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当代价值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当代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07)01-0006-07
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标志。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特质究竟是什么？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强势话语误导，即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国文化由于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在价值观上是重国、重家、重整体，人的个体价值被完全淹没在整体极权专制统治之中。而西方社会由于工业文明的积极影响，所以重人性、重个体，凸现和弘扬了人的价值。当然，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由于时代性的文化落差，西方有许多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来比较，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是西方文化传统所不能比及的。
一、以人为终极关怀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质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它影响一定时期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关怀。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 (P406)。价值表示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包括两种关系：一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关系，二是主体需要、倾向、要求对客体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通过实践活动就形成了主体的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对象意识就是从对象的视角来确定主体的价值目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关怀与取向，自我意识则是从主体的视角来把握对象，确立主体在实现价值目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关怀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文化的价值观实际上都是一定文化价值指向一定价值对象的价值关怀所形成的观念和看法。可见，价值关怀就是一定文化价值观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文化的价值关怀主要可以区分为终极关怀和初级关怀等。所谓终极关怀，是指文化价值观中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所谓初级关怀就是一种在时间上可变的不具有普遍和根本意义的具体的物质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比如，一个人出于家庭经济现状的考虑只好购买一些价位低廉的商品等。
文化是一个民族通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只有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终极关怀可以表征和彰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而那些具体的物质性的初级关怀不足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终极关怀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特质。根据亨廷顿的意见：“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伟大宗教”。[2] (P25)西方文明是一种欧洲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就是一种儒教文明。[2] (P29-31)他引用布罗代尔的话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集合”。所以，“文明是放大了文化”。[2] (P24-25)文明当然不等于文化，但是文化可以说是文明的核心和实质。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就是根据不同的文化价值来区分的。所以，基督教文化就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儒家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特质。
文化中的终极关怀体现出一种文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那么，文化中的终极关怀究竟是指什么？终极关怀是一种价值观，价值总是人的价值。以哲学世界观来看人，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根本。但是，人的存在是什么的追问属于哲学本体论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怎么样才是文化价值观研究的范围。所以，所谓文化的终极关怀，无非是人们对人的存在状态和理想价值究竟怎样的追求和探询。唯物主义把人的存在状态归结为物质，从而以人的感性、现实、经验的存在和意义为终极关怀。而唯心主义则相反，它把人的存在状态归结为精神，因而他总是以人的精神(主观的理念或客体的神)的存在和意义作为终极关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的就是现实的个人，以现实的个人的实践和感性活动和意义为终极关怀。共产主义只是现实的个人对现存世界改造的现实的运动。[3] (P87)相反，在神学家看来，他们的终极关怀就是信仰。德裔美籍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保罗·蒂里希认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他说：“人最终关切的，是自己的存在及意义。”[4] (P14)在蒂里希那里，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就是对人的存在及意义与价值的把握。这里的“终极”，即无限、无条件之意，关切、关怀是指的价值取向。何为蒂里希的终极性？利文斯顿对其作了这样的解读，他说：“正像每一种动物一样，人关切着限定自己的生存条件的那些东西。诸如食物和庇护之类。可是人还有种种精神上的关切，它们是迫切的，并带有终极性。”[5] (P710)终极是相对初级、“限定”是相对无限、物的东西是相对精神而言的。这就是说，人对食物这些物的东西的关心、关切，只是初级的、有限的；人与动物不同的，人的精神关怀，它带有超出有限的具体物的享受的无限性和终极性。蒂里希对终极关怀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人有两种关怀，一种是不具有终极目的的吃、喝等具体的有限的动物性的初级关怀；一种是超出动物水平的具有无限性和终极性的精神上的关怀。这就是人比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就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早就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对于动物的吃、喝等机能，“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3] (P44)
可见，蒂里希就人与动物的区别来推出终极关怀概念基本可以成立。问题是，人终极关怀的究竟是什么？蒂里希的论述除开暴露西方人的终极关怀的宗教性质之外，我们无法发现其他更多的合理之处。利文斯顿说，“‘终极关切’这个术语，可以说就是蒂里希对这条伟大诫命的抽象解释：‘主，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主。你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马可福音》12：29)”[5] (P711)在蒂里希那里，宗教并不包含在人的初级关切，宗教是一种终极关怀。在宗教那里，终极关怀被归结为人在宗教信仰中对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把握。按利文斯顿，蒂里希无非是说，与动物不同，对人的存在状态的终极关怀只有求助于宗教的信仰，人的存在只有通过对神的存在的关怀来把握。因而，宗教对神的存在与意义的追求就是宗教文化的终极关怀。佛教的终极关怀就是涅槃。基督教文化的终极关怀的是上帝，即一切都可以归结和还原为神的信仰精神。所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人的终极关怀归根是一种对神的终极关怀。在西方所谓的以人为本，并不说人自身就是人的根本，而是说人的存在必须以宗教(神)的本质为根本，人的意义和价值并非以人本身为终极关怀，而是以神的终极关怀为终极关怀。因此，西方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完全可以归结为一种以神为本的终极关怀。所谓以神为本的终极关怀，那就是人所生活的世界实际不是人的世界，而是神的世界，神是根本出发点，神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
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则不同。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可以称之为“以人为本位”。他说：“所谓以人为本位即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终极关怀，而不诉诸宗教信仰”。[6] (P87)也就是说，作为价值观的以人为本，不是指人是世界的本原、本质，而是肯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它与以神为本的终极关怀价值观相对。所谓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那就是人在人所生活的世界，人是根本的出发点，人的价值高于神的价值。
价值观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在我国，古代的价值思想一般用“贵”的概念来表达。在人与神之间孰贵孰贱的问题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中国文化终极关怀的是人，西方文化的终极关怀是神，即对神的存在与意义的追求。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传统的特质是人道主义的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把人道主义的以人为本，从西方文化中抽象出来，可以说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是西方价值观的一个突出的特色。但是，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西方价值观始终不能脱离西方文化土壤在荒凉的大漠生成出来。正如安泰(Antaios，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地神之子)的身体始终不能离开他的母亲大地一样。因此，只要把西方人道主义放置在西方文化的框架中，就可发现，西方文化是一种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坚持的不是以人为终极关怀，而是以神为终极关怀。西方的确有不乏人道主义的文化传统，从古希腊普罗太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第一个人道主义的命题，到近代文艺复兴人道主义以“人本”对“神本”、以“人道”对“神道”的冲击和抗争，直至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用人的意志和“存在”对神的批判和颠覆等。尤其是尼采不得不赤膊上阵，高喊“上帝死了”，是我杀死了上帝，务必重估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一切价值。但是西方文化始终还是无法摆脱神本文化的藩篱，西方文化的以神为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始终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在马克思看来，从中世纪到近代资产阶级的哲学，真正从世界观高度来厘清是否可能以人作为终极关怀价值观基础的代表性人物是马丁·路德、加尔文和费尔巴哈。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西方世界的总理论，宗教的实质就是神对人的奴役制。马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旨在适应资产阶级需要，颠覆和推翻这种奴役制。遗憾的是，路德和加尔文，他们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马克思说：“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3] (P10)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不仅没有改变神对人的奴役制，而且把神对人的奴役制转换为一种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伦理。[7] 伦理就是一种价值观。所以，宗教改革的结果是突现了以神为本的终极关怀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费尔巴哈是杰出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代表。费尔巴哈用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的命题揭开了宗教(神)的秘密，他本应以对人的终极关怀来解构以神为本的终极关怀。但是，他又把人类的历史说成是一部宗教史。这样一来，他的“人”最终成为了一个“宗教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人的终极关怀最后也就还原为对“宗教人”的终极关怀。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人是一种宗教动物，人的文化必然是宗教的。利文斯顿援引蒂利希的话说：上帝就是人的存在本身，“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宗教是其一切创造性关切的深度方面。”[5] (P739)由于人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一种神的存在，对人的存在状态的终极关怀，实质还是对神的存在的关怀。换言之，西方文化是一种诉诸宗教、神为终极关怀的文化，以神为终极关怀凸现出西方文化的特质。
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伦乃人之伦也，中国的人伦文化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位，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文化的终极关怀对象的文化，而不以宗教、神为终极关怀，不是从神那里来领悟人的价值和意义。《尚书·五子之歌》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表述。尽管这里的“民”不是指所有的人，如奴隶就不属于民，但是用历史性的观点来分析，这里的“民”也可以理解为“人”，而且在哪个时代看来，只有“民”才是真正的人。何况这里所论并非人的阶级属性，而指称的是人与其他参照物的关系。这里的“邦”指的是“国”，“本”即根本的意思。“民惟邦本”，就是把人而不是把“神”作为国家的根本出发点，人的价值高于神与物的价值。《尚书》还认为，事在人为，天命不可信，信天命不如尽人事。周公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尚书·君奭》)《尚书》版本的年代出处虽然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其基本思想却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体现。儒家创始人孔子虽然也承认天命，但是对鬼神却是将信将疑，敬而远之。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论语·先进》曰：“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人与鬼之间，最现实、最重要的首先是如何以人事为事，如果做不好人事，当然也就谈不上去做事鬼之事了。事人是前提，是根本，事鬼是第二位的末。汉初黄老的自然无为思想盛行，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黄老思想也不过为一瞬之间而已。后汉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仲长统提出了“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主张，极力反对汉初以来流行的鬼神迷信的谬见。他说：“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略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8] (P901)仲长统实际上进一步阐发了先秦荀子的人可以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思想。南北朝时，佛教几乎被上升为国教。梁武帝萧衍信仰有神论，鼓吹神不灭论，随即遭到了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深刻批判。范缜在《神灭论》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9] (P665)范缜从物质与精神、人的形体或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哲学层面，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形具而神生”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为儒家以人为终极关怀的价值观了提供本体论基础。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可以说神的问题一直都未能像西方文化那样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终极关怀，而不是像西方一样诉诸宗教信仰的人本文化，彰显出中国文化的特质。
二、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终极关怀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人为终极关怀主要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终极关怀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人与万物相比，以人的生命为贵。《孝经·圣治》转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与天地之间各种生命相比，人是最有价值的。《尚书·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是万物的主宰，人具有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主要是一种价值观，它与西方文化本体论意义的本原、本质之本是不同的。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以人为本，具体而言可以解释为以“人事为本”。[6] (P212)张岱年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人事为本，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哲学是文化的精髓。在中国哲学中，类似于西方哲学关于本体论的基本概念主要有天命与自然、形与神、心与物、有与无等。可以说老子的“道法自然”的“道”，《荀子·天论》中的“天行有常”的物质性的“天”、自然之“天”是万物的本原，不可说《尚书》中的以人为本的“人”是万物的本原。由于天是自然之天，所以，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用“天人合一”的理念来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人与天有怎样的作用与价值呢？唐代的刘禹锡综合了荀子“人定胜天”的观点与孔子的人与万物相比以人为贵的思想，创新地提出了“天人相胜”的理论。他说：“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10] 在科学技术落后的时代，人与动物相比，人虽然具有特殊的价值，然而人仍然还是不能做到有形的自然之天所能的做到的事情。但是，人的价值还是天的作用无法相比的。他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10] 这里的“治”，如果不只是狭义地理解为治理，而从广义上理解为研究、掌握、支配和使用等，那么，人的“治”就是一种能动的活动。毋庸置疑，天之“生”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具有，与人的能动作用相比，人的价值是至上的和终极的。当然，当时的刘禹锡还无法达到这一高度。然而，刘禹锡未能实现的认识高度，在明末清初王夫子那里却变成了现实。王夫子首先肯定器与形是根本的，而人的高贵之处就是“治器”。他说：“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11] (P203)人虽然不能制造(生)出规律，但人可以通过治器获得对“道”的认识。更为可贵的是，人可以能动地利用这种认识去指导治器的行动和实践。
其次，人与万物相比，人因有道德理义而贵。天地万物何以人为贵？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的价值在于人有比万物突出的优势，人不仅有气有生有知，而且有义。人有义是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原因。在孟子看来，人之性不同于动物之性，但人与人之性是一致的。他认为，耳目是人与动物都有的，独有“心”是人所特有的。与动物相比，人与人之心所同者是什么？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理、义。这里理，即道德规则；义者，宜也。这里的理义，就是一种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何以理义可能升华为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因为，这种道德原则是心之官所“思”之所得。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这里的“思”，当然不是思想的思，而是指的内省。按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规定，省即对人自身道德价值、道德修养的一种体认。人有义理这种通过省而内化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人之不同于动物的终极价值。先秦诸子，百家纷呈，对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的论见各有不同。但是，由于中国文化是一种儒家文化，在以人为终极关怀上，始终也都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髓而被发扬光大，尤其是在汉代大儒董仲舒那里更有其闪光的思想火花。他认为，人与动物相比，人不仅有道义，人有文(化)而灿烂美好，人还可以自己生产五谷而食，最为有价值的是，“知自贵于物”，即自己知道自己比物有价值。这里的人的自知，就接近达到价值主体自我意识的水平。他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12] (P2516)
再次，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民为邦本而贵。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人为本就是指人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与终极价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里的邦，是国家的意思，也可以引申为社会。人是社会生活的根本，人也就是终极关怀的对象和目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社稷在这里是指国家(政权)。民、国家与皇帝(君)三者，终极关怀的是民(人)。《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尽管这里的“人”是指“民”，它阐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即以人为本是成就霸业的基本国策。但是，把“民”作为王霸天下之前提，它说明人的价值高于神、物的价值。《管子·牧民》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把民心的向背作为政之兴废的一个决定因素，就其思想水平远比古雅典的民主政治思想先进。根据荀子的思想，“民”与邦(国)、民与君的关系，就是一种舟与水的关系。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这一点基本上成为了历代贤君良臣的一种共识。
最后，在对待人本身的道德理想问题上，以人格意志为终极关怀。人本身具有最终价值的是什么？儒家认为是人格意志。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至上的人格意志。《论语·子罕》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匹夫为普通人，与三军之帅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比拟，但是，他的人格意志却同样具有不可剥夺的独立、崇高和至上的价值。在人与财富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人格意志是至上的，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论语·里仁》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爱财，但取之有道。这里的“道”，当然不是功利主义的手段和方法，而是指道义。追求富贵，是一个人的欲望和需要，但是，比富贵更为重要的是人的道德人格意志。不符合道、义所得到的富、贵，有损一个人的人格意志，那是像浮云一样不值得向往和追求的东西。在儒家亚圣孟子那里，其利益价值观的言辞和表达，突现了一种穷且志坚的人格意志。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道家的“出世”人生观与儒家“入世”的人生观有所不同。但在道家看来，一个人要保持独立人格意志，就得摆脱世俗的功名利禄的束缚，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和摆脱物质欲望的追求。如果“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外篇·缮性》)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人格意志是崇高至上的终极关怀，人的人格意志的价值往往高于物质利禄的价值。凡是放弃独立的人格意志去追求物质利禄的，就是倒置之民，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格意志，也就丧失了人本身的价值。一言以蔽之，道家、儒家的人生观虽然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一个人的人格意志作为对人的崇高至上的终极关怀，这一点是共同的。这一点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突出的特色。她成为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精神支撑。如汉代的张骞、宋代的岳飞百折不挠，舍生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如，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抒发的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情怀。这里的“丹心”，也就是不死的永恒的为国尽忠的精神价值和人格意志。
三、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当代价值
中国文化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思想是最为值得珍贵的中国优秀文化财富。它说明“以人为本”的思想作为价值观不只是西方人道主义的文化遗产，它本身就是中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它所包含一些优秀的思想仍然对我国当代以人为本价值观在人的内涵、人的素质培育、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内容和途径等的理解方面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对人的内涵规定，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科学规定。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就是只重视关于人是什么的规定，往往忽视人究竟怎么样的规定，即强调从存在论来规定人，而不重视从道德价值观来规定人，只承认人是从事物质活动的人，不承认人的道德性。比如说，人是什么？按传统的理解，往往把人仅仅规定为人是懂语言、会思维的劳动动物。甚至认为，人就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是片面的。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与中国以人为终极关怀的文化精神不一致。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的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具有社会可以归结于他又可以还原于他的终极价值。社会无疑首先是个人的存在。现实的个人的存在是指什么？不是指他们的意识、观念，也不是指他们生物性的特点，而是指他们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感性活动。社会可以归结为这些活动的结果，也可以从这些活动中发现人类起源和发展的最终的原因。所以，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人类本身。这就是人的活动的价值。中国文化以人为终极关怀，仅仅把人的内涵规定为区别于动物的、具有“理义”、道德人格“意志”的道德人，这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完全取消人的道德价值来规定人也是片面的。人的内涵应是存在与价值、“是”与“应当”的统一。人是懂语言、会思维、有道德的劳动动物。
其次，人的素质培育尤其应该注重人格意志的磨砺。我国当代道德教育一般注意正面的外在的导向性的榜样教育。这是必要的。但这不是人的素质培育最为根本的东西。人的素质最为根本的还是在于内在的道德人格意志的培育。人格是一种由某种道德意志支配下形成一定式样的、比较稳定的或较为固定的道德品格。人格意志则是这种道德品格内在的精神支撑。人格意志的培育，一要长期的正面教育，另一个也就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实践的磨砺达至内在的人格意志修炼和培养。所谓磨砺，就不只是正面的磨砺，也包括更为重要的是逆境的、反面的磨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人为终极关怀中，人的人格意志往往都是从善与恶、美与羞、正义与邪等两相对立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与践行中突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就是人格意志正反磨砺的途径。社会实践是一个充满顺利和挫折、成功和失败与善和恶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复杂曲折过程。它可以给每个人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和教训及其人格意志的磨砺，从而逐步优化的人的素质。
最后，人的全面发展应包括人的道德素质等的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实际有两个问题：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人作为主体的资格素质问题与责任问题，二是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无疑是人本身。由于发展是一个时间概念，它的坐标指向是未来，在我国现代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总是指称未来，从责任方面提出要求。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还是人的资格素质问题。每个人如果根本不具有承载发展的道德资格与素质，人的全面发展永远也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传统文化和康德的对人的道德意义的终极关怀无疑有其合理性。那么，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的全面发展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问题是，自由个性究竟是指什么？一般都把自由个性规定为具有一定的身体素质、智力素质的人的创造能力，而不包括人的道德素质。自由个性首先就是一种创造能力。但是任何一种创造能力，不包括人的人格意志，仅仅依靠智力素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创造都不可能是痴人说梦，都不可能有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样唾手可得和一帆风顺，都要经历一个“众里寻她千百度”的反复过程，没有一种历经“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的人格意志的支撑，作为自由个性的创造能力就十分脆弱，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自由个性应是指包括身体素质、智力素质、道德人格素质的人的创造能力。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应包括人的道德素质等的发展。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最大的不足就是人的主体价值始终未能突现出来。人本只是局限于人事为本，人事即是民事。“民事”一般都具有政治意蕴。政治在古代又总是与统治者的“治乱”相关联。这就很难真正实现以人为终极关怀的价值目标。由此看来，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价值观究竟如何可能？究竟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相一致？它理当应该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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