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可话剧的民族化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成就论文,胡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20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1999)05－0060－64
胡可，1921年出生，山东益都人。他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投入边区话剧运动，先是作为演员活跃于话剧舞台上，稍后便开始从事话剧创作。他的话剧能够取得生活气息与舞台气氛的高度统一，既富于时代感又十分符合民族审美习惯。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体现了鲜明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特色。他的代表作有：《戎冠秀》、《枪》、《喜相逢》、《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部队在行进》等等。这些话剧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战斗里成长》、《槐树庄》都被拍摄成电影。《战斗里成长》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上演。
一
胡可话剧的民族化成就，首先表现在他的话剧结构的传奇色彩上。传奇形式作为一种民族审美传统早已深入大众艺术欣赏的心理结构之中。特别是以在舞台上的对话和动作来直接表现生活与矛盾冲突的戏剧艺术，其本质必然引发着观众向其“戏剧性”寻求强烈愉悦和快感的审美期待。他的代表作《战斗里成长》就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的故事。构成其传奇性的基本因素是“巧”。剧本写了赵老忠、赵铁柱、赵石头一家三代的生离死别。赵老忠被地主杨有德逼死，为报父仇，赵铁柱一把火烧了杨有德的房子，而自己也被迫背井离乡，几经波折最后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场，赵铁柱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已经是八路军的一个营长，时间也是在十三年以后了。在这里作者为以后一连串的巧合埋下了伏笔。巧合之一是流落他乡的石头母子碰上了到他们所居住的村庄当汉奸队长的仇人之子，并被其认出；巧合之二是被迫出逃并参加了八路军的石头，受伤后无法归队又恰巧来到了父亲赵钢（铁柱）营（赵铁柱的更名也为父子见面不相识埋下了伏笔）；巧合之三是恰恰赵刚营又接到解放石头母子住的村庄的任务，这就为一家三口的团聚安排了戏。剧情的发展，就这样以“巧”为契机，步步紧扣，将戏剧引向了最后的结局——父子相认、夫妻相认、一家人团聚。这是个既在意料之中又具有传奇性的结局。这种富有戏剧性与传奇色彩的经过人生折磨又重获幸福的亲人团聚的故事，是中国普通民众最喜闻乐见的戏剧模式之一。
胡可于1954年以抗美援朝中的一次战役为题材，写了剧本《战线南移》。剧本的传奇性表现在情节的“惊”、“险”上。由侦察员苗逢春、炮兵观测员路宝明、战士何玉成组成的敌后潜伏小组，为了完成观测任务而深入到敌人的心脏部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潜伏的危险性使观众的聚焦点一下子聚到了三人之身，不禁要为他们的安危捏一把汗。然而开始似乎很顺利，在他们的指挥、校正下，开战二十多分钟，敌指挥所叫大炮摧毁了，反斜面的地堡已经破坏了百分之五十，接着迫击炮阵地也被解决了，现在只剩下机枪暗火力点了。当观众正要为任务执行的顺利舒一口气的时候，作者笔锋一转，告诉读者他们三人潜伏小组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包围了他们。这时一点解救的办法都用不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观众的心一下子又被提了起来。在这严峻的关头，他们决定和敌人同归于尽，要求向他们的潜伏点开炮。紧接着报话机里传来了喊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指挥所的空气凝聚了，这暗示着潜伏点的三个同志已经牺牲了。可是战斗结束后，苗逢春、路宝明却奇迹般地出现了。剧本就这样一次次地将人物引入危险奇绝的境地，又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观众的情绪也在一次次地大惊大险中上下起浮，体验着由大忧大喜构成的审美愉悦。这一传奇色彩使整个的话剧增加了戏剧性效果。剧本所承载的歌颂我志愿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主题，也得到了较为深刻的表现。
传奇结构在胡可的话剧中就这样被自如地运用着，我们从他每一部话剧中都能找到这种传奇色彩的体现。在他的剧作中，虽然是一种“巧”、“奇”，但又是符合剧情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胡可戏剧对这种传奇艺术的有益的探索，是对话剧艺术民族化的一种贡献。
二
胡可的话剧不单是靠结构的传奇色彩、戏剧冲突、悬念取胜，还体现在他对人物性格的民族特色的发掘上。他往往“……紧紧抓住人物，在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人物命运中去挖戏，把吸引人的力量寄托在这里。”（注：谭霈生《论戏剧性》。）胡可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描写部队的战士和干部，解放后他还写了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话剧《槐树庄》，同样引起了轰动，这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胡可作为军人，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参加过大兵团的作战，一直和战士们朝夕相处。他还亲身经历了冀中地区的土改。他熟悉部队官兵和解放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是一个有丰富生活积累的作家。胡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既注重展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民族性格的优秀传统，又使其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辉。尤其是《槐树庄》中的郭大娘更是体现了这一点。
话剧《槐树庄》具有“史诗”的气魄，剧本选择了土地改革、合作社、人民公社三个历史阶段为背景，塑造了一位在我国农村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形象——郭大娘的形象。郭大娘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她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使她对新社会无比热爱，对共产党无比忠诚。她勤劳朴实、正直善良、坚强勇敢，在她身上有着我国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美德。胡可将郭大娘放置在亲情、人情与阶级立场、革命原则的矛盾冲突中刻画她的性格品貌，让她一次次地在矛盾斗争考验中得到升华。剧中安排了三次大的的戏剧冲突：其一是土改中与崔志国的斗争。她作过崔治国（地主的儿子）的奶妈，小孩子时的崔治国对奶妈非常依恋，并对父亲赶走奶妈很难过，因此郭大娘对这个干儿子还是有感情的，长大后的崔治国，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阻止贫民团进行土改，郭大娘并没有被崔志国营造的亲热气氛所迷惑，而是站在贫雇农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其二是在失子之痛面前所表现出的坚强、深明大义以及胸怀的博大。郭大娘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儿子，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她支持儿子参加解放军，不幸的是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这对她既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郭大娘的高大形象在这时得到了升华，她没有因悲痛而消极，而是以坚强的性格接受了这一现实，并把这份母爱施于她周围的孩子。剧中十分动人的一个场景是，郭大娘指着根柱、老高、老田说：“这不都是我的儿子啊！”对未过门的儿媳黑妮，她一如既往地关心她，希望她尽快从痛苦中走出来。其三是在政治风潮中表现出的勇敢无畏、政治坚定性。虽在今天看来闹社风潮的渲染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有其局限性，但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是作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作者从刻画人物性格的动机出发而选取在当时看来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在情理之中的。郭大娘身上体现的民族性格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光辉，正是从这些戏剧冲突中被发掘出来了。她的种种做法，体现了一个党员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博大的胸怀，为他人的痛苦而忧虑，为他人的幸福而欢乐。胡可对郭大娘的塑造是成功的，她是劳动妇女的优秀代表。她在人们心目中是丰满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在的人再看这个剧本，可以不理解那个时代，却能够接受郭大娘这个人物。
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叙事艺术形式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胡可在这方面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他永远把人物放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去表现——不管是内在心灵的还是外部的。这往往使他的人物一出场，便带有时代的色调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二是他力图不简单化、脸谱化地刻画人物，而是尽量表现出人物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其作为“这一个”不同于其他人物形象的神态状貌和心理内容。
三
语言在话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由话剧的形式所决定的。话剧中人物的个性、性格、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冲突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所以话剧要在我国普及并发展繁荣，语言的民族特征和大众风格是最基本的要素。胡可的话剧能被人民大众所接受，所喜爱，与他话剧语言的民族化、个性化特征是分不开的。胡可善于从活生生的生活中采集生动、鲜活、富于生活气息和个性特征的群众语言和口语，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多来自于普通的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之中，因此，群众语言和口语的运用是至关重要的，是一部戏能够出“戏”的关键之一。他的剧作刻画农民，便运用地道的农民语言。如《战斗里成长》中，赵老忠是个淳朴、本分的老农民，地主杨有德霸占了他的地，断了一家人的活路，他告状又输了，临死前他悲愤地喊道：“姓杨的！咱们两家没完没了！阳间告不下你，到阴曹地府我要告你！”这是只有赵老忠这样淳朴、老实而本分的农民才能说出的性格化语言。而他的儿子却和他不同，他不相信命运，他要抗争。父亲死后，他一把火烧了杨家大院。当妻子为他担心时，他却说：“天下大着呢！……下煤窑，抗长活！再不行当兵！要是掀不倒他杨家大旗我就不回来！”不同的人物语言表达出人物的不同的性格、身份与文化底蕴。
胡可话剧的语言注重从人物性格出发，体现出人物独特的个性。如《槐树庄》中郭大娘的语言，便充分地烘托出了这个人物善良、坚毅、刚强过人的性格特点。还有《战线南移》中侦察员苗逢春与营长周金虎的一段对话也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三人潜伏小组中只有路宝明是炮兵观测员，周金虎担心路宝明万一出现问题会影响潜伏小组任务的完成：
苗逢春 他要坚持不下来，还有我这个备份的观测员儿呢！
周金虎 备份的观测员？使用望远镜矫正目标儿，这套炮兵专门技术你会么？
苗逢春 可能性，比不上他。（指路宝明）可一般的说，也能凑合着来。这一个礼拜，小路儿专为我开了个速成的训练班儿，天天训练我。
周金虎 （满意地）小路当了老师，你倒当了学生！
苗逢春 敲锣卖糖，各有一行！
周金虎 我来考考你这备份的观测员！
苗逢春 （大咧咧的）考吧！
到考完了，
周金虎 好，及格！
苗逢春 （飘飘然）什么都在学，不学没个会！这段对话，把苗逢春聪明机灵又好学尤其是他大咧咧的性格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表面上看什么都不在乎，实际上却是精明细致。这种语言是只属于苗逢春的，具有不可置换的特点。胡可话剧语言的生动形象，除了他对生活的深透观察和积累，还得益于“他有丰富的演剧经验，因此剧作的舞台性强，易于演出，广为流传……”（注：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他剧作中的语言，似乎不是他用笔写出来的，而是剧中人物自然而然地说出来的，剧中人物的每一句话都取决于他们的性格。这些，无疑能够有利地展开戏剧的情节，推动剧情的发展。
四
胡可从四十年代开始创作话剧，多年来一直在辛勤地耕耘着，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作品的结构、人物、语言都富于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强调真实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追求现实主义与民族化相结合，在探索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的这种探索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0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胡可话剧创作的特点，主要是适应解放区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的需要，对现实生活作快节奏的反映。作品有《枪》、《我是革命战士》、《喜相逢》等。《喜相逢》比较有代表性，这是个独幕喜剧，剧中战士刘喜俘虏了一个敌兵，搜了五千块钱，他知道这样做不对，所以很不安。恰恰这个俘虏兵分到了他们班，而且班长又把教育这个新兵的任务交给了刘喜……最后，刘喜在教育别人的同时也教育了自己，坦白了错误，得到了谅解，新兵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个剧人物少，剧情也十分简单，但作者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了前后联串，环环相扣的结构，并运用了独白、旁白的手法表现了角色内心活动。语言通俗生动，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对于配合解放区教育战士正确对待俘虏起到了多方面的效果，初步显示了自己的风格。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9年的十年间。这是胡可话剧的繁荣阶段。这期间，胡可的剧作不仅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并且在民族化探索上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作品有《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等。这些作品的题材都来自胡可多年来部队生活的积累，使他能在剧中塑造出多种典型的军人形象。《战斗里成长》的小石头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成长过程代表了我们部队中大多数农民出身的战士的成长之路，为个人报仇——参军——为天下受苦人报仇，也就是从一个反抗者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这是个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战线南移》场面大，人物也多，人物的描写不因为多而削弱，反而为作者提供了表现才能的舞台，性格各异的人物在作者笔下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表面上诙谐宽松，骨子里却是“寸土不让”稳扎稳打的炮兵团长——王仲宽；工作上认真负责但又有些呆板的副师长——耿忠信；机警聪明过人又不乏幽默的优秀侦察员——苗逢春；好学习好钻研不断提出新见地的营长——周金虎……等等，主要人物就描写了十几个，个性不同，人格各异的人物，活脱脱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通过人物的描写，真实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民族的精神风貌和生活面貌。虽然有的人物描写得不够理想，但和第一阶段相比，显然是迈出了一大步。这阶段的剧本不仅在结构上注重传奇色彩，并重在写“情”，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战斗里成长》所描写的母子情；当石头不得不匆匆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时，母亲赵婶那句：“石头连一口米汤也没喝……”的哭诉声，道出了母子连心的情，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英雄的阵地》中，所表现的战友情等等，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这些剧作对部队的生活，部队中官兵之间、战士之间的感情都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其强烈的时代感、生活真实感和由此产生的精神力量，在当时征服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胡可这时期创作上的成功，使他享有“胡可风格”之誉。关于胡可风格，刘川先生是这样说的：“他创作的活生生的、充满幽默感的人物，他那饶有风趣的性格化的语言，他那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等，给他的剧本带来特殊的吸引力和隽永的情趣……”（注：刘川《喜看胡可新作》“槐树庄”。）他的成名作《战斗里成长》，被评论界认为是他创作的第一高峰。
第三个阶段是胡可话剧的成熟阶段，标志是1959年创作的话剧《槐树庄》。剧本以作者本人1944年写作的《戎冠秀》为原形，展现了老解放区农村从1949——1958年十年间的历史变迁。剧本气势宏大，具有史诗式的结构。作者在宏阔的时代背景上，塑造了郭大娘这个经历丰富又有个性的典型人物和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个话剧后来拍成了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轰动。这固然有剧本的政治意义的因素，但也不可否认，从话剧艺术上来看，《槐树庄》仍不失为上乘之作。虽然《槐树庄》所涉及的那个历史阶段，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失误，许多问题在今天都需要重新认识，但“在当时那种狂热的潮流下，作家、艺术家保持头脑的清醒是很不容易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注：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虽然《槐树庄》难免打着当时的时代烙印，但却不能以此来完全否定这个剧目。“作品的成功之处，是创造了郭大娘这一新的人物形象，这确实是话剧舞台上的收获。”（注：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我们现在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些作品，不能将其艺术成就一笔抹煞，它毕竟是那段永远存在的历史的反映。
郭大娘形象的成功塑造体现出作者创作上的第二个高峰。不仅是主要人物郭大娘的形象，《槐树庄》中的几个次要人物形象也很鲜明生动，像“革命到底”的刘老成，顽固不化的崔老昆，正直向上的李根柱，活泼好学的黑妮，狡猾奸诈的崔治国等，都有他们各自突出的个性，正是通过他们，真实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民族生活。
话剧的民族化、大众化一直是我国话剧史上一个重要的课题。1942年五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其中心问题是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人的问题。在话剧领域上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则显得尤其重要。话剧是从外国引进的“泊来品”，只有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使之溶于民族的土壤中，才能使其生根、壮大。1956年党中央又一次提出的艺术民族化的问题，同样对话剧界产生了重要的促动。胡可在这方面的探索可以说贯穿了他的全部创作。对我国的话剧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目前，“民族化”、“大众化”仍然是话剧工作者时时刻刻遵循的原则，也是话剧发展、完美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