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制度变迁及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评《南中国的经济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中论文,经济论文,台湾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陆出现了“经济奇迹”。然而，要对这一“经济奇迹”作深入严谨地研究，难度很大。这是因为（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同行们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经常仅发表于学院专业性学术期刊上。尽管一个广为宣传的国家对大学实行的以及（有望）加强校际联系的“211工程”可能使情况变得好些，但上述缺陷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在中国境外召开的一些专题讨论会和其他大型讨论会试图弥补这一缺陷。1992年秋，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召开了一次这样的学术专题讨论会，向会议提交的大部分论文都收在这本论文集中。
这些与教育有关的论坛经常会促成水平不一的论文面世。我们高兴地看到，莱恩斯和李已经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里面收录了关于南中国（岭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论文。南中国的最北界限是南岭，其面积大约350，000平方公里。在该书中，台湾作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或作为经济发展的比较对象，也经常被论及到。
本书将目录表（不是正文）划分成三个部分：发展模式、制度变迁及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每一个部分都对经验与一般概念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维克特尔·李用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对本书作了介绍。在这篇论文中，他概括了包含在此书之中的10篇论文的一些共同特点。他发现了影响经济发展特别是从海外华人传播而来的关于革新的正式因素与非正式因素。同时，他还指出了多种企业组织形式，如国有企业、合资企业，以及在市场经济下成本下降而在计划经济下成本上升的私营企业的转变过程。
一、发展模式
第一个部分讨论发展模式，共有4篇论文。这些论文讨论了发生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变化，其中特别集中论述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情况；通过家庭和其他形式，广西积极寻求港台合作伙伴，从而得到发展。
首篇便是斯克耐尔之作。它是本书较为成功的经验分析之一。本文提出了对由省级系统导致的政治分野的可替代性研究。通过运用地区差异模型，他揭示出存在于岭南这样一个南中国最大宏观地域经济的地区系统，尤其是发现了等级地域空间（HRS），通过这种等级地域空间可以“向下”和“向外”扩散革新，从而使经济得以发展。“向下”就是向城市扩散，“向外”就是向农村扩散。运用地区差异分析，他还发现在以岭南为中心的经济结构中存在七个地带，而且他还进一步用对这七个地带的描述给各种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建立数据方阵。他得出结论，省和自治区的行政等级划分掩盖了不同发展水平之间的实际差距。
接下来是约翰逊和王的文章，该文分别论述了港台地区对广东和福建两省的重要贡献。约翰逊指出了香港和广东省之间经济发展的双重因果关系，特别是作为“开放”地区同非开放地区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海外华人尤其是香港人回到大陆，给他们的亲戚和同乡带来好处。他又指出，与此相反，在珠江三角洲的中部和东部，由于缺乏与香港的联系，它们的经济发展相当有限，尽管这些地区在总体上绝大部分受惠于与港澳侨民的联系。王调查了福建内地和沿海地区，他阐述了1979年以前内地发展战略的双重影响，尤其是通过“三线”战略，把许多工厂特别是战略性工业建在福建内地，以避免遭到攻击。他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在实际发展模式上的消极影响。最后，他表示不同意斯克耐尔的意见，认为现在的经济增长中心仅在省内水平。
最后一篇是帕里什的文章。该文更进一步地讨论了福建和台湾的发展。他指出，中国沿海地区大部分省份经济发展之所以趋同，是因为与内陆贫瘠的丘陵地区形成鲜明对比，沿海地区富庶。他还描述了南韩和台湾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相类似，在那里，“政府投资兴办的国有企业以及对国有企业持续投资，都向重工业（提供很少的就业机会）倾斜”，从而促成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国有企业发展，而对乡镇企业则不然。福建省并未因此而受惠，因为运往城区的农产品与非农产品发生了交通困难。这一问题在台湾并不存在，因为从日本占领台湾到1945年期间，日本占领军修筑的永久性运输网络设施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在台湾建起良好的交通网络，其目的主要是把大米与糖运往日本。在福建农村，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差距很大。这不仅逐渐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农业中新的熟练劳动者由于城市企业有较高的工资，也从农村涌向城市，以图受雇于城市企业。尽管人们期望在厦门和福州之间出现这种发展的转换过程，但“在其他地区缓慢的发展将对（城区）继续产生人口迁移压力”。
二、制度变迁
这一部分是进一步建立在帕里什的工作，即上面已论及的讨论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的。从这种差距而延伸出来的一些问题可援引省级报刊上的特殊事件加以说明。我们可以从国家、城市到乡镇对权力的滥用中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特别是乡镇，天高皇帝远，经常搞一些空洞无内容的浮夸。莱恩斯怀疑这些问题是否正在发生改变。因此，他建议，如果不修改宪法，对权力的滥用将会继续。事实上，从1987年和1988年以来，这些事件已有所报道，但目前类似的问题仍继续存在。比如，据报道，1995年5月湖北省有人售卖假化肥和劣质粮食。同时，高等级公路非法检查点的问题近来也时有闻。无论如何，中央政府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行动“以消除烦扰高速公路交通的三种罪行：服务乱收费、非法集资及检查点的随意安置”。
对制度变迁，伊科着重分析了作为分权政策的财政包干制的各种后果。这种分权政策仅仅把权力基础从中央政府转到村级领导。随着地方这一级权力重新定位，在农村，土地处置权、肥料处置权和村办企业就业安置权给予了村级领导，因而使得村级领导经常非法捞取好处。通过逻辑分析，伊科指出：在苏北，农业特别是谷物种植业的收入，是那些与村级领导签订谷物、棉花合同的农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签订谷物合同还受年龄、接受教育程度（注：负相关）和家庭大小的制约。更为有趣的是，在这项研究中表明，考虑到政策改革，农民离开土地外出打工，挣得他们的大部分收入，花在家务上的劳动时间也多了。与此相似，过剩的谷物也不会拿到市场上出售，而用来喂家畜，因为对家户来说，家畜是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最近，我们在四川省温江县一农户作访谈，一个极深的印象是，在农村社区，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况是十分普遍的。投资于农业生产要取得相应的回报逐渐成为不可能的事。因此，制度改革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变化。
这一部分最后一篇是苏的文章，他着重讨论了国有企业、合资企业以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等各种混合组织形式的出现。这种混合组织形式的出现展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当把它们与其他那些合资的亏损国有企业组织形式相比之时，情况更是如此。
这些混合组织内一个有趣的动态现象是革新扩散，而且经常具有行政的性质。对于一个对上级给予的资助和津贴一清二楚的下级执行机构来说，它试图向它们的同等级别的成功者提出挑战。
三、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
在本书最后一部分，即对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的讨论中，研究者们指出，大陆与台湾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这些证据似乎已表明大陆与台湾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台湾必须依赖大陆。在包括香港、新加坡和一些石油输出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中，台湾以进出口贸易在GDP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外贸依存度已上升为第一位。
然而，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DFI）的特点是主要投资于那些规模比较小、劳动密集程度高和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陈争辩说，投资产生了一些外向经济区，但在向中国大陆其他公司和非经济特区的内地扩散技术方面，并无多大成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约束已上升为经济增长的梏桎，它意味着台湾经济发展框架中一个根本缺陷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高的分析指出，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由2、3和5等组成的这种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贸易，确实使台湾的外贸依存度增强，这在即使有四分之三的贸易是通过香港三角贸易进行的情况下也仍是明显的。高提供的这些数据资料是可靠的，即使有人想通过统计分析去检验他的观点，也不能证明他引用的资料有问题。
最后，王对台湾经济发生的“奇迹”与大陆的未来作了比较分析。他对大陆预期发展的速度并不乐观。他的这一观点加强了他以前一些论文所论及中国仅是一榄子经济“奇迹”的论点。然而，如果没有对制度的改革，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作出更大努力去支持革新在全国范围内扩散，那么，中国经济“奇迹”可能很难实现。
早先的一些分析发现，政府和其他机构实际扮演着推进顺利实现革新与企业界作经济贡献（即赞助）的角色。通过赞助，大陆的经济在发展中趋向平衡。比如，技术革新的扩散必然只有通过信息网络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尤其是中央政府能够改进诸如大学、混合组织以及其他合资企业之类的关键性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换。这可能通过对国内其他优先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网络投资来予以实现。一种技术发展速度的均衡性可能就是其结果，甚至对于可能被看作是中国大陆经济奇迹的明珠的岭南地区来说，在此之前也是这样。土地使用权民主化的政策改革也引起了同等程度的关注。同时，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以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也必然给他们以补助。
译者：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系杨明洪
＊《南中国的经济变化》，托马斯·P·莱恩斯和维克特尔·李主编，康乃尔大学东亚丛书，1994年版。