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机理论文,框架论文,农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一直是重大的学术问题。国内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在新型职业农民内涵方面，学者们大多数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必须全职务农且具有高素质、高度社会责任感(李文学，2012；朱启臻，2013)。丁丽军(2012)和洪仁彪(2013)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具有企业家精神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农民。曾一春(2012)认为新型职业农民体现了农民从身份向职业、从兼业向专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郑风田(2014)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要解决谁种地和种好地的问题。胡小平(2014)认为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新型职业农民也可以是那些年龄稍大的农民。(2)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紧迫性问题，马晓河(2014)、陈锡文(2014)等认为在我国农业高成本时代，必须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素质，才能实现农业增产增收。黄季焜(2004)研究发现制度创新与科技进步是推动我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力量，1995年后则以科技进步为主。然而一些分析发现，农业从业者科技素质低且存在代际传递效应，仅有少量的新生代农民愿意从事农业，农业后继乏人，迫切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黄祖辉，2010；韩俊，2011；金三林，2011；丁声俊，2014)。“386199部队”支持不了现代农业，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才是关键(蔡昉，2014)。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直接影响农业现代化、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及新农村建设(陈池波，2013)。(3)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国际经验，胡静等(2014)总结了发达国家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程序及保障制度。李国祥等(2013)介绍了美国通过就业能力提升、补贴和信贷政策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经验。赵邦宏等(2015)认为中国和其他金砖4国在很多方面相似，归纳了4国经验。杨慧芬(2012)阐述了日韩培育农业后继者的经验。(4)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面，温铁军(2010)提出农民就业当成执“三农”问题之牛耳。陈晓华(2014)认为要把农业当事业，培育一批职业农民就近、就地就业。钟甫宁等(2007)认为加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是关键。职业农民的培育应以提高技术素质和经营管理素质为重点(柯炳生，2006)。朱启臻(2011，2014)提出未来应重点研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环境，主张建立职业准入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城乡人才互动机制等。蒋和平(2012)强调了政策支持及社会帮扶制度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学者主张通过教育政策引导、教育培训及加强教育管理进行培育(张桃林，2012；王秀华，2012)。 国外学者主要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对职业农民培育问题进行了研究：(1)在农民职业培训方面，一些研究已表明加强职业培训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职业农民短缺问题的有效策略(Chiavenato等，2007；Aguirre等，2013)；职业农民的成功不仅需要其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不断的职业培训(Spiller等，2007)；职业培训不仅具有提升农民素质、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收入等作用，而且能够提高农民经营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与农场收入水平(Nasir，1997；Noor等，2011)。实证研究表明，证书课程学习和学徒制是两种行之有效的体验式学习方式(Ruhf，2001)；专业模块式培训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Wordofa等，2014)；集中培训和参观方式对于农业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实施效果好，而田间学校更合适于农业发达地区的农民(Resosudarmo，2011)。(2)在新一代职业农民成长研究方面，由于面临土地、农业投资及市场竞争等挑战，新一代农民培养迫切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Hesterman，2006；Ahearn，2009；Freedgood等，2014)。一些研究表明，资金支持及建立信用体系有助于培养新一代农民(Sheils等，2004；Batte等，2012)；强化法制建设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许多发达国家出台专门支持新一代农民培育的法案，已取得了显著成效(Ahearn，2009；Niewolny等，2010)。(3)在确保职业农民数量方面，学者们认为只有足够的农业从业者才能确保农业经济的繁荣和粮食系统的未来(Freedgood等，2014)。政策性项目资助经费可以保持对职业农民的激励性(Newton，2009)。为保证职业农民的持续供给，还应鼓励退休农民和市民进入农业，以弥补农业劳动力的短缺(Ruhf，2001；Lamberti，2007)。 综上所述，国内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型职业农民内涵、培育重要性及国外经验介绍，并取得一定成果。国外学者明确了培养职业农民的重要性，并对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支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能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然而，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机理研究仍显薄弱，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培育路径不清晰。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我国农业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当前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懂科技、会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农业人才，是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于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发挥重要的主体性、基础性作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现代农业的现实和未来。因此，深入研究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机理，明确培育路径，对政府改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环境，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理论依据。 二、新型职业农民形成的理论阐释 (一)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形成原因 1.多元就业选择条件下经济人的理性决策。西奥多·舒尔茨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中提出：“全世界的农民在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时，心中都会有一本账。在闭塞的、孤立的、分散的范围以内，他们都是精打细算的经济人。”他在之前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对这一经济人行为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尤其是在开放条件下，农民就业选择决定农民的收入水平，他们往往进行的是经济人的理性决策。当前，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就业信息的充分发布，中国农民拥有了较大的就业自主选择权，就业呈现多元化选择。农民可以在自家农业生产、农业打工、受雇、非农自雇(自主创业)及不拿工资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等就业形式中进行选择，或进城或留守农村，从而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一些农民开始抛弃过去小农的思想——“安全第一”、“规避风险”，而是拿出了企业家精神进行决策，开始扎根农村，以务农为终身职业，并且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机械化水平等途径提高农业收入，使从事农业的净收益(收益-成本)大于其他就业选择。 2.行为动力理论支持的需求满足。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新常态下的中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表现明显的分化，一方面农民非农化程度大幅度提高，非农户、农业兼业户和非农兼业户比重上升，而纯农业户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农业从业者的年龄发生显著变化，呈现明显的老龄化趋势，中老年农民越来越成为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主力。 农民的职业选择行为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十分复杂的动力系统的影响结果。农民分层体现了农民需求的多样化，正是这些需要转化为农民经济行为的动力，成为农民职业选择的动力源泉。当农民的内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或者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明确这种不满足感，那么他们就会产生改变现状的欲望，寻找满足的途径，选择自己的行动。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农民认为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能让他们衣食住行的基本生理需求、在农村发展具有前途且有职业保障、在农村有更好的亲朋好友交往及归属感、个人的发展能够得到其他农民的认同和尊重、或者真正把当好一个农民作为个人毕生的事业追求时，那么这些农民就有可能成为时代所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 其实，农民有很强的乡土情结。有些农民背井离乡，离开土地去城市务工，却始终无法获取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第一代农民工往往坦然地过着“两栖式”的生活，但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在故乡和城市中进退两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2020年实现1亿农民工进城落户，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一部分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必然成为市民，另外一部分则重新面临回乡还是留城的选择，新型职业农民必将成为部分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的选择。 (二)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形成原因 1.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2010年以来，得益于国家强农惠农助农政策的支持，城乡收入差距开始逐步缩小，但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仍维持高位，2014年城乡收入比仍达到2.92。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坚持协调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把促进城乡区域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城乡区域协调的着力点和基本手段。 李克强曾指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是新型“四化”的必然要求。当前，理应适应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城乡要素的流动与交换，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代表的大批新型职业农民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一方面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农民的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使现代农业和城镇化能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一种帕累托改进。 2.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制度“适应性效率”。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需要调整，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需要由过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依靠能源消耗的粗放式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的集约式增长转变。 新常态下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面临诸多约束：(1)资源约束。在农业自然资源方面，由于人均耕地和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资源禀赋约束明显。在农业劳动力资源方面，尽管十分丰富，但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业劳动力快速流出，“弱者和老者种地”现象越来越明显；在农业投入品方面，我国单位面积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已分别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6倍和2.5倍，大大超出合理使用量，边际增产效果明显下降①。(2)环境约束。在单纯追求农业产量的过程中，农业生产过度依赖使用化肥、农药从而造成土壤污染，农村肆意焚烧秸秆带来的雾霾污染，新兴温室农业产生的塑料等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等。(3)经营方式约束。我国农业由2.3亿农户承包经营，其中大部分农户的生产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成本高，农民从事农业的相对收入低。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显然不利于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不利于我国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 从以上约束条件可以看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必须依靠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依靠资源消耗、农资投入及牺牲生态环境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集约经营上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而非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应该坚持问题导向，从制约现代农业的主要因素入手，围绕适应新常态培育新的农业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围绕现代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围绕农民创业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农村市场环境，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职业农民素质，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技推广应用水平，使农民能够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运用现代经营理念去经营农业、管理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进一步激发新的农村市场主体的发展潜能，增强农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3.新常态下现代农业发展的“胡萝卜”效应。新常态下农业总体上属于卖方市场，作为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的前景可期，从农业内涵和外延上发掘现代农业产业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吸引力，充分发挥现代农业发展的“胡萝卜”效应。 传统农民主要是小规模分散经营，而新型职业农民更多从事商品化、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标准化、机械化、高科技的现代农业能减轻农业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增加劳动者的愉悦感，让农民体面地工作。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能够分享农地流转改革带来的实惠，加上国家财政支农政策，获得体面的经济收入。 农业现代化也促进了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目前，平均规模在200亩的家庭农场达87万家，平均规模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达317万户，各类农民合作社达到128万家，产业化经营组织33万个，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万家②。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本利润率达到甚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收益达到甚至超过当地平均水平的行业，对一些分散经营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少数大学生已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他们也尝试“机械化+科技化+适度规模”的经营模式，探索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方式，在政府的引导下走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动力源泉 从以上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和群体形成原因分析，发现以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动力源泉，并且农民内生的力量往往比外在的因素更重要。 1.乡土情结。从现有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看，除了种田的经验多外，他们对土地、对农村都有深厚的感情。农村中40岁以下的大多数年轻人或求学或打工，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因此，那些拥有强烈的乡土情结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坚守或返回农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人。 2.能力提升。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和成长过程中，农业劳动者的从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得以提升，他们开始学会将农业作为产业进行经营，学习使用最新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获取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愿意留在农村发展，发展农业。 3.产业带动。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形成产业整体规划，也有利于推进职业农民培养，如湖北孝昌县围绕苗木产业发展，实现了职业农民培养、经营主体发育和农业产业发展相结合相促进的良好态势，40岁以下的农民大多数愿意留在农村发展苗木产业，并且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收益。 4.政策激励。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农业部提出制度框架，各地政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当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教育培训、认定管理与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全国100个试点县中，已有88个县建立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73个县制定了认定管理办法，61个县明确了扶持政策。这些制度与政策让广大农民吃上了定心丸，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看到了发展农业的希望，坚定了他们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信念。 三、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路径 当前农民有多元就业选择，主流的选择有两种，一是选择流向城市，或务工或市民化，二是选择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经济收入高和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农民流向城市的强大拉力。农业现代化必将是由新型职业农民来完成，然而新型职业农民十分短缺，需要加大培育力度。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或“外生性”因素则是内部变化的条件，外因要依靠内因发挥作用。新常态下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农民的素质和经营方式的转变高度依赖，只有高素质的农民才能实现。如图1所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首先农民个体应有从事农业的个体就业偏好、能坚信务农也能获得好收益、接受过一定的职业教育或培训、拥有较高的农村就业能力与较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其次，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农业政策制度的激励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也将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和发展。我国应坚持走“内生主导、外生推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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