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民主的困境及其前景——基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视角论文,如何看待论文,困境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1～0049～08 民主制是社会与人性自然进化的逻辑结果。比较而言，传统专制政治是赖于有限的个人理性，以专制者的个人喜好，借助高压态势，自上而下地管控众人之事；现代民主政治是集合相对无限的众人的理性，由众人制定游戏规则，然后委托代理人，依法律规则管理众人之事。前者，权力“天赋”，后者，权力民赋；前者，权力单向运作，后者，权力双向互动。因此，后者更富科学性和人文性，内含纠错机制，更具生态可持续性，因而为现代社会所信仰和追求。但即使是民主制度，也离不开监督与制衡。凡是政治权力，不论其来源如何，无不具有扩张性，甚至被滥用以谋取私利。因此，必须设计一个相对完善的政治生态系统，以形成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这是政治生态学的民主观。 21世纪的头十年，人类社会遭遇了两大事件：一是席卷欧美的国际金融危机，二是“中国模式”的猛然崛起。两者对于欧美民主政治模式的完美性均产生剧烈的现实冲击波，进而促发整个世界对于民主政治的重新认识和检讨。那么，当下民主政治发展面临怎样的困境，如何重新认识民主及其前景呢? 一、民主政治发展面临的困境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民主制度的萌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生，另一种是外生。前者是民主制度先发社会之社会政治自然演化的结果；后者是民主制度后发社会之外来作用力与内部社会政治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 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观察，内生式民主是符合生态法则的社会历史的自然演化的结果，是某一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因此，它的出现，肯定符合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情演进的现实环境要求，是谓瓜熟蒂落，自然天成。外生或外源式民主，细察之，在推进方式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缺乏一定的国情基础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条件的“激情式民主”。此种类型，外在力量在民主制度产生中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内部呼应力量，因此，这是一种缺乏亲和力的、突变式嫁接①的推进方式。另一种是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情基础和环境条件，结合外力作用的契机，形成内外呼应和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不乏亲和力的、渐进式嫁接的推进方式。因此，对于后发国家的两种民主化模式或者路径，我们可以简括为“突变式嫁接模式”和“渐进式嫁接模式”。 比较而言，前者成活率很低，且因水土不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排异反应，甚至大规模的社会动乱，阻断社会发展进程；后者是准备接纳民主制度的社会，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准备，对民主制度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亲和力，其成活率要高得多，造成的社会排异反应也较前者为小，因此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乐见。 在民主的推进方式上，前者往往表现得较为粗暴、激进，如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颜色革命”即属此类；后者往往体现出温和、渐进的特质，如印度、巴西等国的民主进程。 2008年，源于美国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此后，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反应迟滞。2013年，美国政府又因为两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政治理念的分歧而深陷债务危机，造成政府关门16天的政治笑话。所有这些现象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人们对于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与批评。政府学教授斯坦·林根撰写的《魔鬼组成的民族》一书，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失望之情。他通过观察民主政府在危机中的表现，认为民主政体要实施良政是多么困难!因为政府仍然在发号施令，公民仍然必须服从：“在民主国家，我们控制着我们的统治者，他们则统治着我们。”[1]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有些牵强，因为事物只有在比较中方可见出高下优劣。就像这一观点所反映出来的，在民主国家，至少，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政府，无论是通过以选举为主要标志的民主程序，还是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些都是专制政府下的百姓孜孜以求的奢望。民主政治的诸制度形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会不时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困扰着身在其中的人们，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因此，反躬自身，民主政治的诸制度形式会各有其不足甚至是缺陷，但这应当属于民主制度完善与进步中的问题，而不是根本制度方面的问题。当把民主政治诸制度形式存在的问题与专制政治存在的问题作比较的时候，孰优孰劣，就高下立判了。因此，有网民这样诙谐地解释民主与独裁的不同：所谓民主，就是给你几个质量都有问题的苹果，你可以投票在其中选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所谓独裁，就是只有一个烂苹果，不管你想不想吃你都得吃。如果你胆敢换一个苹果，“颠覆烂苹果罪”的法律会让你闭嘴。截至目前，经历数千年的世界范围的关于政治体制与治理形式的摸索，人类所找到的最优的政治运作制度仍然是民主。尽管民主的具体方式各有不同，但在最终价值观上，却是大体一致的，那就是以选举为基础的权力制约。②恰如福山所指出：“没有一家重要的国际机构，将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认作是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致今日的威权政客，为了合法也必须上演选举，宁可躲在幕后操纵媒体。事实上，不但极权主义从地球上消失，连威权政治家也往往称颂民主制。”[2]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二战”同盟国三巨头之一，他领导英国军队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但“二战”结束后，英国的老百姓却在大选中把他选了下来。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讥讽他说：“你领导英国打败了德国人，可你的人民却把你给抛弃了。”没想到这位幽默大师却耸耸肩回答说：“我领导人民打败法西斯，就是为了让人民有把我选下来的权利。”民主是人民的一种始源性政治权利，是现代人权的政治体现，握有它，人们才有可能谈得上当家做主。这正是民主的魅力所在，也是目前为止其他政治治理形式所不能比拟的。 鉴于2008年以来席卷美欧的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及其所暴露出的西方民主模式的局限，整个世界无论左右，都在积极反思西式民主的问题和矛盾。有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存在资本与民粹主义的双重“绑架”，以至于在两者之间无所适从。从制度的角度讲，这是结构性矛盾，是无解的：因为选民不会同意削减福利，也不会同意增加劳动时间(反对延长退休)，资本也不会同意增加税收。近期德国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将近1/3的德国人认为，资本主义是贫困和饥饿的根由。大多数人认为，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民意调查发现，超过60％的德国人认为本国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资本家的政治影响力过大，选民意见只能起到次要作用[3]。民主制度除了结构性矛盾以外，还有一个退化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讲，任何制度产生之后，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此类现象。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曾按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划分了三个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他在分析各种制度优缺点的同时，也指出君主制可退化为僭主制，贵族制可退化为寡头制，民主制可退化为暴民制。以西方社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它的退化现象，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由此断定，西方昔日优势不再了[4]。 因为一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对于政治体制的冲击，便断定西方昔日优势不再，不管其结论是否武断，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即所谓资本和民粹主义对于政治的绑架，并不单单发生在欧美，也不单单出现在民主国家，在其他地区、其他政治制度下，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因为一种政权为了延续其存在，必然会与资本、与大多数民众联姻，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至于民主制度所存在的退化现象，恰如论者所言，更是一种在其他政治制度下同样存在的普遍社会现象，不足为虑。我们所应认识到的，则是需要积极探寻某种平衡机制，以之减弱资本以及民众对于政治、对于民主的“绑架”程度，维持政治机制的正常运转。 在这里，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如何重新认识民主及其前景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如何认识民主及其前景 从文明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民主，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民主的本质及其模式。 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历来纠缠不清。我们赞同如下关于文明与文化及其关系的看法：“文明与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文明是指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系、在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5]2因此说，“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5]3。借用这一观点来界分民主与民主模式的关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关于民主的认识或者争论，就更加清晰了。 作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附，“民主”与“文明”是等位概念，民主是一种政治文明的价值理念或者目标，具有根本、普遍或者终极意义；而具体的民主模式与文化是等位概念，它与文化一样，是民主赖以实现的不同或多元样态，带有民族、国别和时代特性。由此观之，我们可以基于本民族的具体实际，寻找适合国情和政情的民主形式，但不能以其他民主形式不适合本民族为借口，否定其他民主形式；更不能以之为借口，进而否定民主这一根本政治文明与政治价值理念。 职是之故，我们不赞同把民主仅仅看作是手段和工具。这种看法事实上消解了民主的政治文明之根本层面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存在着潜在地消解人类不同阶层与个体通过民主形式谋求政治解放的可能。同时，这种看法，也给了别有用心的当权者把民主当作政治遮羞布，用完之后弃之如敝履的行为以口实。 从政治认知或者形而上的角度看，民主是一种价值观。当然，出发点不同，对民主的看法与期待自是迥然有异。独裁者或弄权者天生地排斥民主及其价值，因为民主限制他的“自由裁量权”。其实，民主进程是一个权力与权利之间互弈而此消彼长的艰难过程。余英时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民主制度所以不彰，原因便在帝制虽亡，掌权者的思维却没变化，“变相的皇权”仍然存在，真正的现代化就不易实现。余英时先生的如此看法，可以是威权者反对民主的极佳的理论注脚。相反，具有政治自觉的民众呼唤民主，因为唯有民主方能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维护他们的经济与社会权利，进而保障他们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尊严。这也就是为什么民主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欢迎，民主体制越来越为世人所采纳和向往的根本原因。当民主成为社会绝大多数人们的根本价值观的时候，它由观念形态转化为制度形态和程序形态，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和过程问题了。如果某一社会在政治价值观上已然形成了向往民主的趋势或潮流，那么，试图阻止这一趋势和潮流的任何行为，都将显得可笑而徒劳。 从形而下的角度看，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程式，选举是民主程式的制高点，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但民主还受到其他许多东西的保护和支撑。民主是自由、正义、问责制、相对多数票、制约和平衡以及一切与这些相伴的过程。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质言之，民主就是一种迄今为止最符合社会生态法则的政治形式。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建基于民主理念和规制的政治系统是开放的制度体系。这种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所谓对外开放，是指政治体系的主导者的产生及其政治行为，是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通过既定的制度设计互动的结果，诸如选举、听证、质询、监督等民主环节，无不依赖于政治体系对社会环境的开放。这一持续性的开放过程，同时也是政治体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制约，实现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充分交换与平衡的过程。所谓对内开放，是指民主制度鼓励体系内部诸体系、要素、因子之间相互制约与监督，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就内置着冲突、争论和妥协的基因，甚至说，冲突、争论和妥协本身就是民主的要义。所以，缺乏效率、充满争斗且冗长乏味的民主决策过程，看似与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实则，正是这种多选而扎实的“辩难式”的慎重决策过程，方可避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从而最终使社会发展的效率得以实质性提高。比之集权体制那种一时看起来很有效率，实则隐含重大失误可能、进而蹉跎社会发展进程的决策过程，以对内开放为原则的民主制度，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2008年发生在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此后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甚至演变为经济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解决之道，出现了以中美为代表的两种模式。中国模式，以集中为特征，政治权力迅速介入经济领域，以公共设施建设为突破口的大规模的政府资金注入，迅速起到了救市的作用。因此，中国模式以其集中和高效，赢得了世界性声誉。相反，美国模式，以民主为特征，无论是解除经济危机的方案，还是资金的额度和来源，都需要政府与议会进行反复磋商，与华尔街进行博弈，因而蹉跎了拯救危机的大好机遇，美国民主制度的声誉因而严重受损。继而，2012年的美国大选，对于美式民主无疑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单从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筹款来源和额度来看，他们所代表的，无疑是有产者的利益。候选人动辄数十亿的募集资金，使得2012年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贵的大选。当然，不止本次大选如此，美国大选向来以财富集团的巨额捐赠以及它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组织施加的影响而著称。这就给外界一个深刻的印象：美国两党候选人所代表的都是有产阶级的利益；美国的民主不过是一个看起来挺美的标签。其实，西式民主的弊端何止如此。它不仅受到金钱和财富的诱惑，还时常受到以金钱和财富为后盾的媒体的干扰，造成对于选举结果和决策结果的歪曲，甚而至于，它还会遭受民众不自觉的“公共决策绑架”，这种“绑架”逼迫决策者采行短视的、实用主义的、一味迎合大众的政策，反过来，最终伤害到社会的长远利益。正像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洞察到的：“当你实行大众民主时，要赢得选票，你就不得不给选民提供更多的好处。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届选举中打败对手，承诺给的好处比以前要更多。因此，这就类似于拍卖过程中的不断加价，而这样做的代价、债务却留给下一代人，让他们承担。如果总统给他的人民开出的是一剂苦药，那么他就不会再次当选了。”[6] 在这里，需要明辨一个问题：上述“民主”所表现出的病症，到底是民主本身的内在问题，还是民主的体制形式所带来的问题?平心而论，这些问题皆非民主与生俱来的问题，而是西式民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症状，这需要我们明察。 民主的决策效率问题，需要我们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就决策过程而言，它是烦琐、复杂的，因而看来好像是低效的。但对于重大公共决策而言，这种烦琐、复杂的程序设计，恰恰是为了保障决策的科学与有效，因而它是一个慎重与严谨的程序设计，这正是民主体制对大众负责的制度特征，是其优点所在。这样的决策程序和过程所得出的决策结果，才会是集中各方的民主智慧的优良结果。进而，按照这一经过充分论证的决策结果去执行，就避免了匆忙决策所隐含的重大失误的风险，因而，它恰好是高效的决策。至于金钱和财富以及媒体对于民主过程的干扰，显然并非民主自身的问题，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法制规范，可以予以规避。而民众在民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功利主义倾向，说明民众的民主素养还不能适应民主的内在要求，这需要提升民众的文明程度和民主素养来予以解决，而不是以降低民主要求的方式，迎合大众的功利主义要求。 也就是说，对于民主的理解，应分清两个层次的问题。就一般意义上的民主价值观而言，民主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民主就意味着政治自由、以选举和协商为形式的公民政治参与，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不管它冠以怎样的意识形态高帽。而民主制的高下优劣，区别全在于民主价值观的实现形式。对于民主的一系列诟病，往往集中于民主的实现形式即民主程序。所谓民主的国情区别，也是指民主的实现形式上的不同。正是民主实现形式即民主程序设计上的差异，和民主实践者能力上的差别，以及实现民主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等方面的不同，使得民主价值外化为千差万别的实践结果。正是基于此，李光耀才能够这样客观地看待民主的不同命运：“英国和法国曾经为殖民地制定过八十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与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社会没有出现有能力运作这些制度的优秀领导人，而且这些社会的成员也不尊重这些制度……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6]此正所谓“橘生江南，逾淮为枳”。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或标准，来判断和衡量某一种政治制度的优劣。这就是，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优劣、进而判断一种民主制度的优劣，关键不是看它给有产者带来了什么，而是主要看它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或阶级带来了什么。进一步说，这种政治制度能否让弱势群体看到社会公平、公正和希望，能否让弱势群体借由制度所提供的力量变得不再弱势，而是逐渐强大。质言之，这种政治制度是否是能让各色人等不分出身、强弱与财富而展开公平竞争。换个角度——从法治的角度说，就是看这一政治制度如何界定和处理“三权”的关系，即如何界定与处理法权、政权、人权之间的关系。简单说，凡法权至上，政权以宪法为根本准绳，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服务，即为人权服务的政治制度就是优良的政治制度；反之，凡政权至上，法权为政权的使女，百姓为政权的工具的政治制度，即是劣质的政治制度。前者，以民主为准绳；后者，以专制为圭臬。 对于政治体系的内部开放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合法的冲突，民主社会仅仅把它看作是民主制度的必要和必然的环节和组成部分，但在集权者的眼中，往往会从中嗅出意识形态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残酷味道。比如说，美国建国之初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围绕着宪政所展开的争论甚至冲突，在集权者看来就别有意味了。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判断政治家高下的有关“政治境界”的谜题，即我们是从“权力”还是从“公域”视角来看待政治理念冲突的问题。如果仅仅把这种理念上的冲突看作是一种对权力甚至权威的挑战，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诉诸“思想解决”，“思想解决”若不能奏效，必将走向“肉体解决”。当然，这一般是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结局——因为在这里，权力极度缺乏生态制约。在民主体制下，必要的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在制度上被视为忠诚于国家的表现。甚至在政党政治下，所谓的“反对党”，只是忠诚于国家的前提下的反对党，它们既不背叛国家，更不背叛人民，恰恰相反，展开社会和政治批评，正是一个政党或者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是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与背叛国家和人民风马牛不相及。退一步说，即使是权力恰为政治道德低下者所拥有，并且试图通过非法的手段排挤对手，但也往往限于制约性的制度安排而不能得手。所以，见诸报端的那些政治陷害甚至政治谋杀等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往往出现在专制集权国家或向民主转型的国家，而与成熟的民主国家无缘。 一般认为，政治体系的内部开放性，往往是指政治体系诸并列部分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制约，比如立法、行政与司法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一个次一级的政治体系内部诸组成部分之间的分立与制约，比如司法体系内部公安、检察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即属此类。但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是政治体系内部诸层级之间应有的开放性和由此带来的相互制约与平衡，尤其是在具有专制集权文化传统的国家，在权力关系上，人们总是认为上下级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之间，只存在隶属关系，两者之间并无相互制约的内涵，所以，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上，并无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进行必要制约的制度安排，从而留下了制度漏洞，造成上级权力的独尊独大。比较而言，在联邦体制下，上下级权力机关的关系，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更为均衡，更具互动性。以美国政治制度为例，正像联邦党人所希望的那样，其最初的制度设计十分关注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划分上也如此，“联邦体制使公民必须服从两个独立的政治权威而不是传统上的单一权威，因此，它本质上有助于控制政治权力”。“汉密尔顿坚决认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均有权建立刑事及民事审判庭，这足以证明它本身会防止中央权威支配地方权威，这将保证州政府对各自的公民有一种非常明确的绝对统治权，使它们经常能与联邦的权力完全保持平衡。”[7] 从集权走向分权与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由政治生态学角度观察，产生这一规律性走势的原因，在于这一规律性走势符合社会历史演进的生态化原则。在这里，所谓生态化原则，简言之就是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与协同并进[8]。显然，以之观察既往的人类政治生活，集权政治在政治与社会关系上属于“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结构状态。由于社会是以附属的形式依附于政治国家，尚不能作为独立的存在与政治国家相界分，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度倾斜于政治国家的，连起码的静态平衡都不存在，更谈不上动态平衡了。民主政治在政治与社会关系上属于“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状态，由于公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力量和领域自立于政治国家之外，并且拥有制约政治国家的组织结构(如社团等公民社会组织形式)，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处于动态平衡的良好状态。显然，比起集权专制，民主政治更符合人类社会权利及其构成要素——公民权利充分发展的内在要求。 所以，无论从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角度来看，民主都有着无比美好的前景。只是，当着民主的典型实践形式遭遇挫折的时候，或者出于自我反省的考量，或者出于相对悲观的认知，人们往往过多地以消极的态度看待民主，而忘记了正确地区分民主的实质与形式，以便客观公正地予以审视。 三、民主的实现是个持续性的政治生态化进程 一个多元化的地球村正在形成。要从根本上加强这个共同体，需要一个更加扩大的心智基础——一种新的思维来认识我们的起源、进化、生命的深度的自然性，还有它千变万化的展开形式。我们将会看到，复杂性科学的出现将会为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提供新的支持，提供证据，说明那样一种社会将不全是人为的创造，而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民主制也许是迄今进化出来的最适宜的机制，借助这个机制，可以在种种互相冲突的实际利益、政治利益和道德关注之间达成可能达到的最佳妥协[9]。 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浪潮虽然汹涌澎湃，但大多并不能因此而革除在前民主时代即已存在的权力腐败的毒瘤。台湾如此，韩国如此，泰国亦如此。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观察，原因在于民主化的过程不仅仅限于政治制度“突变式嫁接”的单项改革，还有一些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内外部环境和关系结构也需要相应的变动，以达到与民主制度相互呼应的社会效果。而这些环境和结构的形成与固化有其历史的成因和自然的演进过程，非一道律令可以改变。正如萧功秦先生所指出的，民主化是个系统工程，民主选举如果不与监督制度结合起来，只是让“终生腐败制”变成“四年腐败一次”而已[10]。 就此意义而言，首先，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性运动或一场政治变革，而是一个不断地持续进行的、和平的政治与社会过程，是极其复杂的“渐变式嫁接”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哪怕是善于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的预期。民主如要在这一持续进行的政治与社会过程中取得完胜，就必须在其演进过程中不断地矫正自己的发展方向，以便时时处处符合于社会整体的利益要求。因为民主的命运最终是掌握在社会大众手中的；而且，民主的本质就是大众性的。如果民主的过程脱离开整体性的社会期待，异化为利益集团手中的“玩偶”，就会失去社会环境的生态支撑，其夭折也就不可避免了。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典型案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巴西、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等不同国家继起性展开，并形成民主化浪潮，一时为世人所瞩目。但是，现实逐渐暴露出这一进程的严重不足，即违背了民主的大众性的本质要求。国家的政治力量忽视了社会的欲求，导致其与社会的脱节。“这些国家曾经是拉美经济希望和民主未来的榜样，如今却变成缺乏合法性、可信性的民主制的例子。它们近几年虽然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但现在却成为群众骚乱的中心。”[11]究其原因，直接的因素是经济发展的迟滞；间接的或者说更为根本的因素，则是民主化改革没有能够与社会欲求相切合。“在社会和经济条件不够理想的国家，代议制民主越积越多的缺陷还引发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当专制制度刚刚终结带来的兴奋之情和迅速的经济增长占主导地位时，这些缺陷都是可控的；眼下，随着前者的消退和后者成了记忆，这些缺陷演变为巨大的挑战。”[11] 显然，拉美几十年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培养起一个具有敏锐的公民意识和政治权利意识的社会阶层，他们所要求于政府的，不再仅仅是直接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还有高效的基础设施、高质的教育与医疗服务，以及民间社会团体拥有的社会权利。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所遭遇的挫折再一次充分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孤军奋战的事情，它既要求经济、社会与文化诸领域的配套推进，更要求主体性社会力量的认同和参与，这是民主得以扎根的社会基础。如果不能够把政治体制改革置身于其他诸领域协调跟进甚至是先行的生态环境之中，即失去这些环境条件的配合，政治体制改革绝难成功。这应该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政治发展规律。 作为政治文明的民主，要在一国一族生根发芽，长成民主之常青树，必须与该国该族的传统政治文化水乳交融，融于该国该族的传统政治文化生态。在传统政治文化改造民主及其实现形式的同时，民主也在实现着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对于广大后发民主国家而言，对于民主之实现形式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其所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民主在实现形式上要贴近于本国本族的文化传统，以使外来民主与本国本族的文化传统具有生态亲缘性。如此，民主的嫁接方可成功。 翻检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史，无不映现出民主实践形式的国别和民族特征。发端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其突出特征是公民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这缘于城邦国家皆小国寡民，为直接民主的施行提供了先天条件。在近代英国，民主则转换为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恰恰是英国近代资产阶级与具有悠久传统和强大势力的王权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是近代民主理念与英国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的生态化产物。如此，民主才得以在英国生根发芽。也正是由于没有英国那样的皇权传统，当欧式民主乘坐“五月花号”驾临美利坚的时候，已经注定了它将变种为以“三权分立”为表征的美式民主。 任何政治制度莫不基于其社会内部形势和外部环境而立，其中，内部形势尤为重要[12]。民主在当下中国的落脚和生根，同样也脱离不开与本土文化相交融，从而实现本土化的艰难历程。其实，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固有文化，都会潜含着民主的萌芽或思想成分，只是呈现出的样态不同而已，有的表现得更为充分、直接和规范，有的就不是那么充分、直接和规范。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念，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与宽容的价值理念，等等，无不潜含着民主的因子，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只是，有的理念没有以完整的政治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的则是在道德人伦或天人关系领域中呈现出来，而没有被移植到政治领域，更没有被政治制度化。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文化在人伦道德方面的早熟，但也从反面映衬出中国文化在政治层面的不成熟。正如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徐复观所指出的，就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忠恕精神而言，“中国文化，充满了忠恕精神，却不曾发现实现此一精神的生活方式，所以此一精神始终只停留在道德上面，而不能在政治社会上发生大的效用。西方文化的基础，并不根发于忠恕精神，但它在历史的政治对立斗争中，迫出了这一方式，便也可称为‘强恕而行，为人莫近’了”[13]。如果我们能够对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子和成分予以继承和发扬，使之实现政治制度化的转换，而不是仅限于人伦道德层面；同时，又广泛吸收世界上优秀的民主文化成果，进而在中国国情下实现两者的融合，则必将开出更加适合国人口味的民主处方，使之成长为民族风格的民主类型，为世界民主文化的繁荣做出中国气派的贡献。 这样一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实现政治生态化的过程。一方面，要在对现代民主文化予以民族化转换的前提下，把现代民主文化的因子植入中国既有文化的土壤，比如改造其制度形态，使之适合于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要求；另一方面，也要对传统文化予以现代化改造，将其精华由人伦领域推向政治制度领域，以使其超越道德层面，实现无形的精神理念向有形的物化形态转变。如此，民主因子与中国既有文化的融合与嫁接，方有成功的可能。否则，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于世界各地的民主嫁接“水土不服”的悲剧，便会难免再次发生。 这其中首先要解决民主与效率的冲突问题。这也是以美式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为人们所诟病的典型病症之一。基于中国国情创新富有效率的民主形式，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对世界民主发展的重要贡献。已如前述，中国政治文化已经提供了丰厚的创新土壤，基于中国政治文化土壤和相应的生态环境，我们的民主实践可以尝试在下述方面实现更大的突破：其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小快灵”的制度和机制，进行程序性设计并予以制度化、法治化，以解决协商民主的随意性问题以及稳定性不足的问题。③其二，发挥集体领导体制民主和效率相统一的制度优势，真正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意基础上的效率。其三，让民主“接地气”，让民主日常化。比如，通过选举方式和界别比例制的改革，解决各级人大代表人选的官僚化、非基层化问题；通过制度化的定期接访安排，解决行政官员与人大代表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接续新中国成立即中断了的基层自治传统，在政策、制度和法律层面，鼓励社会自治组织的成长，发展“草根式”的日常社会民主，凡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项，赋予公民切实的话语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注释： ①在生物学上，影响嫁接成活的主要因素是接穗和砧木的亲和力，其次是嫁接的技术和嫁接后的管理。所谓亲合力，就是指接穗和砧木在内部组织结构上、生理和遗传上由于彼此相同或相近而产生的能够互相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亲和力高，嫁接成活率高；反之，则成活率低。一般来说，植物亲缘关系越近，则亲和力越强。例如，苹果接于沙果，梨接于杜梨、秋子梨，柿接于黑枣，核桃接于核桃楸等亲和力都很好。 ②尽管西方又发展出协商民主的形式，但它仍是以选举为基础的民主形式，因而不过是对选举民主的一种补充，而非选举民主的替代形式。 ③2015年初，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做出全面部署。《意见》还给出了明确的协商渠道，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但是，《意见》提出的“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要求，制定协商计划、明确协商议题和内容、确定协商人员、开展协商活动、注重协商成果运用反馈，确保协商活动有序务实高效”等要求，尚需相关部门结合自身实际予以细化。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权力论文; 绑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