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论文

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论文

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 话语权的研究

金 伟 汪柯彤

摘 要: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基本特征等基本理论,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内容体系以及路径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对其研究现状和不足之处做了简要评述,以便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 意识形态话语权 研究综述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键在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论断,这充分说明了新时期话语权在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性。2012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明显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特别是近五年来学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学术论文数量增长尤为迅速。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话语权相关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和评述,以便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工作。

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却不知错在哪里。错在我当初的选择吗?错在我没有教学能力吗?错在我的教学水平越来越低吗?

一、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基本理论的研究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内涵

科学理解“话语权”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正确分析“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前提。目前学界大多是从“权”字的内涵与属性来理解“话语权”一词。

有学者认为,“话语权”具有伦理与阶级两个基本维度,伦理维度体现为“权利”内涵,阶级维度则体现为“权力”意蕴。就“权利”来看,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运用话语的资格与好处。而就“权力”来看,它源于政权与力量的结合,反映的是国家机器所特有的支配性。(1) 张健:《话语权的解释框架及公民社会中的话语表达》,《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有学者则是从思想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关系来分析,认为话语权是意识形

态思想领导权的实现路径,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方面。(2)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有学者指出,话语权是指说话权利、发言权利,也就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引申为控制舆论的权力。(3) 吴荣生:《大众话语: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新维度》,《理论学刊》2016年第3期。 有学者认为,话语权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话语来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话语主导权,它是软实力的重要标志。(4) 骆郁廷、史珊珊:《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统治权,其凭借自身的科学性,运用话语载体传播话语背后所彰显的价值观,从而引领社会思潮、塑造人们价值观念,以实现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5) 杨同飞、杨芳:《理论·历史·实践: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三个维度》,《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体现阶级利益关系的“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是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群体将其思想文化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实现统治和管理社会的重要力量。(6) 葛彦东:《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 年第1期。

(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

有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出发,认为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忽视了科学方法的运用,存在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情况,进而对师生关切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不能及时做出回应,也存在脱离中国和自身的实际,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话语表达模糊,甚至出现话语缺失,致使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建设根基不稳。(21) 陈亚峰:《论意识形态工作网络空间话语权的建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3期。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特征

目前学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基本特征的研究较少,只在少数文章的某一段落中有所提及。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意识形态领域话语主题、话语主体和话语载体的集中体现,沾染着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具有鲜明的理论特性、价值特性与实践特性。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统治性和阶级性、实践性和现实性、冲突性和独立性以及人民性的特征。(11) 王焕成、夏东民:《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表现出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渗透性与非渗透性、历史性与动态性、排他性与开放性的特征。(12) 杨昕:《论信息网络化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前沿》2014年第8期。 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具有价值导向上的人民性、思维方法上的科学性、理论体系上的整体性、实践形态上的多维性等鲜明特征。(13) 史小宁:《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论述及其鲜明特征》,《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四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原则

有学者提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要坚持实践性、体现人民性、彰显时代性和坚持开放性的基本原则,从而保证其对内对外的话语凝聚力、吸引力、影响力。(14) 郝苏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原则》,《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6期。 有学者认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批判性和包容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宏观性与微观性相统一、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学术性与战斗性相统一等几个原则,能够为建构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指明正确方向。(15) 李江静:《建构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原则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10期。

(五)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意义

有学者从战略全局的角度出发,认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诉求,它直接关系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全局性和根基性的意义,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规范社会生活,引领社会发展方向。(16) 王锡森:《习近平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刍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也有学者从维护国家安全的保障作用出发,认为各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不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较量争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经成为各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保障。(17) 俞婷、丁俊萍:《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析论》,《理论导刊》2019年第4期。 还有学者从高校教育的角度出发,提出高校历来是各种文化的集散地,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提升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击,对于加强高校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安全,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力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8) 钟乐海:《新时代提升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研究——以网络空间话语权为视角》,《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二、关于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问题及挑战研究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正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巨大的挑战。具备问题意识、分析存在的问题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此,学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

移动办理文件是企业号的重要内容。系统集成后,院内办公平台有新的待办文件,企业号中会收到新的待办文件消息提醒,点击可直接办理。文件办理分成待办文件与已办文件,待办文件为所有等待办理的文件,已办文件为已处理过的文件。达到处理待办,查看已办已阅,发起流程,跟踪文件(见图2)。

有学者从话语权理论建设自身出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面临着基于说理方面的困难,表现为理论创新乏力,理论缺少现实穿透力、解释力和说服力,致使理论之理不充分。这主要是由于在理论话语的运用中,没有协调好理论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的关系,未能实现三者之间的实时动态转换。(19) 陈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及其实现路径》,《探索》2019年第1期。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基本要素的搭建,包括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开放性的原则丰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等;二是具体内容的探索,包括坚持民生导向,维护人民利益;把握时代脉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权等。(34) 王锡森:《习近平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刍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有学者从思想宣传教育角度出发,分析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方式上存在的问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理论研究和探讨只是搞形式主义,对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不关心;有些人不能把先进的科技手段有效应用到思想宣传工作中,影响了思想宣传工作的时效性;还有的人在宣传工作中不善于抢占话语时机,不能运用群众化的语言,制约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效实现。(20) 张骥、申文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我国思想宣传领域面临的挑战与实现方式探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国内学者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构成要素的表述上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话语权由话语主题、话语主体和话语载体三部分构成,分别解决意识形态“说什么”,“谁在说、对谁说”和“怎么说、以什么方式说”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要素,即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效果。话语主体囊括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话语内容反映意识形态话语主体所代表的利益和地位,话语载体则包括各种媒体、会议、学术交流等平台,话语效果指意识形态话语是否得到话语对象的认同。(7) 付永玲:《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四个向度及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启示》,《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 有学者认为,话语权是由 “话语环体(在什么环境中说话)、话语载体、话语主体、话语客体(对谁说)”构成。(8) 曾长秋、曹挹芬:《网络环境下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特点》,《学习论坛》2015 年第6期。 也有学者认为,话语权是由“话语环境、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传播”构成;(9) 史艳柳:《虚拟社会中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 还有学者认为,话语权是由“话语主题、话语主体、话语模式和话语技巧”构成。(10) 聂智:《自媒体领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及衡量维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5期。 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是以“三要素”即主体、内容、方式为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作进一步的细化。

有学者从多维度出发,认为执政党话语体系建设滞后而缺乏解释力,话语表达形式过于高大上而缺少凝聚力,话语传播途径单一而导致传播广度和范围不够,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实效性降低,受众大幅度减少。(22) 张振、郝凤:《新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多维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有学者基于全球化视角,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经受西方“强势文化”的新一轮大规模碰撞。一方面,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种观念相互激荡,意识形态多样化倾向日渐加强。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话语霸权和垄断性科技优势,利用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产品对我国强行实施“市场准入”,一些迥异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难免会被一些民众接受和推崇。(23) 袁三标:《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理论导刊》2006年第12期。

村长呃你屁股坐在哪边边,怎么老替他们说话,你应该帮我讲话。我投了你的票的,你是我的村长,我是你的村民。

有学者分析了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一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防御力,一方面,西方利用其网络霸权地位,实现西方话语霸权;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虚拟性,为西方国家推进其思想全球化和战略性提供了新场域。二是网络虚假信息传播侵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公信力。异化的网络言辞、未经证实的网络谣言削弱和解构意识形态话语权。三是多元价值观并存淡化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25) 谭九生、杨建武:《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有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成为媒介环境最显著特征的当下,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模式在话语表达权、话语传播权和话语主导权这三个环节,面临着传统话语中心体系的消解与话语权控制力的削弱,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解构与话语权传播力的下降,主流意识形态声音边缘化与话语权引导力弱化的困境。(26) 刘康:《“去中心化—再中心化”传播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双重困境及建构路径》,《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

105 Clinical analysis of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in treatment of critical patients: a report of 18 cases

大部分学者基于网络信息化视角,分析了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挑战。有学者从自媒体的特点出发,认为自媒体开放性大,突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渠道;门槛极低,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议程设置;交互性强,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冲击力大,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资源。(27) 杨晓光:《自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有学者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源于网络舆情载体的数据真假掺杂、虚实难辨,辨别精准性不佳、汇聚能力不足、整合力度不够,削弱了话语解释的及时性和有效性。(28) 邓验:《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逻辑进路》,《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有学者指出了网络论坛的有限公共性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冲击,具体表现在论坛参与者公共理性的缺失、公共言说空间信息把关的缺位、公共议题的私人化导致非主流观点的扩散,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29) 杨文华:《网络论坛的“有限公共性”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冲击》,《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铁链等金属材料质量较重,抱杆安装过程繁琐,导致劳动强度大,安装抱杆的时间普遍就占用整个作业一般以上的时间,作业效率低下。

还有学者基于综合视角,提出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所裹挟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价值多变和思想多样的挑战、信息网络化发展所引起的意识形态管理和调控难度日益增大的压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阶层利益日益分化所导致的意识形态整合难度不断增大的困境。(30) 杨昕:《论意识形态话语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科纵横》2012年第7期。

三、关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内容体系的研究

很多学者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即话语主体、话语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和方法。有学者从强化话语主体作用出发,认为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要重点抓好三大主体:一是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性;二是培育具体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三是引导和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回应网民关切,以深刻独到的见解释放主流观点,赢得关注和认同。(42) 侯天佐:《网络空间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对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1期。 有学者从转变话语表达方式出发,认为不能一味强调“宏大叙事”,而是“以小见大”,力求用“小众话语”传播“大众意识”,努力把抽象的道德规范和高深的政治语言具体化、人格化,尽可能多使用大众耳熟能详的俗语、典故和经典诗词,既有白话感,又不失政治哲理性。(43) 胡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审视与建构》,《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有学者认为,建构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需筑牢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理论地基”。无论在任何时期,都应矢志不渝地“回到马克思”,坚定不移地“发展马克思”,同时要坚持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必须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根据,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32) 付永玲、郑曙村:《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四个向度及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启示》,《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

有学者指出,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网络话语中提炼经典话语,不断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优秀传统文化是生动话语的不竭源泉;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话语,以简明、高效、有力的词语打造强力的政治舆论话语,将产生强大的凝聚和整合功效;充分吸收和借鉴新兴网络话语,让意识形态话语富有时代特征。(33) 李超民、邓露:《自媒体时代如何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人民论坛》2018年第15期。

以乙型脑炎病毒P3株基因组cDNA为模板,用C基因的特异性引物进行PCR扩增。100 μL扩增体系:模板4. 8 μL,上下游引物各2. 4 μL,5×PrimeStar Buffer 20 μL,DNTP Mixture 4 μL, PrimeSTAR HS DNA Polymerase 1.2 μL,dd H2O 65. 2 μL。扩增程序:94 ℃ 3 min、94 ℃ 30 s、57 ℃ 1 min、72 ℃ 1 min、72 ℃10 min,30个循环。PCR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切胶纯化回收(按照DNA回收试剂盒操作)。

有学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因出自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应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信心,发掘出传统文化精髓,从中提炼出具有当代和世界意义的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推而广之,形成诸如 “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等一批体现东方文化的国际新概念,实现话语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更有效推动中国理念的海外传播。(35) 何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提升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有学者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播模式出发,提出了要注重传播的互动性,强化与社会大众的互动,避免说教式的传播方式;丰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注重多元化表达,借助图片、视频、动画、音频等形式增加传播的趣味性;还应注重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社会时政之间的联系,可借助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时事新闻与社会大众进行互动交流,让社会大众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41) 王玉沿:《意识形态话语权绝不能被边缘化》,《人民论坛》2019年第9期。

四、关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路径和方法研究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提升中国国际话语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有效推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成为国内学术界着力研究和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目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索出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路径和方法,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具体思路与方法。

(一)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宏观举措

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出发,提出了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途径。加强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是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加强政治建设,建立以制度信任为要核的现代政治信任模式、构建诚信政府、培养公民参与意识是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加强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掌握舆论宣传阵地是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保障。(36) 陈悦:《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途径》,《人民论坛》2016年第6期。

有学者从战略高度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举措。一是要树立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导向思维,着力推进解决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二是要树立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维,统筹全局,从整体性和前瞻性来把握事物发展的大势。三是要树立意识形态工作的系统性思维,用发展的眼光和联系的观点来部署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37) 孙洲:《习近平对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思考》,《邓小平研究》2018年第6期。

有学者从国际角度出发,提出了国际化趋向中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路径,首先,必须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说服力;其次,要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包容性发展”,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吸引力;最后,必须继续大力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影响力。(38) 陆恒、郑易平:《国际化趋向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湖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有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提升我国文化话语权的战略选择,推动我国文化话语权的内容结构和运行方式方法的整体优化;对优秀文化资源进行发掘与保护,发挥我国文化话语权的独特优势;在“收”与“放”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积极应对不同文化话语权的交锋;积极参与网络话语体系的构建,提升现代信息领域的文化话语权。(39) 骆郁廷、史姗姗:《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4期。

此外,还有学者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功能进行分析,认为话语权的建构应当在话语表达体系、话语解释体系、话语价值体系和话语实践体系四个维度中构筑,进而形成对其意识形态内蕴的大众认知、理性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形态。(40) 李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话语维度与话语权构建——基于意识形态话语功能的探讨》,《前沿》2013年第1期。

(二)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具体方法路径

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内容研究虽然基于不同的视角,但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化基础理论创新,提升理论对社会发展的解释力和批判力、不断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几个方面。

有学者从国内存在的社会思潮出发,分析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所面临的冲击,错误思潮注重理论建构,制造学术陷阱骗取关注和认同;聚焦社会矛盾,破坏党群关系,干扰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细分受众,重点渗透以争夺话语权,将可塑性强的青少年群体作为重点侵蚀对象,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干扰社会成员的主流意识形态信仰,降低国家政治体制在民众心中的权威性。(24) 王路坦:《错误思潮冲击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时代境遇》,《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体系包含着: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世界其他国家优秀文化成果;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实践经验,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成果;五是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创造并自觉整合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体系。(31) 储著源:《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之辨》,《求实》2017年第1期。

在信息网络化和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和方法是学界探讨的一个重点。如有的学者从舆情分析的角度出发,提出要加快构建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网络资源进行全网和定向采集,抽取提炼关键信息并进一步分析舆论价值观倾向和民众政治态度,了解人们的思想动态,及时主动地给予回应。(44) 陈丽荣:《大数据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评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8期。 有的学者从新媒体平台建设出发,提出整合移动客户端、视频等平台,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移动互联网等跨平台整合渠道,以及优质的新媒体内容与服务。(45) 赵瑞琦:《中国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构:“三个舆论场”的夹角与控制》,《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还有学者从法治化角度出发,提出要健全网络法律法规,通过加强立法工作,保证执法力度,提升对网络违法行为的处理能力,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提供法治保障,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46) 邓验、张苾莹:《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逻辑进路》,《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高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因此部分学者分析了新时代巩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效路径。有学者指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加强意识形态队伍建设,大力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科研人才和完善意识形态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47) 陈大勇:《切实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几点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年第5期。 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需着力于变革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善于运用对话式、沟通式与引导式的表达技巧,让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力量与感染效果得到充分彰显,增强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感、归属感与信服感。(48) 李芳园:《新时代如何巩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人民论坛》2019年第12期。

鼓励成立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室,用于学术交流研讨,培养职规骨干教师,鼓励职规教师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鼓励教师外出培训,学习提升专业知识,多参观学习其他国家、地区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的做法,结合本校特色为学生提供服务。鼓励开设跨文化学习的课程,比如中外交际文化对比、生活习俗差异对比、历史文化对比、教育发展史差异对比等内容,可让学生理解中外多元价值观的不同,形成良好的个人修养,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学习与生活。[6]

五、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析与展望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为新时代更好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但是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一是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和内涵界定仍然不太明确。二是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特征研究不够深入。三是针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境遇,大多数文章只分析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没有对存在的机遇进行深入分析。四是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情况的研究有所欠缺。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上有一些先进经验,对其进行研究并参考借鉴其有益经验,对于巩固和加强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目前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概括、归纳、阐释等一些比较传统的理论性分析方法,缺乏实证性研究和案例分析研究。如果研究局限在理论的框架内,仅仅停留在理论阐释层面,缺少实证的支撑,研究成果就会缺乏说服力。研究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状况,可以针对青年学生、老师、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展广泛的民意调查,例如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个人访谈等方法进行深入调查,从而将对这一问题研究建立在充分的数据基础之上,大大增强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基于此所提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才能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

为研究碳关税政策的经济和环境影响,基于所构建的CGE模型,本文假设了5种碳关税税率情景,即每吨碳排放征收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与600元关税,分别用代码 S1、S2、S3、S4、S5 表示,基准情形为零碳关税税率,用S6表示。首先计算基准情景下的均衡值,进而计算政策情景下的均衡值,两者的变化率即为碳关税政策的影响。下面主要从国际贸易结构、行业产出结构、能源结构和碳排放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老板娘听了我的话后,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她说:“真是作孽哟,许春花也真是个命苦的女人。就在前阵子,她把娃娃放在摇篮里打了个盹,娃娃就被人偷偷掉包抱走了,那遭天煞的贼在摇篮里面给她放了一个洋娃娃。许春花发现娃娃不见后,哭得死去活来,当时好多人都跟着一起抹眼泪。后来许春花就变得更加神神叨叨的了,不管刮风下雨,她都抱着那个洋娃娃在树下逗着、哄着。”

Review of China ’s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Jin Wei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Wang Ketong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constituent element,basic characteristic,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China,the content system and paths and methods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y in the new era,and have achieved rich theoretical results.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y in the new era,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a brief comment on its research status and shortcomings.

Keywords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Research Summary

DOI :10.19468/j.cnki.2096-1987.2019.05.002

作者简介: 金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汪柯彤,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离子液体电解液因不可燃及基本不挥发等特点,近年来得到关注。Bagno等[28]合成[Hmim][IBr2] (Hmim是3-甲基咪唑),导电性最高可达4 S·m-1,黏度只有17 mPa·s。合成的[Bmim][Br3] (Bmim是3-丁基3-甲基咪唑),导电性 0.89 S·m-1,黏度达到 92.5 mPa·s,熔点为 8.2 ℃,在251 ℃时开始分解。合成的[Bmim][IBr2]导电性为 0.62 S·m-1,黏度为 57.3 mPa·s,在196 ℃时开始分解。作为电解液的重要指标,分解温度和熔点同样重要,较高的分解温度意味着更可靠的循环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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