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科学方法建设提高成人教育研究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水平论文,科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如果说成人教育研究工作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绩是巨大的，那么其中最令人振奋的要算是观念转变问题的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事业进展的步伐与整个成人教育界的思想解放进程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教育研究所取得的每一项真正有价值的成绩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着推动成人教育事业发展的力度。换言之，成人教育研究不仅是推进成人教育事业的强大引擎与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且还是它的内在意蕴与价值依据。成人教育研究不断打破禁区，不断重新评估各种价值，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都为成人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种极为有利、同时又具有某种引导性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之中，成人教育学研究在根本观念上完成了自己的转变。而且，成人教育观念的每一项转变又常常反过来激发、促动或者深化着整个成人教育领域的观念更新，可以说，在这20多年间，我们的成人教育观念与成人教育事业发展处于一种良好的互动发展之中。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成人教育向自身还原。这种还原并不意味着成人教育本身一下子由非成人教育（异化的成人教育）变成了真正的成人教育，而是说，在关于成人教育的理论话语中，要求成人教育成为它自身。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成人教育价值观念上对工具主义的否弃以及对成人教育自身独特性的呼唤；在研究视角与方法论上的努力探索与积极尝试，都无可辩驳地证明着成人教育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即对“左”的成人教育观念的彻底颠覆。甚至上世纪80年代中以来渐渐为我国成人教育界所关注的各种外来的成人教育理论，其主要价值，就其现实的实现而言，也不在具体的方法操作方面，而是在对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的廓清上。对成人教育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人的观念的转变。这种人的观念的转变根本上是提出一种要求或呼吁——人要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兴趣活着，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按照某种凌驾于个体生命存在之上的意志整齐划一地活着。因此，成人教育向自身还原的观念乃是以人的自身的还原为底蕴的。
第二，研究领域空前拓展。改革开放以来，在成人教育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涉足的了。这是观念变化的又一个明显标志。20多年间，几乎所有与成人教育有关的问题都被提及。人们尝试从各种不同角度对成人教育现象进行观察，研究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了。对学术研究自由的追求与向往是成人教育研究领域空间拓宽的主要原因。知识分子们都怀着同样一种挥之不去的信念：人应该享有言论的自由——在政治生活中是如此，在学术领域中就更应该是如此。
第三，各种观点同时并存。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多元化”。就目前来看，众多的研究者的确各持己见，互不统属。保守的、激进的、民族的、西化的，多极并存。这本身即显示着一种研究的深化与进步。这种“百花齐放”毫无疑问也证明着成人教育研究界在整个成人教育事业方面的普遍要求。
观念的转变当然有多方面的表现，这里不过是摄其要而言之，一种学术的进步无疑应以观念的转变为其先导，然而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也还远远不够。改革开放以来的成人教育凭借特定的文化社会语境，在思想解放的大合唱中出了风头，但倘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们的成人教育除了根本观念的更新之外，也就没有剩下多少值得夸耀的实绩了。尤其是在基本理论建设方面远远比不上观念的进步，如果说这种现象的暂时出现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那么如果长此以往，成人教育研究界总是满足于追求观念上的趋新，则这门学科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
二
如前所述，20年多来成人教育研究最大的成绩是在价值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工具主义的成人教育功用论被抛弃了。也许是因为这一成绩对我们来说太令人高兴了，以至于研究者们长久地流连于价值观的变更与趋新的层面而不肯离去。大家似乎忘了观念的改变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而言不过是进入新阶段的开始，更繁重、更有意义的工作还在后面。方法的建设与应用才是应花费更多力气的事情，因为只有研究方法通过具体应用而真正确立起来之后，有价值的成人教育观念才能得以贯彻，才能最终成为具有普适性的话语环境。我们做了两方面的有意义的事情：一是正名，二是调整视角。
所谓正名，是指重新确定评价标准与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将人本教育作为成人教育的本质，将人本教育价值作为成人教育的首要价值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正名工作。人本教育是成人教育的主要属性之一，这在任何一种成人教育理论中都是承认的。但将人本教育放在何种位置上就有很大区别了。我们将人本教育视为成人教育的本质，其理论意义并不在于揭示了什么成人教育的奥秘或发现了什么新的规律，而在于表明了一种新的态度，体现了一种价值观的转变。其深层原因是研究者在新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要重新确定自己作为话语建构者的主体地位。为成人教育的正名隐含了为研究主体自身正名的深层动机。同样，对成人教育人性价值的呼唤与崇扬也暗含着主体的自身价值的关怀。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说“成人教育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或附庸”，其实就等于说“人不应该或为政治的工具与所庸”。因此，在成人教育中的这类正名活动从浅层来看是成人教育价值观念的更新，而从深层来看则是成人教育政治的、人的价值观念更新的一种话语形式。然而对于成人教育的学科建设本身来说却并无益处——它使研究始终停留在更新价值观的层面上而不能或不愿意真正进入方法的话语运作中去，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成人教育在观念层面上不断花样翻新，如万花筒般层出不穷，而任何一套严密系统，具有可操作性与普适性的研究方法都始终不曾露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管理部门对成人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视因客观和主观的因素而不能到位。社会对成人教育科学理论缺乏公正合理的认识，这使得成人教育科学理论研究者和成人教育工作者缺乏应有的自信心，也缺乏有利的研究、发展环境。同时，在成人教育界，有不少人甚至一些有影响的学者，也很少或根本不谈方法，生怕谈方法会贻笑大方，似乎成人教育研究只有经验而没有方法，只能是一门经验科学。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成人教育研究是一门应用性、致用性、服务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另外，学科专家、权威学术刊物的导向性也很重要。不合时宜，甚至错误的言论不仅可能使方法研究误入歧途，也可能使研究者产生学术自卑感和学术迷惘行为。成人教育在学科基本方法未形成一般的规范之前，不应该在学科发展道路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设置一些不利于学科发展的障碍。这说明，我们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人教育研究仅仅是完成了观念上的更新而已，至于方法的建设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起步。
三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成人教育研究中这种观念与方法的错位现象呢？这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以意识形态规范科学研究的习惯积重难返。我们的科学研究（当然主要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一贯是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进行的。也许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境遇的独特性所致，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时总是暗含了一种价值关怀—这或许就是福柯所谓的权力与利益的运作。他们似乎没有纯粹的求真意识，不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弄清楚什么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解决什么困难（或个体心灵的，或天下国家的），先秦诸子是如此，汉代经学、六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也是如此。清代考据学似乎应该“纯科学”一点了罢，然而考据的目的乃是因为“宋以来，孔、孟子书尽失其解”（戴震语）。为了阐发圣人之言的真正含义而进行的廓清工作，因此其方法虽有一定的有效性，却没有普遍适用性。至于“五四”以来的学术就更是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即是某种价值观，而价值观是靠宣传和行动来实现的，根本用不着什么科学的方法。相反，求真的学术则非严密而科学的方法就不能有任何的真正发现。
第二，方法上的科学性欠缺。观念的变化有时是一瞬间的事情。例如“文革”一来，一夜间一切是非好丑都颠倒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而方法的建设却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在学术发展上，方法必有其内在的逻辑，往往是“层累”而成的。我国成人教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还很落后，基本上是传统的人文方法，现代的自然科学、系统科学方法虽有应用，但不广泛、不深入，处于一种介绍阶段和描述状态。研究者不善于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科学设计，基本上以纯粹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线条不明晰，内容不具体，缺少数量支持。不少论文不说明前人或他人在相关问题上的进展情况，引用他人成果不注明出处，缺乏基本规范，无法断定论文的价值和新的贡献。语言也缺乏规范性，多数论文使用生活语言，过于口语化，这造成学科的概念或命题，其科学性和严密性不强，抽象度不高，概括性不够，容易造成歧义，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因此，成人教育研究，要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研究方法，着力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提示成人教育的本质与规律。
第三，研究者本身的急于求成与浮躁。我们的成人教育者大都是长于略有发挥地宣传某种已有的观念而短于开宗立派地建构自己的观念。这是根深蒂固的“注经式”（古代是注孔孟老庄之经，建国以来是注马恩列斯之经）思维方式的结果，我们特别不善于运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逻辑，特别是自己的方法去考察、分析、梳理一种现象，从而形成一套独特的知识系统。目前成人教育研究界的人们倒是不乏标新立异的勇气与信心，大家所缺乏的是老老实实、自甘寂寞的耐心与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方法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凡能说出的东西都是观念形态的，而真正的方法是隐含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分析之中的。这就是说，方法是呈现出来的而不是论证出来的。我们的学者喜欢标举某种新观念、新方法以自炫，却不愿意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去呈现一种新的方法，这就使我们的所谓研究仅仅停留在观念更新的层面上而不能成为一种方法的具体运作。
四
如果从更深层的文化渊源来看，成人教育要借助新的方法有效地深入进行，首先还要解决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何摆脱工具主义与目的主义这两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基本方法论倾向。因为这两大方法论倾向可直接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话语环境，甚至决定一代学术的基本价值取向。
例如，中国古代学术历来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分。这两种学术倾向可以说是在汉代经学中分化出来的。今文家着眼于现实的社会政治关怀，即通过对儒家典籍发挥性阐释来建构一套君权与士人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今文家的价值观念中，儒家经典显然是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目的存在的，他们的阐释行为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古文家则不同。他们比较注重考索儒家经典的本来意义，因此比较注重章句训诂之学，就是说，发掘经典的本义乃是古文家的主要目的，经典并不是他们欲达到另外某种目的的工具。此后，在中国古代学术的流变过程，汉代今文家与古文家的这两种学术倾向一直并存着，只是此消彼长而己。到了北宋，士人们遇到了可以任意言说的难得的文化历史语境，于是建构主体精神的雄心壮志陡然增强，于是乎标举“心性义理”而轻章句训诂的“宋学”勃然兴起。从此“宋学”、“汉学”便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特别是经学的基本分野。一般来说，“宋学”是工具主义的，是“六经注我”，阐释的目的不在经典本身，而在于自身主体精神的建构；“汉学”则主要是目的主义的，是“我注六经”，阐释的行为不是为着某种外在目的，而只是为了寻求经典文本固有的客观意义。
又如，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潮流。前者关注人的生存与社会合理性等问题，试图通过学术话语的建构而对人生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人文主义类似于中国传统阐释学中的工具主义，即“宋学”倾向；后者则关注研究对象的真实性问题，即通过学术研究而揭示某种客观规律，此外并无其他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科学主义近似于中国传统阐释学中的目的主义，即“汉学”倾向。
这种情形表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工具”与“目的”两种基本倾向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现象，不足为奇。但作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主体，却应该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境况来作出理性的选择，而不能采取无可无不可的随意态度。
那么我们的成人教育研究为什么要突出学科意识、方法意识而不能一味满足于充当某种精神或意识形态话语的工具呢？这是由下列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
第一，任何一种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都是本学科所面对的独特问题。如果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不能以独特的方式解决独特问题，而只是热衷于为某种时代思潮摇旗呐喊，那么它就将自己泛化为一种共同话语，也就不再具有作为学科的存在价值。譬如说，成人教育学如果将某种“主体精神”、“主旋律”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甚至全部任务，那么它就不再成其为成人教育学了。
第二，成人教育研究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独特话语的陈述中，它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某种共同话语的建构，至少会在自身的独特话语之下隐含某种“政治无意识”。所以要求我们的成人教育研究成为纯而又纯的学术话语是不可能的。但是，一种学科只有在获得独特话语形式时，就是说当它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言说时，它才有资格参与那种时代共同话语的建构。如果成人教育研究的言说方式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一般无二，它实际上就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近年来我们的成人教育常常忽视自己的学科特性与独特研究对象，而试图承担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任务，结果是在一片众声喧哗之中走向了泛化。
第三，任何一个学科的进步首先都必然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有新的方法，二是在基础研究上有所突破。而且二者之间须有某种相互契合的关系。新的方法是学科进步的契机，因为新方法可以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研究对象，能够引导研究者进入对象前所未及的深层中去。基础研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研究范围与主导方向，因此只有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整个学科才会有所进步。基础研究的突破意味着一系列原有的“定论”，即作为研究工作之原则与出发点的普遍观念被推翻或扬弃，而一系列新的理论观念产生出来而且得到学科内部的普遍接受。基础理论不同于一般价值观念，它是最具有学科性的专门话语，因此基础理论的突破就不能仅仅依靠价值观念的转变，它必须借助于某种相应的新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方法对于一个学科的进步具有首要的意义。
加强学科的基础研究应该成为我国成人教育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该克服在学科建设上的“浮躁”情绪，纠正过于追求“短、平、快”出研究成果的倾向，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研究。这或许是提高成人教育学科的科学水平的一个路线图。我们的成人教育研究或多或少忽视了基础理论的建设，除了少数具有真知灼见并自觉对本学科的进步负有责任的学者甘于寂寞、在基础理论的领地上辛勤耕耘外，多数研究者大都热衷于人人感兴趣的“热点”话题，这是成人教育研究的一大缺陷。
以上对成人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探讨，肯定还不完备，有的则可能不属于题中之意，有待进行深入的探讨、论证、完善和确定；但必须对这些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