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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说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一百多年来受尽苦难和屈辱的中国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挺身站立起来。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恣意宰割中国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多少年来国家四分五裂那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不再存在。一向遭受压迫和奴役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昔日被人视为“劣等民族”的中华民族，如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为了共和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产物，是多少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无数革命者经过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取得的。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什么一定要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必要的前提”？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为什么在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却不惜任何牺牲，集中力量先投身到革命中去？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样做完全错了，中国需要的是建设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革命，革命的结果只能造成破坏。似乎这是走入了“误区”，似乎无数先烈的牺牲是多余的。这种看法十分荒唐。
人类社会的变革，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现有社会秩序下的渐进的改革，一种是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暴力革命。什么时候应当采取哪一种变革形式，不能单从抽象的原理出发来作判断，不能笼统地说这种形式好还是那种形式好，一切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
革命决不是任何人所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它只有在社会内部种种矛盾已经尖锐到无法在原有体制内得到解决的时候，才会发生并取得成功。只有当社会大变革的内在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暴力才能成为新社会的助生婆。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希望在现有社会秩序下从事建设或进行渐进的改革，以求得进步。这样做，不但牺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如果这条路走得通，人们何必一定要不惜流血牺牲而投身到革命中去？孙中山、毛泽东等人，早年也都曾这样想过。
决定他们投身革命的，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实在太尖锐了。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起码的生存保障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民主和发展的权利？中国的旧势力那样强大，顽固地拒绝一切根本变革，并且用极端残酷的暴力来镇压一切反对他们的人。严酷的形势，特别是中华民族濒临灭亡的危急局面，逼得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也无法长期等待下去。这才驱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难道能责怪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拿起武器来进行反抗吗？就是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也是在国民党屠刀政策下被迫作出的选择。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外国朋友说过：“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1921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革命当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如果迫不得已，客观条件又已成熟，它在很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比拟的，而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样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一个例证。
革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样做，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推倒一座旧的建筑或许能在短期内完成，可是在这座废墟上建设一座新的大厦，却必须遵循建设本身的客观规律，持久地循序渐进。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只能带来巨大的灾难。超越实际可能的急于求成也是有害的，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严厉惩罚。新的社会制度内部肯定仍会存在缺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滋生新的不良现象，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革命，但它同那种以暴力为手段、以根本改变原有社会制度为目的的革命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1949年，中国人正是经过轰轰烈烈的人民大革命，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为求得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绘制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人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可是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统治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只是美好的前景，一直难以实现。怎样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并没有立刻被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解放战争后半期，中国革命的胜利来得那么快，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没有给中国共产党留下充裕的时间去从容准备。在新中国诞生前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局势迅猛发展，纷至沓来的无数难题需要立刻处理，战略决战、土地改革、接管新区（特别是接管大城市）等极端繁重的任务不能不占用中共中央的绝大部分精力。但就在这样忙碌而紧张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建设新中国的比较完整而清晰的蓝图，使各方面的工作一开始就能够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它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上说，新中国的诞生同俄国十月革命有着明显的不同：它是依靠人民军队，先在一块块解放区内建立政权，积累起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育出一批管理人才，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把一块块解放区联成一片、加以扩大就可以了。事实上，从原来没有中央政府的、分散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并把新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民族关系、对外政策等基本格局确定下来，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从主观上说，它充分表现出中共中央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领导，需要有预见。不到两年前，194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他把在会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那篇报告称作“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认为它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了一步。战略大决战前夜，在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他又说：“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到1949年，他又先后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文章。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也提出许多重要主张。经过这样的深思熟虑和反复酝酿，对新中国各方面的构想终于越来越明朗化了。
关于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性质问题。《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正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明的基本主张。关于社会主义前途问题，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没有写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内容。在人民政协讨论时，有人提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总纲中就应该把这个前途明确地规定出来。周恩来回答说：“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在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即政权构成形式。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鲜明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在《共同纲领》中更具体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 ）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九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央报送了一份由张闻天起草的报告，提出东北经济现在基本上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刘少奇修改后加以肯定。在《共同纲领》中更明确地规定国营经济、农民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和政府的有关政策，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新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又肯定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共同纲领》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关于国内民族政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民政协开会前，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详细分析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后说：“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关于对外政策。中共中央在1949年1月发出由周恩来起草、 毛泽东改定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把独立自主的问题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在《共同纲领》中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新中国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些规定，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万事起头难。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许多事情正处在草创时期，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就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当时轻率地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它所造成的恶果也将十分严重。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头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年所作出的这些重大决策都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它的影响不仅在今天让人能强烈地感觉到，并且还将延续到将来。这是新中国缔造者和奠基者们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是他们对中华民族作出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人民共和国开始起步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经在东方矗立起来。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它究竟能不能站住脚跟，能不能迈开大步前进？
这种关注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新中国虽已诞生，但它所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国民党在大陆上还有一百多万军队，控制着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企图负隅顽抗。还有两百多万土匪，盘踞山林，欺压百姓。战争刚刚结束的新解放区，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财政经济已陷入总崩溃，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灾情严重。新中国成立后刚半个月，人们还沉浸在开国的欢乐中时，一场无情的风暴就袭来了；从10月15日起，华北以粮食带头，上海以纱布带头，物价像脱缰野马般飞涨，在五十天内上涨约三点三倍，范围遍及全国，人心开始浮动。新中国的国际处境也很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仍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联那时对中国共产党不很放心，生怕它成为“第二个铁托”；不少周边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多少存有疑虑，或采取观望的态度。如果在外交工作上处理不当，就会陷于孤立，或者重新沦为别国的附庸。
事非经过不知难。怎样应对同时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这许多棘手的难题，确实极不容易。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中，以冷静而果断的态度，有条不紊地沉着应付，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曾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军事上的进展是顺利的。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南下。为了全歼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一百多万军队，毛泽东决断：不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而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完全不顾对方的临时部署，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再加以歼灭。在加紧作战的同时，又采取有力的政治攻势，争取大批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或接受改编。这样，到1950年6月底，共消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三十万人，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沿海一些岛屿外的全部领土。（将近一年后，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区政府代表签订协议，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在此期间，还剿除一百多万武装土匪。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起来。
在经济上，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人民政府能不能把物价稳定下来。为了对付开国后不久的那次物价飞涨，在陈云主持下，经过周密准备，从全国范围内调集大量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在各大城市统一抛售，把物价平抑下去，给投机商人以沉重打击。1950年3月， 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到4月， 全国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物价终于稳定下来，结束了中国人多年来在旧中国饱受的恶性通货膨胀之苦。在战争尚未结束又遭受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确实是值得自豪的。毛泽东对它作出高度评价，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农村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时已在约有一亿一千九百万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完成，但在约有二亿九千万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地区尚未进行。这些地区不仅面广，而且情况复杂。人民政府采取慎重的态度，认真进行准备。1950年6月， 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同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就为同年秋收后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铲除封建主义在中国的根基，提供了行动准则。还必须说到，新区农村这时直接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1949年，全国被淹耕地达一亿二千多万亩，灾民达四千万人。淮河河堤全部失去作用，两侧成为一片汪洋，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年12月，政务院通过《关于生产救灾的决定》，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治淮和救灾工作。
本着“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要求，社会各方面除旧更新的民主改革全面展开。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废除了工人群众深恶痛绝的封建把头制度。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取消包办婚姻，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再嫁，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在严厉取缔妓院、清除鸦片烟毒、打击流氓和黑社会势力等方面，也迅速取得令人拍手称快的成效。
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首先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三个多月内，中国就同十一个国家建交，它们都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此期间，又有十三个国家先后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七个国家， 经过谈判， 在1950年10月底前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是第一批同新中国建交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牢牢地支配着中国，并且在中国境内享有驻军、内河航行、海关管理、自由经营、领事裁判等种种特权。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的地方，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帝国主义列强原来享有的内河航行、自由经营、领事裁判等特权随之被取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先后收回外国兵营的地产权，征用兵营及其他建筑。对外侨持有的武器和电台，要求他们进行登记和封存。更使人兴奋的是，建立了人民海关，使海关大权完全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周恩来称赞这件事：“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大门的钥匙。”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人民政府通过大量的工作，使中华大地呈现出一派万象更新的景象。1950年9月30日，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满怀豪情地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予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国内外的人民都看到：经过了这一年，中国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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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邓小平说过一段很动情的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为什么许多青年会对这个问题缺乏了解？这并不奇怪。他们没有亲身在旧中国那种环境中生活过，也许已很难想象当年中华民族的悲惨境遇，也很难体会到改变这种境遇是多么艰难的事情。
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奋斗的历史，就像是一场毫不间断的接力跑。后继者总是以前人所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随后又远远地跑到他的前面去，前人有过的挫折也是后继者的财富。先人的业绩是不会被淡忘的，它将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并将激励后人更加奋发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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