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与中国粮食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粮食安全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15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中国于2001年11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作出了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有史以来最为苛刻的加入承诺。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Lardy，2002）指出：“中国关于市场准入及其他方面的承诺不仅远比10年前加入的国家当时所作出的承诺苛刻的多，而且超出了1995年以来任何一个加入WTO的成员所作的承诺。”例如，中国同意把工业品的平均法定关税水平降低到8.9％，然而阿根廷、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税水平则被允许分别保持在30.9％、27.0％、32.4％和30.9％。在农产品方面，中国同意不对农产品出口进行补贴，并承诺将对农民的国内支持总量限制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内支持总量却可达到农业生产总值的10％。
由于预期在农业条款上会有所让步以及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劣势，加入WTO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基于这样的预测：农业部门是入世后受冲击最大的部门。大家关注的焦点有两个：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
根据世界粮食高峰会议的定义，食品安全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获得或者能够购买到足够的、安全的、有营养的粮食，以满足积极健康的生活所必需的饮食要求和食品偏好。它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要素：（1）确保获得足够的粮食；（2）维持相对稳定的粮食供给；（3）让需要粮食的人能够获得粮食；（4）确保粮食的生物学利用。
然而，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粮食安全在中国几乎完全意味着粮食自给，或者谷物自给。作为中国的粮食安全目标，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以下是对中国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粮食自给率的几点理由的讨论。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依赖世界市场的粮食供给。布朗（Brown，1995）为中国粮食供求描绘了一个可怕的前景，即中国国家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的粮食短缺将会严重耗尽世界粮食供给，并且危害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政府和学者们对布朗的观点予以反驳，但这一观点还是增加了人们对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关注。
第二，粮食是一个特殊的商品，自主的粮食供给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由于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方面与西方主要大国有许多差异，有些人甚至担心粮食可能遭到禁运。然而，卢（1997）和Yang（2000）指出，针对中国的粮食禁运是不可能的。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粮食在过去常被排除在禁运名单之外。同时，粮食禁运也难以实施，并且给粮食禁运发起国带来的经济成本可能比被禁运国还要高。
第三，由于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收入仅仅来源于农业生产，加入WTO后的低粮价可能会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Zhou，2001）。这种影响以前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发生过。如在1930年代，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为了解决他们的粮食过剩问题，把大量粮食倾销到中国市场，引起粮食价格的显著下降。结果，许多中国农民破产，中国粮食产业遭受重创（许，1997；转引自Zhou，2001）。
笔者以前的论文（Jiang，2002a，2003）讨论了这种收入效应，特别是加入WTO后的地区收入不平衡问题。尽管中国加入WTO后，各地区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均会有所提高，但由于较富的东部地区获益较多，地区不平衡和城乡差距仍将会继续恶化。
本文将主要讨论粮食安全问题。第一部分介绍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实现粮食自给的政策工具。第二部分介绍一个为分析入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建立的中国区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CERD。第三部分报告入世对中国粮食生产、贸易和农户收入影响的模拟结果。第四部分是关于实现粮食自给目标的政策措施的讨论，有些并给出了模拟结果。
一、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粮食自给政策
1.中国粮食安全的成就
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1979年中国人均日食物消耗量仅为2017卡路里，低于2500卡路里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2200卡路里的消耗量。截至2001年，中国人均日食物消耗量已达2963卡路里，比原来增加47％，高于2800卡路里的世界平均水平。营养摄入和食物品质也有所改善。中国是在降低绝对和相对营养不良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在1990～1992年和1998～2000年期间，中国营养不良人数减少7000万，比以前降低7个百分点（FAO，2002）。
粮食生产和农户收入也有所增加。从1978年到2002年，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分别以每年1.9％和0.7％的比例增长。同期，农村和城市居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分别增长7.4％和6.3％（表1）。粮食自给率的目标也实现了。2001年，粮食和谷物总量自给率均超过95％（表2）。
表1 1978～2000年中国粮食生产、食物消费和农户收入
粮食生
人均粮
人均每天
农户家庭
城市居民人均
产总量
食产量
摄入热量* 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
（百万吨）（公斤）
（元） （元）
1978
304.8 316.6 2017 133.6 343.4
2000
462.2 365.1 2963 646.01317.6
年增长率（％）
1.9
0.7
1.87.4
6.3
注：*人均每天摄入热量分别为1979和2001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2），FAO（2002）。
表2 2001年中国粮食平衡与自给率
生产进口库存出口国内使自给率
变化用总量
大米11959669443532109122535 97.6
小麦 93876
228675301052102640 91.5
玉米114254
539258306138119338 95.7
大豆 5127263
8 739 4659 110.0
其他谷物194709 11660 -45 799205524 94.7
油料作物 52844 18370-3461202 69667 75.9
蔬菜和水果 425088
3861 -397618421292 100.9
其他作物 88854282
0
4 89133 99.7
林产食物 2444377 -3 791 2027 120.6
牲畜107239
4793
52366109671 97.8
渔业 48982
6047 153174 43969 111.4
食品加工 56821
6021-5631407 60873 93.3
谷物总量527562 20295
17676
10837554696 95.1
粮食总量
1309834 60046
16745
27399
1351328 96.9
注：生产、进口、出口、库存变化、国内使用总量单位为百万吨，自给率单位为％。
资料来源：FAO（2003）FAOSTAT。
这些成就的取得来自于农业经济改革，特别是家庭责任制、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市场改革（Lin，1997）。1979～1984年期间，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增长率，由1952年到1978年期间的-0.25％跃升至5.1％。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后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保持在3.9％的水平（Fan，1997）。市场化改革也非常显著。1978年，93％的农产品价格由政府制定，2％由政府指导确定，仅仅6％由市场决定。而到了1999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83％的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表3）。
表3 1978～1999年各种农产品价格比重（％）
年份 市场定价 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
1978 6 2 93
198540 23 37
198754 17 29
199158 20 22
199579 4 17
199983 7 9
资料来源：Lardy（2002，第25页）。
尽管粮食产量增长显著，但如表1所示，人均粮食日消费量以更高的比率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粮食安全的成就主要归因于农户收入的提高。
2.中国粮食安全政策
中国粮食安全政策旨在增加粮食自给率，保证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得到粮食。这些政策包括粮食自给政策、粮食购销政策和粮食储备政策（Lohmar，2002）（注：关于中国农业政策更广泛的回顾，参见Colby，Diao和Tuan（2001）。）。
1995年以来，粮食自给一直是比较重要的政策目标。部分原因是布朗（Brown，1995）的“警钟”。不仅整个国家要粮食自给，每个地区也要实现粮食自给。1995年实施“省长米袋子”（GGBP）政策后，省长要为本辖区内的粮食自给负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转而指示下级增加播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结果导致几乎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粮食生产指标需要完成。
在地区水平上实现粮食自给的负效应是非常明显的。由于这一做法忽视了地区比较优势，粮食产量的增加往往是以损失效率为代价的。加入WTO以后，这一政策有所放松。在全国范围内，各省份被划分为3类：主要粮食产区省份、粮食产销基本平衡省份和粮食净输入省份。主要粮食产区在粮食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因而被鼓励增加粮食生产。其他省份可以从省外或者国外进口粮食以满足当地需求。
与粮食自给自足政策相配套的政策还有粮食购销和价格政策。中国政府通过国有粮食局和粮站系统采用收购定额、合同和不同类型定价政策来干预粮食生产和购销。在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以前，这些政策的目标是：生产足够的廉价粮食满足城镇居民需要，出口农产品赚取硬通货以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发展城市工业。
经济改革以来，粮食购销和价格政策有了显著的变化（注：关于这些政策变化的介绍，参见Jiang和Duncan（2001）。）。政策目标主要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和实现长期的粮食安全和自给（Ke，1999）。政府试图通过制定收购和销售价格来平抑价格波动，即在粮食丰产年份，政府制定最低价格以保证农民收入不受市场价格下降的影响；而在粮食减产年份，政府则出售储备粮以平抑粮价。
然而，这种稳定价格的做法会给农民发出错误信号，反而使得情况更糟。这已为近年来的“粮食过剩危机”所证明。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政府在1994年和1996年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每次增幅达40％左右。结果导致粮食生产持续增加。199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5.045亿吨，远远超过2000年预定粮食产量目标的上限。尽管从1997年底粮食市场价格开始下降，然而政府却“保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粮食，因此生产并没有根据市场价格得到调整。结果，一方面造成一些农民“卖粮难”，成为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价格保护政策执行机构的国有粮食部门积累了大量亏损。国有粮食部门在截至1998年3月底的6年间，积欠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2140亿元（张和李，1998）。
国有粮食部门如此巨大的亏损是难以令人接受的。1998年5月开始对粮食购销和流通体制进行改革，旨在减少亏损。尽管重申以保护价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新政策也要求国有粮食部门以能够弥补全部成本并略有盈余的价格出售粮食。同时还要求国有粮食部门通过裁减冗员和采取其他措施提高运营效率。
最初的改革思路是逐步放开粮食市场，从而使政府收购价逐步接近市场价。然而，政策设计上存在根本缺陷，即要求国有粮食部门同时扮演两个相互矛盾的角色——作为政府代理人执行保护价政策和作为市场主体实现利润。因此，政策实施一年以后，粮食价格继续下降，政府补贴持续攀升。政府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1999年5月中旬对政策稍作调整。调整措施包括减少保护价收购范围、降低保护价、允许粮食加工和饲料加工企业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
另一个直接实现粮食安全目标的政策措施是国家粮食储备制度。中央政府控制了大量的粮食储备，但具体数量是国家机密，不得而知。国家库存由国家粮食储备管理局（SAGR）调控、由粮食局保管。当粮食短缺时，出售储备粮平抑市场价格。然而，国有库存管理存在太多行政制约以致不能有效地抑制价格波动（Lohmar，2002）。此外，维护粮食库存的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据Nyberg和Rozelle（1999）估计，每吨小麦、大米和玉米的储存费用分别为42、56和39美元，相当于每种商品世界市场价格的20％以上。
二、中国区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中的大部分分析是在CERD模型的框架下进行的。CERD模型指包含地区维度的中国经济一般均衡模型，或称中国区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本部分将对这一模型作一简要介绍。
与以前的应用（Jiang，2002b，2003；Jiang和Zhao，2003）相比，本文对该模型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进。首先，利用各地区农作物的详细生产数据将农作物生产部门进一步细分为9个部门。其次，利用GEMPACK第8版新增的互余函数（complementarity）功能，模型还模拟了大米、小麦、玉米和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关税配额。
1.CERD模型概述
正如字面所示，CERD模型是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多地区模型。本文使用了CERD模型的简化版，把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地区（注：CERD模型的详细版本区分了28个地区，每一个地区与大陆的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相对应。海南、宁夏和西藏分别包括在广东、甘肃和青海之内。）。多地区模型的传统处理方法是所谓的“自上而下（top—down）”法：首先解一个中心模型，然后根据各地区的比例或份额将中心模型的结果分配到各个地区。例如，PRCGEM模型（Fan和Zheng，2001）把部门分为地方性和全国性两类。地方性部门生产的产品在地区之间不可交易，而全国性部门生产的产品可以在地区间交易，但是假定这些部门的产出在所有地区的变化比例都是一样的。因此，各地区对于贸易自由化的反应差异纯粹是结构性效应，也就是说，是由不同地区经济在部门构成上的不同所造成的。
与此相反，CERD模型使用的是“从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在CERD模型中，每个地区都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市场主体和行为模式的开放的经济体。如图1所示，每个地区的市场主体在做出决策时都要考虑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需状况，各地区间通过商品和要素流动而相互联系。因此，一个地区对政策变化的反应不仅取决于产业结构，也取决于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
图1 CERD模型的结构
从图1中可以看出，CERD模型类似于多地区的全球性模型，如GTAP（Hertel，1997）。然而，它也有许多独特之处。首先，在CERD模型中，地区联系比全球模型更加紧密，特别是一些生产要素的流动。例如，在GTAP模型中，劳动力在不同的国家间是不可以自由流动的，而CERD模型则允许劳动力在国内不同地区间可以部分地流动。CERD模型还假定资本在国内不同地区和部门间可以完全自由流动。
由于劳动力和资本能够在地区之间流动，区分这些要素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更精确地计算各地区的家庭收入和消费。这样的处理使得CERD模型优于一些CGE模型。
CERD模型的另一个特点是，根据生产要素的拥有量将每一个地区家庭分为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这一点对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很重要，也很适当。尽管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农村和城市仍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分离状态。例如，把居民划分为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户籍制度仍然存在，妨碍了人们在不同地区之间，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自由流动。
CERD模型和全球模型的另外一个差异就是它们对于地区间联系的处理。最理想的模型是能够反映地区与地区之间商品和要素的流动，然而这样的信息是无法获得的，因为各省并不存在“海关”登记省份之间的“进出口”。为了避免在创建数据库时的随意性，CERD模型通过虚拟的商品和要素的全国集散库（national pool）来间接模拟地区间贸易。每一个地区都把其超额供给卖给全国集散库，并从那儿购买其超额需求（参见图5）。
图5 全国流动劳动力市场
CERD模型还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做了区分，以便能对转移支付进行分析。
最后一点，CERD模型有较详细的商品和生产部门。模型中有52个部门，其中包括13个农业部门，25个工业部门，1个建筑部门，以及13个服务部门（见附表）。
附表 模型中的部门分类
模型中部门 代码
01.大米rice
02.小麦whet
03.玉米corn
04.豆类bean
05.其他谷物othg
06.棉花cotn
07.油料oils
08.蔬菜和水果 vegf
09.其他农作物 othc
10.林业frst
11.牲畜和畜产品live
12.渔业fish
13.其他农产品 otha
工业和建筑业
14.采煤和加工 coal
15.石油和天然气petr
16.金属矿开采 mtom
17.非金属矿石开采 nmtm
18.食品制造和烟草加工 fdtp
19.纺织品 txtl
20.服饰、皮革和相关产品aprl
21.木料和家具 furn
22.纸业、印刷和记录介质生产papr
23.石油加工和提炼 ptpc
24.化工chem
25.非金属矿产品nmmp
26.金属冶炼mtsp
27.金属产品mtlp
28.机械和设备 mach
29.交通设备trep
30.电子仪器和设备 eltc
31.电子和通讯设备 eltn
32.仪表、文化和办公用品inst
33.机器和设备维修 main
34.其他制造业产品 omnp
35.废弃物 scrp
36.电力、蒸汽和热水生产供应powr
37.天然气生产供应 gasp
38.自来水 watr
39.建筑cons
40.交通和仓储 tran
41.邮政和通讯 ptlc
42.批发和零售 trad
43.餐饮cate
44.客运past
45.金融和保险 fina
46.房地产 rest
47.社会服务sser
48.卫生服务、体育和社会福利heth
49.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和电视 educ
50.科学研究scir
51.一般技术服务teks
52.公共管理和其他部门 padm
2.生产要素市场
生产要素需求
各地区各部门都由一个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所代表。假设所有企业都是完全竞争的，并且规模报酬不变。我们用多层次的嵌套来模拟生产过程（图2）。
图2 生产嵌套图（Production Nesting）
注：M[，i]是作为中间投入的商品i。
第一层为列昂惕夫生产函数（Leontif），即某种商品的生产需要固定比例的生产要素（即增加值）和中间投入。在第二层，对增加值的需求根据固定替代弹性（CES）函数而转化为对单项要素即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需求。第三层确定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需求。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是农村、城市以及流动劳动力的固定替代弹性（CES）集合，而农业部门仅仅需要农村劳动力。因此，在需求方面有四种类型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即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务农劳动力）、在非农产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非农劳动力）、“城市”和“流动”劳动力（图3）。
图3 不同类型劳动力需求
生产要素的供给
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定的生产要素禀赋，并根据固定转换弹性（CET）函数把这些要素禀赋分配到不同的用途。
劳动力分为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由农村家庭提供的劳动力能在其所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所有的部门就业。相比较而言，由城市家庭提供的劳动力只能在其所在地区的非农部门劳动（图4）。这样假设的根据是，目前农村地区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且城市家庭不愿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各类劳动力的供给由家庭的劳动力禀赋、各类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以及转换弹性来决定的。
图4 不同类型劳动力供给
资本在地区和部门间完全流动，并且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所拥有的资本没有差别。因此，不需要专门的转换函数来决定每个地区每个部门的资本供应，只需要一个计算总资本供给量的求和方程。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资本总供给等于资本总需求，每个地区的资本价格都相同。
只有农村家庭才拥有土地。土地不能跨地区流动，但在农业部门间可以有限度地流动。土地的不完全流动性反映了自然条件和政策措施对土地使用的限制。为简化起见，假定土地不是非农部门的生产要素。对每个农业部门的土地供给是由固定转换弹性（CET）函数决定的，即由每个家庭的土地禀赋、不同部门之间土地的相对价格和转换弹性来决定。
要素市场平衡
如图3所示，在需求方有四种类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和流动劳动力。如表4所示，在供给方也有4种类型的劳动力：农村家庭提供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城市家庭提供的劳动力；农村家庭提供的流动劳动力。前3种类型劳动力的供求在同一地区内能够平衡，但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平衡涉及所有地区。
如图5所示，各地区所提供的流动劳动力以固定替代弹性（CES）集中到全国集散库中，然后再根据固定转换弹性（CET）把他们分配到每个地区以满足其需求。
因为资本在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是可以完全流动的，所以市场平衡的条件仅仅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相等。另一方面，土地在每一个地区内的农业部门间是部分流动的，所以对每个地区内各农业部门的土地供给必须与该部门的需求相匹配。
3.商品市场
商品需求
如图6所示，某一地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是各生产部门的中间投入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家庭和政府的消费需求的总和。
图6 地区性商品需求
某一地区对某一商品的总需求通过固定替代弹性（CES）函数转变为对进口产品和国产品的需求，后者再通过CES函数转变为对本地产品和来自全国商品集散库的外地产品的需求。以这种方式模拟需求具有如下优点。首先，它允许在国内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以及来自于国内不同地区的商品之间，存在不同的替代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人们的感觉，即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可能比国际市场高。其次，由于几乎所有的模型都区分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这种处理方式可以引用其他模型中的相关参数。
如图2所示，生产嵌套（production nest）的第一层是列昂惕夫（Leontief）函数，所以中间投入需求与产出水平成比例。
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自生产要素的税后收入及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构成了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注：家庭收入是根据其拥有的而不是使用的生产要素计算的。因为劳动力和资本具有流动性，这样做对于精确地计算地区收入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劳动力的迁移，这样做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偏差。尤其是对于劳动力的净流入（净流出）的地区，这样做也许会低估（高估）收入，从而低估（高估）消费。不过，由于流动劳动力大多是季节性的，并且他们将其大部分收入都汇回各自家里，因此，现在的方法比以要素的使用为基础的方法更加精确。如果将来发现更多的流动人口选择永久定居在工作的地方，目前的计算框架仍可使用，但需调整各地区家庭的要素禀赋。）。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和消费两个方面。每个家庭根据各自的储蓄倾向，按一定比例将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其余的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家庭的消费行为用恒差弹性系统（Constant difference in elasticity，CDE）来模拟。CDE在模拟消费行为方面比CES函数更加灵活。GTAP模型（Hertel和Tsigas，1997；Huff等，1997）也使用了这种方法。
CERD模型区分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从而可对政府间转移支付进行分析。为简便起见，假设税务征收（进出口关税除外）及政府储蓄和消费均由地方政府决定，而中央政府仅仅决定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注：如果在模型中考虑中央政府消费，那么除了消费的商品数量外，还要做出有关商品在何处交易的决定。这将不必要地增加计算负担，因为这些决定可以体现在每个地方政府的行为中。）。因此，每个地方政府的收入是当地税收收入加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与私人家庭类似。首先，政府根据其储蓄倾向，按一定比较将地方政府总收入用于储蓄，其余的收入用于消费，或者转移支付给本地区的私人家庭。一旦确定了消费支出，政府对各种商品的需求根据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来决定（注：在模拟地方政府的行为时可以有两种闭合：外生收入或外生支出。在前一闭合中，地方税率和转移支付是固定的，地方政府将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于政府储蓄和消费。而在后一闭合中，地方政府用于储蓄和消费的支出固定在预先确定的水平上，通过改变税率或转移支付量来平衡其预算。）。
各地区的实际总投资是由资本收益与投资品价格之比及投资弹性决定的。各单个商品按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生成该总投资。
产品的销售
企业生产的商品有3个销售目的地：本地区、国内其他地区和海外（出口）。每种商品根据固定转换弹性（CET）函数分配或销售到各目的地，其具体数量由商品的总产出、该商品在每个目的地的相对价格以及转换弹性所决定。
商品市场平衡
企业在本地的销售满足本地区对当地产品的需求。而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则由外部世界来满足，这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以及进口供应的弹性系数。对国内其他地区产品需求的满足，采取了类似于图5中所示的流动劳动力市场的方式。各地区向国内其他地区的销售首先按CES函数集中到全国商品集散库中，然后再根据CET函数分配到各个地区。
4.系统闭合
生产要素禀赋是外生变量。为了模拟失业，模型中加入了劳动力松弛变量。但本文中的模拟均将这些松弛变量设为0，这意味着通过工资的变化来实现充分就业（注：这样处理意味着在数据库中体现出来的就业（或者失业）水平没有变化。）。
包括关税税率在内的所有税率以及技术变量（technological shifters）都被设为外生变量。因此，政府收入随着生产、收入和贸易的变化而变化。这与变动税率以保证一定数额的政府收入的闭合不同。选定现在的闭合是为了将加入WTO的影响与其他政策变化的影响区分开来。另外还假定，各地区在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中的份额没有变化，即每个地区所获得的转移支付以相同的比率变化。
每个地区每个家庭的储蓄倾向是固定的，但各家庭之间的储蓄倾向有所差别。全国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为资本净流入，在数量上等于贸易逆差。在模拟贸易自由化时，模型可以有两种闭合：不对贸易差额进行控制，即贸易差额为内生变量；或将贸易差额作为外生变量，设定其没有变化。下面的模拟采用了第一种闭合。
5.数据
CERD模型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数据库是根据28个省市自治区1997年44部门投入—产出表建立的。44个部门分类是将1997年全国40部门投入—产出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1999）中的农业部门进一步分解成5个部门。本文使用的简化版CERD模型将这些省份的投入—产出数据合并成3个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新疆。
为了更加详细地分析中国加入WTO对农业部门的影响，笔者根据各省农作物生产成本资料（农业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2001），将最初的44部门表中的农作物生产部门又细分为9个部门：水稻、小麦、玉米、豆类、其他谷物、棉花、油料作物、蔬菜水果以及其他农作物。
其他的数据和参数来自GTAP数据库第5版、Yang和Huang（1997）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系列。
三、加入WTO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1.中国加入WTO的农业承诺
中国加入WTO在农业方面做出的承诺远超过制造业。这些承诺包括关税减让、采用关税配额制度、限制农产品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以及消除一些技术性壁垒。
中国同意截至2004年1月把农产品平均法定关税率从22％下调到15％，并同意对小麦、大米和玉米等主要农产品采用关税配额制度。在进口配额之内（配额数量逐年增加），小麦、大米和玉米的关税率仅为1％（表4）。国营农产品贸易公司不再享有垄断地位，私营公司可以进入外贸市场，使用国营公司剩余的进口配额。
表4 主要农产品的进口和关税配额单位：百万吨
商品初始配额 最终配额 配额内关税率 配额外关税率 1998进口 1999进口 2000进口
小麦 7.884
9.6361
65 1.55 0.45 0.88
玉米 5.175
7.2001
65 0.25 0.07
大米 3.325
5.3201
65 0.26 0.17 0.24
大豆油2.118
3.5879
63.3→90.83 2.08 1.79
棕榈油2.100
3.1689
63.3→9
油菜籽油 0.739
1.2439
63.3→9
食糖 1.680
1.945
20→571.6→500.42 0.64
羊毛 0.253
0.2871
38 0.1990.301
羊肉 0.781
0.8941
61.6→40
0.21 0.05 0.05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世协议时间表CLII；《中国统计年鉴（2001）》。
然而，这些承诺不一定就会对中国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对农业的保护水平已经比较低。例如，对大米、蔬菜、水果和肉类的名义保护率已经是负值（表5）。这部分是由于以农补工的历史原因，部分是由于在入世谈判过程中已经逐步减少了对农业的保护。这一点在下面使用CERD模型对入世的模拟中得以证实。
表5 1995～2001年中国农产品名义保护率（关税或等值关税）
1995 1997 2001
大米
-5-5-3
小麦
251712
杂粮
202820
蔬菜和水果-10-8-4
油菜籽 302832
食糖
444240
棉花
201717
肉类 -20
-19
-15
牛奶
303030
数据来源：Anderson，Huang and Ianchovichina（2002b，表6）。
2.加入WTO的总体影响
对加入WTO的模拟采用了对贸易差额不加控制的闭合，即汇率固定、贸易差额为内生变量。表6概括了中国加入WTO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模拟结果中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首先，整体而言，中国将受益于加入WTO。实际GDP、消费和效用水平分别增加0.4％、1.0％和0.8％。用均等差异（Equivalent Variation，EV）表示的福利增加达到582亿元。第二，关税减让使得进口价格降低，从而降低了整体价格。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GDP缩减指数（GDP deflator）分别下降2.2％和1.8％。由于国内价格降低，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下降0.4％。第三，关税削减使得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19.0％和11.1％。由于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增长，贸易差额下降大约340亿元。第四，加入WTO对各部门产生不同的影响。农作物、食品加工、汽车和零部件以及机械类部门受到负面影响，而其他部门则从中受益。其中，汽车和零部件受到冲击最大，而轻工业受益程度最大。
表6 加入WTO的宏观经济影响
东部中部 西部全国
实际GDP（％） 0.703
-0.114 0.275
0.436
实际消费（％） 1.6940.190 0.218
1.021
效用（％） 1.0930.317 0.402
0.790
均等差异（百万元）51.3973.627 3.179 58.203
消费价格指数（％）-2.118
-2.019-2.477 -2.157
GDP缩减指数（％） -1.673
-1.783-2.500 -1.831
贸易差额的变化（10亿元）-33.955
贸易条件（％）
-0.416
进口（％）
19.042
出口（％）
11.096
农作物-0.674
-0.294-0.399 -0.490
其他农产品 0.6370.257 0.466
0.487
采矿 -1.4841.270 2.943
0.160
食品加工 -5.679
-1.751-5.332 -4.404
轻工业 7.188
-0.217 1.129
5.341
化工 -1.922
-0.931-0.680 -1.556
汽车和零部件 -17.612 -14.658
-10.814 -16.035
机械 -3.590
-0.865 0.641 -2.516
电子
6.549
-0.736 3.736
5.737
交通业 0.4261.033 1.162
0.687
服务业 0.774
-0.159 0.132
0.481
数据来源：笔者的CERD模拟。
从地区分布上来看，几乎所有的收益都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这是因为加入WTO后扩张的产业在东部地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这种影响模式意味着，加入WTO后地区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笔者以前的论文（Jiang，2003）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更详尽的阐述。
3.加入WTO对农业和食物安全的影响
表7至表10显示了加入WTO对农产品的生产、出口、进口和自给率的影响。尽管农产品出口和进口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进口量仍能保持在配额范围以内，产量下降是有限的。对大多数谷物来说，产量下降小于1％。因此，加入WTO对粮食和食物自给的影响也是有限的，95％的自给率目标是可能实现的。
表7 加入WTO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东部中部西部全国
大米-0.318 -0.169 -0.227 -0.242
小麦-1.072 -0.367 -0.523 -0.690
玉米-1.800 -0.563 -0.813 -1.072
豆类-1.125 -0.379 -0.544 -0.588
其他谷物-1.136 -0.385 -0.549 -0.720
棉花-1.226 -0.327 -0.499 -0.624
油菜籽 -1.981 -0.537 -0.801 -1.313
蔬菜和水果 -0.019
0.006 -0.024 -0.015
其他农作物 -0.478 -0.127 -0.205 -0.356
林业 0.696
0.768
0.854
0.753
畜牧业
1.523
0.298
0.555
0.892
渔业-0.989 -0.228 -0.100 -0.798
其他农业 0.223
0.222 -0.243
0.126
加工食品-5.679 -1.751 -5.332 -4.404
数据来源：笔者的CERD模拟。
表8 加入WTO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东部中部西部全国
大米9.253
9.629 10.787
9.511
小麦9.898 10.037 11.357 10.118
玉米
10.075
9.994 11.475 10.201
豆类9.913 10.028 11.367 10.143
其他谷物9.888 10.008 11.339 10.134
棉花9.955 10.018 11.344 10.193
油菜籽 10.209 10.051 11.546 10.187
蔬菜和水果 9.574 10.027 11.090
9.740
其他农作物 9.741 10.048 11.210
9.915
林业8.018
8.247
9.740
8.219
畜牧业 11.295 10.169 11.981 10.937
渔业
11.477
9.894 11.253 10.868
其他农业9.013
9.240 11.394
9.405
加工食品3.931
7.377
4.739
4.938
数据来源：笔者的CERD模拟。
表9 加入WTO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大米-7.908-7.743-8.635-7.969
小麦31.73733.81332.06932.055
玉米66.53671.40568.60567.630
豆类32.46034.70032.90433.142
其他谷物32.52134.76032.97032.880
棉花53.62756.78754.68454.474
油菜籽 83.81290.13386.93984.771
蔬菜和水果 -7.466-7.576-8.326-7.543
其他农作物 15.09715.87114.70515.099
林业-4.753-4.531-5.692-4.730
畜牧业
2.255 0.647-0.857 1.702
渔业-7.215-2.421-4.781-6.632
其他农业
325.428
323.875
307.226
324.185
加工食品
163.876
179.087
163.574
165.720
数据来源：笔者的CERD模拟。
表10 加入WTO对粮食自给率的影响
入世前自给率（％） 变化（％） 入世后自给率（％）
大米 97.6 0.282
97.9
小麦 91.5-0.162
91.3
玉米 95.7-0.553
95.2
豆类 110.0-0.122 109.9
其他谷物 94.7-0.197
94.6
油菜籽75.9-0.983
75.1
蔬菜和水果
100.9 0.349 101.3
其他农作物99.7-0.002
99.7
畜牧业97.8 0.158
97.9
渔业 111.4 0.105 111.5
加工食品 93.3-4.333
89.3
粮食总量 95.1-0.063
95.0
食物总量 96.9-1.548
95.4
数据来源：笔者的CERD模拟。
东部地区的粮食生产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地区则最小。这一结果符合地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气候条件更为适宜，可耕地资源也比较充裕。
然而，即使可以实现自给率目标，粮食安全仍可能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加入WTO的成本和收益在地区和农户间不是平均分配的。即使总的收益大于成本，但对那些在受到负面影响部门就业的人来说，由于收入减少而带来的食物不安全仍然可能是一个问题。这对于内地的农户尤其重要。例如，表11显示了中部地区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随着加入WTO而下降（注：这一点初看令人迷惑，因为在3个地区中，中部地区几乎所有农业部门在入世后的产量损失都是最小的。然而，由于不同部门受影响的程度不同，地区间部门的构成也不同，这就使得中部在整体上成为农业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表11也显示农户收入增长的程度小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因此，加入WTO后，城乡收入不平等现象将进一步恶化。
表11 加入WTO后农户家庭收入和福利的变化（％）
指标东部 中部 西部
农业劳动力 0.042
-0.1030.148
非农劳动力 2.5280.6751.163
农户1.1960.5390.681
城市居民1.7720.7421.174
农户0.9720.5200.615
城市居民1.5020.8341.003
数据来源：笔者的CERD模拟。
四、政策建议和结论
以上模拟显示中国加入WTO将对中国农业产生负面影响：农产品产量下降，整体粮食自给率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恶化。尽管这些负面影响比人们广泛预期的程度要低，但仍然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们的关注。本节将讨论对这些负面影响所能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个直接的措施可能就是对农业和农民提供补贴。补贴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其中有些补贴是符合WTO规则的，有些则不是。笔者以前的研究（Jiang，2003）曾讨论过一个方案，即采用诸如标志许可、报告程序等各种各样的新型壁垒。笔者使用CERD模型对该方案进行了模拟，具体做法是假定这些新壁垒使得农产品关税削减的实际水平相当于入世所要求的一半。模拟结果显示，尽管这样的政策可能使加入WTO对农业的影响得到一定的缓解，并有助于减缓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但会降低加入WTO所带来的整体福利，均等差异（EV）比完全执行加入WTO的关税减让承诺降低6％。
对农业的支持也可以采用生产补贴的形式。假定加入WTO后，政府补贴农民以保证粮食生产的自给率维持在原来的水平。模拟显示，入世后谷物自给率仅下降0.06％，但要使其恢复到入世前的水平需要花费72亿元的补贴（表12）。而总粮食自给率将下降1.5％，而要将其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就需要高达1800亿元的补贴。
表12 恢复谷物自给率到入世前水平所需的成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变化当量（百万元） 2117.987 2368.282 2686.207
7172.476
数据来源：笔者的CERD模型。
笔者以前的论文（Jiang，2003）还模拟了政府增加对内地的转移支付。这一政策选择的理论依据是，由于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将因入世而受益，因此可以将部分收入从一个群体转移至其他群体，以使得所有群体均能得益。然而，模拟的结果与农产品关税减半方案的效果类似。缩小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是以降低整体福利收益为代价的，其总体福利比不增加转移支付所获得的福利收益低1％。这一结果是可信的，因为对内陆地区增加转移支付，是通过“惩罚”有较高回报率的沿海地区来实现的。这一政策模拟结果意味着，设计转移支付方案时应当慎重，以避免对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扭曲。
正如Fan、Fang和Zhang（2001）以及Hazell和Haddad（2001）等学者所建议，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增加农业的研发（R&D）投入以提高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笔者对此进行了模拟，试图发现需要提高多少生产率，以使入世后中国的谷物和食物自给率保持在原来水平。结果发现，分别需要提高生产率0.32％和2.85％，以维持谷物和全部食物的自给率。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数字的含义，可以参考过去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根据Fan（1997），1978～1984年和1984～1996年期间，农业TFP每年分别为5.1％和3.91％。提高2.85％的生产率，意味着中国几乎需要将农业研发投入增加1倍。
提高农业生产率还有其他途径。其中之一是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农场平均面积过小，以致于不能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另外，由于没有界定清晰的土地所有权，农民不愿在土地上投入；土地市场不发育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整（Lohmar和Somwaru，2002）。但是，保障土地租赁对于低收入农民实现食物安全是非常重要的。Zhou（1998）指出，中国的“双层土地经营制度”（注：土地分为“自留地”和“责任田”。自留地，或口粮田，按人头平均分配给农户，主要用来种植自己所需的口粮。责任田的承包则是以完成国家粮食生产定额和交纳农业税费为条件。）在避免产生新的无地农民和低效率的土地占有方面是非常好的。Ho（2001）指出，许多中国农民，特别是在贫困村庄的农民，赞成现行的土地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保证了农户可以获得土地。FAO（2002，第26页）也指出，贫困指数与土地所有呈负相关，生产率和农场面积呈负相关，即农场越小生产率越高。这些研究成果应使人们对目前增加农场规模的流行观点重新考虑，特别是对贫困地区而言。
最后，进一步的开放也是一种政策选择。笔者以前的论文（Jiang，2003）曾指出，以更自由的生产要素和商品流动为特点的国内市场改革，将增进整体福利、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此外，中国应该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中国在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方面已经做出了意义重大的承诺，其对农业的保护水平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使中国在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GTAP模型模拟显示，经合组织国家削减农业保护将提高中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从而提高粮食的自给率（Yu和Frandse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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