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神州大变革的历史性画卷——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巡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画卷论文,历史性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中国的纪实文学源远流长，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到煌煌巨著《史记》，都为近代报告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源头和滋养。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报告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反映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每周评论》1919.5.11）和《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晨报》1919.8.25.），以及稍后两年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构成了中国报告文学最初的潮头。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紧扣时代脉搏，数度繁荣，优秀作品联袂而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报告文学作为时代与现实的见证和记录，比其他任何文学样式都具有更为厚重的历史意识，整个20世纪报告文学也确实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在我国，从“五四”时期包括从抗战到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作品，也是从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意识出发，描绘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构成一种审美形态的社会历史。但“文革”十年，极左思潮猖獗，思想禁锢，假大空的作品充斥报刊，真正的报告文学噤若寒蝉，即使是少量歌颂劳动者的较好的作品，也难免贴上路线斗争的标签。直到粉碎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之后，中国的报告文学才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景象。
一、70年代：报告文学的现实主义回归
70年代中期，中国新时期文学竞相繁荣，报告文学也大放异彩。首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是《哥德巴赫猜想》（徐迟）。作品以数学家陈景润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巨大精神压力，终于摘取数学王冠上明珠的艰难跋涉为线索，发掘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典型人物。作品大胆地对“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发出非议，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给予热情肯定。与《哥德巴赫猜想》同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开卷之作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黄钢），从地质学家李四光身上，反映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艰难历程。随后而出的《大雁情》（黄宗英）、《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使那些“文革”中被侮辱与损害的“臭老九”，成为亿万读者争相传诵的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命运》（杨匡满等）、《正气歌》（张书绅）、《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穆青等）控诉“四人帮”迫害人民的报告文学相继面世。上述作品与当时的“伤痕文学”（小说）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在反映强烈的社会现实问题上大体一致，但报告文学更多地表现出热烈高昂的基调，具有更多的战斗锋芒，在急切地反映“文革”对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摧残压抑，呼唤着还他们以公正待遇的同时，更着重于对正面人物形象以热情的赞颂，因而作品多闪耀着希望之光。
随着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改革浪潮汹涌迭起，大批蕴涵“反思”意味和反映改革初期社会变化的报告文学纷至沓来，报告文学的题材范围在不断扩大。有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如《彭大将军回故乡》，写战斗在改革开放第一线优秀分子的如《船长》、《励精图治》，写城乡改革壮阔图景的如《热流》、《一个“精灵”的出现》；还有写体育名星的如《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写普通工人的《中年颂》、《一片叶子》，写战士的《好孩子》、《战士嘱托的报告》。甚至也有以写反面典型人物为主的《九·一三事件始末记》（靳大鹰）和《人妖之间》（刘宾雁）。这一时期描写普通人的报告文学作品，在题材和表现角度上都有新的突破，《癌症≠死亡》（柯岩）可称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品从一个病人的眼光中，反映不同年龄、性别的“老癌们”，集合起来同癌细胞争夺着生命的分分秒秒。他们“有的已是遍体鳞伤，有的即将去世。但他们只要还有一口气，还能走一步路。他们就将继续这一场力量悬殊、几乎是无望的角力，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给未来者点燃希望之灯”。这些普通人身上闪耀的人性和生命光辉，同样对读者产生震憾和启迪。
纵观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内容上对“文革”十年的反思是其基本特质。这一时期创作以强大的冲击力不断引起社会轰动的实绩，为报告文学赢得了独立的地位和显赫的声名。彼时那种佳作一出，满城争睹，一时“洛阳纸贵”的红火场面，是过去时代或其他文学形式都不曾有过的。
二、80年代：全景式宏观报告文学的恢复与发展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前期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的话，那么，80年代中后期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二个繁盛期。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开放与多元化，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更新，报告文学也大胆地吸纳一切思想成果和不断变化的艺术形式，更真实具体地描写了历史和现实。这时期出现的一批全景式观照社会和人类的心灵的作品，既受到当时思想界和文学界新思潮的洗礼，又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学自身的发展。
首先，用纪实笔法撷取百姓众生相希图观照更宽的社会层面，以显示广大普通人之生命意义的《北京人》（张辛欣、桑晔），可以说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第二个潮头的先声；《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与前者风格相近，却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而使这一种探索和形式达于高潮的，当属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这部气势宏阔的作品不仅从文学角度描写在巨大自然灾害中形形色色的人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高度来观照这一灾变，在不同类型、不同层面人群的心灵中引发的震撼和巨变，并对此做了入木三分的解析。这“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星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①]在写法上，《唐山大地震》“选取不少颇为精彩的‘点’，搭置了一个适当的框架。”[②]这种在广阔时空背景下，从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化地反映生活，有着丰富文化意蕴和历史感的作品，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一大批这类全景式的宏观报告文学如同钱塘江潮，滚滚而来。反映中国留学生坎坷奋斗史的《世界大串连》（胡平、张胜友），透视贫困地区农民心态，反映现实与传统心理的巨大冲突的《西部在移民》（麦天枢），表现中国教育隐忧的《神圣忧思录》（苏晓康），写出“中学生心理”的《多思的年华》（孟晓云），以及深入反映生态问题的《北京失去平衡》（沙青）、《伐木者，醒来》（徐刚）、《只有一条长江》（岳非丘）等，都是这一潮涌翻动之中耀眼的浪花。
1987年底，由百家报刊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应运而出。历时一年，遴选出百篇获奖作品。此外，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编发的纪实文学丛书《改革启示录》，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增添了长篇巨制的新品种。其中《钱，疯狂的困兽》（谢德辉），围绕上海滩个体老板们的喜怒哀乐，写出他们发家之后精神上的困惑和心理的倾斜。并对当代中国的这一阶层做了社会历史的透视。《中国足球之谜》（金汕），从足球运动的热点出发，超越题材本身对中国体育的发展进行了多元化思考，认为中国足球要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必须突破沉重的文化束缚和思维定势，建立一种适应开放形势的新的足球体系。《红灯·绿灯》（义晓）和《解放》（陈祖芬），从北京歌舞团独唱演员曹群走向世界歌坛的坎坷际遇和一位工程技术人员为保持独立人格所付出的代价，反映出中国现行人才制度的弊端，对东方式的嫉妒心理来了个无情的大曝光。《1987：生存空间》（陈祖芬），把中国百姓的住宅问题提到读者面前，写出住房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和艰苦性[③]。刘尊棋主编的《新中国的一日》，效仿50年前茅盾编辑《中国一日》的方式，征集中国各行各业人士记述1987年5月21日的见闻、经历、感受的纪实短文460篇，计70余万字，从不同角度映现出普通百姓的悲喜忧欢。这一大批作品形成了8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整体宏观、全景反映大社会空间的壮阔景观。
新时期报告文学由第一个浪潮到第二个浪潮的发展，经历了从集中刻画人物或围绕一个大事件展开的“小说式”报告文学，转向集纳众多事件，探讨社会深层问题的“学术式”报告文学的蜕变过程。第二个浪潮中产生的全景式报告文学，使它与小说的界划更加分明，群体人物的命运性更加突出。它的政论性和历史感空前加强。它在取材上，也由单纯人物采访走向周密的社会调查及文献参阅。它的题材范围进一步拓展，几乎遍及生活的所有领域，过去那些敏感的“禁区”，也逐渐被突破。与这种作品文本变化相联系，全景式的宏观报告文学对创作主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价值观念也随之有所改变乃至倾斜，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型期，报告文学体现着作家们对浮躁的社会现实的思考，报告文学作家在反思旧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同时，也审视着新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剖析着种种新旧道德价值的冲突。如《西部在移民》，是在中国以农村改革为先声的大背景上，展现了生态危机对农村进步的压力，同时尖锐地暴露出农村进步与农民多子多福、依恋故土等观念的冲突。它较早地预示了我国人口合理流动与中国改革成败的密切关系，并揭示出农民的旧观念、民族隋性对改革大局的影响。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钱，疯狂的困兽》、《钱，权力的魔方》，表现了商品经济的价值观对传统的价值观，对人伦道德乃至权力的影响和冲击。《阴阳大裂变》、《性的悲剧》等则对传统的婚姻观进行社会学、伦理学的分析。《解放》、《大王魂》、《亚细亚怪圈》，揭示改革开放中，封建专制意识与小农意识在某种条件下的死灰复燃及其造成的荒谬现实景观，并就其对改革进程的负面影响表明了深切的忧虑。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些报告文学对民族的、传统的价值观批判与否定失之偏激，以至于对长城、黄河、大陆、龙等象征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征统统予以否定，他们以为向西膜拜便可以脱胎换骨、飘然飞升至“理想境界”，这是一种天真的、但失之轻率甚至有害的态度。这似乎是任何新旧交替时期激进“启蒙者”们的偏执心态。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着眼于对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做宏观把握。作家在选材提炼时视野开阔，立意高远，力图从多学科角度来认识和评价社会，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但不少作品由于过分追求报告信息容量和政论的理论思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又由于一些作家们的理论修养不足，也出现了某些引证资料过于轻率随意，甚至生吞活剥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的偏差。有的作品议论过于浮泛，材料散漫，或流于居高临下的说教，有的未能从新闻层面提高和升华到文学境界。
三、90年代：历史观照与文化反思的深入
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的萌生对文学产生了极大冲击。在报告文学领域中也出现了一些媚俗的广告文学。但多数报告文学作家摒弃这条窄道，瞻视更深广的时空，创作出一批立足历史文化，对过去、现实和未来做深层思考的优秀报告文学。与小说创作中的新写实主义、实验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旗帜纷呈的现象形成反差，报告文学在现实描述中渗入了更多的理性色彩。它们或是从现况出发，忧思民族生存的前景，或是从历史中来寻找现实的回音，都有着更强的干预性与参与意识。
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宏甲）和中篇《沂蒙九章》（李存葆、王光明》，是90年代报告文学的开篇之作，有评论赞之为“黄钟大吕”。《无极之路》表现一位思路开阔、锐意改革、廉正清明、心系百姓的县委书记刘日。作品围绕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事来写，但又不局限于此。主人公对崇高人生的追求，对创造美好未来的渴望，对人的价值的重视理解等都为当代人面对人生提供了一副多棱镜。当然，由于创作者受激情的支配，今天看来，作品也有不成熟之处，而在当时，确实反映了社会对一种“新人”的追求。《沂蒙九章》是对改革大背景下革命老区的历史、现实、传统及人事变迁的重新审视。作者说写这部作品，为的是“寻觅沂蒙山那残酷的洗礼，庄严的涅槃，伟大的觉醒，神奇的再生……。”作品在平实的章回结构里，蕴涵了对现代文明与传统精神的深沉思考。写得酣畅淋漓，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和生命的厚重感。此外，《希望工程纪实》（黄传会》、《她的中国心》（徐福铎）、《同代人赋》（梁晓声》、《种“石”成“玉”》（丛维熙）、《生之门》（陈祖芬）、《澳星风险发射》（李鸣生）、《辉煌的悲怆，南迦巴瓦峰的诱惑》（张健）、《生命不能承受之累》（方宏）、《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卢跃刚）、《塔克拉马干：生命的辉煌》（罗盘）、《中国风沙线》（徐刚）等都是这一时期较有成就的作品。其他长篇作品《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麦天枢、王先明）、《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张建伟）、《中国农村大写意》（李超贵）、《大江向洋去》（贾宏图）等作品，都有较大影响。
应当特别提出的是，由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编辑前言称，它涉足本世纪初到50年代，“表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的重大战役、战斗和事件”；声言“作品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力图用鲜明的当代意识和深邃的哲理，描写交战双方复杂命运与斗争的结局”；并且预言“它将以恢宏的气势，在文学与史学的天地里大放异彩。”从目前所见已出版的《历史在北平拐弯》、《板门店谈判》、《上海：1949大崩溃》等十多部作品来看，除《雪白血红》的思想失误引起人们批评外，其余作品可以说都达到了原编辑意图，成为一幅庄严凝重的历史全景画卷（该丛书最早几本1989年底出版，到1993年已出12本，1994年有部分再版）。
将触角深入历史空间的作品，如《海葬》、《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等。它们以或近或远的历史事实为对象，将那些被时势所冰冻或为时间所湮没的、影响民族命运的重大史实重新化解、挖掘出来，力图用历史的眼光和现实的价值标准审视它们，显示出作家们更为成熟的心态与智慧。应提到的是，安哲主编的“回首二十世纪大型纪实丛书”虽不及“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的内容厚重，但亦有自己的特点。该丛书本着“纵横百年，促人猛醒，打捞历史，着眼未来”的宗旨，收入300多位作者所写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分门别类地纪录中国社会的百年风云。这部首批20卷的大型纪实丛书的最大特点是反映面广，分类较细，对意欲了解20世纪中国沧桑巨变的读者来说，它们不失为一部形象化的历史。
与此同时，在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的跨界地带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长篇作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权延赤）、《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等写领袖人物的作品，很好地表现了作为人而非“神”的一代巨人。叶永烈的《王洪文传》、《张春桥传》、《江青传》、《姚文元传》，则首开为当代反面人物立传的先例，展示了他们的经历和心灵史。这些作品既有回顾历史又有警醒现实的作用，极大地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号称“纪实”，却随意杜撰，歪曲历史，制造绯闻，哗众取宠之作，引起人们的疑虑和诘难。
“进入90年代，宏观综合报告文学明显消退，经过一段沉寂之后，第三代报告文学渐渐萌发。它从宏大的社会问题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向历史观察；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为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的话语转为冷峻的叙述。”[④]上述判断大体反映了90年代过去的这一阶段报告文学发展态势。由前两个阶段的轰动效应，到目前的深沉思考，报告文学由绚烂归于平淡，这反映出报告文学文体已趋成熟。毕竟“平平淡淡才是真”。
结语
纵观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它们在各个阶段的发展中，从题材范围、表现角度、结构组织、审美观念和作者队伍等方面，都有了重大变化。
与以往较为单调刻板的英雄歌颂相比，新时期报告文学四处拓荒，从自然、社会到政治人生，从经济文化到道德伦理，可以说它的目光关注到了人生空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丐帮漂流记》（贾鲁生）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董汉河）等敏感题材也都得到大胆表现，与以往报告文学仅仅着眼于“文学性”追求不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视野变得空前广阔。“如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一样，报告文学必将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广结良缘。”[⑤]与这种多学科渗透，多角度观照生活的创造要求相联系，报告文学作家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他们不仅要有良好的文学功底，还必须涉猎更多的新学科、新知识，并能站在新的思想制高点上，给读者以切实的而非浮泛的指导。因此，不少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的研究者们纷纷涉足报告文学领域，写出了诸如《超载的土地——二难境地的中国人口问题》（乔晓春、刘爽、张志刚、穆光宗）、《毛泽东，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寻找毛泽东热”纪实》（庄传伟、李红喜）等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报告文学。在此之前，穆青的《正义的审判》已初涉这一领地。这除了前述动因之外，恐怕多少也受了当今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文学化、通俗化倾向的影响。
面对纷繁复杂的题材，报告文学为了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在结构和写作手法上也有了突破和变化。以往写单一人物事件时所奉为圭臬的结构原则受到挑战和冲击。从封闭的结构模式中走出的报告文学不断引进多维立体结构、卡片式结构、板块式结构、点面结合辐射式结构、采访实录和对话体结构等多种结构形式。诸如蒙太奇组接、意识流手法、视点转换等手法也被运用于报告文学创作中，极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手段。
与题材范围扩大和表现手法不断丰富相联系，报告文学的审美视野也发生了变化。它所表现的思想内涵在更深广的人文精神观照之下，得以充分的发挥，作家的主体作用得以更好地体现，报告文学的视角愈益宽广，即使是写具体人和事的作品，也往往能从广阔的生活背景中去审视和发掘其蕴涵。作家们更注重以哲学、文化学或其他多种学科角度来思索社会生活，报告文学因理性思辨的强化而变得日益厚重深沉。同时，报告文学也必须继续重视情致、气韵和艺术氛围的追求，力图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气息，使读者产生联想和思考，增强了感染和教化作用。
作为一个文学大国，中国报告文学的繁荣不仅因其与世界文学走势相同步，也因为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产生过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件。作为紧紧跟踪现实的报告文学，自然要给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迹。
展望21世纪，中国正以巨大的步伐，以努力追求现代化的步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世纪末对这一充满魅力的动荡世界的回眸与反思，也还会出现一批刻画重大历史事件的揭密性报告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报告文学这种“为人的存在和意识服务”[⑥]的文体，又将会为最大多数的普通人立传，写出他们的悲欢与忧戚，成为“小人物”的宣言书。在世纪之交，我们可以期待中国报告文学会有一个更大的繁荣，“新新闻主义”潮流在中国会有一个更汹涌澎湃的发展。
*收稿日期：1995-11-28
注释：
① ② 徐怀中：《凝神于北纬40°线的思考》，见《〈唐山大地震〉代序》。
③ 参见李一安：《越过世相的的浮尘》，载《文艺报》1989年1月7日。
④ 《光明日报》邀请部分在京报告文学家座谈会综述，葛宗渔：《第三代报告文学：在低位盘整中萌生》，载《光明日报》1994年5月10日。
⑤ 陈祖芬：《挑战与机会·后记》，载《十月》，北京文艺出版社1986年。
⑥ 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载《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