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众论文,差异论文,风险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4)01-0049-05
在风险事件中，决策者、科学家、企业家、媒体、公众等不同的社会群体对风险的感知不同，尤其是专家和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存在很大差异。例如，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美国拉夫运河的危险废物污染事件中，一些公众认为环境污染严重危害公众健康并影响后代发展，而专家则认为环境是安全的；中国的高铁事件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公众认为高铁技术的应用给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而专家则认为高铁技术的应用收益大于风险。国内外风险事件都证明，专家和公众的风险感知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专家和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引起了决策者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都针对各自国家不同类型的风险事件做了大量的研究。传统的研究认为，风险感知差异来源于专家和公众之间的知识差异。Paul Slovic提出知识的“缺失模型”[1]14-20，强调由于专家拥有相关专业知识，善于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概率和后果的严重性来评估风险，所以对于风险的判断更为精确；而大部分公众缺乏专业知识，更多地是以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个人经验来判断风险。
关于风险感知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成为学术界各领域探讨的核心议题。一些研究表明，知识确实是影响风险感知差异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影响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还有更多其他因素。Bennett P等人对知识“缺失模型”对于公众与专家风险感知差异的解释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除了知识的影响外，价值观、生活经验、社会角色、风险感知中的偏见等都可能会影响风险感知。[2]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述了引起风险感知差异的各种影响因素，试图通过分析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的根源对风险沟通提供一些建议。
一、知识影响风险感知差异
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是Paul Slovic于20世纪70年代运用心理模型探索“风险感知”的概念时提出的，研究发现专家主要从风险发生的概率和严重后果来衡量风险，而公众是从公共健康和危险程度来考虑风险。Slovic等人针对三组公众群体对于不同技术的死亡率的估计做了调研，并将公众的估计与风险评估专家的估计进行了对比，研究者发现对于核能、农药等技术，公众估计的死亡率远高于真实风险的死亡率，而专家做出了与真实风险死亡率相接近的较精确的估计。究其原因可知，公众由于缺乏对风险知识的了解而感到恐慌，对于未知风险和恐惧风险等不熟悉的风险的估计就会超出真实风险[1]36-39。相反，人们认为风险较小的是熟悉的风险和可控的风险。Burgess由此判断，公众对可持续政策和技术政策的支持存在“知识缺失”的状态。[3]因为缺乏知识，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判断可能是情感化的、自动的和快速的，而科学家做出的科学和技术评估则是慎重的、有意义的和理性的。[4]以上研究表明，知识确实是影响风险感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技术专家和公众对于风险感知的着眼点不同，专家注重风险发生率和后果严重性，而公众更关注风险的危害。Sarah Mandera等人以评估CO[，2]存储装置在盐水含水层的作用的CASSEM项目为基础，通过对两个案例研究区的调查比较了专家和公众对风险的看法。结果得出，在评估CO[，2]存储设施对人类的影响时，专家会根据专业知识评定风险，并对于设备的最佳性能和危险性给出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的数据估算概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决定的；而公众关心的是此装置的安全性、泄露带来的后果、对人体的危害、对后代的影响等，这是由于公众对于CO[，2]存储设施的监测数据和运行原理知之甚少。[5]
专家和公众对于风险的基础概念、假定和解释的内容有很大不同。Nancy Neil的研究结果发现，毒理学家的判断会更倾向于基于动物实验得出的化学风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而公众缺乏化学药品的相关知识，缺乏对剂量度的使用考虑，所以公众对于化学剂的使用可能比专家消极，甚至对于未知的技术和产品会持拒绝的态度。比如，专家认为合成药物较自然药物安全，而公众认为自然药物比合成药物要安全，专家和公众对待直觉毒理学的风险问题的认识上确实存在差异。[6]
公众拥有的知识可能是错误的，这源于对风险过程中所传播信息的遗漏或公众对信息的误解。Bostrom等人采访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专业的6名学生，将他们定义的“温室效应”与专家给出的定义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受访者对于“温室效应”的定义与专家给出的标准定义匹配率极低。受访对象普遍对“温室效应”的定义存在错误地认识，他们认为全球变暖是由于臭氧空洞和空气污染引起的，而非碳过度排放的原因；受访者还认为氡是由于工业和采矿业的浪费引起的，但实际上氡是汽油污染造成的；受访者没有对“气候”和“天气”的定义进行清晰的区分，因而混淆了温室效应和臭氧空洞的定义。公众对于全球变暖相关定义的错误理解，可能是由于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公众所误解、信息来源本身存在错误、传播者的误导等原因，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公众知识结构的不完整，造成公众和专家的知识水平的差异。[7]
二、价值观的影响
公众与专家的风险感知差异还体现在价值观上，价值观受到个体情感因素和价值模型的直接影响。
基于情感因素的价值观影响风险感知差异。Dimitrios Xenias和Lorraine Whitmarsh调查了公众与专家对待可持续交通政策与技术的态度和影响他们态度的因素，并强调了这些态度的背后存在哪些风险感知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可能靠直觉或基于某种情感因素选择交通工具，选择的过程是自动的、快速的，决策态度的快速反应依赖于个体在过去生活中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公众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决定了公众对于风险的认识和理解。研究者通过测量公众和专家风险感知的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得出价值观的差异确实影响了风险感知。[8]
价值模型的差异影响了风险感知的差异。在减少交通污染排放的研究中，Kahan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公众和专家对于减排问题的感知差异源于责任感不同，责任感归根于公众和专家心中的价值模型不同。[9]公众的价值模型形成于整个社会，包括周围环境的人和事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专家的价值模型更多的是基于实验数据的理论模型。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认知和分析模式，价值模型的不同决定了公众和专家对于风险的理解和衡量标准不同，专家从概率来估计风险，公众更多地是从社会文化价值来衡量风险大小，这直接体现出二者的风险感知不同。其它关于科技风险问题的研究也表明，专家和公众之间根本的风险感知差异是由于不同的价值模型造成的。[10]
三、生活经验影响风险感知差异
公众的生活经验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专家只关心试验数据结果，公众则是从生活经验角度考虑居多。Slovic和Fischhoff等人通过实验统计了风险评估专业人员和公众两组不同群体对于风险事件或技术应用的死亡率的描述。研究主要针对风险的自主性、直接影响、知识、控制、新颖性、灾难性、恐惧和后果严重程度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普通公众的风险感知与经验因素密切相关，对于经历过或看到过技术危害造成疾病或死亡的公众来说，对死亡率的估计要过高；而专家的风险感知却与经验因素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因为专家只关心模拟实验的数据结果，对科学知识和实验结果过于自信和依赖，不关心技术系统实现功能的过程，然而正是技术应用过程的生活经验影响了广大公众的风险感知。专家对于实验的过分信任会造成与实际结果有所偏离，因为在多因素影响的氛围下，即使科学实验也不能保证只在特定控制变量下运行，而是受多方面环境因素交互影响。所以专家的试验数据结果与公众的实际生活经验差异造成了感知差异。[11]
另有研究结果发现，经历过类似的风险事件较多的人会高估风险，相反则会低估风险。Michael Siegrist和Heinz Gutscher对瑞士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关于洪水风险的感知和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居住在低风险区的公众比起住在高风险区的公众风险感知要低一些。在高风险地区的公众相对于专家评估来说会高估洪水的风险，导致有些居民由于过分害怕洪水的危害而提前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然而因为过高估计风险造成预防行为可能是多余的；而低风险区的人们对洪水的风险预估要低于专家评估，这些地区的人们可能会因为没有做好预防措施而遭受洪水突袭的侵害。[12]
四、专家的社会角色
专家内部也存在风险感知差异。科学界、商业领域、政府部门的专家本身的社会角色不同，对待风险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与其专家身份、所在机构的利益密切相关。
同一学术领域的专家对待同一风险事件的感知也存在分歧。比如不同时期的毒理学专家对于实验论证“生物和化学实验对人类健康是否有益”的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之前的文献研究和媒体报道均表明，毒理学家赞成试验论证的科学性和合法性，而Nancy Neil调查认为，现在大部分毒理学家对动物实验和病菌试验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这与之前的结果不一致。
不同立场的专家风险感知不同。Anders Block做了一项针对丹麦公众对农药风险的感知调查，比较了专家与专家的感知差异。研究结果认为科学家是独立的，尤其是学术界的科学家没有机会参加外界的决策，只有封闭的数据来源；工业生产的数据在商业层面来说也是保密的；工业角度看学术界科学家，认为他们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学术界科学家只是基于开放的数据来说明风险问题。[13]由于专家所做的实验要为风险管理和行业发展服务，为各自机构服务，所以不同部门的行业专家立场不同，对待同一风险的态度也会存在差异。
行业内的专家比起非行内专家来说更加倾向于专业实验的正面影响，即对人类的贡献。Nancy Neil针对公众和专家对于化学风险的判断作了相关调查。结果发现，为工业服务的毒理学家比起同行业做研究的专家和政府人员来说更加偏向于化学品的优点，工业毒理学家更加相信动物实验为人类健康带来效益的观点，不相信致癌性对人类的负面影响。[6]这也进一步说明为工业服务的毒理学家会更多的考虑自身行为对本行业的直接影响，尤其涉及评估某项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与利益时，专家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专家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决策。
五、专家自身存在偏见
专家自身的自信心和经验也可能会引起偏见，这些偏见是与专家内部的不同专业方向和自身经验相关的。
Hora的研究表明，专家的风险感知存在偏见，并通过案例分析得出结论：专业差异形成偏见。当工程师和科学家在与技术专家一起工作时，就会出现一些偏见或不足。比如，在一个计算机实验过程中，工程师和科学家可能只考虑计算机模型本身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影响，但技术专家就会考虑影响技术过程的种种因素，如影响技术实现的气候、地理位置等。[14]
专家自身的操作经验也会引起偏见。有经验的个体常常被认为是专家，但这是带有某种偏见的，因为经验可能会导致对风险的过高估计，那么有经验的个体对于风险的估计就会有偏差；同时，人们往往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对风险做出评估和判断，但以往的经验也许并不符合当前和以后的形势。专家应注重提高自身的价值判断、实际经验、文献积累等，使专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更科学。另外，专家的偏见可能会与公众的偏见相一致，所以公众在接受专家传递的信息时也需要谨慎。
六、风险感知差异中的相同点
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存在差异，但差异中也存在相同点。专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公众来面对和评价风险的，此时专家和公众的知识水平相类似，专家在某些方面的态度和判断可能与公众相一致。
专家可以分为领域内专家、其他领域专家和公众中的专家。当专家代表某一特定领域的科学家时，专家可能只关注于所做实验的数据，而忽略了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此时专家的观点可能会与公众观点类似；专家可能比公众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但是并不比公众拥有更多的技术应用经验，且对于实践应用的后果估计并不完全准确，因此专家做出的风险判断并不比公众科学合理。其他专业领域的专家在对待同一种技术风险问题时，他们与公众一样不具备专业知识，对于特定风险的感知同样来源于专业科学家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可能与公众的风险感知类似。另外，公众中的专家本身就与公众有一致的观点和价值观，所以这类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有更明显的一致性。
专家与公众可能有相似的知识水平和情感要素。Eric A.Morris和Michael J.Smart测试了专家和公众在对待环境风险尤其是交通工具所带来的污染的不同感知和决策。研究假设认为，如果把医生作为健康方面的专家的话，基于医生的专业知识和对待污染和健康的态度，很有可能医生要比普通大众更注重环境的质量，但是研究结果并没有发现医生比公众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空气清新度。样本量足够大，调研时间跨度足够长，却没有发现专家比公众更愿意付出代价去维护环境，究其原因，作者认为这源于专家和公众关于环境污染的知识水平相类似，而且专家和公众对待污染的抵触情绪是在同一水平上的。[15]
公众与专家都会关注风险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专家和公众都没有应用经验的未知技术或装置等方面。例如，如果专家和公众都没有使用过CO[，2]存储装置，对其评价就会侧重于金融风险、CO[，2]泄露风险，以及担心装置本身风险的不确定性。Dimitrios Xenias和Lorraine Whitmarsh也证明作为交通政策制定者的专家和交通工具使用者的公众来说，虽然在对待交通政策和技术的态度方面有很多不同，但是在当前交通部门面临的不可持续的交通现状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专家和公众都认为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标准方面应当制定可持续的交通政策。
七、总结
综上所述，科学知识和风险感知差异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知识并不是唯一影响因素，风险感知差异还受到很多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价值观、生活经验、专家的社会角色、专家自身的偏见、风险感知差异中的相同点等。在多因素共同影响下的公众与专家的风险感知差异直接影响了风险沟通的过程。在传统的对专家和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解释框架下，风险沟通主要是专家向公众单向传播科学知识，公众只作为接受知识的一方独立存在；而在现代风险社会中，风险感知的差异除受到知识影响之外，还受到很多其它社会因素的交互影响，专家和公众的风险沟通不再停留在单向的、把专家的知识强制填塞给公众的过程，而是加入了公众参与的过程，风险沟通成为双向互动模型。在双向互动模型中，公众与专家的风险感知差异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讨论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对于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保证风险沟通的有效性、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