在20世纪70、80年代，国外出现了有关本族语交际中“语用无能”（pragmatic incompetence）的探究（Cupach & Spitzberg 1994），如提问不当、异议表述缺陷等。其实，外语或二语使用的语用无能问题更突出，只不过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探讨正面的语用能力，比如，语用能力范畴、语用能力表现及各种言语行为（Taguchi 2009；Ishihara & Cohen 2010），多集中研究语境下的“语用所能”，也就是能做什么，较少关注语境下的“语用无能”，如语用能力缺失、行事能力缺陷等表现。 针对ELF的世界通用语发展趋势及多元背景下的互动特征，Firth（2009）提出了ELF研究的新范式，如课堂学习行为之外的互动策略，意在避免交往失败的“随它”（letting it pass）策略等，其实这是一种多元文化背景下语言使用的容忍现象；也有学者关注不同工作环境下交往方式的语用表现，如商务协商（Haegeman 2002）、话题管理（Lesznyak 2004）、话轮转化、误解及意义共建（Mauranen 2006）、视角标记（
marker）（Baumgarten & House 2007）、程式性用语（Kecskes 2007）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语言选择问题。通用语交际者之间需要采取一定的交际策略，比如相互协同与意义建构，才能实现成功交际，并对其过程进行有效管理。为此，ELF使用者不应被视为一种“有缺陷的交际者”（deficient communicators），其角色也不是简单的外语学习者（House 2003，2009；Firth 2009）。可见，这些研究重在关注ELF使用中的语用表现及其相关问题。 House（2009）分析了ELF环境下you know的“他人取向策略”（other-oriented strategy）、“连贯促成功能”（coherence-creating function）等，它们不同于英语本族语使用中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不同母语背景的说话人可能不了解以上用语及策略的语用功能，但也会在交际中经常使用，并进行在线（online）的信息建构与信息共建（Seidlhofer 2009），以及动态语境下的交互管理（Mauranen 2006）。这为对英语作为母语、英语作为外语、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等三者之间的语用对比提出了新课题，说明英语使用不应只涉及英美语言文化下的社交语用标准。此外，ELF语篇中的语调结构及其信息建构、人际关系取同等（Pickering 2009），也是近年英语研究关注的语用维度。这表明人们已不再仅围绕语言形式、意义表达等展开研究，而是更强调语言使用的功能、语域、互动与协同等语用特征。 5.2 语用关注的重点及转向 近年来，中介语的语用研究所强调的母语迁移不再是ELF研究的焦点问题，而是更加关注英语使用的跨文化语用表现、跨文化语用交际能力及跨文化语用“无能”，因为跨文化交际是一种双向过程，除了交际双方之间的双向互动之外，还涉及双方各自的社交语用规约等语境制约，交际双方会遵循各自母语的类似语境制约，并把母语的语用标准迁移到英语使用中。这样的交际容易出现多元化社交语用规则或规约之间的相互碰撞，从而引发语用失误，甚至交际失败。为此，英语学习的目标不应只是英语本族语者的语用标准，而应关照学习者的本族语语用标准及其多元化的语境影响。这对中介语所关注的语用问题提出了新挑战，为此Hult（2010）提出英语等外语研究的“跨文化语用转向”，即从中介语所体现的非标准语用特征转向其所体现的跨文化语用特征及跨文化语用现象。 针对英语等外语，长期以来人们多注意言语行为的类型及其语境关系，如与说话人的性别、身份、地位等之间的相互制约，以及实施行为所表现的语用能力及母语的语用负迁移等，偏重信息传递，却很少从人际语用的角度去重视英语作为外语在实施言语行为中所表现的负面信息或危害信息。比如，指责（如You'rea liar.You're such a hypocrite.）、陈述（如You aren't a priority in my life.）等话语是一种负面程度很高的言语行为，类似语言现象被视为人际交往中的“阴暗面”（dark side）（Vangelisti 1994），因为它们具有负面的人际语用效应。 为此，我们不能仅根据语言构式去判定话语的可行性及恰当性，而需要从话语的施为力度（illocutionary force）、施为用意（illocutionary intention）、语效等角度，去考察不同语境下非英语本族语者之间的英语使用，尤其应关注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以及交际信息和交际用意的动态建构。为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如何定义ELF环境下的语用能力，它与语用意识、元语用意识、社交语用能力（socio-pragmatic proficiency）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不同于日常交际的语言及语用表现。很多学者，如Rose & Kasper（2001）、Kasper & Rose（2002）、House（2003，2009）、Taguchi（2009，2011）、Ishihara & Cohen（2010，2012）、Hult（2010），Ifantidou & Tzanne（2012）、Ifantidou（2013）等，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系统地研究了相关重要议题，其中包括： -语用能力范围 -语言教学中的语用维度 -显性语用教学与隐性语用教学 -输入强化（input enrichment）对语用能力发展的作用 -语用能力引导及其效果 -语用能力的可教性 -语用引导与语言接触 -语用引导效果 -语际语语用迁移 -语用意识和语法意识 -语言使用的主观性和语用选择 -言语行为的实施与理解 -教师的语用问题：知识、信念、实践等的影响与表现 -学生的语用问题：出现语用异常的潜在原因 -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与语用能力发展的关系 -语言语用用法的语料收集 -语用测试的目的及手段 -语用发展的理论模式，如文化适应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认知处理模式、社会文化论、语言社会化、互动交际能力模式等 -语用知识和语用能力的方法论 -普遍语用原则 -语用能力发展和语法能力发展的顺序及关系 -不同环境对语用能力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可见，英语教学与学习的研究不应再只关注语言形式、语义组合及英美文化下的语用标准，而应重视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语言使用的语用维度和语用特征，重视多元化的语用知识、语用能力、语境制约、人际效果等语用表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和阐释语言使用的真实性，才能真正关注语言多元化（multilingualism）和社交语用多元化（multiculturalism）背景下的英语使用及语用能力。语言学期刊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7年第3期的系列研究指出，二语学习或习得是一个沿着“中介语连续体”（interlanguage continuum），迈向理想的目标语使用者语言能力的过程。然而，从跨文化交际及后现代复合论的视角看，这样的语言观既不恰当，也不现实，因为交际能力不是单纯从中介语向目标语的语言能力发展的过程，还涉及多元文化的复合性问题，需要关注“说话人说什么，其意图或目的是什么，怎么说”等。此外，在多元文化及多元母语背景下，说话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自我民族的语言优越感或本民族中心论（ethnolinguistic/ethnocentric views）（Hult 2010），也就是，英语等外语学习与使用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母语及其文化，说明英语使用中的很多现象其实都不是语言问题，所涉及的不是语言能力而是语言语用和社交语用的问题。因此，Boxer等认为，我们应转向关注外语使用的跨文化语用维度（同上：51），这样ELF的语用能力观自然应随之变化。 此外，纵观语用学的两本权威期刊Journal of Pragmatics和Intercultural Pragmatics中的近期成果，“可以说，语用问题日益成为二语或外语教学和学习关注的主流问题”（Ishihara & Cohen 2010：iv）。针对不同母语中的请求、拒绝、道歉、赞扬、抱怨、威胁、建议等言语行为，研究成果已很丰硕，然而，类似成果还未充分应用于外语教学实践与研究，教材编写也没有体现相关的语用引导。外语教学（尤其是如何教、教什么等）与语用学之间仍是各自为政（Ishihara & Cohen 2010），没有实现成果的相互转化与借鉴，“教”、“学”、“用”三者之间的离散现象十分明显。因此，Cogo（2012）认为，英语教学不一定非得要偏向英语的本族语标准。这是有关外语教学与学习的新主张，不同于Sowden（2012）等的传统认识。 本研究表明，ELF背景下的语用表现与语用关注呈现出多元化的新特点，日益关注具有不用母语文化背景下的动态选择及其语境适应性、互动协同、语用策略、非标准化语用的容忍性等，以及交际的互动管理、信息共建等。语言使用的语用问题涉及语言选择与理解中的隐含信息、语用策略、语用动机等的语境恰当性、多样性、可变性，以及交际主体之间的相互适应与容忍，包括社交规约、文化习俗、语用偏离等。这些问题是当代国际语用学、外语语言研究等关注的新焦点，对英语教学、英语学习、英语教材编写等的实践与理论提出了新问题，多元环境下的英语语言语用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表现可能对Hymes（1972）的交际能力观形成新的挑战。
标签：英语论文; elf论文; 语境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