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测验和乔姆斯基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测验论文,姆斯论文,理论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引言
语言教学和语言测验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把探究人的语言能力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是研究语言能力，弄清楚它的本质和形成过程，进而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其二，这种理论解释将直接用于语言教学实践，因为语言教学的现实目的就是使人获得一种语言（第二语言）的语言能力。因此可以说，语言教学和语言测验既要面向理论，又要面向实践，而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语言能力都是一个核心问题。语言能力这个概念是从乔姆斯基那里引进的，但在语言教学领域，这个概念变得多少有些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认为，语言教学和语言测验可以乔姆斯基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1.目前的语言教学和测验实践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现有的理论很难使我们实现既定目标；2.语言测验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在操作层面上，它可以把乔姆斯基理论和语言教学实践联系起来，而在研究层面上，它又是为理论提供证据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测验工具，则可以使语言教学研究向纵深发展；3.乔姆斯基的理论和语言教学的目标是一致的，用乔姆斯基的理论指导语言教学和测验的实践是最佳选择；4.研究方法的简要说明。
1.简要的回顾
语言教学研究，或称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现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习惯上也称为狭义的应用语言学。Ellis(1994,13)指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刻画学习者关于第二语言的潜在知识，即描写并解释他们的能力”。Bachman(1990,3)也说，“对语言测验的开发和应用来说，一个关于语言能力的明晰而精确的定义是基本条件”。对语言能力的重视，已经成为语言教学界，包括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共识。早期的语言教学和测验并没有自己的专门理论，语言测验和语言教学一直受到语言学、心理学的影响。对语言教学和测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有结构主义语言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的交际理论，这些理论有的至今仍在语言教学和测验的实践中起作用。我们一直借助于这些理论来建立关于语言能力的理论，但现在看来，它们并不足以帮我们完成这样的工作。
1.1历史与现状
1.1.1.教学 教学法的变化基本是和语言理论的发展对应的。早期的教学法是“语法—翻译法”，这实际上就是描写语法在语言教学上的投影。50年代前后，以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成为潮流，语言教学中“听说法”便占了主导地位。7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派崛起，“听说法”便被“交际法”、“功能—情境法”代替。
1.1.2测验 一般认为，现代语言测验的迅猛发展以Lado(1961)的著作为主要标志。Spolsky(1977;1995,353)把语言测验分为三个时期：前科学或传统时期、心理测量—结构主义或现代时期、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或后现代时期。在现代时期，语言能力被认为是由语言成分和语言技能构成的(Lado,1961;Heaton,1975)，在测验形式上，多采用分立式的客观性试题，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对测验的影响。直到80年代，这种影响仍然存在，F.Sang等人(1986)认为语言能力由语言基本知识、语言基本知识的综合及语言的使用三个因素构成，而John等人(1987)则说，至少在初级阶段，结构主义方法看来仍是最合适的。Bachman(1990,82)指出，早期的能力理论有两个局限，一是没有指出知识和技能之间的关系，二是忽略了语言应用的环境，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交际能力模型，这个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社会语言学的交际理论。90年代语言测验的热点是交际性测验和完善交际能力模型。
1.2结构主义语言学
早期语言能力模型的语言学基础是结构主义，而美国描写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可以说渗透到科学的各个领域。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索绪尔是一位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1916)强调共时性，重视“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在任何时刻都是完整的，不管刚才这个系统中发生了什么变化（霍克斯，1977）。这个思想是结构主义式的。霍克斯(1977,8)认为，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皮亚杰(1968)指出，所有的结构主义都有两个共同的方面，一是认为“一个结构是本身自足的，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二是人们已经“能够在事实上得到某些结构”，这表明“结构具有普遍的、并且显然是有必然性的某几种特性”。
遗憾的是，后来的语言学家多少有点违背了结构主义的初衷。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描写学派虽然继承了索绪尔重视共时性的作法，但似乎是把自己陷入了无尽的描写，尚无暇顾及整个结构，如布龙菲尔德(1934)说：“等到我们已有很多语言的大量材料后，我们就必须回到普通语法的问题上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同；不过最后做这种研究的时候，将不是推论而是归纳”。另一方面，虽然索绪尔已经透露了探索结构普遍性的愿望，但他的后继者却没有提出一个关于语言能力的明确思想，也没有对语言习得给予足够的关注，如霍凯特(1958)认为，以孩子为中心研究语言的个体发生是一条路子，但因为“入手极为困难”而被他放弃了。从这两个方面看，可以说，结构主义语言学并不包含一种语言学习理论，也没有关于语言能力的假设。如果用乔姆斯基(1986)的话说就是，结构主义所研究的语言不是客观实在，而是带有任意性的外化的语言。
1.3行为主义心理学
行为主义的最大成就在于它的学习理论，这种理论源自巴甫洛夫，后被Skinner发挥到极致，著名的“刺激—反应”理论似乎解释了从小白鼠到人的所有学习过程，因而显赫一时。
在语言学习方面，描写学派和行为主义的结合是必然的。结构主义缺少的正是一种学习理论，而行为主义需要的是对语言刺激物的描写。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描写学派和行为主义都可以划入哲学上的经验主义。
在乔姆斯基(1968)看来，行为主义的弱点在于，“忠于肤浅的解释，相信人的心理必定比任何一个已知的心理器官都简单”。更为严重的是，行为主义即使是在心理学范围里，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经典性条件反射学说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因为“心理机能不同于生理机能，不能从某一有机体移植到另一有机体”（鲁宾逊，1979）。
1.4社会语言学的交际理论
海姆斯(1972)提出交际理论时，多少带有修正乔姆斯基理论的意思，从那以后，社会语言学不断取得新成果，而交际理论在语言教学界已经深入人心。社会语言学虽然硕果累累，但其理论上的不足也是明显的，这一点许国璋先生看得很清楚。许国璋(1985a)指出，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是作为实践的先导而建立的，而是零碎地，几乎是羞羞答答地作为和它的敌体唯理语言学进行论辩时不很严谨地提出来的”，而且，论辩中，海姆斯误用了乔姆斯基的概念，论点也不很严密。在另一篇文章中，许国璋(1985b)认为社会语言学的社会学意义大于其语言学意义。现代语言学朝两个方向发展：外向型扩大和内向型扩大（沈阳，1994），社会语言学是一种外向型扩大。由于社会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外部因素，使用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它很容易在两个方面出问题，一方面，“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不存在单语现象，对个人和对集团都不存在；自然语言行为总是多语的、变化的”（孟索尔，1987），由此可以推出，人并不具有共同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和结构主义一样，因为语言总在变化，社会语言学家对语言变体的描写将是没有穷尽的。
2.语言测验和语言能力
2.1证明语言能力的两条路
证明乔姆斯基假说的方法，现在有两种。一种是乔姆斯基自己的方法，他研究拟想的人，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假定语言是“匀净齐一”的，用逻辑演算式的方法建构规则体系。另外一种是心理语言学的方法。当代心理语言学主要沿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以乔姆斯基理论为指导的心理语言学方向，研究普遍规则怎样转化为特写的语言；另一个是皮亚杰倡导的语言教学心理的研究（常宝儒，1990）。心理语言学使用的方法大致是观察、实验以及内省（桂诗春，1985）。心理语言学虽也研究语言教学，但更感兴趣的是儿童、语言有障碍的人和双语者，如珍妮(Ke-ss,1992)及聋孩创造手势语的研究（桂诗春，1985;Taylor & Taylor,1990）。
2.2语言测验
既然语言教学与测验和乔姆斯基的理论具有共同的目标，为什么不能让它们结合起来呢？乔姆斯基自己不面对具体的人，心理语言学主要面对儿童或有语言障碍的人，而语言教学和测验接触的是心理语言学很少研究的人，即学习第二语言的成年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规律并以此揭示语言能力结构，是乔姆斯基理论基本上未涉及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虽然早已展开了，但它采用的理论比较庞杂，有的理论也不一定有针对性。如果我们把乔姆斯基的理论假设也当成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假设，通过教学和测验去探索语言能力，可能也是一条路。
2.2.1材料丰富 第二语言教学在很多国家都已形成规模，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也极为迅速，有大量的学习者可以为我们提供材料。从数量上讲，每个教师都面对十几个或几十个学生，而且教师和学生的接触时间是相当长的，和社会语言学采用的田野调查比起来，教师对学生的观察会细致得多。从质量上讲，教师很容易找到“匀净齐一”的样本，因为教学本身就是按程度进行的，因此可以说，在教学中获得的样本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2.2.2语言测验的作用 现代语言测验和传统的考试不是一回事。语言测验除了评价学生外，还可以当做研究工具使用，Bachman(1990)认为语言测验可以用来研究语言能力、语言处理、语言习得、语言丧失。语言测验对语言研究有特殊意义，而化学测验对化学研究却毫无意义(Davies,1990)。这是因为，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其他学科并不用把对象自身作为工具，如研究物理，并不用行星或杠杆作工具，而是用数学作工具，并用数学作为表达方式。“语言学是一门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又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工具和根据并以语言本身为表达方式的学科”（宁春岩，1982）。这确实是语言研究中最使人困惑的。乔姆斯基研究语言以逻辑—演绎为工具。语言测验之所以有工具作用，是因为它以数学为基本手段和基本表达方式，这就使语言研究比传统方式更接近于精密科学。
2.2.3心理学方面的借鉴 语言测验是受了心理测验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看看心理测验和心理学的关系，也许使我们对语言测验和语言学的关系有进一步的理解。
本世纪是认知心理学大发展的时期，皮亚杰的理论引导了认知心理学的方向。发生认识论的目的是解释人的认知结构和智力。本世纪心理学的另一重大发展在心理测量学方面。心理测验除在教育等方面有广泛应用外，一些心理学家还用测验来证明自己关于智力结构的理论，如斯皮尔曼提出“二因素论”，瑟斯顿则提出“群因素论”，他们用来证明智力因素的工具就是心理测验。“明显的事实是这两个领域的人都在研究同样的有机体，经常在发掘同样的心理活动，都在试图解决同样的问题”（鲁宾逊，1979）。但不幸的是，这两个领域长期处于互不合作的分离状态。鲁宾逊(1979)却认为，“这两个领域的分离从来就不是必然的，当然也不是可辩护的”，“心理测验研究的长处正是实验研究的短处，反之亦然”。
目前，语言研究和语言测验研究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乔姆斯基理论和语言测验的关系恰好相当于认知心理学和心理测量的关系。语言学理论（如乔姆斯基的）关心语言的规则体系，想从规则体系中推导出普遍语法。语言测验时刻都要追求测验的效度，即某种语言行为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能力，但很少考虑到规则体系在其中的作用。如果我们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用乔姆斯基理论解释测验所测到的现象，同时用测验为理论提供一种数学工具，也许我们能取得可观的进展。当然应该说明的是，测验并不能产生理论，“测量是辨别的工具，而不是发明的工具”（鲁宾逊，1979）。
3.乔姆斯基理论与应用语言学
3.1乔姆斯基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影响
“自1965年以来，语言学的一切发展都是乔姆斯基关于语言学理论的目标的思想促成的”（格林，1972）。搞语言测验的人对此却异常冷漠，尽管乔姆期基的理论一直在发展，尽管搞测验的人对测量行为和能力都感兴趣，但乔姆斯基对他们却没有什么触动(Skehan,1991)。当然，乔姆斯基的影响在语言教学和测验里还是能看到的。在语言教学和测验领域，人们广泛地接受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概念。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知识是不自觉的知识（史密斯、威尔逊，1982），而在教学研究里，Ellis(1994)区分了隐含的知识和明晰的知识（心理学称“程序性知识”和“陈述性知识”）。Bachman(1990,108)说：“我或多或少是把知识和能力当同义词，指的是某些实在的东西，我们假设它存在于语言使用者的头脑里”。Davies(1991)提出三种语法的概念，语法一是个人语法，语法二是共同语语法，语法三是普遍语法。Oller(1979)在测验领域里解释了乔姆斯基的基本观点，并力图用测验证明人的一般语言能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乔姆斯基的想法到了我们这里有时会走样。Ellis(1994,697)指出，不同的理论对语言能力的定义是不同的。紧接上文那句话，Bachman(1990.108)又说，“我也在海姆斯的意义上使用能力这个词，并不仅限于乔姆斯基原初定义的‘语言学能力’”。
语言教学和语言测验总是需要理论语言学的指导，但理论语言学的概念往往会被我们简化或搞混。Widdowson(1990,39)说：“新的想法可以被旧的思维模式吸收，或者，旧的思维模式可以有选择地为新的想法容纳。”“……在教学领域，近些年是吸收多于容纳。这造成了两种影响，一方面，这些想法在‘简写本’里被简化了，而与其原初意义极少相似。另一方面，在教学领域中，人们并未继续探索使其进一步发展”。尽管这段话主要是针对“交际能力”概念而言的，但也同样适用于乔姆斯基理论。
在教学和测验领域，甚至在语言本体研究方面，有两种倾象是很常见的。第一是，虽然我们引进了乔姆斯基概念，但却没有在乔姆斯基的框架内使用他的概念。我们有意无意地对乔姆斯基的概念作了修改，而修改的方式是把传统的理解强加给乔姆斯基的概念，如海姆斯(1972)文章中的语法概念、奈达(1983)引用“内化了的和标准化了的语言能力”概念。同样，Davies(1991)的“语法一”和“语法二”也有传统语法的痕迹。第二是，我们试图调和根本对立的观点，如Bachman(1990)实际是把乔姆斯基和海姆斯调和到了一块儿。在具体操作中，相应地有两种作法，一是，急于把乔姆斯基的具体规则应用于教学和研究实际。二是，一旦发现这些具体规则很难用于实际，便退回到传统立场来批评乔姆斯基。我们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重视乔姆斯基理论中的具体转换规则，却忽略了乔姆斯基的基本思想。乔姆斯基的转换规则，都是证明乔姆斯基基本假设的手段，30多年以来，乔姆斯基的体系及具体规则在不断变化——从标准理论到管约理论，再到最简方案，但他的基本思想一直没有变，他的基本假设一直没有变。因此我们可以说，和转换生成语法的具体形式比起来，乔姆斯基的思想更有普遍意义，也更有价值。教学和测验领域也应更重视乔姆斯基的基本理论，把第二语言习得和测验研究引向“内向型扩大”的方向。
3.2理论的转向
我们期望语言教学和测验以乔姆斯基的理论为指导，实现“内向型扩大”，并不是说独尊乔氏，排斥“外向型扩大”方面的研究，语言教学以使学习者具备语言能力为目的，语言测验以测到语言能力为目的，而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以探索语言能力的本质为目的，这和乔姆斯基的目的是一致的。转换语法的目的是解决三个问题（乔姆斯基，1986）：语言知识是由什么构成的？语言知识是怎样获得的？语言知识是怎样应用的？随后，乔姆斯基(1988)又提出第四个问题：语言知识以什么样的生理机制为物质基础？语言教学和测验要解决的至少是前三个问题，由于语言教学和测验涉及人的心理过程，所以我们对第四个问题也不能漠不关心。
3.2.1能力概念源于乔姆斯基 语言教学和测验中使用的语言能力概念本来就是乔姆斯基提出的，乔姆斯基(1965)用语言能力指说话人—听话人知道的东西，用语言运用指对这种知识的使用，从此这两个概念被广泛使用。在乔姆斯基那里，语言能力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状态，用乔姆斯基(1986)的话说，从初始状态到稳定状态都是语言能力的状态，初始状态就是普遍语法，而稳定状态就是内化的某种特定语言的状态。在教学和测验里，人们普遍误以为语言能力是“学”来的。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人的初始状态都是一样的，都具备普遍语法的原则，也就是说人天生就有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在后天环境作用下，成为特定语言的语言能力，也就是稳定状态。乔姆斯基(1968)说明了语言能力的性质：“语言能力系统从质上不同于任何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类方法所描述的东西。它从质上也不同于S-R心理学的概念”。
3.2.2语言习得是心理过程 语言习得本身就是一个心理过程。结构主义语言理论描写了语言的结构，却并没有深入到人的语言心理；行为主义心理学现已证明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最终将是心理学，“对语法的说明，也就是对关于内化语言的心理理论的说明”（乔姆斯基，1986）。因此，将乔姆斯基理论用于语言教学和测验的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事。
3.2.3语言的生物基础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既涉及物质也涉及精神。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具有生物基础，语言的发展是人类进化过程的一部分(Kess,1992)。波普尔(1977)说，“注意到没有一件人类工具是由遗传决定的，甚至一根棍子也是如此，这是很有意义的。似乎有遗传基础的唯一工具是语言”。社会语言学派重视语言的外部因素，但无助于解释语言的内因。
3.2.4内在的完备 乔姆斯基的理论具有内在的完备性。乔姆斯基提出了关于普遍语法的假说，并从七个方面论证了它的存在（宁春岩，1982）。
4.大致的作法
4.1宏观方面
乔姆斯基本人的理论基本上不涉及外语者，他的说话人—听话人是拟想的母语者。现在，应用语言学界认识到，母语者对语言能力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评价语言能力的唯一可靠标准就是母语者。在语言教学和测验领域，曾经有人认为外语教学和测验不必以母语者为标准，Oller(1979)批评说，以外语者为标准，就好像真品随处可得却买了赝品一样。从宏观方面说，首先可做的事是建立汉语母语者的语言年龄常模，心理学和医学都有心理和生理的年龄常模。有了语言年龄常模，我们就可以对语言的个体发生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语言常模除了对语言发生过程作细致的刻画外，它还是一个标准，可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参照。语言测验领域近年来有一个宏愿，即建立一个“共同量表(comm-on metric scale)”，使操不同语言的人的语言能力可以互相比较(Ba-chman,1990)。建立这种量表的第一步，就是先要建立各种语言的常模。建立常模和量表都离不开测验这个工具。
4.2微观研究
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常模是整体上的描述，在建立常模的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可以深入到语言内部，即规则体系。以学习者为对象的这类研究主要在语言习得顺序和中介语方面。国外英语教学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成果，王建勤(1997)的文章可能是研究汉语习得顺序的第一篇论文，施家炜(1997)的硕士论文是更大规模的后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工作可做，语言测验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
4.3关于方法
乔姆斯基(1986)认为语言具有生物属性，而语言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最终成为生物学的一部分”。基于这种观点，乔姆斯基坚持方法论上的“伽利略方式”。宇宙在形成时并没有考虑到会有人类，但人类却可以建立关于宇宙的数学模式，并发现这些模式是可行的。对于语言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语言的发生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语言能力是一种客观实在，我们就有可能用“伽利略方式”来研究它。乔姆斯基(1982)说，“在原则上，有关语法和普遍语法性质的证据也可以通过心理语言学实验……获得”，语言测验实际上既是一种实验手段，同时又是用数学模式去解释语言能力。鲁宾逊(1979)说，“在科学中，测量有多种用途，心理学只选择了很少一部分”。我们则可以说，测量有多种用途，语言学只选择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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