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来华西人关于中国考试制度改革的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人论文,清末论文,制度改革论文,建议论文,中国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末年，作为选官制度和学校考试制度合一的科举制度暴露很多弊端，中国不少有识之士为此不断思考改革之路，提出各种改革设想与主张。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来华西人自16世纪以来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考试制度，至清末其关注程度不仅更高，且参与科举制度的改革潮流，不断提出改革思想与建议。
一、一套独立于科举制度的新的公共考试制度方案
1899年12月，由新教传教士为主体的寓华西人所组成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会(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和广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a)，在酝酿已久的基础上联合制定了《推广实学条例》，推出一套独立于中国科举制度的新的全国公共考试方案(public examination system)（注：《推广实学条例》，《万国公报》复刊第132期，1900年1月，第18997M～19000页；Records of the Fourth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 May 21-24,1902,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2,Appendix C.），内容包括西学考试条例、中英文西学课程单、西学阅读书目等三个部分。
条例规定：每年8月20日左右为考试日期，考试地点设在各省会、各府城及通商大埠，如上海、汉口等；各考试点设总办一人，协办数人。投考者完全自愿，但必须在考试前一个月报名，注明年龄、籍贯、住址等个人情况；考试用中文和英文分别进行，由应考者任选一种。考试分为初学、中学、高等学三等，应考者必须从初等到高等逐级考起，不能越级考试；不预先设定名额，只按考试分数决定中式与否。各题必须平均达到6分才能合格，但其中一题仅得4分，另一题即使得到10分，也不算合格；各地考试前5名可选送进入西学书院学习，并予膏火，即助学金，以示鼓励；考取高等学者发给文凭；每次考试在上海统一命题，密封后送达各考试点，考试时当场拆封，考试后密封试卷，由邮局统一寄至上海，统一阅卷。中国教育会和广学会设想，应考者历经初学、中学、高等学三级考试，合格者发给文凭，然后入大书院继续深造，或到外国留学，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成才者或为国家桢干，或为大学堂教习（注：《推广实学条例》，1900年1月《万国公报》复刊第132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下同），第18997～19000页。）。
在华西人所设计的公共考试方案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相比，既有相似点，也有实质性的区别。其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逐级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的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廷试），公共考试制度的初学、中学、高等学，只有通过最低一级的考试后，才能依次取得高一级考试的资格。与科举制度相比，不同之处甚多：第一，完全自愿性原则。科举考试有一定的身份限制和严禁的籍贯要求，而该考试方案尽管报考者需要填写个人资料（年龄、籍贯、住址），但完全没有出身限制，不需要担保人，不要求在原籍应试。第二，统一性原则。尽管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也是由中央政府通过派遣学政和主考人员等方式，达到控制全国院试、乡试、会试等各级考试的目的，但各地院试和乡试的命题、阅卷并没有统一。而该方案在三级考试上都规定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第三，考试内容不同。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与中国史籍。而该方案只考与“中学”相对应的“西学”，包括“数学”、“格致”（地质、地理、物理、化学、天文、卫生等自然科学）、史学（希腊、罗马、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古代与近代历史）、“杂学”（教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法等衬会科学）、“道学”（基督教）等五大类。考试用语汉语、英语可任选一种。第四，考试文体不同。明清科举考试文体为八股文，代孔、孟、程、朱等圣贤立言，丝毫没有表达自己思想的余地。在华传教士对八股文进行了猛烈批判与痛斥，故在公共考试制度中完全抛弃八股文，采用一种能自由、充分表达自己思想的新文体。第五，考试目的不同。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士制度，其目的是为封建政府选拔官员，并把选官制度与学校考试制度紧密结合，中式者分别授予生员、举人、进士等功名。公共考试制度由在华西人组织，与封建政府无涉，不是一种选士制度，而是一种水平、能力的测试制度，合格者授予文凭。
二、全国公共考试方案是中国近代西学教育发展的产物
西教士提出建立一套新的公共考试制度是中国近代西学教育发展的产物。所谓西学教育，包括清政府所办的洋务学堂和在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自1862年洋务派领袖奕沂在北京创建京师同文馆后，随后30余年间，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大员在各地创办新式学堂达30多所，涉及外国语、军事、实业（技术）等三大类。它们是不同于旧式官学的新式学堂。首先，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不同。除了传统儒学外，洋务学堂把西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数学、化学、天文、生物、西医、物理、机械学、工程技术学、轮船制造与轮船驾驶、政治经济学、国际公法等各种西学知识纳入课程体系，且实行分年教学和分班教学制度，采用实验教学方法。其次，它们与科举考试脱离。洋务学堂日常教学对学生不进行八股文训练，不再是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
创办教会学校一直是在华西教士（新教、天主教）从事的一项重要活动，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被迫扩大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大量涌入，教会学校在各地陆续创建。据统计，至1877年，新教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已达350所，在校学生达5975人（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pp.485a.王树槐先生在《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见林治平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一文中以该书第480至485页的统计表为依据统计教会学校为347所，学生5917人。误也。也许王先生未注意到第485a页所刊的校正表。）。它们分别由英、美、德等国的不同新教差会组织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创办，初为各自办理，互不关联。随着教会学校的日益发展，许多问题日益凸显，这就要求传教士联合起来共同解决。1877年，在上海召开新教传教士第一届全国大会，决定成立由丁韪良(W.A.P.Martin)、狄考文(C.W.Mateer)、林乐知(Young K.Allen)、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傅兰雅(John Fryer)、黎力基(Rudolf Lechler)等人组成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注：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过去学术界习惯上直译为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但是，它当时本身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益智书会，故称其本名才为妥当。）。随后10余年中，它在教科书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未为办学的传教士提供更多交流和合作的机会。随着教会学校进一步发展，除了教科书外，教会学校的考试、教学计划、管理等问题提上日程。1890年3月，即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全国大会前夕，时任武昌一所教会中学校长的英国传教士巴伯(W.T.A.Barber)，提议把益智书会改组为考试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为中国所有的新式学校制定统一的考试计划和教学大纲，以及指定教科书，颁发不同层次的文凭或证书等，以此促进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注：Barber,W.T.A.,A Public Examination for Western Schools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 1890,pp129-131.）。巴伯的提议引起大会重视，美国新教传教士李承恩(N.J.Plumb)也呼吁重视统一学校管理和考试的问题，并希望建立指导高年级考试的代表委员会（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890.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456.）。结果，益智书会在本次大会上改组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1891年5月，在该会内部成立了一个由巴伯、潘慎文(A.P.Parke)、谢卫楼(D.Z.Sheffield)、卜舫济(F.L.H.Pott)、施美志(G.B.Smyth)等5人组成、巴伯任主席的考试委员会。1893年后，该委员会人员发生变动，主席巴伯返英，除潘慎文、谢卫楼、施美志等继续留任外，另增库寿龄(Samuel Couling)、赫士(W.M.Hayes)、何兰德(I.T.Headland)、翟雅各(James Jackson)等共同组成新的考试委员会（注：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 May 6-9,1896,Shanghai:Amerie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6,p16.）。考试委员会以制定全国公共考试计划为目标，其活动基本以前述巴伯的设想为行动纲要（注：Fryer,John,First Triennial Report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June 1893,pp268-270.）。考试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很不高，直到1899年与在华西人所组成的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领导的另一个团体广学会密切合作后，才在年末月联合推出《推广实学条例》。
广学会1887年于上海成立，初名“中国同文书会”。1891年英国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成为总干事后，明确提出以西方文化（包括科学、教育、基督教）征服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的宗旨。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利用“三年一大比”的科举考试机会，到各省举行乡试的场所免费赠送该会出版的小册子和《万国公报》，试图用基督教、科学影响中国文人学士（注：拙文《李提摩太与广学会》，《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西方文化并非科举考试的内容，结果不会如其所愿，但坚定了他们改革中国考试制度的决心。旨在加强以便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教育改革建议（注：Records of the Thir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 May 17-20,1899,p48.）。结果是李提摩太反被中国教育会的考试委员会吸收，两个在华西人学会由此开始联合制定中国考试改革计划。
清末科举考试改革的高潮是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等两个时期，为什么在华西人在两次高潮之间的低潮推出改革方案？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林乐知、狄考文、李提摩太等先后提出过中国考试制度改革的建议，中心内容是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办法，把西学知识纳入考试范围，且把考试制度与教育体制的改革结合。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华西人以为清政府不愿对科举制度进行丝毫改革，于是另起炉灶，试图在中国科举制度之外，建立一套由他们主持的全国公共考试制度。
三、全国公共考试制度的推出，意在促进中国新式教育和基督教化
由西教士组成的考试委员会在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考试计划和指定参考书（教科书）时，不仅包括全国的新教教会学校，且试图把清政府主办的洋务学堂也纳入计划，故谓之全国公共考试方案。其目的是要为中国建立一套统一的新的教育标准（注：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 May 6-9,1896,p182.），以促进中国实学教育发展，即与空疏的中国传统儒学相对立的各种西方科学文化教育，包括中国教会教育和清政府的洋务教育。因为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大都采用中西文教学，所以考试方案规定应考者可自由选择中文或英文中的任何一种。
该考试方案包括的课程和指定参考书，既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又有新教传教士所写的基督教神学书籍《五洲教务问答》《古教汇参》。这对以培植教徒为目的教会学校来说，把基督教神学书籍列入学习和考试书目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个考试方案同时把清政府办的洋务学堂纳入考试计划。通过这一计划，西教士不仅要促进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而且欲借机把基督教渗透到政府所办的新式学校，这是西教士推进基督教教育、实现中国基督教化的根本目的。
在华西人推出的全国公共考试方案根本无法实施。首先，他们不可能吸引洋务学堂的学生，使其成为与科举考试对立的考试制度的应试者；加之，要考基督教神学，这都是清政府不许的。其次，在华新教教会学校分属欧美各个不同的差会，派别林立，矛盾重重，教学内容、教材选用、教学方式、教学目标差异很大，很难实现统一考试。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拟定这一考试改革方案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其一，西人极力促进的西学教育和西学考试在当时中国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随后张之洞、张百熙、袁世凯、刘坤一等人拟定的新学制章程和科举制度革废建议，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其二，公共考试仅仅进行水平、能力测试，方案体现的学校考试与国家选官制度相分离的思想，正是后来中国考试制度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