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乡族咀头村贫困的性质和原因的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乡族论文,调查报告论文,贫困论文,性质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乡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洮河以西、大夏河以东的山麓地带，人口513805人①，其中半数以上聚居在东乡族自治县，其余分别聚居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及广河、和政等县。东乡族自称“撒尔塔”，据《蒙古秘史》和其他史书记载，“撒尔塔”泛指中亚一带的穆斯林。一般认为，东乡族是13世纪20年代，以东乡地区穆斯林中的色目人为主体，加上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后解体的撒尔塔人，融合部分蒙古族、汉族人而形成的。东乡族有民族语言，但无民族文字，信仰伊斯兰教。新中国建立60年来，东乡族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总体上看没有摆脱贫困。 咀头村是东乡族自治县汪集乡的一个行政村，下辖街道社、咀头社、对把子社、李家社、上老庄社、下老庄社和胡拉松社7个自然村。咀头村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东乡族自治县具有典型性。2009年7月12日～8月1日，笔者对该村的贫困性质和原因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个典型的贫困县。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419元，28万人口的县财政收入只有2416万元。②2001年东乡县被国家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4个乡镇被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乡镇，192个村被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村，16.94万人被确定为贫困人口。③该县汪集乡咀头村则是个典型的贫困村，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1270元，咀头村213户家庭中有91户属于低保家庭。④贫困是东乡族经济基本的和主要的特征，咀头村的贫困不过是整个东乡族贫困的一个样板，这是我们这次东乡族经济调查选择对象的主要依据。 造成咀头村经济长期不能脱贫的根源何在?这是本次调查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我们听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诸多答案。 在咀头村，将贫困归结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尤其归结为干旱缺水，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个解答。黄土高原被冲蚀而成的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丘陵上，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许多地区成为不毛之地。每年200～300毫米的降水更使咀头村十年九旱。严重缺水几乎是解释一切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你站在破碎的黄土高原的山坡上向四周观望，凡是沟壑内部的植被一定好于山坡，凡是平川地的作物长势一定好于坡上梯田。至于小麦和洋芋(东乡族语：即土豆)之所以成为咀头村的主要作物，均可从干旱缺水中得到解释。小麦单产之低，洋芋之所以成为救命作物，还是因为干旱。咀头村李家社何有苏家1989年修建面积为40平方米的房屋花了11000多元，而2005年为大儿子结婚修建的同样面积的住房只花了7000多元，根源还是因为水。1989年建房用水取自20公里外的锁南坝镇，成本昂贵；2005年后接通了自来水，建房成本因之猛降。解决用水问题，已经成为东乡族自治县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此看来，将贫困归结为缺水似乎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不是以传统生产方式下的农牧业为主导产业，缺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会有现在这般强烈。 还有一种类似的观点，也是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为自然条件，认为咀头村地下无矿藏。此种观点解释说，如今富裕之地不是煤铁蕴藏丰富，就是富集石油天然气；咀头村地上无水，地下无矿，山是土山，连一块石头都没有，贫困是必然的。这种看法的合理之处在于，单纯的农牧业在现今时代是不能致富的，工矿业才是致富之道。问题在于，工矿业的存在同本地有否矿藏是两回事。中东地下石油蕴藏千百万年了，但也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成为世界油都；日本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相对贫乏，但它却是世界三大工业中心之一。所以说，不是咀头村地下无矿才贫困，而是因为贫穷不能建成现代化工业体系。 文化素质低制约了东乡族经济发展，是造成咀头村贫困的根源，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上至干部，下至村民；既有阿訇，又有普通穆斯林。这种看法将贫困的根源从自然条件转移到主体人，在寻解问题的道路上是个进步，但是，人本身是生产劳动的产物，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人的素质要求是不同的。采集渔猎生产方式对体力要求不强，因而妇女可以主导氏族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对体力的要求大为提高，父系社会出现。农业生产靠经验，工业生产靠科学。人的文化素质低，一方面要视作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要看成这种生产方式的原因。在咀头村调查中，多数东乡族农民家有两三个孩子，但能读到初中毕业的很少。问其故，有贫困读不起书的，更多的是孩子自己不愿读，也有很多家长认为读书无用。咀头村首富赵忠华，在兰州开有宾馆，在青海有羊绒生意，在新疆开过金矿，但他只是高中毕业生；街道社的牟占虎自己开了家服装店，同时出租17间门面房，是街道社有名的富户，但他是文盲。不过在我们对这两位村民进行采访时，他们普遍感到缺乏文化在生意上是个巨大的限制，尤其是牟占虎，不识字无法进货，更不会签订合同、记账和算账。这说明工商业经营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而从事传统农牧业的确不需要多少文化。在咀头村特别是在下老庄社、胡拉松社和对把子社的调查中，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只念到小学，文盲相当普遍，他们认为，荡羊(东乡族语，即放羊)、种麦子和洋芋无须识字。另外，自给性的农牧业生产，商品率极低，货币收入很有限，靠卖点儿洋芋和几只羊，靠外出打工挣点儿钱，只能用来贴补家用，盖房、结婚、治病、丧葬都会形成巨大的债务，无钱供孩子上学。上小学和初中由于政府免除学费、杂费和书本费尚可支撑，上高中则难以负担。至于供养一个大学生，在整个东乡族乡村基本没条件。许多大学生不愿从事传统农牧业生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学无所用，用无可学。这种情况表明，传统农牧业不仅供养不出高素质的劳动者，而且排斥这种劳动者，将文化素质低作为贫困的根源，实在是倒因为果。 缺乏资金是贫困的根源。这种观点在咀头村干部和群众中相当普遍。其实，资金是价值概念，缺乏资金和货币型贫困是同语反复，这只要追问一句：为什么会缺乏资金?答案就会归结为贫困。穷是穷的根源，富是富的理由。在西方经济学说中，这被归结为马太效应。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说明作为生产结果的贫困，就不能说明作为再生产结果的贫困，再生产总是将生产的条件与结果再生产出来。 基础设施落后才是贫困的根源。咀头村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会地带，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属切割破碎的黄土高原沟壑地貌。山坡陡峭，雨裂发育，切割颇深，悬崖峭壁处处可见。“人们形象地说，这是‘碰死麻雀滚死蛇’的地方，山坡陡度一般在30度以上，有的达70度；宽度一般为30～50米，深度为30～70米，呈V字形，‘隔沟能说话，握手走半天’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⑤这种地形地貌使交通运输极为不便，道路建设成本高昂，交通事故率高，通信信号质量不佳，手机时常找不到信号。穿越咀头村的锁达公路去年才贯通；咀头村至各社的路都是狭窄的土路，供摩托车和农用车行驶。建材运输、农产品外销，落后的交通都是一个重要限制。7月25日上午我们步行从上老庄社到下老庄社去调查，途遇一老乡用兰驼牌农用车运一只羊去赶集，交通运输成本之高可以想见。但是，将贫困归结为基础设施同样不可靠。基础设施建设是与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同步的，它是为满足市场需要，同时又是从市场取得供应的工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的要件。道路建设尽管是脱贫的一个条件，但不是根本原因，只有摆脱自给性生产，才能充分发挥已有基础设施的作用，才能产生建设新基础设施的要求和条件。 “因病致贫”四字，在咀头村调查中常能听到，亦能找到实例，但我深表怀疑。吃喝穿用住行，结婚、生育、治病、丧葬都是人生最基本的需要，正如我们不能将吃饭归结为贫困的原因，相反，要把吃不好视作贫困的表现一样，我们也不能将治病视为致贫之因，而要将有病不能医治当作贫困的表现。如果说某个家庭被吃穷或病穷，那一定是这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基本需要，靠省吃俭用和有病硬扛的途径致“富”，充其量只是有点儿余钱而已，这种“富”与其说是财富生产的结果，不如说是财富消费的产物。这在扩大消费的时代是多么不合时宜啊。 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是一种交换关系，如果生产中没有形成细密的社会分工，交换就是没有必要的。咀头村的农民普遍从事自给性农牧业生产，小麦和洋芋种植主要是满足家庭食用，养羊也是以户为单位，贴补家用，这种自给性生产排斥社会分工，市场仅仅作为有限剩余产品的市场，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得到扩展。生产决定交换，在自给性生产方式未根本解体的情势下，试图通过牛羊市场和洋芋市场的建设来摆脱贫困，是舍本逐末之策。 下苦人(东乡族语：即劳动力)不足论。土地承包到户，每个家庭必须要有下苦人，否则承包地不可能有小麦和洋芋收成。许多丧失劳动力的家庭的确陷于贫困，但问题是整个咀头村每年都有大量劳动力输出，全村劳动力富余和某些家庭劳动力缺乏可以同时存在，这恰恰说明，劳动力不足不是绝对的，只是因为家庭经济组织的存在，相对于家庭承包的土地来说才有劳动力不足。对于另外一些家庭，却是苦于劳动力过多。家庭劳动力不足和全村劳动力过剩同在，一家劳动力不足和另一家劳动力过剩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将贫困归结为劳动力不足而不是归结为家庭经济组织呢? 乡村两级机构缺乏独立财政。在同乡村干部座谈中，当我们问及关于咀头村未来发展的规划时，他们普遍表示，由于缺乏独立财力基础，任何长远规划不是忽悠百姓，就是流于空谈。他们说，基层选举将百姓召集起来轰轰烈烈，候选人许下诸多宏愿，但乡村缺乏独立财政来源，无力兑现这些空头许诺。他们认为，如果乡村有独立财政能力，将项目资金统筹运用则会避免这种情况。但是，将乡村两级机构缺乏独立财政视作贫困原因很难成立，因为当前的农村是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即使乡村有独立的财政能力，面对的却是千家万户，不可能形成全村整体规划，独立财政只能加快一些农户的致富，而造成另一些照顾不到的农户难以脱贫。所以，乡村有无独立财政能力在现行小农经济基础上与贫困无涉。 56个民族56朵花，东乡族是朵苦菜花。咀头村、汪集乡和整个东乡县长期贫困，关乎东乡族长远发展，威胁整个民族的根本福祉。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咀头村贫困的根由到底是什么，任何一个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都不能不负责任地轻下结论。 为了探索咀头村贫困的根由，我们必须首先对该村贫困的性质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贫困首先表现为农民不能以自己的生产物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我们这里不是探讨一般贫困的问题，而是咀头村的贫困问题，因此将贫困的主体确定为农民。我们必须立即对“自己的生产物”做出说明，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不是用“自己的生产物”直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总是以“别人的生产物”来满足需要。但是，用“别人的生产物”在市场经济中不是无偿的，而是以“自己的生产物”交换得到。“自己的生产物”可分作两部分：一部分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如咀头村农民自给性消费的小麦、洋芋等；另一部分通过交换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如咀头村农民用所养的羊、牛等换取零花钱，以贴补家用。因此，如果我们不明确使用“直接”或“间接”的限定语，贫困是指农民不能用“自己的生产物”来满足生活需要的说法是能够成立的。关于“生产物”还必须做进一步说明，它不仅是指咀头村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依靠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农畜产品和手工业品，也包括他们外出打工的劳动生产物，但这两部分是有区别的，前者属于小农经济范畴，后者属于市场经济范畴。本文第四节将说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对咀头村农民脱贫的意义。 “基本生活需要”是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范畴。不同历史时期“基本生活需要”的内容、结构和水平是不同的。温饱二字只是指吃与穿两项，水平是饱和暖；“小康”二字包含的内容要丰富一些，吃喝穿用住行均在“基本生活需要”之列，其水平在足量的基础上始求优质。道德的限制是个社会限制，在特定历史时期，什么样的需要被列入“基本生活需要”，以什么样的对象和方式满足这种需要，都有符合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咀头村村民全部是东乡族农民，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古兰经》对每个人的生活和行为规定了许多准则，提供了一整套道德标准，对“基本生活需要”的确定有重大影响。阿訇的需要就不同于普通穆斯林。再贫困的穆斯林也会自愿向清真寺捐献，这些捐献按照依斯兰道德标准是应当被列入“基本生活需要”范围的。 “基本生活需要”的内容包括吃喝穿用住行。对于咀头村来说，吃食异常简单，主要是面食和洋芋，多数村民早餐主食洋芋，午餐可以吃饼子或拉条子，洋芋作为菜或调料，晚餐和午餐差不多。蔬菜是有的，但不多。他们很少吃肉，尽管几乎家家都养畜禽，但牛用于犁地，驴子用来运输，羊用来出卖，只在节日或重要日子里才会宰鸡或羊。东乡族生活于干旱、寒冷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接合部，增加热量和消除干渴的需要使得他们对茶叶有巨大的需求，茶是东乡族群众的生活必需品。普通咀头村民对于穿没有过高的需求，在调查中，六口之家一年衣着开支为2000元左右，更为贫困的只有1500元，这包括全家四季衣服鞋帽开支。在用的方面，可能受到伊斯兰教影响，很多咀头村人家除电灯外没有其他电器，老一辈认为电视和电脑会教坏年轻人。生活用具不少是自制的，厨房用品仅限于最必不可少的不能自给的部分。过去床上用品多为家庭手工制作，如今基本靠买。电视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家购置了，但收视时间很短，家长怕孩子学坏，限制收视。咀头村村民住房水平并不低，重视修房盖屋，是东乡族的习俗，民居有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两种，但完全砖木结构的建筑是罕见的，大多是前墙用砖和瓷片，山墙与后墙是用土砖砌就或夯筑而成的土墙。虽然冬季很冷，但墙厚多数为18厘米，少有24厘米。通常一户以三间一栋为正房，东西有配房(东乡族语：即厢房)，土墙围成的院子使一户成为一独立单元。交通工具为摩托车、农用车，自行车不适用起伏不平的山路。但多数人家买不起农用兰驼车，摩托车则较为普遍。 “基本生活需要”的上述内容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动态来看则是满足农民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从再生产看，生老病死等重要环节的需要都是必需的，尤其盖房、结婚、上学、医疗和丧葬是几个主要项目。人的生活需要有整个生命期始终发生的需要，也有一部分是特定时期才发生的需要，没有这些特定时期需要的满足，农民劳动力再生产就会陷于萎缩状态。 咀头村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依赖两种形式来满足：家庭生产的自给性农畜产品和用货币收入购买的商品。家庭生产的自给性产品主要是小麦、洋芋和牛羊驴，这些农畜产品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能够满足温饱的需要；但日常生活中不能自给的产品却要依赖货币支出去购买，特别是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主要开支项目，像上学、盖房、结婚、医疗、丧葬等需要大量货币支出。问题在于，家庭生产的产品在扣除自给性消费外，能够用于交换的剩余农畜产品极少，货币收入很有限，因而依赖这种自给性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对货币支出的需要。咀头村的贫困，在性质上正是这种货币收入缺乏型贫困。 在咀头村，温饱需要主要仰赖自给，而再生产中温饱以外的基本需要一般难以自给，需要货币支出才能满足。因此，咀头村的贫困更多的不是表现在自给性的实物消费上，而是表现在货币收入上。咀头村农民年人均1270元的收入，相当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⑥的四分之一。这1270元是指农牧业收入，不包括劳务输出收入和政府的各种补贴。问题在于，纯农牧业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是自给性的实物收入。小麦和洋芋是两种最主要的农作物，商品率极低，牧业中只有羊的商品率较高，牛和驴是作为生产工具饲养的。1270元人均农牧业收入，是将实物收入折合成货币收入统计的，是个统计指标，不是真实的货币收入指标。货币收入几乎可以归结为家庭畜牧业，主要是养羊的收入。羊在东乡族是按只论价的，一般4～5个月的羊每只售价在400元左右，牧业收入可以归结为羊的头数，每户3～4只羊很普遍。2009年养羊最多的上老庄社马占林家有12只，有的户一只也没有。咀头村实际人均纯农牧业货币收入约为500元，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每年如此有限的人均货币收入是咀头村贫困的主要标志。 我将咀头村货币缺乏型贫困的原因归结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的农牧业生产方式。 贫困作为一种经济生活现象，必须到生产中去寻找根源。经济生活包括人同自然和人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以生产方式为基础。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劳动改造的对象，对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肯定有影响，干旱草原只能放牧，定期泛滥的河域适于农耕，而岛民总是以捕鱼为主要生计。但自然条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样是草原，游牧生产和定牧生产完全不同，所造成的后果也完全两样；同样是土地，刀耕火种和精耕细作，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生产迥异，所以问题的关键是生产方式。 咀头村的生产方式是传统的农牧业。所谓“传统”，指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经验为依靠。这种农牧业虽然已经将最终生产成果纳入目的性因果设定，因此较采集渔猎生产方式要先进得多，但在整个生产中，有目的性的劳动所起的作用还很微弱，这为自在因果性联系的作用预留了巨大空间。咀头村两种主要农作物小麦和洋芋品种的选择就是历史的产物。这两种作物即使在自在因果性发挥作用的时空内，也能较好地保持劳动目的性设定不至于全盘落空。干旱是自在因果性联系起作用对目的性设定构成的最大威胁，小麦和洋芋作为耐旱作物一方面适应了干旱，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人的劳动目的性。东乡族人发明一个专门的词叫“雨水灌”，就是“风调雨顺”的意思。尽管小麦和洋芋耐旱，但如果旱情过于严重，仍然不会有收成，特别是在播种和开花季节，若有雨水灌，则可多收三五斗。所以，与其说干旱造成贫困，不如说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造成贫困。贫困的根因不在天，而在人。牧业也是如此。咀头村养羊是真正的支柱产业，而且“东乡”手抓羊肉是驰名品牌。但制约养羊业的首要生产环节是繁殖，关键环节是饲料。由于贫困，多数农户买不起羊羔，要想多养，繁殖率必须提高。咀头村有三种羊：小尾寒羊、多胎羊和本地羊。小尾寒羊耐旱，育肥较快，但一胎只能生一只，且食量大、易生病，农民更喜欢养多胎羊，一胎可产两到三只。我们在对把子社牟耀祥家调查时了解到，他家2008年养的3只多胎羊，2009年下了8只小羊羔。和种麦子、洋芋一样，这里自在因果联系起决定作用。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这种作用也存在，它对出栏时个体体重有重大影响，不过农民已经将劳动深深嵌入生产过程，在出栏前约1个月，加大洋芋喂饲量，这是咀头村和东乡县特有的育肥方式。于是剩余洋芋成为关键问题，由于小块土地经营难以获得更多的剩余洋芋作为饲料，养羊规模受到限制，饲养的时间也受到限制。 总体来看，在咀头村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农牧业生产中，自然的限制很强，劳动目的性作用很脆弱。小麦和洋芋的亩产量年度波动相当大，个体家庭养羊的只数同样有很大的波动。2008年“雨水灌”，小麦亩产达到700斤以上，2009年旱情较重，亩产据估计不足500斤。这种靠天吃饭的农牧业，尽管在适度引入化肥、育肥技术后，产量仍然有限。财富创造量少是贫困的根源，即使这些财富全都表现为商品，也会导致货币收入意义上的贫困。 何况，咀头村的农牧业生产是自给性生产，这加重了货币收入意义上的贫困。完全自给性生产是不需要货币的，自己的一切需要都能通过自给性生产解决，货币又有何用呢?货币起源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基本职能是衡量商品价值和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由待售商品的数量与价格决定。也就是说，货币的存在及其作用始终离不开商品，在自给性生产方式下，劳动产品不表现为商品，因而也就无需货币。对于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体来说，其收入只表现为实物收入，而不会表现为货币收入。所以，在自给性生产方式中，贫困的概念是由实物收入界定的。 如果咀头村的农牧业生产方式能够实现完全的自给，也就是说，自给能够自足，那么，即使人均货币收入为零，也并不等于其实际生活水平低，因为实际生活水平不是以货币来衡量的，而是由消费的实物的使用价值决定的。问题是，咀头村的农牧业生产可以自给，但不能自足。 和全国一样，咀头村也已经步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其经济生活正逐步被纳入到市场关系中，只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死死拖住了这一进程。尽管如此，农民劳动力再生产中的许多方面和环节已经不可能脱离市场了，主要表现如下。 在吃的方面，歉收年不可避免地要购入粮食，这需要货币支付。日常生活中的油盐酱醋毕竟不能仰赖自给，自古靠市场供应，没有货币收入是不行的。在穿的方面，家庭纺织缝纫手艺基本被现代纺织服装工业所取代，咀头村农民绝大部分衣着靠从市场购买。在喝的方面，过去的饮用水是靠运水车运入，需从锁南坝镇(东乡县府所在地)购买，也有自己从山沟里用驴驮水的；近年来，自来水工程基本完成，喝水交费，同样离不开货币。茶叶消费在东乡族的量很大，干旱寒冷的东乡不产茶叶，农民饮茶必须从市场购买，到过东乡的人会发现，在东乡各类市场上茶叶的经销都是大宗商品。在用的方面，用电需要花钱，用汽油要花钱，农业生产上买化肥、种子、农药要花钱，上学要花钱，看病付医疗费，购买结婚用品以及给彩礼，丧葬时散给来宾的哈吉耶要买，捐给清真寺以及请阿訇……这些都需要货币。在住的方面，房屋修建尽管有亲友帮工无须支付工钱，尽管有政府的危旧房改造项目和廉租房项目补贴，尽管部分建筑材料，如土坯砖、木料可以自给，但这些都不能将一栋房子盖起来，农民盖一栋房子平均仍需支付万元以上的货币，最低的也要支付7000～8000元。在行的方面，摩托车、农用车的购买及其维修等，都是农民不能自给的。 择其要者，农民在子女上学、建房、结婚、治病、丧葬等劳动力再生产几个重要环节上都不能实现自给自足，需要仰赖市场供应。一方面，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农牧业生产的农畜产品十分有限，且自给率高、商品率低，造成货币收入有限；另一方面这种自给性生产不能自足，又产生了对市场的依赖和货币支付的需要。生产方式能够自给但却不能自足，对货币产生了需求但又不能获取足够的货币收入，这一矛盾的结果就是贫困。咀头村，乃至整个东乡县农民的贫困，不是自给性产品消费意义上的贫困，而是在劳动力再生产的几个重要环节上严重缺乏货币购买力，从而形成在温饱两项之外一系列基本生活需要项目不能满足的贫困。这些贫困由于不能通过自给性生产加以消除，需要货币支付才能解决，所以这种贫困表现为货币收入上的贫困。 这种自给而不能自足的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造成的特有贫困，由于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而得到强化。 受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咀头村的农民家庭，一般父母健在时，即使多个儿子已经结婚，也保持大家庭生活而不分家。大家庭财权掌握在父亲手里，不论婚否，子女的收入都要交给父亲，大家庭统收统支。当父亲无常(东乡语：即过世)后，兄弟们才会分家，各立门户。需要说明的是，东乡族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三胎，实际往往超过三胎，我们调查的家庭，有4个孩子的不在少数。不过最近二十年来，东乡族农民父亲健在就分家的现象也逐渐多起来，并不会被同乡们看不起。 不论是分家的小家庭，或是未分家的大家庭，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对传统自给性农牧业生产的维护是大大加强了，因而也强化了这种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贫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土地以家庭人口多少平均承包到户，重建了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咀头村在集体经济时代没有完成向工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社队企业几乎为零，但在集体制时代依靠集体生产力兴修了梯田，这是集体制时代留给东乡县和咀头村的唯一遗迹了。对把子社的老农告诉我们，修梯田能保持水土肥不致流失，亩产从原来的200～300斤提高到了500斤以上。那时修梯田全靠劳动力，不像现在有机械。家庭承包后，集体生产力丧失了，但梯田仍然被保留下来。单家独户的生产根本不能自主地完成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且使农牧业生产方式永久停留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在家庭承包的有限土地上，农畜品产量不可能大幅度地提高，强化了自给性生产。对于男孩较多的家庭，未分家时地少劳动力多，可以腾出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分家后人均占有土地不断减少，现在整个咀头村人均占地只有2亩，产量增加受到土地的限制；对于只有女孩的人家，女儿出嫁后，地多人少，产量增加又受到劳动力的限制。 土地家庭承包后，自给性生产得以保存和加强。小块土地经营和各农户经济结构的同化限制了社会分工的发展，自给性生产成为必然，农畜产品商品率因之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准。在咀头村，牧业商品率高于农业，远离乡政府所在地的对把子社和胡拉松社低于乡政府所在地的街道社和咀头社。 同时，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又降低了自足能力，集体制有许多缺陷，但集体内部的适当分工大大提高了一个集体内部的自足能力，公社的自足能力比大队强，大队又比生产队(现在咀头村所谓的“社”)强，生产队比个体农户强。对于内部结构基本相同的农户来说，咀头村总体需要同单个农户的个体需要没有质的区别，但经济单位由村降为农户，满足这种需要的能力下降了。因而，个体农民对市场依赖性增强，货币收入的意义更为重要，缺乏货币意义上的贫困更加凸显。实际上，家庭是自给但不能自足的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的组织基础，没有这个组织基础，自给性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就难以形成；反之，家庭的作用之所以增强，农村家族势力之所以再度兴起，与这种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的重新确立是并行的。 在明确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传统农牧业是咀头村贫困的根源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前面各种关于贫困的原因的解释有更为准确的认识。自然条件恶劣论不懂得自然条件只有通过生产方式才能发生作用，将自然条件孤悬于人类社会之外，干旱、冻灾只有在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中才能起作用，在现代农业中其负面作用将大为下降。对于传统农牧业生产来说，即使地下有矿也是毫无价值的。内蒙古煤铁矿丰富，但蒙古族牧民很难开采；新疆是国家能源基地，但能源产业劳动者中维吾尔族人所占比重很低；日本不是矿产资源丰裕国，但工业生产方式照样可以使其裕民富国。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依靠经验生产，既产生不了对高素质人才的内在需求，又无力担负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费用。自给性的生产排斥货币，当然更排斥资本，资金缺乏正是自给性生产的特征，是货币收入型贫困的表现，而不是其成因。自给性生产无须交换，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落后与其说是贫困的原因，不如说是自给性生产的内在规定之一。治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需要，“因病致贫”只能说明自给性的生产不能满足治病这种基本需要，是自给不能自足的重要方面，同时也说明传统农牧业生产依靠自身内在力量无法提供医疗保健制度。如果说缺乏资金不是咀头村贫困的根源，那么拥有独立的乡村财政也不能成为致富的理由，因为自给性的农牧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乡与村即使有财力也解决不了农户的贫困，分散的农户永远不可能通过外部财政转移支付的输血而致富。至于缺少劳动力，那恰恰是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必然产物。咀头村劳动力总体富余同个体家庭劳动力缺乏可以并行不悖，一些家庭劳动力缺乏与另一些家庭劳动力富余可以同时存在，问题的根源显然不是劳动力的绝对缺乏，而在于劳动力的使用以家庭为界限，只有突破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才能化解咀头村劳动力富余和农户劳动力短缺的矛盾。 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的长期维持，咀头村的贫困全面地表现出来，如果简单罗列这些贫困现象，殊难获取整体印象；如果只用一个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又失之笼统。本节我们提出贫困生态概念来系统地刻画咀头村的贫困。 所谓贫困生态，是指一系列贫困因子按照一定的秩序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些因子中，贫困的根源即自给性农牧业是最基本的因子，此外包括商业性畜牧业、劳务输出、政府补贴、债务等。咀头村贫困的内在矛盾是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造成的货币收入有限，与这种生产方式不能自足而产生的对货币支出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展开及表现，是贫困生态演化的内在根据。 我们一直将自给性的传统农牧业作为一个生产方式整体来看待，实际上，这个生产方式本身是可以分析的，咀头村的牧业对农业具有一种补充作用。咀头村的农业主要从事两种作物的种植，一是小麦，二是洋芋。这两种作物实行轮种，如胡拉松社牟外力果家有7亩地，种5亩小麦和2亩洋芋；上老庄社马万良家11亩地，种6亩小麦和5亩洋芋；街道社牟占虎家有4亩地，种小麦和洋芋各2亩；下老庄社马成表家有6亩地，种3亩麦子和3亩洋芋；马英家有10亩地，种7亩麦子和3亩洋芋；马麦志东家有11亩地，种5亩小麦和6亩洋芋，都是一年一轮。两种作物均为耐旱作物，但耐旱能力洋芋高于小麦，当严重干旱发生时，洋芋就是救命之物，洋芋实际上对小麦构成一种补充，这种补充在解决温饱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丰年，洋芋在补充口粮之余，可以直接出售一部分换取货币，也可以用作饲料喂牲畜。但这种补充仅限于自给性农业内部，在农业外部则形成商业性畜牧业的补充。 咀头村的畜牧业是以家庭为单位，是以喂饲为主、放养为辅的圈养畜牧业，与甘南高寒草原放牧畜牧业有重大区别。东乡族和咀头村的畜牧业小部分是自给性的，主体部分为商业畜牧业。主要饲养的牲畜品种有小尾寒羊、多胎羊、本地羊、牛和驴，主要饲料为麦草和洋芋，麦草是一种将小麦秸秆铡成寸许，加水拌以麦麸而成的饲料，洋芋往往是挑选个头小的作饲料，大的供人食用。一般农户每年在春天购进羊羔或接羔，养到农历六七月出栏，具体出栏时间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用钱的需要，二是市场行情，三是主要精饲料洋芋的剩余情况。在出栏前，咀头村农民一般要育肥，通过多喂洋芋催肥。咀头村畜牧业对农业的补充作用表现在：畜牧业填补了咀头村旱作农业中自然起作用的巨大时间，正如汉族家庭手工业填补了农闲时间一样；畜牧业的发展利用了自给性农业生产中形成的剩余农产品(麦草、麦麸和小个头的洋芋)；牲畜粪便为农业提供了有机肥和部分燃料；商业性畜牧业货币收入成为自给但不能自足的农民生产和再生产自身劳动力费用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咀头村调查中，常听到农民说，需要花钱时就卖一只羊，有时急等用钱，一只能卖400元的羊200多元也会出手。 咀头村虽不能说家家养羊，但养羊户是很普遍的，占90％以上，所以，羊一般不会在农户之间出售(羊羔除外，那是作为劳动对象，不是作为最终产品交换的)，而是卖给宾馆饭店，也就是卖给那些脱离了农牧业生产的消费者，这一点在咀头村有重大经济意义。它表明，村里的畜牧业只有在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自给但不能自足的生产方式的一个货币收入来源，才能成为商业性的畜牧业。自给但不能自足的农牧业生产已经被部分地纳入市场，而成为半自给性生产。 商业性畜牧业的补充作用是有限的。以一只羊450元的高价计算，年均卖4只羊是大卖家了，那也只能收入1800元，贴补家用也不够。下老庄社社长马成表说，他家七口人，每天日常需要货币开支在25～30元，年货币开支约需要1万元。所以，卖羊收入不敷日常货币支出，发现新的货币来源是必须做的事情。 劳务输出是咀头村货币收入的第二个渠道。根据东乡县劳务办提供的材料，东乡县劳务输出有两种形式：组织输出和自谋输出。2008年全县自谋输出3.1万人，组织输出2.9万人。主要输出地有兰州、西宁、格尔木、巴州、京津、济南、大同、常州、呼和浩特、拉萨、伊犁、杭州等地，2008年劳务创收2.5亿元，同比增长19％。人均劳务收入4160元。⑦这里讲的“人均”不是全县人均，而是全县输出劳动力人均。咀头村劳务输出从所调查的户来看也是十分普遍的，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向西输出，这与历史文化联系有关；二是各户不均，劳力富余人家输出多，如李家社何有苏3个儿子都在外打工，而下老庄马麦志东家一个打工的也没有；三是季节性很强，一般在麦收结束后到过年的2～3个月里；四是外出劳动力主要从事收摘棉花⑧、建筑、皮毛收购等，技术含量低，人均月收入在700～1000元。 在咀头村，劳务收入虽也有用来贴补日常开支，但更多地用来偿还债务和积蓄起来办大事。建房木料、砖瓦的预备，很多靠打工收入，治病也会逼迫部分家庭派人出去找钱，婚丧费用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打工收入，孩子上学也要依赖父亲打工的报酬。在自给但不能自足的咀头村，打工的货币收入是当前主要的货币收入来源，这里仅举几例。 下老庄社有两个泥瓦工，一个叫马艾一布，另一个叫马英，前者42岁，后者43岁。他们的泥瓦工手艺都是年轻时到兰州打工时学会的，后来回到乡里为村民建房和修建清真寺。马英在咀头村算是高级技工，雇用他每天工钱是80元，这在咀头村远近闻名。马艾一布是个包工头，他和另一个木工合作，每包建一间房报酬是1200元，扣除一名小工每日50元工钱外，由他和木工平分。2009年上半年，马艾一布包建了30间房，获得1.6万元收入。两个泥瓦工的打工收入都很高，马英用多年的打工收入盖了新房，马艾一布的收入除了用于盖房外，主要用于给妻子治病。街道社牟占虎1965年生，有4亩地。他除了种地外，还经营一个服装店，此外还出租17间房屋。服装店和17间房产都是用牟占虎结婚后和妻子一起去新疆帮人收摘棉花挣来的钱修建的。从1984年到1995年，夫妻俩每年用出去打工挣来的钱盖2间房，10年共修了20间。现在每间房月租50元，17间出租房年收入上万元。他的发家得力于打工早、打工久、打工人数多、打工收入没有消费掉。下老庄社的马麦志东家2009年为盖新房花了1.2万元，其中，州财政补贴4000元，自己积蓄了3000元，从亲戚那里借了5000元，他的长子2009年8月打算去新疆摘棉花还债，他们家以前从未有人出去打过工。 东乡族自治县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192个村被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村，咀头村忝列其中。作为一个重点扶贫村，享受许多政府项目补贴，政府补贴成为咀头村农民货币收入的第三个重要来源。根据政策规定，农民种地有种地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退耕还林(草)粮食折现补助、退耕还林教育医疗补助、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补助、农村户用沼气建设补助、小麦玉米良种补贴、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畜牧业有国家良种奶牛保险补贴、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四大支柱产业扶持奖励；购买耐用消费品有家电下乡价格补贴、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村社干部有村干部报酬、社干部报酬、村干部养老保险、退休村干部生活补助；上学有寄宿生生活补助、中职生生活补助、贫困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临夏州高中贫困寄宿生社火补贴、东乡县贫困生救助；治病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济困病床、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对贫困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村医疗救助、乡村医生劳务补助；养老有高龄老人特殊生活补贴；建房有农村危旧房改造、廉租房补贴、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项目；计划生育有“少生快富”工程资金、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计划生育特困家庭救助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农村二女稀三女节育户奖励金、独生子女领证户父母奖励金、村及村以下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报酬；贫困群体还有农村低保补助、农村五保等。⑨ 咀头村相当多的农户程度不同地享受到了政府的各种补贴，有的一户同一年享受多项补贴，尽管名目不同，等级各异，但都享受到了一次性或者定期发放的货币补助，这些补贴形成了咀头村农民尤其是贫困家庭货币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例如，下老庄社马麦志东2009年上半年不仅享受村危旧房改造项目补助的4000元现金，而且他领养的两个孤儿马外里和马赛菲亚都能按月领到每人40元的低保补助。马麦志东因此十分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 商业性家庭畜牧业收入、劳务输出的收入和各种政府补贴形成咀头村农民货币收入的三大来源。这些货币收入弥补了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不能自足带来的货币需求。但是，这三大货币收入来源能否完全满足咀头村农民再生产对货币的需求呢?应当说答案是因户而异的。对于那些通过三大货币收入仍不能应付货币支出需求的农户来说，举债就是唯一的渠道。如果像财政学讲的那样，债务也构成收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债务作为咀头村的第四大货币收入来源。 咀头村的信用有三类：伊斯兰信用、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高利贷。咀头村村民都是东乡族人，信奉伊斯兰教，其民间信用受伊斯兰教影响，属于互助性的无息信贷，我们可称之为伊斯兰信用，这为广大贫困的穆斯林所欢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类信用在咀头村占绝对支配地位，治病、建房、上学、婚丧用钱，如需借贷，基本上是向亲友举借，都是无息的。信用合作社的贷款有较高利息，同时需要一定的信用或担保，咀头村普通农民很难从信用合作社获得小额贷款(年度最高额度为5000元)。高利贷在东乡族民间也存在，但不占支配地位。一些贫困的农户，长期靠借贷维持，其信用很低，在走投无路时就会借高利贷。 下老庄社社长马成表是个典型的贫困户，他家的债务越滚越大，兼有上述三种信用形式，已经难以为继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向亲友举债，额度为200元，此后，虽有年度波动，但逐年上升，到1988年，债务超过1000元。进入90年代，他有几年外出打工，因而未借钱，但1999年母亲去世时花了4000元，他有兄弟3个，因兄弟更穷，他自己承担了2000元。这些债务都是伊斯兰信用。1996年开始向信用社贷款，因为他是社长，有一些威信，另外有村领导担保，所以能从信用社获得小额度贷款。以后每年都是靠借新债还旧债，债务余额越来越大。2007年他向信用社借了4000元，到期时自己靠打工还了2000元，另2000元借高利贷，一个月的利息为20％，他借了一个半月，借时实际拿到的只有1600元，一个半月后还了2000元。2008年他从信用社借了5000元，通过伊斯兰信用借了2000元，最后偿还时，达坂城的朋友马文吉借给了他6000元用以归还信用社，马文吉的借款是无息的。2009年1月23日，他从信用社借了5000元，到11月30日还，月利率是7.44‰，用于建房，后又向亲友举借9000元。现在，马成表的全部债务已经达到1.6万元。这是他家7口人，只种6亩地，养1只羊的自给性生产完全不可能偿还的。像马成表这样的债务户在咀头村不在少数。 自给性生产造成货币收入的贫困，与不能自足产生的货币需求形成矛盾，商业性家庭畜牧业收入、劳务输出收入和政府补贴，缓解了这个矛盾，而债务的存在及其越滚越大表明，现有的货币收入来源只能是缓解矛盾，而不可能根本消除矛盾。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所有四类货币收入来源都没有根本触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首先，四类收入的获得没有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组织，养羊是各户养的，补贴是按户发放的，外出打工也是各户自己的事，收入当然也是归各户；其次，四类货币收入都不是变革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的结果，毋宁说是极力维持这种再也维持不下去的生产方式而从其外部获得的输血；最后，四大收入虽然缓解了农民不能自足对货币的需求，但却丝毫没有触动生产的自给性特征。这就是说，咀头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贫困，尽管通过商业性家庭畜牧业收入、劳务输出收入和政府补贴而得到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挖掉贫困的根子，只是从这种生产方式外部寻找到的四大货币收入来源，反而使这种生产方式得以苟延，因而也使贫困得以持续。从贫困根源之外去解决贫困，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所谓“以工补农”“以城市援助乡村”，这种脱贫模式充其量只能使贫困得以缓解，因而也得以持续。由于贫困根源未除，贫困得以积累起来，要求到贫困根源之外去获得货币收入的心情也更为急切。当这种外部收入不能持续增加时，债务就会越来越大，当借新债是为还旧债时，债越来越难借，高利贷就有了越来越深厚的土壤，而高利贷将摧毁它依靠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这就是咀头村的贫困生态及其演变的基本趋势。 自从2001年东乡族自治县被确立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以来，扶贫开发的成绩是明显的。这在马维纲县长近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较为充分的体现。⑩由于乡村两级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在经济发展上缺乏明确的总体规划，尤其村一级，基本是落实各级政府的惠民政策项目。因此，对于咀头村的反贫困政策，只能以东乡县政策为基础，结合从汪集乡和咀头村调查获得的实际材料做一评价。 东乡县和汪集乡的反贫困经济发展政策，总体上是围绕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展开的，在目标取向上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工业化、城市化能否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从咀头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县乡的发展规划并没有触动传统的自给性生产方式，“区域综合开发和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开发”、“小城镇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努力，不仅不以改造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为己任，反而是在避开改造这种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展开的，这样做在逻辑上会有两个结果：一是工业化、城市化取得进展，而传统农牧业仍然统治乡村，造成城乡二元对立发展；二是传统农牧业死死拖住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使工业化、城市化难以取得实质上的进展，整个经济面貌呈现为一种贫困生态。咀头村的现实是第二个结果。 对于咀头村来说，以“一区三带”战略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综合开发和项目建设，与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的改造是脱节的。这种脱节一方面使“一区三带”战略的实施效益不能惠及咀头村，另一方面像咀头村这样的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也不可能为“一区三带”战略实施提供持久的动力。“一区”是指在达坂城建设经济园区，实施了兰亚万吨铝型材、东乡手抓城、肉类绿色食品开发等重点项目，近年来投资力度特别大，2008年总投资达6.38亿元，是开发区自2001年成立以来累计完成投资的2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6000万元，与前7年基础设施投资总量持平。“三带”是指在锁达路沿线，百和、关卜及那勒寺一道川，环刘家峡库区三条经济带，实施道路建设、集镇改造、南阳渠支渠灌溉工程建设、规模养殖场建设、库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一区三带”战略的本质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战略实施为县城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战略没有同改造自给性的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咀头村位于“三带”的锁达路沿线，达坂城经济园区建设没有给咀头村带来经济结构改造的任何新刺激，如果靠持续投资达坂城园区建设取得该城镇工业化的成功，那只能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先进工业城镇同落后的自给性村庄并立。在这样的格局中，咀头村不可能为达坂城提供多少剩余农产品，也不可能从达坂城获取多少工业品，成为达坂城市场的一部分。达坂城将不能把东乡县广大的乡村作为自己的腹地，只能像整个中国一样，使城市经济发展的市场严重依赖外部。“一区三带”战略如能同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的改造结合起来，才能够获得持久的推动力，亦将产生拉动整个县域经济的内在力量。 “四大特色产业开发”是面向农牧业的战略，意在培育支柱产业，但这个战略不是立足于农牧业的现代化，而是立足于小农经济。应当说，四大支柱产业的提出是符合东乡县和咀头村实际的，包括洋芋、羊、经济林(花椒、大接杏和酸巴梨)和劳务输出。这四大产业的商品率都普遍高于小麦，如果真正成为支柱产业，是能够为农民货币收入增加发挥作用的。而要成为脱贫的支柱产业必须解决两大课题：一是大幅度提高产量；二是大幅度提高其商品率。问题在于，在自给性的小农经济面前，这两大课题实难解决，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 大规模提高洋芋的产量需要增加土地、资金和技术投入。从咀头村来看，人均占有土地仅仅2亩，且干旱缺水。在自给性生产方式下，生产靠经验，排斥农业技术，贫困的咀头村不可能积累大量的资金投资于洋芋生产。所以，正如汪集乡党委马国龙书记于2009年7月26日上午与调查组座谈时指出的那样，现在基层政府没有财力支持发展，一些口号提出来，得不到落实。洋芋作为支柱产业是口号农业，只要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没有改造之前，它始终是口号，靠“雨水灌”的洋芋产量不可能持续大幅度提高。至于提高洋芋的商品率更加不可能，洋芋不仅是农民重要的自给性食品(大洋芋)，而且是家庭养殖的关键性饲料(育肥用的小洋芋)。咀头村洋芋出售只是由于三种情况：一是大早年，小麦歉收时，以一部分洋芋交换小麦，以维持自给性消费对面食的需要；二是无羊或少羊户出售一部分剩余洋芋；三是急等用钱又无羊可卖，只能出卖部分洋芋(甚至是大洋芋)。所以，达坂精淀粉厂竣工投产，东乡县农村的自给性生产方式不改造，很难提供洋芋原料，淀粉厂吃不饱，停工待料是可以预见的。即使淀粉厂原料供应充足，恐怕也很难将咀头村作为自己的淀粉销售市场，靠外部市场求生存也是可以预见的。 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生产方式中，增加羊的数量很困难。咀头村羊羔的获得有两途径：各户自行繁殖和从市场购买。各户只养母羊，基础母羊一户最多不过3～4只，由咀头村饲养场的公羊统一配种。尽管农户喜欢多胎羊，但基础母畜有限，增加接羔数量要靠天意安排。从市场购买羊羔对于个体农户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有资金即可(实际上这是个限制因素)，但对于全村、全乡和全县来说，从市场购买不能使羊羔总数增加，外购固然是个渠道，但若将养羊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来开发，羊羔繁殖毕竟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是可靠的，而家庭自给性的生产方式不能提供这一可靠的基础。饲料是养羊产业的第二个制约因素，麦草的问题不大，关键是洋芋。在家庭自给性生产方式中，羊养得越多，洋芋的商品率必然越低。洋芋的产量受小生产限制，必然进一步限制养羊产业，所以，四大支柱产业中的前两个产业就互相矛盾。此外，如果不改变自给性的生产方式，养羊的附加价值也很低，不可能成为一个增加农民货币收入的有力手段；为了贴补家用而养几只羊，很难成为一个有上下游产品的长价值链产业，更不可能成为支柱产业。 经济林产业的发展在咀头村，只能依靠30度以上的坡地，如果靠在梯田上种植或占用有限的平川地会影响农牧业发展用地，除非经济林的价值远远超过小麦和洋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生产方式中，经验起着很大的作用，小麦和洋芋种植习惯的养成是千百年来的事情，转种经济林需要资金投入、技术指导和市场流通制度建设。目前咀头村利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每亩还林可获得100公斤小麦补贴，但仅靠这点补贴培养经济林支柱产业是不够的。而要咀头村分散的各户解决经济林支柱产业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问题，十分困难。经济林从建设到结果出效益需要多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很大，小农经济根本无力承担这两种风险，弄不好会给农民造成重大损失。总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生产方式未得到改造之前，大规模的长期投资事业对于小农来说，难以涉足。 无论从整个东乡县还是从咀头村来说，劳务输出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实际已经成为支柱产业。现在的任务不过是进一步上规模上水平，东乡县已经提出要像培育“东乡手抓”那样，努力打造“东乡劳务”品牌。前文已经做过分析，东乡劳务之所以成为支柱产业，是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导致货币收入贫困的必然产物，这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客观结果。现在要在主观上将东乡劳务作为支柱产业来培育和打造，那等于承认贫困根源的存在而不加以消除，却在这个根源之外另辟创收渠道；不是针对贫困根源釜底抽薪，而是在贫困之旁另起炉灶。2006年全县输出劳务6.9万人(次)，创劳务收入1.3亿元；2007年输出劳务7.5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2.07亿元；2008年输出劳务6.5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2.5亿元。(11)咀头村缺乏劳务输出统计材料，从入户调查来看，劳务输出是很普遍的，所创造的货币收入成为农民再生产的主要货币来源。但是，东乡劳务输出以出卖苦力为主，廉价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资收入有限。由于贫困根源没有消除，贫困的积累要求劳务输出积累，而微薄的工资收入越来越难以弥补日益扩大的货币支出需求，受金融危机和劳务收入增长放慢的影响，农民的债务也积累起来。 所以，四大支柱产业建设对于缓解货币收入贫困有积极意义，但没有触及咀头村贫困的根源，长期来看，并不能使咀头村依靠自身力量脱贫。 “小城镇建设”，主要是以县城和重点小城镇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完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加强市场建设和商贸楼建设，提高小城镇的综合服务功能。小城镇建设的原则是“政府组织，统一规划，市场运作，规范管理”，资金筹措靠国家投资启动，以社会资金为主导。咀头村所在的汪集被列为重点小城镇，已经编制完成了总体建设规划和建设详规，并按规划实施各类项目建设。咀头村下辖的街道社和咀头社位于汪集小城镇中心地带，上老庄社和李家社距汪集小城镇很近，只有10分钟路程。下老庄、胡拉松和对把子3个社略远一些，但都在汪集小城镇辐射半径之内。 关于城乡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给性的乡村由于不能自足而产生的对市场和城市的需要。在这种城乡关系中，乡村是独立自主的，城市依附于乡村。中国两千多年的乡村小农经济的自给性，使城市成为对自给性乡村的一种补充。中国革命道路以乡村包围城市正是建立在这种城乡关系基础上的。另一种是城市工商业已经完成对乡村自给性农牧业的改造，乡村成为城市工商业的原料产地和市场，农业成为产业的一个部门。在这种城乡关系中，乡村是开放的，不是自给性的，它与城市形成产业分工，工业装备了农业，农业成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属于第二类。 汪集小城镇建设究竟是承担古代中国城市的角色，还是走现代城市化道路，这是小城镇建设的方向性问题。顺便指出，目前流行的统筹城乡发展是个模糊的概念，没有指明究竟是在何种城乡关系下统筹城乡发展。是保留自主的独立的乡村，以工补农，以城市援助乡村；还是破除自给性的乡村，实现城乡物流、人流、资金流的全面交汇，建立城乡之间的分工和相互促进，是城市化的两条道路选择。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汪集小城镇建设也是单方面强调城镇对乡村的“补”和“援”，这实际上是否定改造像咀头村这样的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的必要性，维持独立的自给性的乡村，其结果是富裕的寄生的城市和孤立的贫穷的乡村并立，使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落空。 “改善民生”的政策与措施，主要包括各种惠民利民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帮扶救助措施，旨在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仅以2008年为例，救灾救济资金东乡县全县落实了218万元，全县纳入农村低保的有76736人，发放保障金3022万元，纳入农村“五保”供养的有2660人，落实供养金212万元，群众吃水、行路、住房难的问题得到缓解，危房改造1431户，整合资金891万元，通过发放退耕还林粮款补助、少生快富奖励资金、库区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粮食直补和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两免一补”资金，落实城乡低保、农村合作医疗、扶贫开发和产业开发补助等各项惠民政策，2008年共发放落实惠民资金1.4亿元，促进了农民增收。(12) 咀头村农民也广泛享受到了上述惠民利民政策，在各种保障和救助项目补贴中获得了为数可观的货币收入。问题不在于惠民利民政策和各种保障与救助措施是否发挥了增收的作用，而在于为什么咀头村需要这么大的外部货币流的注入，这种注入究竟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咀头村的自主脱贫和长远发展。我们认为，正是咀头村内部贫困的根源未予消除，才需要外部货币流持续不断地、越来越大地注入，内部贫困的积累越快，需要从外部注入的货币就越多，否则就不能使咀头村农民实现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状况其实在藏区和维吾尔族聚居区同样存在。当政府将各种惠民利民政策当作自己的政绩写进工作报告时，改造自给性的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任务就落在视域之外。咀头村内部是以分散的农户存在的，各种惠民利民政策和补贴项目必然面对各户，而不能将项目资金整合起来加以运用。有时这种利民政策会因此走向反面而成为坑农的政策。下老庄社社长马成表见危旧房改造项目可获得临夏州财政补贴4000元，就决定建房，但这4000元仅是补贴，为了把房建起来，他又贷款了5000元，还向亲友借了9000元，总债务达到历史新高，而此前他已经靠借新债还旧债了。 我们从“一区三带”区域经济开发战略、四大特色产业发展战略、小城镇建设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四个方面，对咀头村脱贫战略和政策做出了评价。尽管这些战略和政策能够缓解咀头村的贫困，但由于没有同造成贫困的家庭自给性生产方式的改造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根本消除贫困，而且实施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其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加深城乡对立。 我们认为，只有根本改造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代之以工业生产方式和市场化的农牧业生产方式，以合作社代替家庭作为基本经济组织，才能使咀头村根本摆脱货币型贫困，并走上自主性的经济发展道路。 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依赖经验积累的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必须改造。农牧业是以动植物为劳动对象的，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改造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建立工业生产方式，二是改造传统农牧业。在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饲养过程中，自然起作用的时间尽管在农业中可以通过化肥，在牧业中可以通过催肥加以缩短，但要决定性地缩短尚不可能；而工业生产中，自然起作用的时间被压缩到不具有决定意义的地位，劳动时间基本接近于生产时间，除个别行业外，劳动一结束，产品就获得了，流水线出来的产品不同于农产品在于前者无须等到秋天。不过，对于农牧业生产中，种子、化肥、农具、农畜产品加工等环节，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的自给性家庭手工劳动生产方式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传统农牧业生产的许多环节，亦可借助现代工业文明成果进行改造。例如，咀头村的干旱是影响农业收成的重要气候因子，可以采用喷灌和滴灌技术加以解决。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将为咀头村财富价值的增加奠定基础，工业生产方式变经验技术基础为现代科学，提升了劳动的复杂程度，大规模生产增加了劳动投入量，农畜产品的深度加工开辟了劳动新领域，各种涉农行业被并入农牧业，所有这一切必将增加咀头村创造的价值量，这是立足于咀头村内部的脱贫之路。 生产方式的变革还打破了咀头村内部自给性的封闭的循环流转，为咀头村农民社会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关系丰富的基础上。工业生产方式将大量劳动集中于某一种产品的生产，这是因为只有以一定的人口集聚和分工的发展，才能造成生产过程劳动操作的简单化，才能引入现代工业生产。这样一来，个体劳动者必须以结合劳动力的形式才能使生产实际进行。细致的分工使劳动者多样性需要只能通过交换方能满足。咀头村内部生产的自给性一经工业生产方式的引入而归于解体，这种分工和社会需要的发展在内部和外部必然引起交往的急剧扩大，东乡族语言和文字必然产生新的发展动力，内部市场将逐步形成，外部市场的拓展将越来越远。市场和城市再也不是维持乡村内部自给但不能自足的经济生活的补充手段，而成为咀头村内部工业生产方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才能到来。 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以村为单位开启一个独立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是不可能的，甚至以乡为单位也是困难的，至少应该是以州县为单位。我们的思路正是从这个层面提出来的，但咀头村内部的变革不可缺少，达坂精淀粉厂的洋芋加工能力的设计，不单纯是这个厂自身的问题，而且是与咀头这样的许多村的内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自给性生产是否消除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充满了工农矛盾和城乡矛盾，这些矛盾在特定时期的解决需要特定的地域空间，咀头村生产方式的改造将随着地域空间的变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在交往的丰富性上不断充实。 家庭经济组织必须被合作经济组织所取代。自给性农牧业生产的简单性是家庭经济组织存在的条件，工业生产方式的引入必然打破家庭经济组织，呼唤新的经济组织。从现实出发，资本制的工厂和农场、股份制的工厂和农场、股份合作制的工厂和农场最有可能取代家庭作为基本经济组织，但是这些经济组织在性质上是资本制，即使咀头村财富增加了，货币收入增加了，在资本制下是不可能真正富民的，只能是两极分化，富了资本家和农场主，穷了东乡族普通农民。所以，我们主张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去改造咀头村的家庭经济组织。 无论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还是经济关系的变革都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村内村外两个方面，内部条件最为重要的是要形成能够带领群众发展合作经济的领头人，而在其外部则需要国内经济政治条件的根本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制是当前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核心政策，如果没有党的政策调整，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取代家庭经济组织是违反政策的；各项惠农政策补贴的对象也是农户，如危旧房改造补贴资金只能给到户，如果综合利用则是违规行为。所以，咀头村根本脱贫，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尚需获得这些相应的历史条件。 注释： ①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②马维纲：《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1月10日在东乡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③东乡县扶贫办主任马学忠：《在省政协“推进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上的发言》，2009年6月23日。 ④东乡县汪集乡：《2008年度主要社会经济指标》，2009. ⑤马志勇：《东乡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第3页。 ⑥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2009年3月5日。 ⑦东乡县劳务办：《2008年劳务工作亮点》，2008年11月25日。 ⑧每年新疆棉花收摘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咀头村以及东乡族许多农民都要去新疆赚取这笔劳务收入。 ⑨东乡县惠民政策落实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东乡族自治县惠民政策资料选编》，2009年7月。 ⑩马维纲：《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1月21日在东乡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2月28日在东乡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1月10日在东乡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11)东乡县劳务办：《2008年劳务工作亮点》，2008年11月25日。 (12)马维纲：《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1月10日在东乡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标签：货币职能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农业论文; 农民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农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