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变化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世界经济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纪末的三大问题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经济上，人类正在从工业经济向新经济时代过渡；政治上，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大力量竞争共处的时代。环顾世界，人们普遍关心的有三大关系人类前途与命运的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和生态问题。
首先是和平问题。上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展开了重新瓜分世界的争斗。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拉开了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与战争的序幕。无独有偶，在世纪末又爆发了北约侵略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美国为发动这场战争提出一套新干涉主义理论，美其名曰：“人道主义干涉”。事实上却在欧洲制造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随后召开的东南欧稳定公约会议上，围绕巴尔干战后重建问题，美、欧、俄展开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科索沃战争与其说是为价值观而战的先例，不如说是美国为了控制巴尔干、进而控制欧亚大陆，构筑下世纪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在经济实力地位上升后的霸权主义表现，引起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忧虑：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和进行军事干涉的理论与实践会不会导致新的世界动荡与战争？
困扰全球的第二大问题是发展问题。对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问题经常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稳定，不发展，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也就失去保证。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源，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积极作用。1960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仅占13.4%，到90年代初，这个比重上升到23%。九十年代前半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这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发挥带动作用。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由于世界金融、贸易环境动荡，由于某些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与贸易活动中采取损人利己的政策，特别是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重新拉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称，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分别缩减到14%和18%。1960年全球五个最富国家和全球五个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相差30倍，如今这一差距扩大到74倍。展望未来，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重新陷入贫困和动乱的深渊？
面临的第三大问题是生态危机。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工业经济在西方国家迅速取代了农业经济；农村人口也迅速向城市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开辟了人类更广泛、深入地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途径。同时，掠夺自然、无节制地消耗与浪费资源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这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长期积累，给人类带来两大危机：社会危机，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内动乱和国家间战争；生态危机，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导致大自然以自然灾害形式对人类进行的惩罚。当然，贫困、落后的不发展状态也可能造成生态破坏，如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但全球生态危机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带来的。
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使环境问题成为继国际政治、安全、经济问题之后的又一全球性问题。人类不能再沿着掠夺自然与掠夺他人的发展模式走下去，应该寻找一条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十世纪的巨大变化，是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变化是导致政治及其他领域变化的基础；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变化则对经济变化起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当我们探索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走向时，应当首先看看世界经济变化的轨迹及其对国际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
二、新经济时代正在到来
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美苏对抗的结束，科研成果得以更多地转向民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为加快。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由微电子、航空航天、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五大科技领域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正在带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但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也在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模式。
我们以美国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美国经济自1991年4月复苏以来，靠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 持续增长已经超过一百个月，至今仍无衰退迹象，也有可能会超过战后连续增长106个月的最高记录。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一批学者认为， 一种新的经济正在逐步取代工业经济。看来，新的经济有以下特征。
第一，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近二十年来，由于电脑硬件和软件、通信设备和服务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美国的知识创新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 克林顿在1998年国情咨文中说，由于信息革命，全世界的知识现在每五年增加一倍。他号召美国在二十一世纪把太空作为经济活动的新边疆。美国自摆脱九十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后，依靠信息技术带动国民经济的改造与革新，使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跃居世界首位。
具有自主产权的知识与技术已经独立出来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而且是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的要素。比尔·盖茨以拥有软件专利技术而成为世界首富，象征了知识与技术在未来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把新的经济定义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
第二，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变。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西方产业结构调整，使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钢铁工业已不再是支柱产业，建筑业和汽车业所占比重下降。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明星。美国商务部1999 年6月发表的报告说，信息技术产业（包括电脑的硬件和软件，通信设备和服务以及仪器的生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由1993年6%上升为1999年的8%。这项产业对经济增长总额的贡献率则超过三分之一。信息技术产业不仅带动创造出一批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还促进了高附加值、高效率的服务业，如网络服务、影视传媒、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发展。美国报刊报道，互联网17年发展创造的产值相当于汽车工业百年发展的产值，单是电子商务活动估计到2003年可能达到1.3万亿元。 信息技术产业对就业和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要求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美国大约80%就业人口不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而是从事信息的制造、传送和处理，从事商品的运输和销售，从事开发智力、保护智力的教育、科研、卫生保健、文化传媒等行业。脑力劳动者的人数已大大超过体力劳动者人数。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7年，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雇用480万人，信息技术应用业（主要是批发贸易、金融、商业、卫生保健）雇用4300万人，约占私营部门就业人数45%，到2006年，这两个部门雇用人数将占私营部门劳动力的一半。商务部估计，从1996年到2006年，信息技术职业对至少拥有一个学士学位的人员需求将增加57%，对文化水平较低人员的需求将减少。职业责任和技能要求的不断变化加大了继续学习和在职培训的必要性。劳动者将发现，他们必须具备多种技能，必须终生致力于学习和培训，以便在瞬息万变的劳务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第三，新经济促进了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电子商务促进了全球商品与服务的流通，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加快。
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新技术产业更着眼于全球市场、人才、技术的利用。电子商务的出现，大大便利了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这几项因素促进了美国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的增长。1970年美国的外贸总额占GDP的11%， 1997年上升为25%。美国对外投资从七十年代的年均450 亿美元上升到九十年代前半期的年均1175亿美元。这表明外贸和对外投资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大大上升。实际上，美国依赖不断增加高附加值的商品与服务的出口以维持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成长；同时依赖进口廉价的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以抑制国内的物价上涨，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在一些统计数字中反映出来。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3年—1998年，信息技术产业出口年均增长11.9%，其他产品出口年均增长7.6%；信息技术服务出口年均增长17.2%，进口年增仅9.5%。这使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在美国商品进出口中所占比重由16%提高到19%。信息技术服务在服务贸易中的份额提高到5%。
以发展的眼光看，电子商务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将产生深远影响。各企业利用电子商务提供更多信息扩大选择范围，开发新的服务，精简购物程序和降低成本，从而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消费者可从许多来源获得有关产品规格、质量与价格的信息。这既会大大便利国际经济活动，又会加剧国际经济竞争。
第四，金融业成为既能给国民经济带来高收益又能给国民经济带来高风险的双刃剑。金融宏观调控成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下，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都赖于金融的支持。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金融部门迅速膨胀，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变为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虚拟经济。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带动了经济繁荣。但金融膨胀也滋生了泡沫经济，孕育着巨大风险。
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和金融膨胀突出表现在美国股市的超常攀升和美国金融资本的国际金融投机。
自1991年以来的八年中，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但美国的道—琼斯指数由1991年3月的3000点到1999年3月突破万点大关，年均上涨16.2%，为GDP增长率的五倍多。1998年底美国的股票市值达到12.5万亿美元，大大超过资产实际价值。有人估计股市的超常攀升，虽有美国经济利好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流入股市的资金猛增，其中因世界金融动荡导致大量外国资金加入是重要原因。 1994 年流入的外国资金为570亿美元，1998年达到2280亿美元。
美国的对冲基金是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金融交易的大发展（如外汇期货、期权，利率期货、股指期货等）迅速成长起来的。据估计目前至少有4200家，资本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它的金融投机是以高于自有资本十倍或几十倍的银行借款到金融市场上炒作，对被冲击国家的金融和经济造成极大危害。投机成功可以给美国银行业或股市带来巨额好处，也刺激消费从而有助于经济繁荣。投机失败也可能引发某些银行倒闭或股市暴跌。从而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美国《纽约时报》1999 年2月15日的一篇文章说，美国的各种基金控制的资本达20万亿美元。这些货币在世界上能够获得最大回报的地区频繁流动。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再是汽车、钢铁和小麦的交易，而是股票、债券和货币的交易。1997年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达到360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等于全球经济的12倍。美国股票每上升15%，就给美国带来1.7 万亿美元的财富。如果股市下跌15%，等于美国工业一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化为乌有。因此，现在不再是实际经济推动金融市场，而是金融市场推动实际经济。
第五，随着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变化，发展的观念从注重速度和数量转向注重效益和生活质量；从听任经济周期性起落到追求可持续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大抵维持在2—4%之间，同时努力保持低通膨率和低失业率。这种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他们可以预期由生产率的提高获得更高效益。
当然，美国这几年的经济繁荣并不意味新经济的发展从此一帆风顺。美国国内的经济隐患和国际经济动荡都可能对新经济带来打击。就金融领域而言，美国有两大隐患，一是国际收支长期逆差，过于依赖外来资金。过去美国际收支逆差年均约2000亿美元，大体以欧、日对美投资的回流得到平衡。去年逆差达3000亿美元，金融风险加大。二是美国金融投机的盛行使股市受国际金融风暴传染的危险也加大。美国虽然是1997年—1998年世界金融动荡的受益者，但俄罗斯的金融崩溃和对冲基金的投机失手，一度使道—琼斯指数从1998年7月的9337.97点跌至同年8 月的7539点。一个月之间跌幅近20%。美联储为避免经济衰退在二十天内两次宣布降息，不可谓不紧张。
目前，新的经济只是在部分工业化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初露端倪，在全球范围还属于萌芽状态。不过这种经济的发展肯定对于世界政治和经济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日本经济审议会1999年向日本政府提出对未来十年日本新经济计划的建议时说：“当前，世界文明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不是一般的‘进步’与‘高度化’，而是要创造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变化。……一直支撑战后增长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规范已跟不上人类文明的巨大潮流。……在今后存在多种智慧的社会中，必须通过不断创造出新的智慧来搞活经济与文化。为此，就必须能够更加容易地吸收世界的信息和知识，还要有更加容易向世界传递信息的环境。同时，还必须拥有能够培养富于个性和创造性的组织和人才的计划和社会气氛”。
如果把上面所说的世界经济的变化加以概括，似乎可以说，未来经济有两大趋势：一个是经济知识化，表现为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另一个是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商品、劳务、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流动的加速。这两大趋势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也可以说，新的经济将是以知识与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全球为市场的时代。它将促使各国的增长模式、产业构成、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取向等产生深刻的变化，也将对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提出新课题。
三、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及其两重性
经济全球化的发端似可溯源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三大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给全球金融、贸易与投资活动以极大的推动。美元与黄金挂钩使美元成为国际流通与储备的手段，首先便利了美国企业向全球的拓展。不过，冷战时期两个世界市场的划分又使经济全球化受到一定限制。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有两股力量推动：一股力量是信息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大大促进了商品、劳务、资本、人才、技术的全球交流。另一股力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和转轨国家加入市场经济行列，给世界大市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然而，也要看到由于存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超级大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推行损人利己的贸易与金融政策，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动荡和南北两极分化，充分显示了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为：第一，由跨国公司带头推行的生产国际化走向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
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居于统治地位。美国的大企业抓住欧、亚的战后重建机遇开展了海外扩张。汽车、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大公司带头进行跨国生产以占领世界市场。欧、日的经济得到恢复后，他们的大公司也纷纷进行海外投资。跨国公司成为生产国际化的主导力量。当时的生产国际化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因为那里政局较稳定、市场相对广阔、基础设施较完善、投资软环境较健全。七十年代，生产国际化扩展到发展中世界。到了九十年代，跨国公司又把生产国际化发展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这一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个方面是跨国公司展开大规模的企业重组与兼并，着眼于全球市场、资源、技术、人才的利用，重点是控制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海外市场。以1997年美国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垄断美航空工业开始，跨国公司重组与合并的狂潮席卷了电子、电信、航空、金融等行业。1997年美国企业兼并的协议金额是1991年的7倍。1998 年德国奔驰与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合并成世界最大的汽车集团；1999年日本的银行三巨头——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组建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集团。这些表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重组正方兴未艾。第二个方面是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由发达国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市场相对饱和，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获得丰厚利润的机会。第三个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批大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进行海外生产与销售。在世纪末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家大企业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初露头角， 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生产全球化新星。
第二，发达国家带动的流通国际化走向贸易自由化与区域集团化。
战后发达国家的生产国际化推动了流通的国际化。国际市场的扩大和流通国际化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据统计，全球贸易增长速度高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1950年—1994年的四十五年间，全球GDP增长率为年均4%， 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则为6%。这说明全球生产的商品和劳务越来越依靠国际市场交换来得到价值实现。1970年美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为11%，1997年升为25%。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更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0年为25.9%，1993年达到37.3%。就是说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有三分之一以上要依靠海外销售。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大体如此。
发达国家经济对国际市场依存度的加大产生了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谋求相互削减关税，促进贸易自由化。从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以来，经过四个回合的谈判，发达国家关税的平均税率已由约40%降到低于5%，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率降到12%。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 发达国家正在发起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为他们的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服务业向全球自由拓展服务。但是在贸易自由化问题上，发达国家搞双重标准。他们通过各种措施，主要是非关税壁垒和单边主义措施来限制外来商品进口，还以某些政治借口实施歧视或制裁，受害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贸易自由化同贸易保护主义是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孪生兄弟。另一趋势是经济贸易区域集团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西欧中小国家为对付苏美，也为了适应贸易自由化趋势，由煤钢联营起步，建立了欧洲共同体。欧共体实行关税同盟，在成员国之间搞自由贸易，给各成员国开辟了广阔的区域市场。同时为了缩小成员国的经济不平衡，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结构政策，援助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以促进共同发展。到了九十年代，美国、欧盟和日本一方面继续高唱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苦心营造以自己为中心，囊括本地区南北国家共同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贸易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看似相互矛盾，其实相辅相成。贸易自由化不可能消除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双重标准行为，区域集团化也不可能扭转全球贸易走向自由化的趋势。
第三，全球金融市场联网和各国货币国际化形成金融市场一体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便利了国际筹资，也加大了全球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是国际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战后国际金融以美元的金本位制为基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当时国际汇率的稳定对促进战后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起过积极作用。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际金融活动逐渐从为贸易和投资服务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活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形成国际货币浮动汇率制；发达国家社会财富的多年积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数以万亿计的巨额资金；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货币在不同程度上可兑换；信息革命把各国金融市场联成网络。于是，国际金融活动的主要任务不再是为便利国际交易与投资进行资金融通，而是为巨额国际游资寻找增值的途径。据分析，每天在全球外汇市场上的交易最高达1.5万亿美元，只有2%是为正常的贸易与投资服务。
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和巨额国际金融资本的存在为筹措国际资金提供了方便，但更便利了国际金融投机。金融安全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课题。
金融动荡是促使各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汇率战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经济较量的重要手段。日本就曾从汇率战中成为金融大国，又从泡沫经济破灭中陷入长期萧条。
从全球范围看，国际金融动荡和国际金融投机的最大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一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和机制不完善；二是金融实力薄弱而且往往是外国的债务奴隶。一旦国际金融市场风云突变，发达国家就将恶果尽量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在1997年—1998年的全球金融动荡中，东亚、拉美、非洲都受到沉重打击。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说，“在发展中世界，世界至少有36个国家1998年人均产出将出现负增长。……1998年—1999年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出将是八十年代初债务危机以来最低的”。
第四，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走向多元化。
战后初期，世界经济的两大增长中心分别是美国和苏联。他们两家的表现和经济政策决定了世界经济变化的走向。到了九十年代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因采取“休克疗法”，陷入了深重的经济灾难，短期内难望对世界经济有多大影响。然而俄罗斯的资源、人才、科技潜能依然存在，本世纪仍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美国虽仍在世界经济中雄踞首位，但它主导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由美、欧、日三足鼎立所取代，美国的相对份额虽然可能有短期的上下波动，但下降已成趋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却呈上升之势。上世纪末，中国是世界第七大经济，巴西是第八大经济。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集团如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的地位也在上升。本世纪还将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墨西哥、阿根廷等等成为世界或地区经济的明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将会有新的发展。经济增长中心的多元化将给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同时，也可能会引起新的经济矛盾和经济变数。
综上所述，到上世纪末，经济知识化和经济全球化已汇合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它之成为不可逆转，是战后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首先，战后的科技发展，已不是一般的科技进步，不但有量的发展，还有质的突破。科学研究在继续深化和分化的同时，出现学科的交叉与综合，使人类对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认识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往的技术创新基本局限于加强或替代人的体力劳动，现在的技术创新则开阔了提高或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途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度大大加快。高科技的发展要求超越国界的合作，高新技术产业要求有超越国界的广阔市场。其次，从经济领域来看，推动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展的，不仅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政府，更重要的是，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摆脱农业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新生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转轨国家也放弃了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再从政治层面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发生过多次局部战争，但没有酿成新的世界战争。冷战结束后，尽管国际政治形势时紧时松，天下并不太平，但总体趋势走向缓和，多数国家把振兴经济放在第一位。这一切为市场经济相对顺利地向全球扩展提供了条件。
历史表明，经济全球化具有促进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又加深各国经济竞争的两重性。由于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大，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可能彼此取长补短，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西欧国家的战后发展为此提供了实例。德法曾经是百年世仇，战后却由势不两立的仇敌变为协调与合作的伙伴，共同推动西欧各国的联合，并且同前殖民地建立起一种相对平等互助关系。这样欧洲国家在战后通过和平发展而不是军事扩张实现了经济振兴，欧盟的经济实力到上世纪末已同美国相当，其国际政治地位也将随之得到提高。
然而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经济全球化还有加剧各国经济竞争的一面。这就有可能导致各国经济发展失衡，不但可能引起经济和政治动荡，还有可能导致战争。北约发动对南联盟的侵略战争，也可看作是国际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和霸权主义野心膨胀的结果。
四、两种国际秩序，两种世界命运
回首二十世纪，最值得人类自豪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几十亿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与压迫，走上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道路。另一件是人类在科技与经济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足以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奠定基础。摆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问题是，人类能否从此摆脱战争、贫困与生态危机，实现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这就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艰难的事业，可能要从双边、地区和全球几个层次上长期努力。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要求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各国的事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地区的事由地区各国协商应对；全球的事由各国商量处理；国际争端用和平手段而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等。这些是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看到世界有可能走向和平与发展前景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上世纪末国际形势的现实是西攻东守，北强南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还有新的发展。
在国际政治与安全领域，美国提出了新干涉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在欧洲完成了北约战略概念的转换，北约由一个防御性的组织变成扩张性的组织。在亚洲，美国伙同日本确立了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把干涉“周边事态”定为美、日的共同任务。为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美国加紧研制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地区导弹防御体系和其他尖端武器，大幅增加军费，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采取追求金融与贸易霸权的政策。为保持美元的特权地位，美国对防止金融过度投机和加强国际金融协调持消极态度；对国际贸易，美国一面鼓吹自由化，强迫别国敞开门户，一面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断削减，而借援助提出干涉内政的条件却不断增加。
美国的目标是构筑由美国称霸的单极世界，或者说，由美国领导以西方军事同盟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从现在起，美国要逐步控制欧、亚大陆，主导国际政治、经济事务，防止在二十一世纪出现足以威胁美国霸权的力量。美国构想的世界秩序势必会加剧美国同其他国家的矛盾，包括东西矛盾、南北矛盾和西西矛盾。随着美国某些盟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可能会有希望重温帝国旧梦的势力待机而动，进行对外干涉或扩张，甚至不排除在时机成熟时向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国与国之间的民族、宗教、领土、边界纠纷，一个国家内部的纷争都可能成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借口。我们从科索沃战争中已看到，超级大国试图推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试图架空联合国，改由美国领导的七国集团充当世界的裁判官，由北约充当世界警察。如果二十一世纪出现类似的国际秩序，那就无异于倒退到1919年的凡尔赛体系。历史已证明，这种以实力地位为基础由一两个大国主宰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长久的，它既不会给世界带来和平，更不会给各国带来共同发展。
经济知识化与全球化的总趋势终究将战胜各种阻力，推动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多极化。世界将走向进步，而不是走向反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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