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见9月11日第三版) 三、中国经验的解读 在复旦的争论和后来的媒体评论中，多数参与者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显然，在争论中多数学者把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搞混了。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而言，不管发展绩效好或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转型可言。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的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从前苏联、东欧和拉美、非洲的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机不断；拉美国家则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虽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样，各种市场自由化的指标都很超前，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经济绩效改善有限，普遍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所以，不能在中国的转型的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同时，我认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体上所评论的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 首先，如果像维迎那样认为，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中国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外，中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中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维迎等人会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实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来进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当时认为像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制度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是，这种被普遍认为错误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却让中国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可是，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现在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条件不断在变化：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现在，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保护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必要，只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就需要与时俱进地给予改革。那些以为我主张政府过去35年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就推论我认为我主张中国政府过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进行改革的人，显然没有理解我过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复旦的主旨演讲中所做的论述：“必须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到底有没有一般意义？在2002年的争论中，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共和宪政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把中国过去35年的成绩都归因于向自由市场制度的回归，把存在的问题都归因于向市场的制度转型还不彻底，按这种说法中国这35年的经验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有的也仅是负面的教训。可是，问题是那些彻底按自由市场制度的要求来改革的国家，中国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都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少数几个在转型中发展绩效比较好的也都和中国一样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包括越南、柬埔寨和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等都推行这种所谓的“最糟”的转型策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客观地了解上述两种转型绩效差异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教条主义式地把和先验的理论不同的经验都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经验。 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点我和小凯和维迎是有共识的，不同的是对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认识。在小凯和维迎的框架中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外生的，所以去之惟恐不及，越快越好。我也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有代价的，但是，是内生于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所以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 按维迎和小凯的意见，中国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没有一般意义的。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政府过去的错误干预所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存在，并且有许许多多的扭曲，因此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中，我们认为中国的这种务实的，能够同时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策略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参考借鉴的。到了世行工作以后，我发现目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像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制度改革也都很不到位。因此，让我更加相信中国和其他发展绩效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虽然违背了主流的理论，但总结其背后的原因，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 四、回归亚当·斯密到底回归到什么 在复旦的会上，维迎和我都主张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为何我不主张回归到斯密提出来的观点，而主张回归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首先，认为政府的责任只在维护“自由的环境、法制和保护产权”是否完整地、全面地总结了斯密的观点？显然不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对政府的责任则还包括“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办理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斯密还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世界银行在二战后成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改为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企业家的责任，应该依靠市场，而不应该依靠政府来建设，世行负责基础设施的部门被撤销。结果过去三十多年，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除了易于收费的移动通信有私人企业投资外，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到处成为发展的瓶颈。 其次，即使有了完整的斯密的观点是否就足够？显然也不是，因此，维迎自己在小凯的追思会上演讲的题目是“修正的斯密模型”，把熊彼特重视企业家精神的主张也添加进来。但在复旦的会上当我提出斯密的观点来自于对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不能简单照搬《国富论》里的观点时，维迎回答：“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显然他这个回复是和他的演讲“修正的斯密模型”的精神是相左的。 我和维迎和小凯，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我们应该回到斯密，或是，斯密加熊彼特，甚至加凯恩斯、科斯或哈耶克的研究所得出的观点？还是应该回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按这个办法对我们的国家社会所出现的问题自己独立进行研究来得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和解决办法？斯密、熊彼特、凯恩斯、科斯、哈耶克等大师都是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他们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的问题而得出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贡献的。这也是放弃了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在接受李稻葵的访谈时所主张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才出现的问题，想从斯密或其他过去的经济大师的著作中去寻找经济转型的答案是缘木求鱼，把他们的理论观点作为经济转型的政策依据，而不是去深入了解转型中国家问题存在的真实根源，据此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在和维迎争论时，我已经指出《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斯密研究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工业革命尚未发生前，国际贸易盛行时期的经济现象的著作，所以，他强调市场、分工等。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则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斯密不可能超乎时代，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有先见之明。 其实，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理论也不见得对发展中国家都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这些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们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对于他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大多处于世界的前沿之内，他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后发优势。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面对的各种要素价格、风险因素和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也不一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制度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忽视了这种差异性，是为何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西方主流政策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也没有一个成功，而极少数能够成功的国家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原因。 在小凯的追思会上就发展的问题，我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做了些阐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以及和产业、技术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软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有效的市场”，企业家才能自发地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样才能使要素生产成本达到最低；同时，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由于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不同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全相同，所以，政府必须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有选择性的使用，优先支持对经济发展能有最大贡献的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也就是必须有“产业政策”。 维迎和媒体上的评论认为我这样的主张是倡导由政府来决定哪些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其实，这是一种没有仔细了解我的论述，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对“有为政府”字面的片面理解所产生的误解。新结构经济学中所倡导的产业政策制定的框架是“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其步骤如下：第一步是政府从人均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两倍，过去二三十年发展很好的国家现有的可贸易产业中去甄别可能符合自己国家现阶段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从要素生产成本来看已经处于全球最低，但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而交易成本太高，以至于未能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第二步则看是否已经有国内的企业自发进入上述产业；如果没有，则第三步，进行招商引资；第四步则在第一步所确定的产业之外，是否有企业发现并已经进入其他有潜力可以迅速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第五步则是为上述二至四步里的企业解决扩大生产或新企业进入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以降低交易费用；第六步则是给予创新企业一定的外部性补偿。上述六步法是根据十六七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实现了追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特征总结出来的，在这个框架中企业是否进入某种产业，也就是，第二到第四步，是企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政府指定的。所以，需要有第一步则是为了避免政府太冒进，这是过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企业以发展某种先进的产业为理由向政府寻租，这是在拉美、其他许多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经常出现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除了像维迎所宣扬的那样会靠创新来获利外，企业家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自由的环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 上述框架可以让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有效的市场的基础上，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在第二步到第四步中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对于中等发达国家，多数产业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少数产业则可能接近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前类产业的升级，上述六步法依然适用；对于后类产业若要有新技术或新产品企业需要自己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需要和技术产业都已经处于国际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所需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由于预算有限，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选择的。同时，发达国家还用税收和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并用政府资金支持创新企业。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外，也得到美国小企业局50万美元的风险股本投资。同样，Google核心的计算技术也是来自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对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在美国现在居全球领先地位的航天、信息、生化、纳米、医药等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Mariana Mazzucato 2014年出版的新著《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Debunking Public vs.Private Sector Myths》。 在复旦的会上，当我提出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R)和开发(D)中，开发有赖于企业的创新精神，但基础研究则需要政府支持。维迎回答：“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显然他忽视了现代科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不只是逻辑思辨的过程。而且，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老子是周朝的史官，释迦牟尼是名王子，说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也并不说明任何问题。 自科斯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忠告以后，“思想市场”一词在国内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思路决定出路，对思想的重要性我完全赞同。学者的工作是提出或介绍新的思想，并通过著作、文章、讲演使新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方向。 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上我对思潮做了专章的讨论，后来出书时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书名来彰显思想的重要性。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诺奖得主舒尔茨在研究近三百年来西方各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时发现：“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制度失灵和缺位，确实需要有新的思潮来催生新的制度。不过，舒尔茨也发现，“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印证于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事实面前，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否应该只引进各种发达国家的大师提出的思想？中国的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科斯在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警告时，先说了一段：“回顾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的成绩不是在西方主流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所以，我想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国学界缺乏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想，中国所缺乏的是从深入了解中国自己过去这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去总结出来的新思想吧！如前所述，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尚无根据西方主流思想而发展成功的先例，他指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是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是否也是警告中国的学界需要放弃一种思维模式：一看国家社会出现了问题，就去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或大师所写的故纸堆中对号入座，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从而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呢！标签：比较优势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